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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水平
［摘要］ 当代英国政治哲学家拉克劳与墨菲创立的“后马克思主义”，是当今西方学术界继“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一种最新的左翼学术文化思潮，以解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及领导权的经济还原论和阶级本质主义为思想旨趣，认为在当今时代身份政治与文化政治比传统政治更为根本也更为迫切。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中，话语接合论是其最具标志性的理论和方法。拉墨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本身即是当代西方解构哲学、后现代哲学等新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阿尔都塞、葛兰西理论的“接合”，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的“语言学转向”的最新产物。后马克思主义话语接合理论对晚近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对我国当下的文化研究、文化诗学和文化批评也极具借镜意义。
［关键词］ 后马克思主义 拉克劳 墨菲 话语 接合 文化政治 身份政治 文学研究 理论启迪价值 方法论价值
“后 马克思主义”是当今西方学术界继“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的一种最新的左翼理论思潮，以解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及领导权的经济还原论和阶级本质主义、解构传统政治倡导后现代政治为思想旨趣。何谓“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国内外学界主要有三种理解：1. 作为苏联、东欧国家各类社会文化革新思想的总称；2. 作为当代西方左翼或中左翼社会文化批判思潮的泛称；3. 作为当代西方著名政治哲学家拉克劳和墨菲所创建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名。笔者在此所论为第三种含义的后马克思主义。拉克劳和墨菲在其合著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中，把自己的理论命名为“后马克思主义”，并因此蜚声国际学术界。本文集中讨论拉墨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接合理论及其对美学研究、文学研究、文化研究、叙事学研究的启迪意义。
尽管“后马克思主义”这个名称早已有之，但作为一种真正理论化的学术形态，则是与拉克劳和墨菲两位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以至于国内外一些学者径直把“后马克思主义”简称或并称为“拉墨理论”。可以说，拉克劳与墨菲是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创立者。
恩斯特·拉克劳 （Ernesto Laclau，1935— ），阿根廷籍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后马克思主义主要理论家。拉克劳出生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早年就读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青年时代的拉克劳曾是阿根廷激进学生运动领袖之一，由于参加反对阿根廷军人政府独裁统治的学潮而受到官方通缉，于1969年流亡英国并进入牛津大学深造。1970年代毕业后在欧美多所大学任教。拉克劳的主要代表作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民粹主义》（ Polit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Capitalism、Fascism、Populism ，1977）、《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1985）（与查特尔·墨菲合著）、《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 New reflection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1990）、《认同政治的缔造》（ Making of Political Indentities ，1994）、《解放》（1996）（注意，该书的英文书写形式是复数emancipation[s]）、《论民粹主义理性》（ On Populist Reason ，2005）等。