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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政府应对突发冲击的目的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其一，减少突发冲击的直接损失；其二，使受冲击对象尽快恢复到较正常状态；其三，尽量避免将来有类似的冲击发生，即便无法避免，也要使将来遭受同类冲击的损失更小。出于这三方面的目标，各国政府应对突发冲击的手段是各不相同。
但是，还有两类关键的变量值得重视：其一是突发冲击本身的传导和变异，其二是突发冲击的环境变量。由于这两类变量对应对突发冲击的宏观调控结果有重要影响，因而它们对于应对突发冲击的宏观调控手段的选择十分重要。
各国应对突发冲击的宏观调控手段多种多样，我们可以大致将这些手段分成两大类：其一是政府的直接宏观调控手段，其二是政府的间接宏观调控手段。
（一）直接宏观调控手段
直接宏观调控手段往往是在一国已经受到突发冲击后，政府针对这种突发冲击调动自身的各种资源采取的直接宏观干预手段，具体包括财政调控手段、金融调控手段、市场调控手段、社会安全调控手段、社会卫生调控手段以及社会心理调控手段。
财政调控手段是对突发冲击的财政补贴或者是对受冲击对象的财政预算倾斜；金融调控手段是针对突发冲击在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外汇管制以及对金融机构行为的管理而进行的调控；市场调控手段一般是指受到突发冲击后，政府对市场主体的行为约束或对市场价格的管制；社会安全调控手段一般是指基于社会环境安定的考虑动用军队、警察来维护社会正常的秩序；社会卫生调控手段是指当出现卫生方面的突发冲击时，一国政府调动公共卫生资源对受冲击对象提供必需的卫生服务；社会心理调控手段往往是指当突发冲击引起社会性恐慌或对人们心理冲击过大时，一国政府利用公共舆论和心理服务资源来加以应对。
需要强调的是，应对突发冲击时往往并不是单独采用某一种宏观调控手段，而是综合运用多手段。这种综合性的运用一方面是指同一类调控手段多种方式的共同采用，如Neely（2004）描述了“9·11”事件后美联储对有可能导致的金融市场危机或者说潜在的危机做出的反应，他认为美联储有效地采取了以下三方面措施：第一，美联储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率和放松监管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第二，美联储调低了联邦基金的中期目标；第三，利用国债干预外汇。 [1] 这三种措施属于金融调控手段三种具体方式的综合运用。
综合性运用的另一方面是指不同类型的调控手段的共同采用，如Flynn（2002）分析了“9·11”事件发生后的一系列金融援助计划，他描述道，在美联储的领导下，全球银行家采取必要的步骤增加货币供给，最小化卖空行为以及保护美国人民的金融资产。在银行家实施金融刺激方案时，一些政府机构引入积极的财政政策，援助受这次袭击影响的工业企业。保险业和航空业得到了政府的直接经济援助。 [2] 他所介绍的手段，既包括金融调控手段，也包括财政调控手段。
（二）间接宏观调控手段
间接宏观调控手段主要包括三大类：其一，体制建设与优化；其二，完善市场；其三，调动社会其他各方面的积极性。
如果说直接调控手段的主要目的是减少冲击损失，使受冲击对象尽快恢复到比较正常的状态，那么体制建设与优化的着眼点则是在未来，即尽可能地避免类似冲击再度发生或这类冲击再度发生时社会各方面损失较小。几乎每一次突发冲击过后，人们都会反思针对这类冲击需要在体制上进行哪些方面的完善，使社会体系在将来应对类似冲击时抵抗力更强。Kawai（1998）分析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他认为这次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五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恶化，二是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和流出，三是不合理的汇率制度，四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五是地区之间的传染性。因此，他提出要从宏观经济本身、资本管制、汇率制度的选择等方面进行完善，建立一个富有弹性的金融体系，以及区域内金融监管的合作机制，共同抵御金融危机。 [3]
第二类间接调控手段是完善市场，即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的导向性政策，建立某种应对突发冲击的市场化解决体系。从当前的理论分析与实践来看，这种市场化解决方案主要是指通过保险市场的发展与完善来应对突发冲击，换言之，一国受到突发冲击之后，通过一个更有效率的保险市场对投保了的受冲击对象进行理赔以缓解他们的财务困境，这一方面给潜在的受冲击对象提供了一种自我应对冲击的选择，另一方面也在他们实际受到冲击时减轻了政府的应对压力。但是关于保险市场是否能有效地应对冲击当前还存在分歧，有学者认为保险市场可以应对一些类别的突发冲击，如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冲击，但无法应对另一些类别的突发冲击，如恐怖袭击（Cummins，2006）。 [4]
