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突发冲击的长期经济影响

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是由实物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和生产技术所决定。根据Mankiw（2009） [1] ，一般的生产函数可以写成：

其中 Y 代表产出， L 代表劳动， K 代表实物资本， H 代表人力资本， N 代表自然资源， A 是反映生产技术的变量。假定规模报酬恒定，那么可以得到：

注意到， Y/L 是人均产出，代表生产率。所以式（2-3）表明生产率是由人均实物资本存量、人均人力资本存量、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和生产技术所决定。这些因素在现实经济社会中有其对应的具体表现形式，我们在表2-1中进行了归纳总结。

一、突发冲击对实物资本的影响

虽然学界对实物资本（Physical Capital）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仍然存在一些争论，如Easterly和Levine（2001）认为，要素积累并非产出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但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实物资本存量的积累是产出增长的必要条件，产出的快速增长伴随着实物资本存量的快速增长。Krueger和Lindahl（2001）在截面数据回归分析中发现，人均资本存量对产出增长率具有巨大影响。 [2] Bond等（2004）的研究发现投资对产出增长率和产出水平都具有长期的正向作用。 突发冲击可以直接损毁实物资本或通过影响投资来影响实物资本的积累，进而对长期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自然灾害会造成实物资本不同程度的损失，但最终实物资本存量的变化则主要取决于灾后重建的投资是否能弥补损失的实物资本。有些国家能够迅速弥补实物资本损毁，而有些国家由于制度的不健全，重建比较困难，损毁的实物资本不能得到及时替换。由于日本的金融体制健全，尽管2011年的日本大地震在短期内重创日本经济，但随后的重建工作刺激了经济增长（宗良等，2011） ；另一方面，地震并不会明显改变全球经济的长期走势（袁堂军，2011） 。Skidmore和Toya（2002）的实证研究表明，自然灾害与实物资本存量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但他们的实证结果缺乏稳健性。 [3] 这主要是因为在自然灾害发生后，人力资本有可能增加，而这将带来更高的实物资本回报率，从而促进实物资本的增加。Auffret（2003）发现，自然灾害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很难预测，因为这取决于重建工作如何开展，特别是实物资本的更替非常关键。如果损毁的实物资本没有得到更替，那么经济增长就会受到自然灾害的负面影响。 但他也没有提供任何实证研究的结果来支持他的观点。Loayza等（2009）的实证研究则表明，自然灾害对不同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的影响不同。如果自然灾害会降低某一部门的资本劳动比，则该部门的产出增长率在灾害过后会降低；如果自然灾害会增加某一部门的资本劳动比，则该部门的产出增长率在灾害过后会增长。 [4]

金融危机本身并不会损毁实物资本，但是如果危机持续的时间过长，那么实物资本可能会因为闲置太久而报废。更重要的是，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联系紧密。在金融危机期间，金融资产的必要回报率会急剧上升，根据套利原理，这将导致实物资本的必要回报率急剧上升，进而使实体经济中实物资本的使用量急剧减少。金融危机也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企业的借贷能力，降低其投资水平，最终降低实物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Jermann和Quadrini（2009）研究表明，金融危机期间企业借贷能力的削弱和资本结构的刚性会对经济增长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

恐怖袭击或国内小规模冲突的爆发通常只会对很小部分的实物资本存量造成破坏，但这些事件的发生意味着社会或政治不稳定性因素的增加，这会增加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进而抑制投资的增长，并最终影响实物资本的积累。对许多国家来说，政治不稳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Barro，1991 [5] ；Alesina等，1996 [6] ）。由于实物资本的跨国流动日益增加，社会的稳定性对投资者的经济决策有重要影响。Svensson（1998）指出，社会不稳定会导致国内投资的减少，并使储蓄投向非市场化产品的生产或导致资本外逃。 [7] Lucas（1990）认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风险严重阻碍了国外直接投资（FDI）的流入。 [8] 许多实证研究（Aharoni，1966 [9] ；Basi，1963 ；Schollhammer，1974 ）发现，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政治冲突事件是影响国外直接投资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当然这跟当时的冷战氛围有重要关系。Abadie和Gardeazabal（2008）的实证研究发现，恐怖袭击的发生会对实物资本在各国之间的分配产生重大影响，恐怖袭击发生的风险每增加1个标准差，就会使FDI在GDP中的比重下降5个百分点。 [10]