后马克思主义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比利时籍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 查特尔·墨菲 （Chantal Mouffe，1943— ），出生于比利时沙勒罗瓦，墨菲曾先后在比利时卢汶大学、法国巴黎高师、英国艾塞克斯大学等学校学习，早在卢汶大学求学期间即是社会主义党左派成员。毕业后在欧美多所大学任教。作为一名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她曾于20世纪60年代远赴哥伦比亚，多年投身当时拉美世界的反帝斗争。作为厄尼斯特·拉克劳在艾塞克斯大学任教期间最重要的学生并与之齐名的学者，墨菲在当代政治思想、新社会运动和女权主义理论研究方面著述颇丰。除了与拉克劳的合著之外，墨菲的重要代表作还有《葛兰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1979）、《政治的回归》（ The Return Of The Political ，1993）等。
拉墨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体现在其三部代表作，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这三部著作是拉墨最有原创性、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著作，堪称拉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部曲” [1] 。精读这三部曲，即可把握拉墨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观点。因篇幅关系，笔者对这三部理论经典著作的解读从略。
拉墨后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左翼社会运动思潮的理论化，同时也反过来给它们以巨大影响。拉克劳—墨菲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础是当代西方各种反抗资本主义及其全球化的新社会运动。拉克劳在论及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时曾指出：
后马克思主义不意味着在马克思之外或反马克思主义，而是重视其他社会斗争形势的马克思主义，这些斗争形势从19世纪以来已经发展了性、性别、民族、种族等等方面的特征。后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但是它加入了所有社会构造特性中的多样化方面。
拉墨认为，新社会运动身份政治的出发点是行动者（agent），而不是抽象的主体（subject）。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第二版序言中，拉克劳还写道：
《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的核心原则之一是需要把等同的链条与各种反对不同从属形式的民主斗争联系起来。我们认为，反对男性至上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的斗争以及环境保护，需要与左翼领导权设计中的那些工人链接起来。（《领导权》，第4页）
拉墨激进的民主理论解构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受制于必然规律的、以暴力革命为根本的、以全人类彻底解放为终极目标的革命话语。拉墨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大写的暴力革命的解放话语的基础主义的式微，导致了“阐释的战争”，阐释中要求的意义通过斗争语境得以建构，如女同性恋群体、社区团体协会、黑人组织的要求等，他们之间往往缺乏凝聚力。正因为此，各种新社会运动的多元激进民主需要领导权的接合。接合是各种新社会运动的个体要求得以具体化限定和实现的话语实践，各种新社会运动的解放因而建立了一种既差异又等同的关系。
后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今世界的政治是一种身份认同政治，以差异主体的身份认同政治取代总体化的阶级政治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规划。在拉墨看来，阶级政治与政党政治固然重要，但是在后现代社会，身份政治与文化政治更为根本或更为本源，也更为切近每一个人的生存。拉墨认为，“阶级斗争仅仅是身份政治学的一种，并且是这样一种，它在我们所生活的当代世界中已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拉墨主张改变社会变革的阶级主体（具体说是工人阶级主体，拉墨称之为“特权主体”），代之以当今西方新社会运动中的各种反主流反体制力量，从而以身份政治替换阶级政治，以文化政治替换革命政治，以话语政治替换本质主义政治。他们所要建立的新领导权既非资产阶级的霸权，亦非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是当今西方各种新社会运动的非主流力量的领导权，以诸如都市亚文化运动、生态运动、女权运动、和平运动、反种族歧视运动、同性恋运动、反全球化运动等社会力量作为争取新领导权的主体力量，建立黑人、女性、劳工、同性恋者之间的等同性、去中心、去总体化的连接。