第三类间接调控手段是政府通过各种方式调动社会其他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来应对突发冲击。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类：其一，居民自己设立共同基金，一旦部分居民受到冲击，即可从基金中获得相应的补偿，政府要做的就是对这类基金免税并进行必要的监管；其二，非营利组织提供必要的援助，有学者对这一领域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如Simo和Bies（2007）就研究了非营利组织在卡特里娜和丽塔之后的缓解、恢复以及重建过程中的跨部门协调作用，并讨论了非营利组织的实践和政策在未来的应急管理中的一些启示 [5] ；其三，居民捐助和外来援助，政府一方面要保证各类捐助的必要秩序，另一方面在捐助运用方面也要公开化、透明化。
虽然关于应对突发冲击的理论研究发展很快，各国政府应对突发冲击的实践经验也逐渐丰富，但是，一个尴尬的事实是，人们总能在各次突发冲击之后发现理论研究和政府实践中的诸多不足之处，并且在应对某些冲击时，一些国家政府的表现受到了较大的质疑。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一些突发冲击在发生之初具有比较典型的特征，但是一段时间过后，它开始发展（具有了某些新特征）或变异（演变为另一种冲击），这就大大增加了应对的难度；其二，同类的突发冲击发生在不同的国家、地区或行业，因为环境变量不一样，采取同样应对手段的效果也会大不相同，这导致了应对结果的不确定性。
（一）突发冲击的发展变异的影响
如前所述，我们可以制订静态预案对典型的突发冲击进行快速应对，但是在制订静态预案选择调控手段时，必须考虑到突发冲击的发展与变异以及相关环境变量的差异性，在动态应对时，更应该如此。
突发冲击的发展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因为有些突发冲击本身就具有蔓延性和传导性。突发冲击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冲击范围的扩大，如东南亚金融危机、禽流感、SARS以及当前的金融危机都具有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些国家的特征；其二，冲击程度的加深，即刚开始冲击力有限，但随着一系列传导机制起作用，冲击力越来越强，损失越来越大。比如，当前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但是由于金融自由化浪潮下的全球金融业彼此依赖性不断加强，各类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品在世界主要金融市场上层出不穷，到2009年春，原本是次级房地产贷款市场的问题已经演化为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不得不努力应对的最大经济困难。Goodhart（2008）分析了次级抵押贷款扩散到其他发达国家的传导路径。 [6] Kawai（1998）分析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地区间传染性，他认为整个东南亚国家金融结构基本相似，而且各国经济活动息息相关，一个国家的危机会迅速传染到其他国家，从而加重危机。 [7]
关于突发冲击的变异，现有的研究比较少，但是这种思考突发冲击的方式却并不鲜见。如You和Diao（2007）以尼日利亚为例，分析禽流感对于非洲西部的潜在经济影响，他们认为，禽流感沿着两条迁徙鸟类的传播所带来的直接损失大概为国家鸡肉生产值的4%，然而，间接影响（一旦发觉存在禽流感，消费者就不愿意消费家禽产品从而导致鸡肉价格的下降）所带来的损失会比估计的直接影响大得多，他们估计，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尼日利亚的鸡肉生产值会降低21%，养鸡农民的收入损失将高达2.5亿英镑。
[8]
这样，禽流感冲击就演化为了一个产业冲击。如果说这还是一次冲击的直接影响导致的间接影响，那么我国山东省曾发生过的一次山洪，最后导致了一场矿难，这个变异则更为典型了。2007年8月，山东新汶煤矿透水事故就是一起由自然灾害引发的事故的案例。2007年8月15日夜间开始，山东新汶突降暴雨，山洪暴发，导致柴汶河东都河堤被冲垮；8月17日14时洪水涌入华源煤矿致该矿172人被困井下，同样原因导致新泰市名公煤矿9人被困矿井下；最终，这181人被认定无生还可能。
（二）环境变量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同类突发冲击在不同环境下其应对方式的差异性。这些环境变量种类多样，比较引人注目的有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心理因素、信息传播因素以及社会文化因素。
