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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冲击的经济影响有些是短期的，有些是长期的。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认为，一国的实际产出以大致不变的自然增长率增长，经济波动只是一种对自然增长率的暂时偏离，突发冲击不会对产出造成长期影响。这一理论主要基于两个基本假设：第一，经济波动主要由总需求冲击造成；第二，总需求冲击对产出的影响是短期的。但一些研究（Campbell和Mankiw，1987；Yilmazkuday，2010）表明，某些冲击也会对经济产生长期影响，不能简单地认为总需求冲击只在短期发生作用，或者说只有总供给冲击会对经济产生长期影响。Campbell和Mankiw（1987）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的季度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事前未曾预料到的突发冲击所造成的实际GNP变化会给经济带来显著长期影响。 [1] 他们通过对传统经济周期理论两个基本假设的批判来解释这一发现。一方面，他们认为经济波动是由总供给冲击和总需求冲击共同造成的，运用Kydland和Prescott（1982）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可从理论上说明实际冲击是造成经济波动的可能原因。另一方面，他们认为总需求冲击也可能会对产出造成长期影响，总需求冲击可能使宏观经济在不同的均衡状态间转换，也可能带来技术创新。 [2] Yilmazkuday（2010）的实证研究就发现，金融危机对长期经济增长有明显的负面作用。 [3]
基于这一考虑，有必要把突发冲击的影响区分为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来分别讨论。宏观经济学虽然分别从短期和长期的角度对产出的变化进行研究，但并没有对长、短期具体的期限加以明确界定。目前，学界可以达成一致的是：长期代表的是一种经济增长趋势、一种经济效率和均衡的体现、一种经济决策者对新信息的充分理性反应；短期代表的是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一种效率的缺乏和非均衡的体现以及经济决策者对新信息的不充分或非理性反应。本章采用Lipsey和Courant（2009）所提出的标准来判断突发冲击是否会造成长期经济影响，即分析突发冲击是否对宏观经济造成了长期影响，主要看突发冲击是否会对生产率造成影响。 [4] 对生产率以外的影响归于短期，而对生产率的影响集中在长期进行讨论。
此外，不论突发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短期还是长期，都有必要对这种经济影响进行测度，而测度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测度方法的确定，即我们可以用哪些方法来实际分析突发冲击的长短期影响。
本章分三节来研究突发冲击的经济影响：第一节着重分析突发冲击的短期经济影响，主要分析突发冲击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四个经济环节短期内的影响；第二节分析突发冲击的长期经济影响，主要分析突发冲击对实物资本、人力资本、生产技术和自然资源等长期产出决定因素的影响；第三节分析突发冲击经济影响的测度方法，并选取案例进行实证分析。
新古典生产函数为我们分析突发冲击对生产活动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十分便利的框架，该函数式为：
（2-1）式中： Y 是总产出， K 是资本存量， L 是劳动力， A 是全要素生产率（或索洛剩余）。
我们可以把资本存量 K 和劳动力 L 看成是为了得到某总产出水平的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 A 则可看成是为了得到该总产出的投入-产出转化效率。如果上述生产函数的作用机制受损，我们称之为整个产出效率受损。突发冲击对生产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别论述：对资本存量 K 的冲击、对劳动力 L 的冲击、对全要素生产率 A 的冲击、对整个产出效率的冲击，这些冲击的结果导致实际产出与预期产出产生差异。需要说明的是，这一部分的分析仅限于短期的产出冲击，即受到突发冲击后，产出对原有发展趋势的暂时偏离，如果是趋势本身发生了改变，则属于长期经济影响的范围，这一部分内容将在本章的第二节重点论述。
（一）对资本存量 K 的冲击
对资本存量 K 的冲击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对现存资本存量的冲击，其二是对投资的冲击——它影响将来某一时点的资本存量。
