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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绒”，按藏文记音转写为拉丁文为rgyal-rong。汉语记写的“嘉绒”二字则晚出于民国年间，由庄学本先生首次使用并被学界沿用为表述惯习。
历来关于“嘉绒”概念的内涵及其源起存在多种解释。嘉绒本土学者雀丹曾在《嘉绒藏族史志》一书中梳理了七种主要的说法：一说是靠近汉区的农人；二说是靠向东方河谷地带的汉人；三说“嘉绒”之词其实就是指藏语音称的“汉人”；四说是指隋唐时代蜀“西山八国”之“嘉良夷”部落的后裔；五说是指古川西北岷江大渡河上游与今甘肃省境内部分地区，古代所形成的冉駹两部落后来的联盟体——冉駹音译的误称；六说是吐蕃时代划分蕃地区域时，称其为“嘉尔木·察瓦绒”政区的简缩书写；七说是因其地群山环抱江河汇流，宗教界将境内墨尔多山捧为群山之主，其山全称为“嘉莫·墨尔多”，将其山名变译称为“嘉莫绒”或“嘉尔木戎巴”，“嘉绒”便是这些称谓的缩写或简称。
藏族学者格勒在嘉绒地区考察时曾了解到当地居民对此名称的解释：在小金和丹巴之间有一座闻名全藏的墨尔多（dmu-rdo）神山，属于藏族年神（gnyan），其神名又称“斯巴嘉尔木”（srjd-pa-rgyal-mo）。神山周围多为深山河谷，居民大都从事定居农业。神山东面是小金川河，西面是大金川河，藏语称“曲钦”（chu-chen），其上游梭磨河藏语称“擦曲”（tsha-chu）。这两条河在丹巴汇合为大渡河，藏语称“嘉尔木区曲”（rgyal-mo-dngul-chu）。神山的神名、水名、自然环境综合构成一个地名，即嘉尔木（rgyal-mo，神山名）-擦娃（tsha-ba，即居住在擦曲河流域的人）-戎（rong，即农业河谷区）。这个名称简化为“嘉戎”（rgyal-rong）。
笔者在丹巴各地进行田野调查时也就“嘉绒”一词的来历询问当地的乡亲。据梭坡乡一位老医生的说法，“嘉”指“王”，“绒”指“河谷或地区”，合起来就是“王的地方或王的河谷”。
总而言之，就“嘉绒”名称的由来今天学术界大体上均认同其为：以墨尔多神山为核心、以农业为主的大渡河上游流域地区。同时，“嘉绒”这一概念在今天还负载了双重含义：作为地域空间的指称，指位于藏东峡谷横断山区中部的“嘉绒地区”，是为地缘概念；作为人群共同体的指称，指世代居于嘉绒地区的“嘉绒人”，是为族群概念。
通常所谓的“横断山区”，其所指大致位于东经97°（98°）—103°与北纬23°—33°之间，此范围内主要有六大山系和六大河流（下游不在此区），自西向东排列如下：
图1.4 横断走廊山系水系示意图
上古典籍《山海经》和《禹贡》中曾记述岷江流域的相关情况，大概是关于该区域自然地理的最早记载。近代以来的“横断”一词源自我国早期地理教科书，其含义未见专门解释。
总的来说，亚洲大陆主要山脉的走势基本上都呈东—西走向，唯有该区域的山系和河流形势为南—北走向，因此在地势图上呈明显的纵贯横切之势。所谓“横断”，从字面上来理解大概就是此意。《辞海》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对“横断山脉”的注解也均指其因“横断”东西间交通而得名。
从地质构造上看，横断山脉恰恰在地质构造上处于南亚大陆与欧亚大陆镶嵌交接带的东翼，是我国一级台地（青藏高原）与二级台地（黄土高原、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构造复杂，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大部为高山峡谷，山脉、河流南北纵贯，相间并列，高差很大，自然地理条件独具一格，生物区系绚丽多彩，且富含古老和孑遗类型，是研究生物和地学中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关键性地区。
迄今为止，指涉该区域的命名方式大致有两种：
