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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
六年前，在先生七十寿辰的祝词中，我称先生为“鲁迅影响下的一代学者”的代表，先生是曾经微笑首肯的。先生一生研究鲁迅，宣传鲁迅，以鲁迅精神启迪后代，这方面的业绩是人所共知的。我想强调的却是先生自身主体精神与治学道路，以至治学方法上所受鲁迅的影响，这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作为一位鲁迅专家，先生在很多地方都谈到了“鲁迅的方向”对于现代中国及文学发展的意义；按照我的理解，鲁迅的“方向”意义，不仅在于他的思想与创作对于后人的典范与启示作用，而且在于鲁迅以他特具的精神力量，影响与造就了一代又一代“鲁迅式”的作家、学者及“鲁迅式”的知识分子和“鲁迅式”的中国人——鲁迅的“立人”理想正是在这里得到了部分的实现，这也是鲁迅对于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贡献。所谓“鲁迅精神”，在本质上乃是现代科学民主精神与民族优秀传统的结合，“鲁迅式”的作家、学者、知识分子和“鲁迅式”的中国人，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而又与传统有着深刻联系的新型知识分子，新的人，他们是建设现代中国的“脊梁”，是中国现代民族文化的希望所在。在我看来，王瑶师正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鲁迅式”的学者，“鲁迅式”的知识分子。
在先生的追悼会上，我们几个弟子送上一副挽联：“魏晋风度为人但有真性情，五四精神传世岂无好文章。”“魏晋风度”与“五四精神”正是对先生人格精神、气质的概括，也同时显示了先生与鲁迅内在精神之相通。先生在他的有很大影响的《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一文中，曾引用鲁迅的话，以“清峻和通脱”来说明“魏晋风度”的特点，并且指出，鲁迅说他自己“有时很峻急，有时又很随便”，“其实就是清峻和通脱，这主要也是受了魏晋文章的影响”。而王瑶师自己，于“清峻” （“峻急”） 与“通脱” （“随便”） 这两个方面都是有所继承，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特点的。凡有机会与先生接触过的人，大概都为他那机智的谈锋，诙谐的语言，豁达的气度，潇洒的风姿，以及极有特色的，可以称之为“王瑶之笑”的笑声所吸引。这其实都是先生精神中“通脱”面的外在表现。在朋友、弟子圈中传诵一时的先生的“名文”——《自我介绍》 （这也是先生自己最满意的文字之一） ，让我们最为倾心的，也正是这一点。“……迩来垂垂老矣，华发满颠，齿转黄黑，颇符‘颠倒黑白’之讥；而浓茗时啜，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之味。惟乡音未改，出语多谐，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这里，幽默与通达中暗含着辛酸与倔强，包孕着多么丰厚的人生体验！恐怕只有联系着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艰辛曲折的历史道路，才能多少领悟这“三言两语”背后复杂的内涵。此言此语，当今学者中非王瑶莫为，却很容易使我们想起鲁迅。记得有一次先生突然对我说：“我现在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垂死挣扎’，什么事也不做呢，又是‘坐以待毙’。——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说着就哈哈大笑起来。我听了却为之一震，并且立刻联想起鲁迅的《过客》——“过客”不是明知前面是“坟”，还要不停地往前走么？还有，鲁迅在《死火》里，不是同样面临“动则烧完，不动则冻灭”的两难境地，最后断然选择“与其冻灭，不如烧完”么？经历了“水深火热”的种种灾难，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敏锐者，早已看透了一切，抛弃了对过去、现实以及未来 （“终极目标”） 不切实的幻想，达到了思想的“超越”，此所谓“通脱”，也即“彻悟”，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并未因此消极隐退，仍然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积极进取 （或曰“挣扎”） ：这就是鲁迅所说的“绝望中的抗战”。在我看来，这是集中地代表了20世纪现代中华民族新的民族精神的，而王瑶师正是这一精神在学术界的重要代表。他的幽默，“出语多谐”因为内蕴着这种精神而别具深厚的力量和魅力。我常对朋友与学生说，王瑶师的幽默，不仅是一种很高的智慧，而且表现了极高的人生境界，为我辈难以企及，原因就在于此。