在一个社会中，每个人无论他/她的性别、种族、经济地位、性偏好如何，都出现在平等而共同参与的情景中，不再有产生歧视的基础，自我管理将出现在所有的领域内——在我们看来，这就是今日的社会主义理想所应有的内涵。
在某种意义上，拉墨反对阶级政治、倡导身份认同政治与德勒兹反对解放政治、倡导游牧政治的激进观点具有可比性。
拉墨善于在其著作中使用定冠词“the”，常常在一些表达文化的抽象意义的词语前加一个定冠词“the”，使之获得一种在特定语境中接合而成的具体含义。例如，区分不加定冠词的“社会”（society）与加定冠词的“社会”（the social），前者是遵循必然性逻辑的、完全闭合的总体化的社会，拉克劳认为这种社会只是本质主义的理论抽象，因而具有“不可能性”；后者则是现实存在、不断接合而成的、遵循偶然性逻辑的、开放的、差异化的、相对缝合的社会。其他如不加定冠词的“政治”（politics）与加定冠词的“政治”（the political）亦然，前者是抽象的、一元论的、本质主义的、完全缝合的封闭的政治，后者是具体的、不断接合的、多元民主的开放的政治。大写的“解放”（Emancipation）与小写的、复数的“解放”（the emancipations）之分，亦是如此。
“接合（articulation）理论”是拉墨后马克思主义话语中最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理论。对于拉克劳—墨菲来说，意识形态的接合（ideological articulation）、政治的接合（the political articulation）、社会的接合（the social articulation）、身份的接合（identity articulation）、多元民主的接合（Multi-democracy articulation）、领导权的接合（hegemonic articulation），等等，归根结底是话语接合（discourse articulation）。“articulation”可谓后马克思主义最具标志性的理论方法。“articulation”本是英语中一个很普通的单词，从词源学和语义学角度看，“articulation”本义是“发音”“发声”，引申为“表述、连接、关节”等。“articulation”中文翻译有“接合”“连接”“链接”“串联”“阐释”“表述”等多种译法。笔者建议一律译为“接合”。“接合”在后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那里，主要有“表征”“连接”两层含义。
“接合”可以发生在各个层面：意识形态的接合、话语的接合、社会的接合、主体位置的接合、文化领导权的接合等。“articulation”在拉墨那里，一如“理念”在柏拉图那里，“意志”在尼采那里，“现象”在胡塞尔那里，“延异”在德里达那里同样重要，堪称理解后马克思主义的一把钥匙。因此，有必要进一步集中讨论“话语”及其“接合”。
首先，我们千万不要想当然地认为“话语”即是“语言”。话语的含义比语言更丰富。
不妨先引用几段拉墨解说话语的论述：
我们把任何建立要素之间关系的实践称之为链接，那些要素的认同被规定为链接实践的结果，来自链接实践的结构化总体性，我们称之为话语。不同的立场只要在话语之中被链接起来，我们称之为因素（moments）。相应地，我们称任何没有被话语链接的差别为要素（elements）。
为了有助于人们对其话语理论的理解，在《领导权》一书中，拉墨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话语的特点：关于话语形态特有的连贯性；关于话语的维度和范围；关于话语形态的开放性和封闭性。
1. 关于话语形态特有的连贯性
拉墨认为，我们所归于话语形态的连贯性类型接近于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所阐明的话语的“分散中的规则性”（分散本身成为统一原则）。拉墨所谓的“话语形态”也可以被看成是所有不同话语立场的全体，但是它构成了一个结构，可以在某种语境中接合成一个总体。话语形态的接合方式是“分散的规则性”，任何话语接合都不可能导致每个“要素”不加限定地成为“因素”。话语形态只是差异要素被连接起来并占有不同位置的话语总体，而非被缝合的总体。“连接是没有先于或外在于分散的被连接要素的基本层面的话语实践。”
换言之，话语是有差别的实体，是不同因素的结构化体系。话语即不同意义或差异链的连接，这些意义不断被商议，由于中心的缺席无法把结构系统完全封闭起来。
2. 关于话语的维度和范围
拉墨指出：