其一为地理化命名，如通常所说的“横断山区”，黄汲清先生提出的“三江褶皱带”
，李绍明先生提出的“六江流域”
，等等。这些命名均凸显了本区域特殊的地质地貌特征。
其二，费孝通先生于1980年前后提出“藏彝走廊”概念，首次将该区域视为一个单独的“历史—民族区域”单位。“藏彝走廊”主要指今川、滇毗邻地区横断山高山峡谷地区，揭示了该区域作为天然河谷通道，自古为沟通西北与西南的重要孔道，诸多民族或族群在其中频繁迁徙、相互交流，更是藏缅语族各民族或族群的主要活动舞台。费孝通先生强调该区域作为一条特殊的历史文化沉积带，是考察中国西部族群多样性与民俗文化遗产的关键性区域。
在整合上述两种观点的基础上，徐新建教授近年来撰文提出“横断走廊”概念，旨在将强调地理生态特点的“横断”与强调族群迁徙与互动历史内涵的“走廊”概念相结合，是为一种新的尝试。
在这片具有特殊意义的生态地理—历史文化空间中，嘉绒地区位于走廊中部，东侧第二条纵向河谷通道，即“岷山—邛崃山—大凉山”与“大雪山—贡嘎山（大雪山）”之间的大渡河中、上游流域地区。嘉绒地区的核心墨尔多神山坐落于大渡河上游支流大、小金川之间，属岷山山系的西麓山脉，主体则居于岷山与邛崃山的结合部。
据考古资料、自然环境和民族学资料显示，嘉绒地区自古是一个适宜农耕的地区。嘉绒先民创造了有浓厚地方特点的农业文化，通过农耕文化的传承发展奠定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根基。
藏文史籍也有记载，朵康地区有四大“戎”，指的是朵康范围内的四大河谷农业区。嘉戎地区俗称“东方嘉尔木擦瓦戎”（shar-rgyal-mo-tsha-ba-rong），正是针对南方的“擦瓦戎”（tsha-ba-rong）、西方的“贡波戎”（mgon-po-rong）、北方的“阿杂戎”（a-tsa-rong）而言。
艾南山先生以地理作为生态与文化的连接点，将这条走廊视为民族分布的屏障。青藏高原4000米以上的高海拔形成特殊的生态文化空间，使迁徙到这一地区的族群容易被藏族同化；同样，四川盆地及其以东的地区一直是古代农耕民族的发展空间，生活或迁徙到这里的其他族群迟早也会被同化，从而成为汉族的一个部分。走廊两侧地理环境的强烈反差导致两侧的民族分布存在明显差异，也构成了民族分布的一道天然屏障。正是这种屏障作用保证了民族迁徙走廊的形成
，也造就了走廊内各民族与族群强烈的“之间性”与交融性。处于走廊中部的嘉绒地区自隋唐以来便是吐蕃与汉地经济文化接触的过渡区域，更是双方展开政治军事争夺和拉锯的前沿阵地。直至元明清三代，嘉绒地区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土司制度。
历史上被称为“嘉戎种”的共有18个土司，当地语称“嘉戎甲卡”，意即“嘉戎十八土（或王）”。元朝始在本地区册封土司，直至清中期才最终形成“十八土”格局。大小金战役之后，乾隆在原嘉绒苯教祖寺雍仲拉顶旧址上新建广法寺，按旧制由原雍仲拉顶所辖每一土司地方送一根大柏木作大殿中18根立柱之用,即象征了嘉绒十八土与该寺分掌嘉绒政教大权。
十八土中的梭磨（so-mang）、卓克基（cog-rtse或mchog-rtse）、松岗（rdzing-vgag）、党坝（bstan-pa）合称为“四土”，主要分布在今马尔康县境内；绰斯甲（khro-skyabs）、齐浸或促浸（chu-chen大金土司）、巴底（brag-steng）、巴旺（pa-vam）、丹东（mdav-mdo），这五土司总称“大金部”，主要分布在今金川、丹巴、壤塘、色达等县；赞拉（btsan-lha小金土司）、沃日（dbang-zhing）、木坪这三个土司总称“小金部”，主要分布在今小金、宝兴两县。按嘉绒人的传统习惯，嘉绒地区分为两大部：以上十二个土司为“嘉戎本部”，其范围东起马塘，西达大小金川流域，主要包括邛崃山以西的大小金川和大渡河沿岸地区，即嘉绒的中心腹地；马塘以东称为“嘉戎冲部”，“冲”即属于汉地冲口之意，其中包括汶川的瓦寺土司（汶川县岷江以西）、理县的杂谷土司（即上孟、下孟、甘堡、杂谷和九子五屯，其中九子屯为羌部）、理县境内的来苏部（米亚罗地区）等。嘉绒两部在语言习俗上存在一些差异，嘉绒冲部多与汉族杂居而受汉文化影响较深，而靠近汶川、理县一带的嘉绒人则与羌族杂居，受羌文化影响较深。