二、突发冲击对人力资本的影响

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对经济增长有实质的贡献。马歇尔曾强调所有资本中最有价值的是人力（Tilak，1989） 。然而，直至20世纪50年代还没有研究将经济增长归因于人力资本。相对地，当时还认为劳动力和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Schultz（1961）首先指出教育不仅是消费活动，而且也是一项投资。他认为与实物资本投资相较，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因素。后续很多人力资本对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也陆续出现。 [11] Leeuwen和Foldvari（2008）的实证研究发现，整个20世纪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人力资本存量与总收入之间都存在协整关系，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也存在这种协整关系。 [12] 突发冲击对人力资本的影响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第一，突发冲击可能造成人力资本载体——劳动者数量的减少；第二，突发冲击可能会对教育产生影响。

自然灾害和重大生产安全事故会造成大规模的人员伤亡（见表2-2）。2008年，汶川大地震造成的伤亡人数高达87 846人；1976年，唐山大地震造成了24.2万人死亡，是20世纪以来造成伤亡人数最多的地震；1984年12月，印度博帕尔（Bhopal）毒气泄漏事故造成2.5万人死亡，10—20万人的身体留下了永久性伤害；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使60万人遭到了核辐射。对于有移民传统的国家或地区来说，自然灾害造成的劳动者数量减少还不仅限于劳动者的伤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06年的报告指出，严重的自然灾害会造成显著的民众外迁效应。特别是这些移民往往拥有较高的技术水平，这会对受灾区的人力资本存量造成显著损害。传染病造成的人员伤亡更令人触目惊心，大规模的传染病对人力资本存量的损害极为严重。1917年10月，俄国“十月革命”前后，斑疹伤寒席卷俄国，造成约300万人死亡；1918年3月，“西班牙大流感”在一年之内席卷全球，患病人数超过5亿，死亡人数近4 000万，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4倍。Brainerd和Siegler（2003）的研究也发现，在美国“西班牙大流感”死亡率较高的州，人均资本存量会得到大幅增长，在流感过后，这些州的人均产出和收入均得到提高。 不同于马尔萨斯的担忧，现代的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瘟疫和传染病会对人力资本存量造成负面影响，但灾难过后人们的健康状况会得到改善，而Panyarachun（1995）的研究表明，健康状况的改善可以使生产率、储蓄、投资和FDI增加，最终促进经济增长。

自然灾害也会对教育系统产生损害，例如学校的损毁会造成学生的停课，从而影响教育的进程。在经济落后地区，如果自然灾害导致家庭收入减少，那么学生就可能辍学回家来赚取家庭收入，这就会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长远影响。Cuaresma（2009）采用跨国面板数据回归的方法对自然灾害与教育投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对中学入学率存在负面影响，是造成各国中学入学率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 Almond（2006）对“西班牙大流感”的长期效应进行研究后发现，流感造成许多受感染的儿童失去了教育机会，同时也给一些感染者的身体造成了永久性损害，这些都是对人力资本的负面影响。 [13] Schultz（2003）指出，自然灾害和传染病造成的家庭中父母的死亡，会对儿童的人力资本的形成产生巨大的影响 。因为这会导致儿童丧失家庭教导者，缺少来自父母的价值观传递以及情感和精神上的支持。Skidmore和Toya（2002）指出除干旱之外的气候灾害会提高经济增长率，同时他们发现地质灾害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原因在于气候灾害过后人力资本会增加，而地质灾害发生后，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都会发生损失。 [14]

自然灾害的发生也可能对人力资本的积累产生正面影响。由于未来自然灾害风险的存在，实物资本的投资不如人力资本的投资更具吸引力，政府可能会增加教育系统和职业培训的投入，从而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因此制度完善的国家更能避免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力资本的损失。Lopez（2009）运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证明，对于那些实物资本相对充裕、人力资本相对匮乏、经济增长停滞不前的经济体，自然灾害的发生会使其转而重视人力资本积累，进而走上经济稳定增长之路。

现有的经济环境是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Lucas（1988）将人力资本的增长视为现有人力资本水平和质量的函数。 [15] 金融或经济危机会造成经济环境的恶化和生活水平的下降，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会减少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1997）的报告指出，未预料到的经济危机是童工增加的重要原因。在经济危机时期，儿童被迫辍学来赚取家庭收入。大部分童工在将来都不会再接受教育。他们即使返回学校，也已经落后于普通同龄人。

金融或经济危机也可能会刺激人力资本的增加。金融危机会使实物资本投资大量减少，进而导致就业机会大量减少。劳动者会通过增加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来增加就业竞争力。特别是如果年轻人认为危机是暂时的，那么他们会考虑在危机期间学习，并推迟工作，这会导致人力资本的增加，在危机过后这些人力资本将推动经济增长。Heylen等（2004）对86个国家1975—200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证实了危机引发的通货膨胀对人力资本的增长有正面影响。