因此，先生的“通脱” （“随便”） 是必然与“清峻” （“峻急”） 互补的。在先生仙逝后，很多人在回忆中都强调了先生的宽容，这自然是真实的。但在我这样的常在他身边的弟子的记忆中，印象更为深刻的却是先生不宽容的那一面。先生是直接承继了魏晋文人及鲁迅先生的“愤世嫉俗”、“疾恶如仇”的传统的；对于他不以为然的人与事，他是径直施以“青白眼”的。因此，先生让人永远不会忘怀的，不仅是他豁达的笑声，更是他那严厉地审视一切的锐利的给人以威压的目光。先生对人的要求、评价毋宁说是峻急的；先生也和鲁迅一样，特别善于洞察人们表面行为、言辞背后的隐秘心理，当事人或者不察，或者察而不便言、不愿言、不敢言，先生常一语道破，而且采用的是“王瑶式”的表达方式，就像鲁迅所说的“起诨名”一样，简括犀利，入木三分，深刻到了“刻毒”的地步。这类“刻毒”的批评先生不常说，偶有表露，便让人永远难忘。从外表看，先生是“冷”多于“热”的，我甚至觉得，他是有意地把自己对于子女、弟子、朋友的爱包裹起来，甚至连亲近的人也要推到一定的距离之外，他常告诫我不要与学生“拉拉扯扯”——主要不是指非正常的牵扯，而是指感情的纠缠。记得鲁迅也是竭力摆脱“爱”之类的感情的牵连的，鲁迅甚至不愿意公开流露自己的感情，包括痛苦在内。王瑶师也如此；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一次我在他面前流露出我内心的软弱与痛苦，哭了起来，竟遭到了先生严厉的训斥。后来我读了鲁迅的一篇文章，鲁迅说，他不肯公开显示痛苦，是不愿让仇敌感到快意，更不愿成为庸人饭后的谈资，或徒然给亲人增添烦恼。我于是终于懂得了先生的一番苦心。先生自己也确实从未在我面前流露他的痛苦，我也但愿留在我记忆中的，永远是那时而畅怀大笑，时而向人投以锐利一瞥的，通达、坚强的王瑶师，我不愿看见，也不敢想象，老泪纵横的先生将是一个什么模样！……
正在酝酿写这篇文章，收到了一位名叫饶向阳的山区中学语文教员的来信，谈到他对“鲁迅精神”的理解。他以为，有两类思想家都是不健全的，一类“把思想作为一种手段而随意揉捏”，“不求真”，另一类“醉心于纯思想领域内的设计与构筑，在自己的天地里自足”，“少务实”；而鲁迅精神的可贵之处正在于达到了“求真”与“务实”的统一。——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独到的观察。我却因此而想到了王瑶师，在这一点上他也是与鲁迅相通的。先生对于鲁迅有一个我称之为经典式的评价：“鲁迅的伟大正在于，他的一切都可以公之于众，让人们在光天化日之下予以评论，以至批判——他几乎唯一可以不加删削、修改地出版全集，而绝不会损害他的形象的现代中国思想家、文学家。”——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先生在做这一番评价时，所流露出的无限神往的神情；他接着反过来向我一一列举在中国现代史上声名显赫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结论是：在这一点上，他们都不能与鲁迅相比。先生于是快活地、甚至有几分恶作剧似的，哈哈大笑起来。这又使我联想起鲁迅当年对“做戏的虚无党”的批判与嘲笑；鲁迅说，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上都有一股永远也褪不掉的“做戏的虚无党”的气息。而鲁迅却是绝少 （或者没有） 这种气息的知识分子之一；他真正做到了“表里如一”终生不渝，以“求真”为生命唯一追求，他的失误也是“求真”过程中的失误，因此无须删削、修改与掩饰。我不敢说王瑶师已经达到了鲁迅这样的境界，但他理解，并且自觉地追求这一境界，却是毫无疑问的。先生在《鲁迅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清醒的现实主义》一文中，十分小心地将鲁迅式的“清醒的现实主义”与“无理想的爬行的现实主义者”区分开来，并引用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里的分析，“把‘破坏’分为‘革新的破坏’与‘寇盗式的破坏’、‘奴才式的破坏’两类”，强调二者的“区别就在于前者的内心有‘理想的光’”。这不仅是先生对鲁迅“求真”精神的一种深刻理解，而且可以看作是先生的自我写照：他正是一位有理想、有情操的把鲁迅的“求真”精神化为自己血肉的学者。这一品格对于一位历史学家来说是尤为重要的；我以为，这正是王瑶师的文学史研究 （无论是中古文学史，还是现代文学史研究） 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最根本的原因。