本研究的田野地点丹巴县，原为绰斯甲、巴底、巴旺、丹东、齐浸、赞拉诸土司辖地，属嘉绒本部，更为嘉绒本部的腹心区域。
至清代，诸土司归附中央之后最终形成了嘉绒地区的土司统治格局，加之清初以恩抚为主的边疆政策，土司政得到迅速发展。由此，“嘉绒十八土”作为以特定地域空间为依托的传统社会空间，与明清以来的帝国统治体制相勾连，在帝国版图上作为西南边陲的一个政治概念得到强化。乾隆年间两次大小金川战役之后，清朝廷在嘉绒大、小金土司等地实行“改土为屯”，设两厅、十一屯。
此举旨在以屯政取代土司制度以达到“永远靖绥”的目的，加强了清中央对嘉绒地区的统治并促进了嘉绒地区的内地化进程
，但嘉绒地区的土司制度仍然基本延续下来，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
另一方面，在拉铁摩尔对“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的勾勒中，中华帝国版图西南部的西藏与内地有着极为重要的互动关系。
而嘉绒地处藏彝走廊，居于内地与西藏之间，实为中央经营边疆之要津。大小金川之战后，清中央朝廷曾一度在“以番（藏）治番（嘉绒）”和嘉绒“内地化”两条道路的选择上摇摆不定。
这高度凸显了嘉绒地区的“之间性”，以及“嘉绒十八土”在帝国边疆治理体制中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单位长期存在的历史境况。
墨尔多山原名格尔隆山，又名墨尔多旺修，意即墨尔多大神山，地处北纬30°56’，东经101° 56’，海拔4820米，山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余脉向四周延伸至甘孜、阿坝两州境内数百公里，为嘉绒地区第一神山。
“嘉绒”的命名即以“墨尔多神山周围的农区”这一空间范围为基础，嘉绒人视之为圣地。墨尔多神山是整个嘉绒地区的神圣信仰中心，具有强大的空间标识性和认同向心力。不但在历史上嘉绒人是以墨尔多神山为活动中心，而且至今每年农历七月初十“墨尔多神山节”时，都有大批嘉绒人从各地云集丹巴，转山朝圣，参拜墨尔多庙和墨尔多神山。
马长寿先生在《嘉戎民族社会史》中说：“嘉绒最初信钵教。古代之林国及霍尔国似皆为钵教势力所弥漫，西藏之佛教自难越过中间地带而至金川。”
的确，嘉绒自古信仰苯教。然而，由于历史上该区域族群和文化交流互动异常频繁，嘉绒地区民众信仰状况其实远为复杂。笔者认为大概可分为三类：其一是以自然崇拜为主的民间原始信仰；其二是苯教信仰，包括民间苯教信仰和受藏传佛教影响而体制化的苯教寺庙系统
；其三是藏传佛教东进传入嘉绒地区的各大教派，其中以黄教格鲁派为主
，另有萨迦、宁玛等派别的传承。但总的来说，嘉绒地区最为核心的信仰仍然是对墨尔多神山及其神山系统的膜拜。
该区域对墨尔多神山的崇拜有着久远的历史，自古以来大神山“嘉莫·墨尔多”即被崇信为嘉绒地区的开创和保护神。据考古资料显示，丹巴县中路乡群碉间发现有巨大石棺葬墓群，按一定程序排列，而墓头都是朝向墨尔多山的主峰，成叩拜式。
在今天流传的民间口头故事中，墨尔多山的山神呈现为一位男性战神形象，名为墨尔多，秃顶，头上闪闪发光。
但据格勒博士考证，墨尔多山神最初很有可能是女性。“木尔多神山”是“木尔多”和“斯巴嘉尔木”的圣山。“嘉尔木”即后妃、女王或神妃之意（藏语中有“木”mo者一般指女性），“斯巴”有问世、生、存在、统治者之意。“斯巴嘉尔木”即众生之女王，由此得名“嘉尔木区曲”（rgyal-mo-dugul-chu，大渡河）意为女王银河，“嘉尔木戎巴”（rgyal-mo-rong-pa）意为女王河谷，简称“嘉戎”。联系丹巴县巴底一带男人吃月亮馍馍，女人吃太阳馍馍的风俗，可想见古代嘉戎地区存在过以女性为中心的女人崇拜或统治时代。嘉戎地区古为东女国所在，东女国“俗以女为王”，“俗重妇女而轻丈夫”（《南蛮西南蛮列传》，《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必有遗风可寻。后世墨尔多神山拥有了新的宗教意义，但其最初的名称却保留了下来。