经济因素是影响应对突发冲击宏观调控的重要环境变量。Vigdor（2008）分析了新奥尔良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前的经济环境与人口结构，他认为其处于经济的下滑周期，人口在不断减少，与其他一些处于经济巅峰时期的城市不同。那些城市虽然物理上被人为或自然灾难摧毁了，但本身的经济结构等一些无形资产很难被破坏，因此能够迅速恢复到灾前水平，而作者对新奥尔良的重建前景并不乐观。 [9] Wade（2008）分析美国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并不仅仅是短期的现象，而会随着事态的发展演变得更坏。他认为美国的自由市场理论创造了竞争性最强的市场，但竞争并不会产生金融市场的有效和稳定。政治家被自由市场理论所主导更放任了金融自由，金融的逐渐自由化使得金融市场抵抗意外冲击的力量变得薄弱。 [10]
一国政府在应对突发冲击时，其宏观调控措施也会受到该国政治因素的影响。McLeod（2004）在反思印度尼西亚的危机时，认为该国的危机并不仅仅表现为严重的经济不景气，更在于中产阶级和富有人群倡导的，以牺牲普通民众尤其是穷人利益为代价的资产再分配方案。他强调，既然印度尼西亚仍然在和脆弱腐朽的传统官僚体制以及维持了几十年的独裁统治作斗争，那么通过强调严格履行规章制度，引进有限范围的存款保险方案便能使类似事情不再发生是很难让人信服的。 [11]
一国政府在应对突发冲击时，还必须注意心理因素。Somers和Svara（2009）认为，有些事件作为“焦点事件”（Birkland，1997）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并引发恐慌，这会导致一个问题，即政府常常总是致力于对最近发生的灾难作准备，而不是对更多可能的灾难实行脆弱性分析以提高更富弹性的应急水平。他举例，“9·11”对华盛顿和纽约的攻击，政府反应的焦点集中在如何防范恐怖主义威胁，这使得其他应急管理职能都放在了次要位置，后来在卡特里娜飓风中，政府的表现令人失望，这表明了政府在应急管理中存在重视单一要素的“近视性”。 [12] 他实际上是建议政府在应对突发冲击时不仅要保持对最近冲击的高度注意力，还要全面预防各类潜在的突发冲击。
另有研究人员对信息传播因素这一环境变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Eisensee和StrÖmberg（2007）研究大众传媒对于美国政府应对1968—2002年发生的大约5 000起自然灾难的影响。他们的数据分析显示，自然灾难发生在媒体关注度最高的时期比关注度最低时期受到援助的可能性要高大约8%，奥运会期间发生的灾难受救助的几率比平时要小5%。他们还指出新闻对不同灾难的影响程度也是不同的，一般来看新闻影响力最多能够提高受援助几率的16%。而对于那种几乎没有报道价值的灾害，媒体的影响力则可以提高70%。 [13]
社会文化因素也是政府在应对突发冲击时应该考虑的一个环境变量。StrÖmberg（2007）认为国际援助也受到灾害程度之外的因素的影响。新闻覆盖情况可以推动国际援助，捐助者也会提供更多的援助给周边的受灾国、同一语言受灾国和有殖民联系的国家，并且这些影响都是可测量的。例如，对某一个特定的捐助者而言，地球另一半的自然灾害的严重程度必须是它紧邻国家的严重程度的160倍才能获得同等的受援助机会。而与捐助者没有殖民联系的国家的自然灾害必须比前殖民地国家的自然灾害严重50倍才有可能获得同等的受援助机会。出于这一原因，那些远离主要捐助者的国家在获得国际援助方面会遇到系统性冷遇。综合考虑捐助者的地域距离、殖民联系、语言等因素，发生在波兰和阿尔及利亚同样的自然灾害获得的国际援助将是发生在东帝汶和汤加时的2.5倍。 [14] 当然，他主要分析的是灾害援助的影响因素，事实上，在应对突发冲击时政府的宏观调控决策一定要慎重地考虑受冲击对象的社会文化特征，特别是对一些多民族多宗教国家，更应该注意这一点。
应对突发冲击的宏观调控十分复杂，这是由于突发冲击的来源复杂、发展变异不确定以及调控结果不确定导致的。这种复杂性使得各国政府在应对突发冲击、实施宏观调控时不得不认真权衡三个关键问题：直接调控与间接调控的问题、静态预案和动态应对的问题以及调控手段选择的问题。
直接调控可以集中政府力量强有力地应对突发冲击，但决策的正确性以及反应的速度受到质疑；间接调控虽然培育了一种更富有抗冲击力的制度或市场体系，减轻了政府的压力，提高了应对的效率，但对这一制度性或市场性力量是否愿意并能够有效应对各类突发冲击还存在不同意见。静态预案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内部矛盾，即如何既保证预案的明确性又保证预案的充分弹性；动态应对也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内部矛盾，即如何既保证应对方案的灵活性又保证应对决策的正确性。应对突发冲击的宏观调控手段很多，有财政、金融、市场、社会安全、社会心理和社会卫生等直接调控手段，也有体制建设与优化、市场完善以及调动社会其他主体力量的积极性等间接调控手段。在选择应对突发冲击的宏观调控手段时，除了要依据特定冲击的基本特征选择调控手段外，还要考虑突发冲击的发展与变异以及突发冲击的环境变量这两个影响调控结果的重要因素。
[1] Neely, C. J., 2004, "The federal reserve responds to crises: september 11th was not the first",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Review , March/April, Vol.86, No.2, pp. 27—42.