王瑶师不是那种“醉心于纯思想领域内的设计与构筑”的、缺乏现实感的迂阔的学者。先生的“务实”精神是表现在诸多方面的，但在我看来，最能显示先生的“现实感”的，莫过于他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在什么样的现实条件、环境下，从事科学研究的；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位中国的学者，因此，他经常提醒我要注意鲁迅那句名言：“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我要坦白地承认，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注意、也不太理解先生的这一提醒。直到后来，经过了一些事实的教育，再重读先生的著述，才略有所悟。王瑶师早在他的《中古文学史论》中，即已注意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志存保己”而处处持“至慎”态度的事实 （《文人与酒》） ；在中国，首要的是“生存”，然后才谈得上“发展”，这是确乎如此的。在一次谈话中，先生还表示十分赞赏鲁迅关于惟其中国少有真正的战士，就更须注意保全战士生命的观点；他以为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同样如此。每一次文化运动总要损伤一大批极有希望的研究者：这固然是极“左”路线的恶果，但作为研究者自身，却也不得不考虑如何“保全自己”的问题。“如何做中国的学者”这实在是一门大学问，先生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他一再告诫我，在学术研究中，既要有“求真”精神，绝不作违心之论，但也要注意掌握“什么时候，可说，不可说，说到什么程度”之类的分寸。后来，我读先生纪念朱自清先生的文章，发现先生引用朱先生《论气节》一文中所说，“‘气’是积极的有所为，‘节’是消极的有所不为”，说的是同样的意思；先生自己于“有所为”与“有所不为”，时机、分寸都是把握得恰到好处的。这使我想起，人们常说鲁迅是一位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战略家、策略家；其实，一切希望在中国“生存”下去的文人学者，都是不能不思考战略、策略、方法这类问题的，王瑶师不过是在这方面更为自觉而已。他一贯主张的“打太极拳”、“擦边球”以至“外圆内方”之类，在一定意义上，都是一种“自我保全”的手段。对于一个一意“求真”的学者来说，这样考虑，这样做，都是不得不然 （而又是必须的） ，同时伴随着巨大的精神痛苦的。而且，“外圆”与“内方”，“务实”与“求真”的要求是相辅相成的，甚至可以说，“求真”、“内方”的要求是更为根本的，前者以后者为前提。不能“两全”时，先生是宁取后者的。出卖原则的“策略家”仍然是鲁迅与先生都嗤之以鼻的“做戏的虚无党”；坚持真理，爱憎分明，这才是先生的本色。
先生与鲁迅，以及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样，有着自己的精神痛苦。只是先生平时总是小心地不让人们 （特别是比他年轻的朋友和学生辈） 进入他的内心世界——我猜想，这与鲁迅常说的“我的思想太黑暗”，不愿从此影响年轻一代的心情，颇有些相近。我只是通过几件事多少感受到 （或者领悟、理解到） 他内心的某些痛苦。这种感受 （领悟、理解） 未必准确，而且很难诉说，但我仍然要努力试一试。
那一年陪同先生、师母做了一次西安之游。在参观了秦兵马俑之后，又驱车游览了汉武帝茂陵，唐太宗昭陵，唐高宗、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唐中宗定陵，以及霍去病墓前的大型圆雕。在游览过程中，先生兴致很高，一路谈笑风生，但归来的途中，却突然沉默了。开始我以为先生有些疲劳，并不在意；后来偶然一回头，发现先生神色异样的严肃忧郁，似乎含着难言的痛苦，这是在与先生接触中从未见过的，我呆住了。这时，只听见先生低低地说了一句：“我们真是不肖子孙，不肖子孙……”，我正准备像往常一样听他大作发挥时，先生却戛然止住，并且再也没有说话。我凝望着在暮色苍茫之中先生默默吸着烟斗的侧影，觉得似乎贴近了先生的内心却又说不清楚。几年后，我在先生的《念闻一多先生》一文中看到先生回忆闻一多将其书斋命名为“思唐室”，并且说：“就我听他讲唐诗的印象说，他对唐代文化和国力的繁荣强盛，确实是神往的，言辞间充满了感情”，联想起鲁迅所说的“遥想汉人多少闳放……唐人也还不算弱”也是这样的满怀激情，先生痛苦地自责“不肖子孙”的情景重又浮在眼前；我于是懂得了，对于从鲁迅到闻一多到王瑶师这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复兴中华民族”的要求已经融入生命与血肉，他们为之奋斗终生，献出了自己的一切，虽屡遭挫折，仍矢志不移，但目睹国家、民族依然不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现实，他们不能不有“愧对祖先”的感慨，并因此承受着刻骨铭心的精神痛苦。面对先生 （以及上溯到闻一多、鲁迅几代人） 的这一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我不禁肃然起敬；但想到先生们的情感恐难为更年轻的一代所理解 （在他们看来，先生们的这类“痛苦”未免有些“空泛”） ，我又不能不产生透骨的悲凉之感……