在吐蕃东进融合当地各部族以及其后的藏传佛教东渐过程中，墨尔多神山及其所代表的神灵逐渐被纳入苯教和藏传佛教的信仰系统中被加以改造。在此过程中，墨尔多神山信仰至少经历了三重重要的转变：其一，神山性别由女性转变为男性；其二，由嘉绒本土原始自然崇拜转向苯教信仰，再被吸纳入藏传佛教的制度化宗教信仰；其三，由嘉绒该区域神山转为更大范围，即藏文化圈中的神山之一。
以墨尔多神山为核心，形成了一个覆盖嘉绒地区的庞大神山体系，包括墨尔多神山及其周围大大小小的六十六座山峰。历史上宗教界将墨尔多神山四周的（含整个嘉绒地区）群山都分封为其属下的诸臣百姓或者是法物配饰等，有很细的分封阶序和类别区分，反映了该区域独具的信仰特点。
与此同时，墨尔多神山神圣性的形成并非一次完成，而是在历史中不断沉淀，日益厚重。它的形象是多重的，也是多变的：它是原始信仰中拥有超自然力的神山，也是苯教神山信仰的膜拜对象；它是嘉绒区域最大的地方保护神，同时也成为全藏区的著名神山之一；它是被佛教白若杂纳大师征服的凶猛藏传佛教护法山神
，同时也是被清帝国中央朝廷纳入祀典的墨尔多神山之主；
在帝国版图的西南部，它不但象征着嘉绒人神圣宇宙秩序的中心，也是帝国政治统治权和领土所有权的表征。
时至今日，墨尔多神山信仰已经成为一个高度复杂化的宗教文化现象。一方面它包容着各种不同来源背景的宗教类型和不同教派的综合信仰，另一方面它更成为不同人群共同体之间竞争与较量的象征资本。
总的来说，嘉绒地区位于以墨尔多神山为中心的大、小金川流域和岷江上游西岸流域。在新中国的国家版图中，它跨越了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两大行政区划，包括今天四川省阿坝州的小金、金川、马尔康和甘孜州的丹巴、道孚的一部分，色达的色尔坝。另外，黑水和汶川、理县的部分虽然属于岷江流域，但其居民最早是从大小金川流域迁往，也应包括在内。此外还有雅安市宝兴县西北部一部分也属于嘉绒地区。
应该看到，当前民俗研究或传统文化研究的重大转变之一，即是从强调文化传统的代代相传和时间性转向对其空间性的关注。在新的研究视域中，空间既作为物质实体更作为关系的空间而存在，空间关系更被视为社会关系而非几何关系。笔者对“嘉绒”三重空间意涵的挖掘旨在将空间的物理界定转向空间的文化理解，关注空间如何作为文本、意义系统、象征系统来表达价值观、信仰以及地方与国家的关系，倡导空间本身的历史社会意义而不是空间中的事象罗列。
在传统与现代交融的背景下，嘉绒地区三重空间的共同特点均表现为强烈的“之间性”：在地理上处于“横断山走廊”两侧高原游牧生态与平原农耕生态区之间；在政治宗教文化上处于汉藏两大文化系统之间。对于此种“之间性”，马长寿先生曾认为，由于嘉绒地区在经济不能自给，故历史上极难建立起“独立不倚之国家”，因此“嘉绒历史终如鼠首两端”，周旋于汉藏之间。
在这三层嵌套的空间背景之下，一个名为“嘉绒”的人群在此生息繁衍。
嘉绒十八土司大都有世代相传，或以口头传授或以文字记录的谱系，都自称其祖先来自西藏。如，四土自称祖先来自西藏；理县土司自称是吐蕃大将的后裔；小金土司赞拉（嘉绒十八土中最早的土司之一）自称为吐蕃赞普之后裔；金川绰斯甲土司自称其祖先来自西藏琼部（土司官寨中有描绘土司族源的壁画）；等等。如绰斯甲土司世系为四十一代，以此上推，正好是在唐代唐蕃之战期间迁入，其他土司则可能于元、明时迁来。结合史载，历史上确有不少藏族从西藏东迁入嘉绒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分历史事实。然而，若以上层统治者土司的世系来确定嘉绒的族源则会失之偏颇。因为，“嘉绒”作为一个人群共同体有着复杂的起源和漫长的历史，是一个外延和内涵不断变迁的概念。