一次突发冲击可能造成现存资本的直接损失。比如5·12汶川地震，震区的厂房、设备毁损严重。再如处于汉旺镇的东方电气公司，地震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金额达15.65亿元。
一般来说自然灾害、恐怖袭击及其他社会安全事件都会使一个经济体现存的资本存量减少。Bram等（2002）的研究表明，“9·11”恐怖袭击事件使美国毁损和需要置换的物理资本和基础设施的总价值为216亿美元。
[5]
这一数值并不大，因此Becker和Murphy（2001）认为，恐怖袭击破坏的仅仅是一个国家的一小部分资本存量，不会对总产出有大的影响。
[6]
但是仅从对现有资本的冲击来判断总产出会受到多大的影响是不全面的，因为突发冲击往往会改变经济主体的储蓄和投资行为，这些都会影响将来某一时点的资本存量，这可能是更重要的资本存量冲击。
有研究表明，在受到突发冲击后，一国的投资额会下降。有学者研究了以色列恐怖袭击的影响，由于恐怖袭击，处于更严重的死亡威胁下的人们其将来价值变小，于是他们的储蓄倾向降低，社会的储蓄率随之下降。与此同时，随着死亡概率的上升，利率上升。这两方面共同起作用必将导致投资额下降，资本存量减少，稳态产出水平下降。Eckstein和Tsiddon（2004）估计，如果恐怖袭击以2002年第四季度到2003年第三季度的水平持续，到2005年第三季度，与没有恐怖袭击的基准相比，人均投资水平每年会下降10%。 [7]
另外，Abadie和Gardeazabal（2008）指出，恐怖袭击增加了不确定性，降低了预期投资收益率，如果世界经济足够开放，恐怖袭击强度的改变可以导致大规模的资本跨国转移，平均而言，恐怖袭击风险每上升一个标准差，净国外直接投资头寸的下降约为GDP的5%。 [8] 由此可见，恐怖袭击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跨国转移影响巨大，这对受冲击国的经济会产生较大打击。
还有一些情况，在一国受到突发冲击后，国外直接投资并不会立即取消，而是延后。Allen（2006）的研究表明，基于SARS的经验来看，外国直接投资计划可能改变很小，但是主要的投资会被推后。只有那些股价相对较高的国家，或者是那些公共金融比较薄弱的国家，抑或是经常账户高度依赖商品价格或服务出口的国家，才会发生较大规模的资本外流。
（二）对劳动力 L 的冲击
对劳动力的冲击表现在两个方面：劳动力的减少和劳动力的闲置。有些突发冲击会导致部分劳动人口丧失生命，除了生命这一重要的价值外，从经济上讲，劳动人口的减少意味着产出能力的降低。如Bram等（2002）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以生产能力对生命损失作了一个估计，总额达78亿美元。 [9]
由于遭受冲击，可能发生资本毁损、外流和投资延期，这些都会影响受冲击地区的就业率，McIntosh（2008）的研究结果表明，卡特里娜飓风使得当地居民被雇用的概率降低了0.5%，这一比例在5%的水平下是显著的。 [10] 另外，Wasser和Bergman（2007）分析了卡特里娜飓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数据显示，卡特里娜飓风后的十个月中平均工作岗位损失为9.5万个。 [11] 尽管这些影响并不大，但是如果把这些闲置的劳动力按正常的产出效率来计算其闲置时期的产出损失，数据可能也比较大。当然劳动力闲置时期增加的闲暇价值，应该从产出损失中进行扣减。
（三）对全要素生产率 A 的冲击
对全要素生产率
A
的冲击最为复杂，主要表现为受到突发冲击后，现存的资本存量减少，而又可能会出现加速的资本替代——这对经济可能产生正面影响，即更有技术含量、效率更高的资本将替代低效率的资本，当前产出受损，但未来产出可能增加。Dumas和Hallegatte（2009）用一个包括技术变化的模型来研究自然灾害的这种效应，在其研究框架中，自然灾害能影响实际产出水平但不影响增长率，类似索洛模型中的储蓄率。但是这种效应结果如何有赖于重建的质量，包含了技术变化的解释既可以减少也可能增加灾害的成本。
一方面，灾后重建可能会从长期获益；另一方面，当灾难损失超过了重建能力时，可能导致贫困陷阱。
现有文献表明，除了少数学者认为诸如恐怖袭击和自然灾害等负面突发冲击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正面影响外，对其他各方面都会产生负向的冲击。总体而言，突发冲击对总产出的影响是负面的。例如，2011年的日本大地震严重干扰了日本的工业生产活动，对其全球供应链产生了显著影响，汽车、电信和消费电子品等行业受到的影响尤为突出（宗良等，2011）。
Strobl（2011）考察了飓风对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的影响，结合其根据宏观数据构建的损失指数，他发现飓风的发生使得该地区产出平均下降0.83%，且这种影响取决于各国自身的经济特征及飓风的发生时间。
[12]
（四）对整个产出效率的冲击
