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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研究》第十九卷
2013年，1—3頁
陸揚
2013年6月間，在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舉辦了題爲“從地域史看唐帝國：邊緣與核心”的工作坊，本卷的这组文章就是那次工作坊的結晶，同時這也是中古史中心的項目“晚唐五代社會文化的轉型”的一個組成部分。東西方關於唐五代地域史的研究論著雖還沒到汗牛充棟的地步，卻也相當可觀，工作坊之所以希望從地域這個角度來觀察唐五代的變化仍有其特殊的考慮。我們的目的是將晚唐五代作爲一個整體來考察，希望破除一種比較普遍的看法，即晚唐五代只是唐宋之間的短暫過度，期間的變化不具有代表意義。由此達到兩個更爲重要的目的：第一是通過對晚唐五代的重新評估來瞭解以往學界對唐帝國特徵的很多預設是否經得起推敲，晚唐很多現象的性質究竟爲何；第二是要在歷史的語境下給五代的重要性作出更精確的定位。要實現這些目標，我們就無法迴避唐五代地域傳統的建立以及唐帝國與其治下各區域的具體關係等重要課題。
研究者往往受到宋代儒家輿論的影響，强調晚唐五代是個以武力爲霸權的時代，而北宋的統治精英有意識地在價值觀上遠離五代的政權意識。這種强調忽略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即唐末五代固然是個紛亂的年代，但在紛亂的表象之下，晚唐以來形成的以朝廷爲核心的政治文化力量並未有實質性的衰退。相反，這一文化系統及其所依託的制度、人員以及社會想象仍顯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沉着而有序地在五代十國各個區域内發生影響，至少確保了在社會的最上層文、武兩種力量的某種均衡，爲奠定北宋初年的政治格局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五代的特殊性恰恰在於一方面這個時代普遍接受了中晚唐以來產生的精英文化及其價值，使五代十國政權有意識仿效唐廷的運作模式，另一方面他們又不斷改造甚至構建各自的地域傳統，同時受到地緣政治和文化等因素的諸多影響和牽制，呈現出明顯的區域性特色。這一時期，從個人到家族到不同的職業群體，都受到這兩股力量的拉扯而必須在實際經驗中作出種種抉擇。這是帝制中國史上一個非常特殊的現象，爲史家瞭解歷史的多面性提供了難得的觀察機會。
這裏收入的十篇文章，自然不可能爲上述的構想提供面面俱到的闡述，但涉及的課題仍然頗爲可觀。王承文與魯西奇兩位的論文都是從行政制度的建立與調整入手，十分細緻地探討帝國的中央體制如何通過制度的設立和調整來對地域的具體境況作出回應，以達到在行政和文化上將區域納入到帝國的體系中來的企圖。他們的研究著眼點雖然是政府的介入角色，卻可以此透視遭到介入的區域自身特點的維持和改變。雷聞與仇鹿鳴則通過敕牓和德政碑等具體類型的書寫，凸顯文字在唐帝國政治體制的維繫中扮演的各類角色，同時也關注承載這些文字物質構成的作用。比如巨碑造成的視覺震撼和敕牓成爲日常生活的景觀，都不斷提醒政治權威的存在。孫英剛通過考證一組有關隋代佛教組織的名詞的確切涵義，來重構隋唐間長安重新成爲佛教中心的過程，以及這一過程與政治力量的關係。陳昊的文章從追問現存各類文獻中地方饑疫被記載與被“遺忘”這一問題出發，討論了如饑疫這類的傷痛、苦難的見證者與叙述者的重叠和區隔，以及那種關係对當時傷痛記憶彌散和挪用的影響。
這組文章有四篇關注的是那一時期與河北有關的發展和人物。這原本是不約而同的巧合，卻也說明河北在晚唐五代的社會、文化和政治轉型中的角色值得深入評估。張達志的研究討論唐後期朝廷如何通過增置磁州，來對安史之亂後河北的地緣政治格局加以改造，以達到介入河北事務的目的。吳麗娛的文章從敦煌文獻中的《新集雜别紙》書儀的製作者和致、受人來源地的甄别，説明五代後唐明宗時期河北與新政權之間的錯綜關係，藉此重新認識河朔三鎮在晚唐五代時期從强藩悍鎮到朝廷控制和依靠的重要順地的變化。譚凱通過對晚唐五代河北的特殊性與文化隔離、河北人在10世紀中國的政治地位、北宋的喪葬文化、汴洛語音的影響等方面，來强調河北地方文化對北宋首都文化的可能影響，並在此基礎上提出地方文化隨移民而遷入政治核心區域促成歷史變革的思路。陸揚的文章則是對五代最著名的政治人物馮道的生涯加以分析，提出唐後期的主流政治文化從核心區向各地區滲透，使得五代成爲中古精英文化與地域文化相結合的關鍵時期，其中河北特別是幽燕地區出現了類似的趨勢，屹立於五代各朝而遊刃有餘的馮道須放在這一背景下理解纔比較貼切。結合馮道自撰的《長樂老自敘》，不僅可以明瞭他是這一發展潮流的典型代表而非特例，也可以瞭解馮道這樣的精英自我認同與當時歷史實際之間的距離。
總之，這組文章雖然關注點各異，卻都有不同程度的關聯。我們希望這樣的研究工作能持續下去，今後更多的中外學者也能參加我們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