三、突发冲击对生产技术的影响

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An Inquiry into Profits，Capital，Credit，Interest，and the Business Cycle ）中创造性地提出，不是资本和劳动力，而是技术创新，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在索洛增长模型中，技术进步可以通过改变生产函数使生产函数曲线向上移动，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Romer（1990）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内在技术进步上，在理论上第一次给出了技术进步的内生增长模型。突发冲击可能促进或阻碍技术进步，也可能改变技术创新的外部环境。 [16]

对财政不充裕的国家而言，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灾后重建的资金可能会挤占研发部门科技创新所需的资金，继而影响技术进步。Cuaresma等（2008）的实证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自然灾害风险对这些国家在对外贸易中的技术外溢效应有负面影响，因此会阻碍技术进步。 [17] 但Skidmore和Toya（2002）的实证研究表明，自然灾害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全要素生产率中体现了资本中的技术含量，因此该研究间接说明了自然灾害可以推动一国技术水平的发展。 [18] Okuyama等（2004）认为，技术含量低的陈旧生产设备在自然灾害中更易遭到损毁，因这些设备受损而更替为技术含量高的新设备后可以提高生产率。自然灾害的发生也会迫使人们投入更多资金来研发新的技术以预测、防范和减轻灾害的危害。 [19]

金融危机的发生会对风险资本市场产生影响，继而影响技术创新。Block和Sandner（2009）发现，金融危机的发生会造成风险投资的减少，此时IPO市场的疲软也会影响企业的融资，技术进步与创新所需的融资会严重短缺。 但历史经验也表明，全球性经济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的科技创新突破和科技革命。1857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以电气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以电子、航空航天和核能等技术突破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

Mensch（1978）通过对112项重要的技术创新考察发现，重大基础性创新的高峰均接近于经济萧条期，技术创新的周期与经济繁荣周期呈“逆相关”，因而他认为经济萧条是激励创新高潮的重要推动力，技术创新又将是经济发展新高潮的基础。 [20] Freeman和Perez（1988）则认为，高技术研究开发和新兴产业发展是解决经济危机的关键。 [21]

国际贸易通常也被视为是一种生产技术，其投入是进口商品和服务，产出是出口商品和服务。因此，国际贸易状况的变化可以视为生产率的变化。Easterly等（1993）的实证研究发现，国际贸易冲击对解释长期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有重大意义。 [22] Easterly和Levine（2001）认为，对于小的开放经济体，国际贸易的负面冲击与生产技术的负面冲击产生的效果是一样的。 Fratianni和Kang（2006）指出，恐怖主义会增加交易费用和通关难度，从而减少实际贸易量。他们的研究还表明，发生恐怖活动的国家与其他国家的边境距离越远，这种影响就越小，恐怖主义会将距离较近国家之间的贸易转变为距离较远之间的国家的贸易。 金融或经济危机发生后，经济系统中的流动性匮乏，企业和厂商借贷困难，继而导致企业减产或破产，这会造成进口和订单的大幅减少，影响国际贸易量。与此同时，本币可能会贬值，这会提高厂商的生产成本。零售商们为了获得流动性，也会低价销售库存商品，这很容易造成贸易摩擦。而为了保护本国经济和弥补财政赤字，各国政府往往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这会进一步恶化各国关系，加剧经济困境。

四、突发冲击对自然资源的影响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发展之初，自然资源和环境因素并没有纳入分析范围。直至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们认识到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局限时，才开始重视自然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Solow，1974 [23] ；Stiglitz，1974 [24] ）。Grossman和Krueger（1995）通过对42个国家横截面数据的分析，发现部分环境污染物排放总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现“倒U形”曲线。 [25] Chambers和Guo（2009）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率与自然资源在生产过程中的利用正相关。 [26]

自然灾害会对一国自然资源存量造成影响。飓风和其他气候灾害会摧毁大量的森林资源；飓风和干旱会降低土地肥力，从而导致农作物减产；自然灾害对风景区的破坏，会在较长时间内影响旅游业。但自然灾害也并不是总会给自然资源存量带来负面影响，例如，Abbott（2004）指出洪水过后或火山爆发后，土地的肥力会增强，因而尽管农民短期遭受了损失，但是从长远来看是受益的。同样旅游业也会进一步地繁荣，部分由于游客会受到灾难本身的吸引。因此，如果自然灾害没有造成大量的自然资源损失，而是带来了长期的自然资源存量增长，那么这些自然灾害对长期经济增长就是有益的。 [27]

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环境污染则可能会对自然资源造成重大破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的污染物对37个国家和地区的环境和自然资源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Söderqvist（2000）估计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对瑞典的驼鹿资源损害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低于7.36亿瑞典克朗，而瑞典的驼鹿资源只占受事故影响的自然资源的很小部分，事故对自然资源的损害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28]

五、小结

突发冲击在不同程度上的确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要素会产生影响，不同类型的突发冲击造成的长期影响不同。突发冲击造成的负面影响更为直观和为人所知，如自然灾害对实物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的损毁、恐怖主义对国际贸易的损害、金融危机对教育投入的影响和生产安全事故对环境资源的影响。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使世界经济体系变得高度复杂，突发冲击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影响范围越来越广、对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复杂。即便一个小突发冲击也会以高不可测的速度扩大和传播，带来难以预测的结果。羊群效应、恐慌、不确定和不完整信息的传播可能使负面反馈循环出现，导致冲击加剧，从而对世界经济造成深远的影响。

[1] Mankiw, N. G., 2009, Brief Principles of Macroeconomics, 5ed. South-Western Cengage Learning.