对整个产出效率的冲击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生产函数依然成立，但是由于冲击，这一函数短期无法正常地发挥作用；其二是生产函数正常发挥作用，但函数效率与受冲击前相比有所降低。
第一种情况大多是由于受冲击，正常的生产秩序被破坏，人们无法正常地进行生产活动。Allen（2006）回顾了1918年西班牙禽流感造成的突发冲击，由于染病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很多，西班牙出现了大面积的停工，供给水平严重下降，人们被要求待在家里，要么自保，要么照顾生病的家属。
此外，运输、贸易、支付系统和主要的公共服务都被中断，财务状况不佳的企业处于破产的边缘。2009年4月，墨西哥爆发A型流感，为了防止A型流感疫情进一步扩散，墨西哥政府宣布从5月1日至5日暂停一切公共事务和经济活动，只有农贸市场、超市、交通、药房、金融、通信、垃圾处理、旅馆餐饮等行业可以正常运营。
在这种情形下，生产函数几乎不再发挥作用，生产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第二种情况大多是因为人们的价值观受到比较大的冲击，影响了他们的工作动力和工作情绪，他们会有意地缩短工作时间，或者在工作时由于精神状态不佳，工作效率较受冲击前降低。如“9·11”事件后，有些劳动者认为家庭更重要，有意减少工作时间去陪伴家人；有些劳动者工作时心理健康水平较差，处于一种比较紧张和混沌的状态，工作效率出现下降。这种情形可以看成是劳动力 L 的投入变少（一个受冲击的劳动力比不上冲击前的那个劳动力了），也可以看成 f （ K ， L ）变小（现在同样的资本和劳动投入，产出变小了），因此我们笼统地称之为整体的产出效率下降。
我们从以上四个方面分析了生产可能受到的冲击，除了有学者认为全要素生产率 A 对产出有正面影响外，其他各方面对总产出都有负面影响。总之，一般情况下，突发冲击对总产出的综合影响是负面的。如Lee和Rhee（2002）的研究结果显示，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韩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1998年，韩国的GDP增长率由危机前7%的平均水平跌至6.7%。 [13]
一般情况下，突发冲击会对一国总产出产生负面影响，可供分配的价值总量与未遭受冲击前相比会减少，分配的总量自然会降低。但是，除了分配总量减少之外，分配结构也可能受到冲击，这种结构的变化至少体现在五个方面：不同要素的报酬所占比例发生变化、政府转移支付发生结构性变化、地区间分配发生结构性变化、行业间分配发生结构性变化以及社会群体间出现较大规模的再分配。
（一）不同要素的报酬所占比例发生变化
按西方经济学的观点，生产要素主要包括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和企业家才能。有报道称，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导致俄罗斯劳动力工资水平下降，白领工资平均下降了20%—30%，蓝领工资水平也下降了10%—20%。
至于自然资源的价格，2009年2月，国际市场上能源价格同比下降48.8%，降幅比1月扩大了3.4个百分点；非能源价格下降33.1%，扩大9.4个百分点；金属和矿产品价格下降48%，扩大10.3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企业的收益情况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资本的投资回报率明显下滑。据报道，受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巴西企业盈利与2007年同比下跌了40.6%。Economática顾问公司指出，全球危机导致2008年第四季度企业盈利暴跌，只有巴西石油公司和淡水河谷公司幸免。
由于企业收益下降，企业经理人员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面临着较大的下降压力，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各国政府都有意通过政府指令来限制金融危机下的高管薪酬。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劳动力特别是蓝领工人的工资下降较少，而资本收益率、自然资源的价格下降幅度较大，由此可知，受到突发冲击后，报酬总量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各要素之间的报酬占比受到的影响较大。
（二）政府转移支付发生结构性变化