我们的分析拒绝话语与非话语实践之间的差别，而肯定了（1）每个对象被构造为话语对象，只要对象不是在每一个出现的话语条件之外给定的；（2）通常被叫做语言与社会实践行为方面之间的任何差别……在我们看来那是不相容的。
鉴于这第二点特别有可能被人误解，拉墨专门就话语的这个特点做进一步阐发，主要是从以下三方面加以论述的：
其一，每一个客体被构成话语客体的事实与是否存在外在于思想的世界没有关系。地震或一块砖头的落下当然是存在的事件，在眼下出现的意义上，独立于我的意志。但是它们或被作为“按照自然”现象形成的客体，或被视为按照“被上帝惩罚的表征”的形成而构成的客体，总是依赖话语领域的结构化。具体到这个例子来说，地震或这块落下的石头，要么是自然科学这种话语的建构，要么是神学的话语建构，要之，都是话语对象。
其二，与以往把话语当作精神性的传统偏见不同，拉墨肯定每一个话语的物质特征。当代哲学如当代言语行为理论正是试图打破话语的物质性与精神性的二元对立。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即是这样一种新的理论，语言游戏即是语言与行为的相互连接。例如维特根斯坦著名的对两名建筑工A和B递砖与砌砖事件的语言游戏的分析，认为他们递砖与砌砖构成的语言和行为的整体即是一种“语言游戏”。拉墨指出，“很显然，每个客体的物质特性是维特根斯坦所谓的语言游戏的一部分，是我们称之为话语的东西的一部分”
。可见，言语与非言语要素构成了不同的结构化的位置体系即话语。
连接的实践，不是由所谓纯粹的语言现象构成，而是必须通过话语形态的结构化来打破各种制度、习俗、行为的整个不透明性或自明性。“不存在简单的观念体系，意识形态具体化于制度、习惯等等之中。”
从葛兰西到阿尔都塞都逐渐肯定了意识形态的物质性。
其三，我们还必须考虑话语所具有的生产力和意义。不仅自然对象是自然科学话语的构成对象，社会更是话语实践的产物，社会关系都是话语构造的。终结话语/非话语二分法的结果是放弃思想与现实对立，以及由此而来的那些说明社会关系的范畴领域的扩张。同义词叠用、转喻、隐喻不仅是思维形式，更是社会在其中被构成的话语领域本身的一部分。对思想/现实二分法的拒绝带来了那些被当成唯我独尊的范畴的相互贯通。
3. 关于话语形态的开放性和封闭性
话语形态或话语总体从来就不是简单给定的和划定的。话语逻辑总是不完整的并且被偶然性打破。从“要素”到“因素”的转化不可能是完整的，话语的同一性只能是相对的。社会同一性没有必然性的保证，社会的必然性只是作为偶然性的局部成果而存在，社会也无法被完全缝合。“每个总体的不完整的特征必然导致我们放弃分析领域中作为被缝合并且自我规定的总体‘社会’这一前提。”
每一个社会客观上都是话语而构型的，抽象的“社会”不是话语对象。所有社会实践——在它的一个维度上——都是接合。总体的内在性和总体的外在性都是不可能的，绝对的固定性与绝对的不固定性也是不能的。正是在这两个不可能之间，现实的社会被构成。每个话语要素作为差异化的要素，都是“漂浮的能指”，在被“接合”的过程中都会产生意义的剩余，而不可能被完全“缝合”。任何话语形态都会被溢出的意义剩余所颠覆。意义最终固定的不可能性意味着任何意义的形成都是局部的固定。这个从来就没有被充分固定的同一性领域，是多元决定的领域。“连接实践因此由部分上固定意义的关节点构造，而且这一固定的部分特征来自社会的开放性。”
“接合”之所以不同于“缝合”，正在于“缝合”即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被完全固化，没有剩余的意义或意义的剩余，而“接合”则是社会要素的非必然的连接，是差异要素之间的等同化。接合作为结构化是相对的，其中总有部分的意义被溢出，因而是非本质主义的、非总体化的，或者说，只是结构性的、开放的总体化。
总之，在拉克劳—墨菲那里，话语是连接与颠覆、差异与认同（等同）、文本与语境、结构与解构、确定与非确定、稳定与变化、总体与开放、中心与边缘的统一。或者说，话语是连接与颠覆、差异与认同（等同）、文本与语境、结构与解构、确定与非确定、稳定与变化、总体与开放、中心与边缘的双重属性，它们之间的位置和属性可以相互转化。
拉墨充分运用胡塞尔、索绪尔、德里达、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拉康、福柯、利奥塔、巴赫金、理查德·罗蒂等人的批评方法来解读马克思主义。拉墨的后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接合”，是把当代西方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现象学、分析哲学、后分析哲学以及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乃至康德哲学一并接合（articulation）到阿尔都塞主义和葛兰西主义理论话语之中，质言之，可以称作“后阿尔都塞主义和新葛兰西主义”的接合体。