[2] Flynn, P., 2002, "Financial bailout of September 11: rapid response", Challenge , Vol.45, No.1, pp.104—116.
[3] Kawai, M., 1998, "The East Asian currency crisis: causes and lessons",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 Vol.XVI, April, pp.157—172.
[4] Cummins, J. D., 2006, "Should the government provide insurance for catastrophe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Review , July/August, Vol.88, No.4, pp.337—379.
[5] Simo, G. and A. L. Bies, 2007, "The role of nonprofits in disaster response: an expanded model of cross-sector collabo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 Vol.67, Special Issue, pp.125—142.
[6] Goodhart, C. A. E., 2008, "The background to the 2007 financial crisis",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 Vol.4, No.4, pp.331—346.
[7] Kawai, M., 1998, "The East Asian currency crisis: causes and lessons",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 Vol.XVI, April, pp.157—172.
[8] You, L. and X. Diao, 2007, "Assessing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avian influenza on poultry in West Africa: a spatial equilibrium analysis",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 Vol.58, No.2, pp.348—367.
[9] Vigdor, J., 2008, "The economic aftermath of Hurricane Katrina",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 Vol.22, No.4, pp.135—154.
[10] Wade, R., 2008, "The first-world debt crisis of 2007—2010 in global perspective", Challenge , Vol.51, No.4, pp.23—54.
[11] McLeod, R. H., 2004, "Dealing with bank system failure: Indonesia, 1997—2003", Bulletin of Indonesian Economic Studies , Vol.40, No.1, pp.95—116.
[12] Somers, S. and J. H. Svara, 2009, "Assessing and managing environmental risk: connecting local government managers with emergency manage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 Vol.69, No.2, pp.194—197.
[13] Eisensee, T. and D. StrÖmberg, 2007, "News droughts, news floods, and U.S. disaster relief",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Vol.122, No.2, pp.693—728.
[14] StrÖmberg, D., 2007, "Natural disaster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umanitarian aid",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 Vol.21, No.3, pp.199—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