某地区遭受突发冲击后，该地区的产出和就业会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为了保持这些地区经济的平稳发展，政府往往会加大对该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从而改变了原有的政府转移支付结构。如汶川大地震后，我国政府对灾区群众提供了数额巨大的财政支援，截至2008年年底，中央财政共下发汶川地震受灾群众生活救助资金417.94亿元。
（三）地区间分配的结构性变化
在遭受某种突发冲击后，不同地区间的分配结构也会发生变化，这种地区间的结构变化表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是一国国内的不同地区之间分配的结构性变化；其二是不同国家之间分配的结构性变化。
一国国内的不同地区间的分配结构发生变化一般是因为某一冲击对不同地区的冲击力度存在差异。如自然灾害是有地区差异性的，不同地区发生自然灾害的频率和遭受自然灾害影响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当受到某种自然灾害冲击时，受灾地区的居民收入往往出现较大幅度的减少，而其他地区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如2008年冬和2009年春，河南、安徽等地区出现较严重旱情，占我国全年粮食产量20%左右的冬小麦面临减产风险。
这势必影响到受灾地区2009年的农业收入。除自然灾害以外，卫生性突发冲击、社会安全性突发冲击等都具有地区差异性，当受到某种冲击时，不同地区的收入分配将发生一些结构性差异，如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出口企业较多的沿海地区受到的冲击比内陆地区要大一些。
不同国家之间分配的结构性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直接的单方面转移和间接的财富再分配。一方面，某国或者某地区受到突发冲击后，其他未受灾国家或受灾较轻国家可能会对受灾较严重的国家和地区提供较大数额的单方面转移。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截至6月4日12时，国际社会共向我国地震灾区提供现金援助约35.55亿元；捐赠物资价值约11.54亿元。
2009年墨西哥爆发A型流感，中国政府向墨西哥政府提供500万美元人道主义紧急援助。
这种直接的单方面转移是各国政府主动采取的行动。
在某些情形下，一国受到某种突发冲击后，冲击本身或者政府应对冲击的相关措施会引起一些重要的经济变量发生变化，如果这些经济变量的变化对汇率产生较大的影响，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就会出现较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比如，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元总体上不断贬值，这使得世界各国的美元储备购买力大幅缩水，如截至2008年4月10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6.9920，按照“汇率改革”之初的汇率计算，人民币兑美元已累计升值15.5%。中国是全球官方外汇储备最高的国家，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在全球已知的各国官方外汇储备中，有约65%是美元。中国虽未公布官方的外汇储备比例，但应远高于全球平均值。有分析认为，如果假定中国外汇储备中90%是美元，2008年3月即蒸发357亿美元。日本财务大臣额贺福志郎2008年3月27日表示，由于美元贬值，日本的外汇储备损失约为18.5万亿日元，合1 872亿美元。印度、韩国和俄罗斯这些储备较多的国家情况也比较类似。
与此同时，美国对外的债务也相应减轻——它只需要动用较少的外国货币、贵金属或购买力即可偿付它固定金额的到期债务。
（四）行业间分配的结构性变化
突发冲击对不同行业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有的行业可能受到正面影响，有的行业可能受到负面影响；有的行业受影响大，而有的行业受影响小，这势必在短期内对不同行业的收入分配产生结构性影响。You和Diao（2007）以尼日利亚为例，分析禽流感对于非洲西部的潜在经济影响。
[14]
研究数据显示，禽流感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大概为该国鸡肉生产总值的4%。然而，间接影响（一旦发觉存在禽流感，消费者就不愿意消费家禽产品从而导致鸡肉价格的下降）所带来的损失会比直接影响大得多。据估计，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尼日利亚的鸡肉产值下降了21%，养鸡农民的收入损失高达2.5亿英镑。而在有些情形下，受到某种突发冲击的行业可能会受益，如2009年墨西哥爆发A型流感，世界主要的抗流感类公司，如瑞士罗氏制药公司和葛兰素史克公司短期内就收获了较多的订单。