在拉墨的著作中，一些语言学和符号学术语成了其理论关键词：诸如articulation（接合）、disarticulation（解接合）、re-articulation（再接合），discourse（话语）、moments（因素）、elements（要素）、discursive（语境）、hinge（枢纽）、linkage（节点）、nodal points（环扣）、connotative（意涵的）、evocative（激发的）、floating signifier（漂浮的能指）、master signifier（主能指）、empty signifier（空的能指）、difference（差异）、equivalence（等同）、syntagmatic pole（组合轴）、paradigmatic pole（聚合轴）、Metonymy（换喻）、Metaphor（隐喻）、The significance of residual（意义的剩余）、Suture（缝合）、locutionary（以言表意的）、illocutionary（以言行事的）等。在拉墨的著作中，到处充斥着语言学和符号学的术语，其“后马克思主义”堪称一种充满话语色彩的时尚理论。
拉墨的后马克思主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语言学转向”（广义）和“文化转向”的最新产物。他们把其“激进多元民主的政治理论”充分地语言学化、符号学化、话语化、文学化、诗学化了，使之具有浓郁的文学性。因此，当代美国政治哲学家道格拉斯·拉米斯把拉墨的后马克思主义著作与当代意大利符号学家、后现代小说家、批评家艾柯的小说作品相提并论。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乃至整个当代西方思想史上，拉墨后马克思主义接合理论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接合理论是对卢卡奇“总体性”的批评与超越；是对哈贝马斯的“共识理性”的批评与超越；是对鲍德里亚“表征危机”和“冷漠的大众”的批评和超越；也是对利奥塔的“绝对的差异”的批评与超越；更是对现代性的民主、自由、解放等价值与后现代性的差异、多元、尊重他者等价值的综合创新（道格拉斯·凯尔特）。
拉墨既反对总体的本质主义，也反对要素的本质主义。前者指的是卢卡奇等人，后者指的是利奥塔等人。拉墨认为，单一的总体性与彻底的解构主义都使得连接成为不可能。单一性决定原则控制的整体，不存在接合的问题。绝对的解构或绝对的后现代差异性相互之间不可通约，也谈不上接合的可能。
“接合”虽然在葛兰西、阿尔都塞、普兰查斯那里，甚至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那里都已有理论的思考和实践，但真正把接合上升为一种系统理论、方法与实践的，当属拉克劳—墨菲。换言之，拉克劳—墨菲使得“接合”思想充分地概念化、理论化。
从学术史上做如下比照是有趣的：马克思、恩格斯之于原典马克思主义，列宁、毛泽东之于特色马克思主义，卢卡奇、葛兰西之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拉克劳、墨菲之于后马克思主义，尽管他们的政治意义悬殊甚大，然而他们的思想史地位有诸多可比之处。
近二三十年，拉墨的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尤其是在欧美国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两位赫赫有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格尔顿和詹姆逊——居然对拉墨理论极少置评。并且，詹姆逊和伊格尔顿还竞相提出“理论之后”的话题，显然未把拉墨后马克思主义放在应有的地位。这使人不得不对他们产生白人种族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之嫌。究其原因，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西方发达国家的新马克思主义不同，拉墨后马克思主义以及受其影响的当代文化研究都与第三世界国家、澳洲等新兴发达国家关系密切。拉墨两人都有拉丁美洲的生活、政治斗争的思想经历。拉克劳是阿根廷裔的英国人，其学生墨菲也曾在哥伦比亚从事多年的文化、政治和学术活动。而后面要论述的霍尔是牙买加裔的英国黑人学者，其学生托尼·贝内特有长时期的澳洲工作经历和生活经历。既然拉墨后马克思主义具有如此巨大的理论影响力和理论生产力，人们有理由质问：“理论”果真终结了吗？
拉墨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接合理论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政治哲学，却具有极高的文化诗学理论意义和文化批评实践价值。可以说，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活动，“接合”乃无处不在。其实，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接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不同，不是从一个核心范畴出发推导出来的，也不是对各种概念归纳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之间不是从某个元范畴推论出来的，这三个组成部分是接合的成果。新中国强调的“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其实也是异质文化间的接合。