另一次令人难忘的谈话，题目比较切近——先生突然和我谈起“中国需要大学者，竟又没有产生大学者”的问题 （在我看来，这与前述话题本有着内在的相通） ，而且出乎我的意料，先生竟对于他所熟悉的北大中文系的中青年教师一一加以“评点”：某某走的不是“大学者”的路子，某某本身条件不错，但主客观原因使他成不了“大学者”……先生从不和我议论本系、本专业的同事，这是他的一条“原则”；因此，这唯一的一次例外的评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十分惊异，先生对每一位被评论者的根本弱点把握得竟是那样准确，常常“一语中的”，我由此而领悟到，先生平日对学生辈的种种肯定、鼓励，都是从现实条件出发的，而与他内心深处追求的学术理想境界相比，他显然有着更多的保留，不满，以至失望……。记得他就曾直率地对我做过这样的评价：“你外文不行，中国古典文学根底不厚，语言文字功夫不深，这限制了你的发展。”说完这话，先生与我心情都有些沉重：我们都明白，这无法弥补的缺陷是怎样造成的；因此先生接着又补了一句：“现在只有这样了，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吧。”先生这“无可奈何的鼓励”态度恐怕不是对我一个人的……
我正陷入自己的遐想中，先生的讲话不知什么时候也中断了，先生只默默地吸着烟斗，不再说一句话。在烟火忽明忽暗中，我突然捕捉到先生眼光中闪过的一丝怅惘，心里一震。我猛然意识到，先生的不满、失望也许更是对他自己的吧……
从此，我的心上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在先生去世以后，我更是多次想起这次谈话。在我们接触或了解的前辈学者中，先生无疑是最有才华的，他的胸怀，眼光，学识，都足以成为一代“大学者”；尽管先生已经尽到了他的最大努力，与同代人以至后几代人相比，他取得了令人称羡的辉煌成就，但我们也必须正视这一严酷的事实：先生在四五十年代达到了一个学术高峰以后，学术研究道路上再没有出现本应出现的新的高峰；他毕竟没有成为时代所要求，也是他自己所追求的一代“大学者”。当先生与我讨论“大学者”问题时，一定是感到了这种历史的遗憾的，而且在他看来，这遗憾并不仅仅属于他一个人……
这是一个时代的错误，这一点先生是确信不疑的。因此，当听说有人提倡“自我反省”，先生的反应异乎寻常的强烈，他几乎是怒不可遏地说：“该负责任的不承担责任，难道要我们这些被批判者自己负责？！我绝不认这个账！”先生只要一谈起在极“左”思潮影响下的“大批判”，说话语气顿时就严峻起来；他不只一次地对我说，50年代初，他一年写一本书，以后搞起“拔白旗”、“大批判”来，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就什么也写不出来了。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也说，自从被拔了“白旗”以后，即使写文章也都是被动应付，再也没有主动想如何如何的打算了。而且，据我的观察，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先生仍然“心有余悸”，好几次我和先生一起出席某个会议，先生在会上作了发言，会后在私下里总要问我，他说话有没有“出格”；我有时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他的某些“不妥”之处，先生总要自嘲似地说：“我确实老糊涂了。”看着满头白发的先生失悔不安的神色，我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难过。不过，日子久了，先生似乎也“豁”出去了，常在公开场合或内部“征求意见”的会上，仗义执言，有些话惊人的大胆，我们都为他捏一把汗，先生却毫不在意，依然自嘲似地说：“我这是倚老卖老！”但在写学术文章时，先生还是十分谨慎的，也确实没有“主动想如何如何”的计划。他曾对我说：我现在写文章，出席各种会议，老在人们面前晃来晃去，不过是表示我王某人还有用，否则谁也不理我了。——先生说这话时，态度是平静的；我听了以后，却直想哭……