另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当中东地区发生政治危机时，国际石油价格一般会出现上涨，因为这种危机可能导致军事冲突，进而导致该地区石油产量和输出量的减少。
（五）社会群体间较大规模的再分配
当受到某种突发冲击时，直接遭受冲击的群体可能处于比较困难的境地，社会其他成员和组织一般会对这些群体提供力所能及的救助，这是一种财富再分配。如汶川大地震后，社会各界踊跃捐款，截至2008年6月4日12时，全国共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捐款捐物数额共计436.81亿元，其中国际社会共向地震灾区提供现金援助约35.55亿元，捐赠物资价值约11.54亿元，余下的近390亿元均为国内捐款。
另外，通货膨胀的相关作用机制也会影响社会群体间财富的再分配，这种影响很隐蔽，但影响面很广。当一个国家受到某种突发冲击时，突发冲击本身或政府为了应对突发冲击而采取的某些措施可能使该国短期内出现较为明显的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又具有十分明显的分配效应，因此，突发冲击就可以通过通货膨胀影响社会实际财富的再分配。
突发冲击对市场交易会造成短期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对交易总量的影响，在受到突发冲击后，一国或某地区的交易总量会短时间内扩大或收缩；其二，对交易结构的影响，在受到突发冲击后，不同商品、服务或金融资产的交易会发生结构性变化；其三，对交易效率的影响，在受到突发冲击后，商品、服务或金融资产交易的效率会受到影响；其四，对交易特征的影响，在受到突发冲击后，各类交易的某些特征会发生变化。这里的交易既包括商品和服务的交易，也包括各类金融资产的交易。
（一）对交易总量的影响
在商品和服务市场上，有一些突发冲击，可能引起交易总量的短期扩大。1988年3—8月，我国政府有步骤地放开商品价格，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多次抢购风潮。抢购的直接结果是零售商品总额增幅迅速提高，当年8月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36.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8.6%，扣除物价上涨因素，1988年8月零售商品总额增加了13%。
在商品和服务市场上，一般而言，突发冲击可能导致交易总量收缩。这主要是因为突发冲击一般会使生产总值变小，而生产总值变小自然会引起交易总量变小。如1929—1933年大危机期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减少了40%，失业率达到24.9%，到1933年，工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暴跌了将近一半，商品批发价格下跌了近1/3，商品贸易下降了2/3以上。
在金融市场上，突发冲击也可能导致交易总量短期内较大幅度地扩大或收缩。Levy和Galili（2006）通过对1998—2002年以色列3 000个家庭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恐怖主义对金融交易有明显的负面作用。投资者不愿意进行股票交易的原因在于：对公共风险的担忧（悲观的风险预期和风险厌恶选择），恐怖袭击导致的犹豫不决、焦虑和悲观失措，以及回避未来后悔等。 [15]
有研究表明，突发冲击对国际贸易总量也会产生影响。如Nitsch和Schumacher（2004）检验了恐怖主义和战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通过对1960—1993年200个国家的双边贸易的调查与测量，他们发现恐怖事件减少了国际贸易量，恐怖事件数量增加一倍，双边贸易减少4%。 [16]
（二）对交易结构的影响
在商品和服务市场上，突发冲击对交易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受到特定的突发冲击之后，短期内人们惯常的效用评价体系被打破，有些商品和服务的效用在冲击中被放大，人们关于这类商品和服务的交易量大大增加，有些商品和服务的效用在冲击中被缩小，关于这类商品和服务的交易量会大大减少。如出于对爆发于墨西哥的A型流感的担忧，在国内市场，人们对抗病毒口服液、板蓝根等药品的购买量显著增加，广药白云山和记黄埔旗下的板蓝根、口炎清等药物的订单增幅在30%左右。
再如“9·11”事件之后，人们对搭乘飞机心有余悸，导致美国的航空业短期内受到沉重冲击，损失累计达到了400亿美元，至少10家航空公司申请破产，15万工作岗位被削减。直到2006年第二季度，才出现自2000年以来的第一个全行业盈利季度，当季的平均客机上座率达到了86%，美国航空业才逐步恢复到比较正常的状态。
在一些情况下，这种对商品和服务交易的结构性影响体现在交易的地区结构发生变化。Abadie和Dermisi（2006）认为，2001年的“9·11”事件以及马德里和伦敦的火车爆炸事件，提高了人们对城市商业区以及人口密度较高地区的安全关注程度，因为恐怖分子倾向于选择这一类地区发动袭击。