又比如，放在中国古代文化诗学研究领域，我们也可处处发现接合的存在，诸如中国上古时期的西周伦理型礼乐文化与殷商宗教型祭祀文化的关系就是一个文化的接合。中国古代中古时期本土儒道文化与佛教的关系也是不同文化间的接合。
再比如，霍尔曾举例说，拉斯特法里教（Rastafari movement）作为1930年代牙买加兴起的一个黑人基督教宗教运动，即非洲黑人的土著语言文化与基督教“圣经”相接合的产物。“它是通过把某一文化实践的因素（这些因素本身并没有任何必然的政治意义）重新加以组合所形成的转化。”
拿美学和文艺学研究来说，“接合”理论对于诠释文学艺术在人类社会文化结构中的位置和功能极具方法论意义。这是因为，艺术与宗教、伦理、政治、习俗的连接，从来就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存在着。过去如此，今日依然。艺术自律只是一个特定语境下的美学观念，艺术的常态恰恰是以同其他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相连接的形态而存在。
笔者认为，作为一种文化政治学、文化审美学、文化诗学乃至文化批评学的理论形态和实践方法，“接合主义”批评的理论特色与方法论意义是：1. 重视话语研究，重视语境批评；2. 对大众文化批评的借鉴价值；3. 对文化政治研究的启迪意义；4. 对文化身份认同研究的意义；5. 对历史转捩期文化转型研究的方法论意义；6. 对文化建设和理论创新的意义；8. 文学叙事、史学叙事、媒介叙事、文化叙事、社会叙事及哲学叙事的接合及其研究意义等。
当代美国传播学者斯莱克（Jennifer Daryl Slack）认为：接合（articulation）“可能是当代文化研究中最具生产性（generative）的概念之一。它对于理解文化理论家如何构想世界、分析世界和参与形塑世界至关重要” [2] 。
作为一种文化诗学和文化批评，后马克思主义接合论批评是对当代西方解构批评和后现代批评的矫正。因为，文化研究学者可以创造性地借镜接合理论批评的方法和实践，并以“接合”克服鲍德里亚的“表征的危机”，以“接合”超越德里达的“一味的解构”，以“接合”取代利奥塔的“绝对的差异化”。可见，接合论（接合主义、接合理论、接合批评）优于解构论（解构主义、解构理论、解构批评）和后现代论。后马克思主义话语接合批评比西方解构批评和后现代批评更具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建设性，体现了批判与建设的双重统一。
“接合”已然成为当今西方理论和批评中最前沿也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成为当代西方文化语境下社会运作、话语政治、理论阐释、理论建构和文化批评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学术表征，堪称当今西方文化研究领域一个最新的学术转向。可以说，拉克劳—墨菲和霍尔—贝内特等人的“接合主义”文化理论及其接合批评实践（articulatory practice），充分表明“接合主义”已接合、包容、超越了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宣告了一个“接合主义”的理论时代已然来临。
因此，本文的结语是：走向“接合主义”的美学理论、文学理论、文化理论及其批评实践。对于当代中国古今会通、中西互动、文史哲相互渗透、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的美学研究、诗学研究、文化研究及其批评实践来说，“接合”比“融合”“整合”等术语更具有建设性、当代性、广泛性、理论性、实践性、可言说性和可操作性。
[1] 拉墨二人的学术合作即始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写作时期。在该书“导论”的最后一段，拉克劳写道：“我必须向尚塔尔·墨菲致以深深的谢意，我和她详细地讨论了这些论文的主要部分，她对于一些核心论点的阐发所作出的贡献具有如此的决定意义，以至于在某些方面它们必须被看作是合作的产物。”见Emesto Laclaut,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 London, 1977, p.13。
[2] Jennifer Daryl Slack,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Articulation in Cultural Studies”, David Morley, Kuan-Hsing Chen,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 London 1996, p.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