早在旧、新石器时代，青藏高原东缘的藏彝走廊境内已经有原始先民在此繁衍生息。至商周两代，羌人受中原王朝的武力征伐和农耕文明的挤压逐渐开始向西南迁徙，在此过程中与走廊内外的原始先民相互融合、同化。
如《后汉书·西羌传》载：“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成为牦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
羌因此成为西南诸多民族和族群族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走廊中部的嘉绒地区在被吐蕃征服之前，正是属于汉文史籍中所载“西山”（即岷江上游诸山之泛称）的一部分。隋唐时期，西山一带有许多古羌人杂居其间并形成了一些较大的羌系部落国家，如《北史》中记载的“附国”，《隋书》中记载的“西南夷”“嘉良夷”，《旧唐书》和《新唐书》记载的“西山八国”
、“东女国”等。在族群形成问题上，格勒认为嘉绒是公元七至九世纪，在吐蕃占领川西地区期间，藏族开始逐步同化并融合“西山诸羌”，由此形成了这一带包括嘉绒在内的众多藏族支系集团之一。
然而，由于该地区古代族群关系极为复杂，不少学者对“嘉绒”族源的形成还持有多种不同看法，如石硕认为嘉绒为古代“夷”系民族，与今彝语支民族有重要关系
；还有论者则赞同嘉绒人为吐蕃东征和藏族东迁的后裔，
等等。
无论“嘉绒”是羌系、是夷系、是氐系、还是吐蕃后裔，在唐代吐蕃东进之前，它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族群。虽然唐之后嘉绒逐渐在血统和文化上融入了吐蕃的影子，但并未被完全同化。按照格勒的观点，藏族在青藏高原东缘同化和融合藏彝走廊内诸部落的过程大体上有三种情况：一是完全同化，如苏毗、羊同、白兰；二是大部分同化，但在某些文化特征尤其是语言上仍保留部分残迹，如党项羌；三是在藏汉、藏羌、藏彝边界的部分古氐羌部落，虽也被同化，但明显保存着部分其文化原貌，显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点，如嘉绒就属于这类同化和融合的结果，可称之为“同而未完全化，融而未完全合”。
如果说格勒博士是以“同而未完全化，融而未完全合”勾勒出嘉绒文化与吐蕃藏族文化的复杂关联，那么，在历史上嘉绒身处汉藏之间的这种“融合性”与“之间性”还曾有过一个较为突出的符号化表述——在唐代吐蕃与唐对藏彝走廊地区争夺最为激烈的一段时期中，汉文文献称嘉绒地区的部族为“两面羌”。
如《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七·南蛮西南蛮·东女国》载：
隋大业中，蜀王秀（杨秀）遣使招之，拒而不受。武德中，女王汤傍氏始遣使贡方物，高祖厚资而遣之。……（贞元年间）寻诏加韦皋统押近界羌，蛮及西山八国使。其部落代袭刺史等官，然亦潜通吐蕃，故谓之“两面羌”。
《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上·西域上·东女》载：
……武德时，王汤滂氏始遣使入贡……皋处其众于维、霸等州羌二万口相踵入附。立悉等官赐史，皆得世袭，然阴附吐蕃，故谓两面羌。
由于自身特殊的历史—地理位置，嘉绒族群的形成过程在受到吐蕃—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受到周边各民族与族群，尤其是来自东面的汉文化的影响。这使得它更具有汉族农耕文化而不是高原游牧文化的特征，也因而在中原王朝与吐蕃—藏族的交流与冲突中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直至今天，嘉绒藏族时常被附近牧区的游牧藏人或其他人群视为在宗教和文化上“不资格”“不纯”，甚至有时还被误认为是汉人。