他们对芝加哥中心商业区商业地产的空置率进行了研究，数据显示，“9·11”事件后，与其他地区相比，三个标志性地区（the Sears Tower，the Aon Center和the Hancock Center）及邻近区域的商业地产空置率经历了一次显著地上升，这表明，中心商业区的经济活动会随着对恐怖主义的担忧而极大地受到影响。
在金融市场上，突发冲击往往会影响各类投资者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或不同金融资产的风险评价，进而导致金融市场上出现结构性变化。“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股市开盘第一天就出现大多数个股急剧下跌，其中以航空、保险以及计算机硬件、网络、软件等个股的跌幅最大。航空类股票的走势最弱，其中联合航空（UAL）、美国航空（AMR）和大陆航空（CAL）股价分别下跌了43%、39%和49%。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的股价盘中一度下跌近20%。
但是国防、能源、黄金、储存、安全及视频等个股却显示出很强的抗跌性。Drakos（2004）分析了“9·11”事件对不同国家证券市场的航空公司股票的影响，研究表明该事件对航空公司股票的系统性风险β而言存在一个结构性的变化。而且，文章实证分析材料表明除了系统性风险之外，非系统性风险也大幅增加。
[17]
另外，Worthington和Valadkhani（2005）分析了自然灾害、工业事故和恐怖袭击对澳大利亚资本市场的冲击。
他们分析比较了十个行业：任意消费行业、基本消费行业、能源行业、金融行业、卫生保健行业、制造业、信息产业、原材料行业、电信服务业和公用事业。结果表明，自然事件引发的震动对上述十个部门的回报有影响。在控制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对各种灾害最敏感的行业是任意消费品行业、金融服务业和原材料行业。
突发冲击对金融市场的结构性影响，还体现在流动性方面，一般而言，在受到突发冲击时，投资者更愿意持有流动性强的资产（如现金）。Allen（2006）对1918年西班牙禽流感进行分析后总结称，严重的禽流感可能给全球金融体系带来风险，短期风险厌恶水平的大幅上升可能导致对流动性的巨大需求，特别是现金和其他低风险资产。
（三）对交易效率的影响
在特殊情况下，一些突发冲击可能还会影响商品、服务和金融资产交易的效率。有些突发冲击会直接导致交易无法正常进行。如自然灾害可能阻断了商品运输线路，而使得交易无法按时完成；国家之间的战争和敌对状态可能使得两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处于停滞状态；出于对流行性疾病的担忧，人们尽可能减少交易的次数等。这些都使得商品和服务交易的效率大为降低。2006年12月26日，中国台湾屏东恒春地区发生里氏6.7级大地震，该地区的国际海底电缆遭受严重破坏，六条主要的海底电缆仅剩两条可以部分运作，包括中国大陆地区、美洲地区、东南亚的对外通信和数据网络受到严重影响，亚洲网络金融交易受到波及，韩国外汇交易受到影响，东京外汇市场通信一度出现中断。
Allen（2006）对1918年西班牙禽流感进行分析后总结认为，虽然禽流感在多大程度上会导致停工是不确定的，但是无应对计划的停工可能导致金融体系的关键功能中断，如支付、清算、结算和交易；金融体系的信息技术和沟通基础设施可能受到影响；运营中断可能阻碍交易完成，债务无法了结；而且，在一件事务上的中断可能导致另一个事故。
（四）对交易特征的影响
由于受到突发冲击，主导人们进行交易的效用体系和风险认知体系在短期内会出现较大程度的改变，除了改变人们的交易总量和交易结构外，人们的交易特征也会受到影响。这里的交易特征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交易行为特征和交易价格特征。
突发冲击会影响人们的交易行为，使其短期内可能发生明显的变化。Mende（2006）通过分析一家德国小银行的真实交易数据和市场报价数据，研究“9·11”事件前后美元兑欧元的外汇交易行为和汇率波动情况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它们之间的一般关系并没有被破坏。 [18] 虽然一些变量，如波动性和买卖价差在事件发生期间变大了，但是数据并没有发生结构性改变，且这种冲击仅维持了两天。
作为受冲击后人们交易行为发生突然改变的结果，交易对象的价格往往会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如在我国股权分置改革之前，一度出现过“国有股减持以充实社保基金”的做法，受此影响，我国证券市场交易日渐低迷，上证综合指数从2001年6月12日的2 222.96点下跌到2001年10月22日的1 520.67点，跌幅近32%。2002年6月23日，国务院决定，除企业海外发行上市外，对国内上市公司停止执行《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中关于利用证券市场减持国有股的规定，国有股减持政策正式“叫停”，次日，上证指数大涨9.25%。