[2] Krueger, A. B. and M. Lindahl, 2001, "Education for growth: why and for whom?"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 Vol.39, No.4, pp.1101—1136.

[3] Skidmore, M. and H. Toya, 2002, "Do natural disasters promote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Inquiry , Vol.40, No.4, pp.664—687.

[4] Loayza, N, E. Olaberria, J. Rigolini and L. Christiansen, 2009, "Natural disasters and medium-term economic growth, the contrasting effects of different events on disaggregated output", World Bank-UN Assessment on the Economics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5] Barro, R. J., 1991, "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Vol.106, No.2, pp.407—443.

[6] Alesina, A., and R. Perotti, 1996, "Income distribution,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investmen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40, No.6, pp.1203—1228.

[7] Svensson, J., 1998, "Investment, property rights and political instability: theory and evidence",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42, No.7, pp.1317—1341.

[8] Lucas, R. E, Jr, 1990, "Why doesn't capital flow from rich to poor countri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Vol.80, No.2, pp.92—96.

[9] Aharoni, Y., 1966, The foreign investment decision process ,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0] Abadie, A. and J. Gardeazabal, 2008, "Terrorism and the world economy",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 Vol.52, No.1, pp.1—27.

[11] Schultz, T. W., 1961.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Vol.51, No.1, pp.1—17.

[12] Leeuwen, B. V. and P. Foldvari, 2008,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sia 1890—2000: a time-series analysis", Asian Economic Journal , Vol.22, No.3, pp.225—240.

[13] Almond, D., 2006, "Is the 1918 Influenza Pandemic over? Long-term effects of in Utero Influenza Exposures in the post-1940 U.S. popul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Vol.114, No.2, pp.672—712.

[14] Skidmore, M. and H. Toya, 2002, "Do natural disasters promote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Inquiry , Vol.40, No.4, pp.664—687.

[15] Lucas, R. E., 1998,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m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 3—42.

[16] Cuaresma, J. C., Hlouskova, J., and Obersteiner, M, 2008, "Natural disasters as areative destruction? Evidence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Economic Inquiry , 46(2): 214—226.

[17] Cuaresma, J. C., H. Jhlouskova, and M. Oobersteiner, 2008, "Natural disasters as creative destruction? Evidence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Economic Inquiry . Vol.46, No.2, pp.214—216.

[18] Skidmore, M. and H. Toya, 2002, "Do natural disasters promote long-run growth?" Economic Inquiry, Vol.40, No.4, pp.664—687.

[19] Okuyama, Y., G. J. D. Hewings and M. Sonis, 2004, "Economic impacts of disasters: interregional input-output analysis using sequential interindustry model", Modeling the Spatial and Economic Effects of Disasters. New York: Springer.

[20] Mensch, G., 1978, Stalemate in Technology: Innovations Overcome the Depression , Ballinger Pub Co.

[21] Freeman, C. and C. Perez, 1988, "Structural crises of adjustment: business cycles and investment behaviour", 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 . Francis Pinter, London, pp.38—66.

[22] Easterly, W., Kremer, M., Pritchett, L., Summers, L.H., 1993. "Good policy or good luck? Country growth performance and temporary shock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32, 459—483.

[23] Solow, R. M., 1974,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and exhaustible resource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 Vol.41, No.1, pp.29—45.

[24] Stiglitz, J., 1974, "Growth with exhaustible natural resources: efficient and optimal growth path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 Vol.41, pp.139—152.

[25] Grossman, G. and A. Krueger, 1995,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Vol.110, No.2, pp.353—377.

[26] Chambers, D. and J. Guo, 2009, "Natural resources and economic growth: some theory and evidence",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 Vol.10, No.2, pp.367—389.

[27] Abbott, P., 2004, Natural Disasters , 4th edition. New York: McGraw Hill.

[28] Söderqvist, T., 2000, "Natural resources damage from chernobyl: further results",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 Vol.16, No.3, pp.343—346. rU0mYVaEKdotYI1MwgVrweSizhJZ4oIFK20svxq+bwhoYTplTOL8sN4cEX/NxK5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