另一方面，嘉绒人自己常常也认为“草地藏族”——安多藏族，以及西藏、康巴的藏族才是“纯正”的、“资格”的藏族。
藏族学者丹珠奔昂曾提出关于藏族文化“两个圈”的问题。这“两个圈”分别指“藏属”（他特别指出该词的使用只为表述方便）民族文化圈和藏传佛教文化圈。前者指众多西南少数民族和族群与藏族有着部分相同或交叉的古老族源，他们都居处西南，具有近似的信仰、心理素质和风俗习惯，基本处于同一历史发展阶段，从而构成的文化圈；后者指随着藏传佛教的广泛传播而形成的跨族群跨地域宗教文化圈。
毫无疑问，嘉绒族群被囊括在这两个文化圈的范围之内，但其民族身份最终被识别为“藏族”却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历史过程，与新中国国家的建立及其民族政策息息相关。
藏文历史文献传统上将藏地分为卫藏、安多与朵康三大部分，其中“康”意为“边”，指其地处青藏高原东缘，远离雪域高原的卫藏中心。
若以藏文化中心观来看，嘉绒属于朵康范围，更处于“边”之边缘。作为藏族的一个支系，“嘉绒”现今也称为“嘉绒藏族”。然而在历史上嘉绒从未单独以“嘉绒”二字自称，只是在与异地人群交往时称自己来自“嘉莫察瓦绒”或“嘉绒康参”。“嘉绒”首先是地名，然后是他称，这与蒙古族的“蒙古”称谓来源情况相仿。
进而查证“嘉绒”这一名词在古史中并无记载，如《华阳国志·巴志》《隋书·地理志·梁州》《太平寰宇记（七六）·剑南西道（五）·简州风俗》等史籍中的“獽”或“獽绒”“獽戎”即今之嘉绒。古代的部落国名即为民族名，因藏人居于不同区域，语音多变读音不同，其地藏人称名有“呷弄”“甲绒”“呷摩绒”“察瓦绒”“嘉木察瓦绒”等近音多词。马长寿先生也说，冉駹（嘉戎）其族自称为“嘉尨”“呷尨”或“呷里”。
而据任乃强先生回忆，“嘉绒”这一名词第一次出现是在民国年间，史家庄学本同班禅进藏路过金川，将“甲戎”写成了“嘉绒”，从此学界开始使用嘉绒这个名称。
正是在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近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之中，“嘉绒”作为一个人群共同体开始从学术界到官方话语，由族群向“准民族”概念转化。从民国年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前，相关文献中都将嘉绒地区的族群称为“嘉绒族”，在当时被许多从事西南研究的民族学家、语言学家视为一个独立的民族。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周恩来总理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之下，各民族学院开办了少数民族语文系，在十几种少数民族语文课中就开设有嘉绒语。中央民族学院还专门设立了嘉绒族研究班，专门研究嘉绒语，并创制了嘉绒拼音文字，记录当地的民间故事。
这期间，创制语言、举办研究班等形式，将嘉绒族群观念自上而下地由官方向民间推行。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建设举措与国家民族工作的关联中可以看出，独立的“嘉绒认同”在此阶段被逐步推向了最高点。
然而不久后，新中国主要以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几个指标为指导展开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程。1954年，在政府、学者与嘉绒本族群精英的共同推动下，“嘉绒”被识别为我国五十六个民族之一的藏族，之后才有了“嘉绒藏族”这一称谓。
其后，学者们的著述不断强化“嘉绒藏族”这一称谓的合法性，并将这一称谓辐射到民众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