突发冲击对消费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其一是对消费总量的影响，其二是对消费结构的影响。
（一）对消费总量的影响
如前所述，一般情况下，一国在遭受突发冲击后，其生产总值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但是消费是否会随之下降则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因为总产出减少，消费是否下降还取决于储蓄率，从这个角度而言，突发冲击对消费总量的影响必须与储蓄率一起考虑。
一般来说，如果突发冲击使一国总产出较明显地减少，消费总量也会减少。Mckenzie（2006）的研究表明，在1994年12月20日比索被迫贬值之后，墨西哥面临着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1995年，墨西哥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下降9.2%，由于家庭部门不能成功地平滑消费总量，家庭支出下降了15%。 [19]
在特殊情形下，突发冲击会使储蓄率降低，消费总量上升。Fuchs-Schundeln（2008）把德国的重新统一看成对东德人民的一次大冲击，并在此背景下分析了储蓄率的变化。研究认为，在重新统一后，东德与西德的存款行为有三个方面的特征：（1）东德人民有比西德人民更高的储蓄率；（2）这个储蓄率的差距随年龄增大而增大；（3）在每一个年龄层，东德和西德之间的储蓄率差距随时间的推移而下降。
[20]
这表明，东德人民在受到“德国统一”这一突发冲击之后，储蓄率逐步降低，储蓄率的降低自然地对应于消费总量的上升。但这只是短期影响，长期来看则未必如此，Eckstein和Tsiddon（2004）对恐怖袭击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上升的恐怖袭击可能性使人们暴露在更大的危险当中，随着死亡概率的上升，生命的未来价值变小，于是人们减少投资，这一行为在短期内使消费总量上升；而从长期来看，由于储蓄率降低，稳态的资本水平下降，进而产出下降，消费总量下降。
[21]
从这个角度来看，突发冲击对消费总量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存在差异。袁堂军（2011）认为2011年的日本大地震对日本东北地区的基础设施、电力及供应链的破坏程度较大，短期内对其实体经济及消费总量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二）对消费结构的影响
在遭受突发冲击后，人们会调整其消费结构，这种结构性的变动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不同类别的消费结构发生变化，Mckenzie（2006）的研究表明，1994年年底爆发的墨西哥比索危机降低了几乎所有年龄组和教育水平的居民的收入和消费量。 [22] 为应对危机，消费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家庭减少在奢侈品上的支出，推迟耐用品和半耐用品（如服装、玻璃器皿、床上用品和娱乐设备等商品）的消费，增加在食品上的支出，食品支出的下降幅度远远低于总支出。第二，同类消费中的不同产品结构发生变化，Jin和Kim（2008）分析了2003年美国的一起疯牛病事件对于美国综合性农业企业和食品加工企业证券价值的影响，研究表明，只有牛肉生产企业遭受了严重的冲击，而其他肉类生产企业从该事件中显著获益。 [23]
突发冲击短期内会影响生产、分配、交易、消费四个经济环节。在各个方面，突发冲击既影响总量，也影响结构，有时还会影响一些经济特征。由于突发冲击的性质不同，不同的冲击对上述四个环节的不同方面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此外，突发冲击对经济的影响程度还与一国经济发展程度相关，Hallegatte和Ghil（2008）对自然灾害的经济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自然灾害对经济的冲击在经济扩张期比在经济衰退期要更大一些。 [24] 这是因为，在经济扩张期，已存在的不平衡会被自然灾害放大，而在经济衰退期，现存的闲置资源会减弱这种外生的冲击力量。这表明，高增长时期对供给方而言也是高脆弱时期，冲击会更猛烈。必须强调的是，突发冲击对上述四个经济环节的影响不是割裂的，而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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