据我的观察，“千古文章未尽才”的历史的遗憾里，似乎还隐藏着先生自身的内在矛盾。在与先生的长期接触中，我逐渐发现先生具有“学者”与“政治分析家”两方面的气质、才华与兴趣，这两种不同发展方向的冲突对于先生的思想、情绪、心理、性格，以及先生的人生选择、学术研究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提起“学者”的王瑶，我总要想起1981年协助他写作《〈故事新编〉散论》的情景。工作一开始，先生就拿出一大堆大小不等的纸片，让我熟悉“材料”。我打开一看，只见这些纸片，有的是剪报，有的是正规的卡片，有的竟是香烟盒、旧日历；上面或密密麻麻地抄录着原始材料，或歪歪斜斜地写着三言两语偶尔掠过的思考，有的就只有有关材料的出处；再仔细看，这些纸片的时间跨度竟长达几十年，我现在能够想起的，就有1956年9月5日《人民日报》上所载徐淦《鲁迅先生和绍兴戏》一文的剪报，1962年4月25日《人民日报》上载佐临《漫谈“戏剧观”》一文的剪报，1963年3月14日《光明日报》载周企何《川剧丑角艺术》的剪报，写着“1980年《戏剧学习》2期丁扬忠《布莱希特与中国古典戏剧》”几个字的纸条；还有几张纸条，则是先生平时在欣赏电台广播的肖长华、姜妙香合演的京剧唱片《连升店》，尚小云、荀慧生合演的《樊江关》时，随手记下的，时间大概总是在五六十年代；另一张好像是“文化大革命”前先生在观看了拍摄成电影的湖南花鼓戏《补锅》后记下的几句台词……看着这一堆已经发黄的纸片，想到先生为解决《故事新编》中的“油滑”问题这一鲁迅研究中的难题，竟思考、酝酿、准备了二十五个年头，想到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地时时刻刻都处在“学术研究状态”中，连平时看报、听戏、看电影都能随时赋予他学术的灵感，我突然强烈地感受到了学术研究的艰辛与乐趣，学者生涯的特殊魅力，对作为“学者”的先生似乎也有了更深的理解。把几十年的研究心得写成正式的学术论文，这在先生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但他仍然是极其认真，甚至可以说是小心翼翼地做着最后的文字工作。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文章的每一个小标题，他都与我仔细地推敲过，先生的要求十分严格，既要能概括文中内容，又要文字简明，还要前后字数统一，具有形式上的匀称美，“且说《补天》”这个标题就是先生和我一边散步，一边讨论，琢磨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最后定下来的。我发现，精心选择、调遣语言文字，对于先生简直是一种享受，他是那样兴致勃勃，甚至是怡然自得地品味，吟哦，陶醉于其间，神态又是那般的洒脱、从容……整整半个月，先生仿佛卸去了外在“角色”加于他的一切，沉浸在真正学者的单纯与明净之中。我不禁从旁欣赏起来，并且受到了深深的感动。我多么希望将此刻的先生永远“定格”，并且想，如果先生终生处于这样的“学者状态”，在他的笔下，将会出现多少天才的创造！但在我与先生相处的十多年中，这样的“状态”却仅有这一次 （《〈故事新编〉散论》也就成为先生晚年最有光彩、最见功力的著作） ；我看得更多的，是另一个王瑶：他坐在小小的客厅里，眼观政治风云，纵论天下大事，分析文坛、学界形势，针砭时弊，预测国家、民族命运，探讨历史走向……依然是才华横溢，妙语连珠，并且兴致勃勃。这“政治分析家”的“角色”对他同样有着永远的诱惑力，尽管他因此而承担着心灵的重负，长时间地陷入骚动不安与痛苦之中。由于政治在现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所占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一切关心中国民族命运的知识分子都几乎是必然地要对政治表示关注；但据我观察，王瑶师对于政治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的关注：这实在是他施展才能的场所。这是一种“政治分析”的才能，早在先生大学读书期间，特别是在他担任《清华周刊》主编期间，他的这种善于对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做出准确的判断与预测的能力，已经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当然，先生的文学兴趣、学术研究的才能，在大学期间也有了一定的表现。这就是说，就先生在年轻时所表现出来的气质与才华而言，他本是存在着两种可能的选择的。事实上，先生也是首先成为一个“政治活动家”的，到40年代末从朱自清先生以后才走上学术研究道路。而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先生成为一个学者，在学术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以后，这种内在的“政治分析家”的气质、才能、兴趣仍然对他产生着潜在的影响与蛊惑。先生由“政治活动家”向“学者”的转变，原因自然是复杂的；在我看来，一个重要因素是先生尽管有着“政治分析家”的禀赋，却不具备“政治实践家”的气质 （包括心理素质） 。这种情况与鲁迅很相似：鲁迅无疑是有很强的政治意识的，鲁迅“政治分析” （当然不止于政治分析） 的才华也是十分出众的，但鲁迅却一再地表示他不是“政治家”，他说：“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也就不能有大局面。”鲁迅对自我心理素质、思维方式的这一分析也完全适合于王瑶师。在我看来，鲁迅也存在着如何同时发挥自己多方面的才能的内在要求与矛盾，鲁迅选择“杂文”作为主要发展方向，除了“社会的需要”这一基本原因外，也未尝不包含着要让他的“文学”的才能与“政治、思想分析”的才能同时得到施展的考虑。但王瑶师主要从事的是学术研究，而且先生总是十分小心地不要让他的政治分析掺入他的学术研究中，以尽可能地保持学术本身的客观性与独立性。先生在客厅里作政治时事分析时的语言表达方式，与他写学术文章时的语言表达方式也是严格区分开来的，这二者间的反差如此之大，常常使有机会经常“亲承意旨”的学生感到惊异与困惑，这里自有先生的一番苦心。先生卓有见识的政治、时事分析既不能通过他的学术研究对社会产生影响，就只能成为一种清议与空谈，这样，先生就必然地陷入他所研究过的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共同的矛盾与苦闷中：空有高出一般的思想，在思辨中常常能够对历史事变的发展 （或其局部） 做出惊人准确的预见 （猜测） ，却不能参与历史的变革，对历史发展施加自己的影响。更为严重的是，先生精彩绝伦的政治分析“对外”既不能产生影响，“对内”却成为对先生自我的一种束缚：这类终不免是一种清议、空谈的政治分析，不仅牵扯了先生过多的精力，实质上成为一种才华的浪费；而且时时、处处作政治分析的习惯，也弄敏了先生的神经，对瞬息万变的政治形势种种准确的、不准确的分析、猜测，又总伴随着对自己及周围人的实际命运的种种担忧，这就大大加重了先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自我感觉，形成了无休止的、不堪承受的心理压力，这自然会妨碍先生进入前述“单纯，明净”的“学者状态”。当然，正如先生自己所常说的，“政治”对“学术”的干预、影响在现代中国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实际的客观存在；因此，先生这样的学者不作政治思考与分析是不可能的，这就形成了一个解不开的矛盾。但先生仍然从自己的痛苦经历中总结了经验教训，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我不止一次地听他不无惋惜地谈到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整天战战兢兢地作形势分析，结果浪费了时间，一事无成”；他在和我最后一次单独谈话 （那是在我在参加苏州会议前先去南京，向他告别时） 中，这样郑重告诫我：“不要到处打听消息，少做无谓的分析，不要瞻前顾后，不受风吹草动的影响，沉下来，做自己的学问！”在苏州会议上，我又听到了先生对现代文学研究界同行的嘱咐：“不要问别人你该干什么，怎么干，一切自己选择，自己负责！”我的灵魂再一次受到了震动：我知道这“最后嘱咐”的分量，我能体味先生说这番话时的心情——我想起了曹禺说过的一句话：“让人明白是很难很难的啊！明白了，你却残废了，这也是悲剧，很不是滋味的悲剧。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太多太大了”……
但我们仍然要记住这一点：先生是在“明白了”以后离去的，他还是幸运的。既然上帝安排我们依旧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在我们多少“明白”了一点以后，就挺起身走下去吧——走自己的路！……
1990年1月至7月
王瑶师去后很长时间内我写不出一个字。今年1月，应《群言》杂志之约，勉强写了一篇短文，本文中的第一、二部分即是从中摘录下来的。以后在编《王瑶先生纪念集》过程中，又陆续写了一些片断。接着病了一场，在住院期间，想了很多，却只写了寥寥几行字。本已无心写成文，拒绝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约稿。不料在病后静养中，竟为感情所驱，拉拉杂杂写了近万言。《丛刊》如不弃，或能发表；不然，压在箱底也好。反正我已写出了我想说的话，心灵的重负可以解脱了。
1990年7月2日于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