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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突发冲击时，一国政府是采用直接宏观调控还是采用间接宏观调控，是一个必须取舍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直接由政府出手还是由政府培育起来的社会力量出手应对突发冲击。但是面临突发冲击时，一国政府在宏观调控的静态预案和动态应对方面的权衡，则不是相互矛盾的，因为政府既可以制订比较完善的静态预案，又可以在实际面对突发冲击时，因地制宜地加以灵活性变通来动态应对。这两者之间的权衡更多的是静态预案和动态应对各自的内部权衡，它实际是两个权衡问题：其一，如何制订既明确又有弹性的静态预案；其二，动态应对突发冲击时，如何做到既反应迅速又决策正确。
可以形成的一个共识是，在受到突发冲击前形成一系列静态预案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虽然每一次突发冲击都有其特性，但是这些冲击还是有一些规律性的特征可循的，同时，各国政府在应对这些冲击时也有一些管理和运作上的规律，人们完全可以针对这些规律特征设计出合适的预案，当真正受到某种突发冲击时，起码在运行机制上可以做到权责清晰，有条不紊。静态预案的最大优点在于可以提高应对突发冲击时的运作效率。因此，许多研究人员认为静态预案是更基础的应对准备，甚至认为静态预案是动态应对的基础。
这里的静态预案至少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整个社会层面的宏观预案，这种预案并不针对某一类或某一种突发冲击，而是为了达到全社会在应对突发冲击时更有效率这一目标进行的基础体系设计。比如，苗兴壮（2006）认为我国在这一层次的静态系统比较薄弱，于是他从公共突发事件应急法律体系、危机管理机构、公众支持体系、应急资金保障系统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为这一层次静态系统的构建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Boettke等（2007）研究了社区从自然灾害中恢复的弹性，他们指出要想迅速从一场灾难中恢复，需要健全的经济金融体制、政治法律体系和社会文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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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次是针对应对突发冲击时的一些共性的操作性问题，从管理和运营的角度进行的一般性的预案设计，它也不针对某一类或某一种突发冲击，而是为了提高具体应对时的工作效率。Kemp（2009）总结了处理紧急状态的准备、相关风险评估和建立跨部门和跨管辖区的工作关系等方面的经验。他认为，地方政府应该从以下七个方面着手进行应急管理：（1）组建应急管理团队评估地方环境以确定该地区哪些类型的灾难——不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最有可能发生；（2）根据各种灾难发生的可能性对所需要的应急反应进行排序；（3）所有可能发生的灾难都应该有反应预案，所有的相关部门都应该参与到这些计划方案中来；（4）在准备适当的方案之后，所有相关部门应该一起进行模拟演练来检验这些方案；（5）这些方案演练的结果应该通过团体的方式被正确地评价，然后据此对这些应急方案进行适当地改进，在实际采用之前消除方案中的各类问题；（6）所有的应急部门应该周期性地碰头——至少每季度一次——来讨论他们之间的合作事宜，完善他们的运作实践，以强化他们在突发事件真正发生时的反应；（7）应急模拟演练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并且把真实紧急事件中可能涉及的公共和非利益机构纳入到演练中来。 [2] 这个总结很有见地，其他研究人员也进行过类似的论述。如，Cohen等（2002）进行了一项关于纽约世贸中心遭受恐怖袭击期间以及之后政府行为的案例分析。其目的之一就是证明政府领导在应对突发事件中的重要中心作用，但分析中还涉及了普通市民、私营企业以及志愿者等角色。他们讨论了“9·11”事件对纽约市政府的财政影响以及对政府在应对紧急情况时资源分配的影响，并进行了几点反思：（1）应对紧急事件一定要有计划；（2）应对紧急事件所需要的机构、程序以及资源一定要保留，即使威胁看起来还很遥远；（3）通信系统要有备用资源，无线电和有线电通信系统至少要有两套备用以降低在紧急情况下失败的可能性；（4）应对紧急事件的程序中必须要有假设通信系统已经损坏的情况；（5）鼓舞人心的领导力在危机中是不可或缺的。 [3]
第三层次则是针对某一类或某一种突发冲击时具体的应对预案，这种预案往往建立在对这一类突发冲击的深刻分析和总结的基础之上，对这一类突发冲击的影响范围和影响路径的规律性有相当程度地了解。郑向群等（2008）针对农业环境污染的危害和特点，就农业环境污染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的原则和程序进行了较细致的研究。
静态预案的缺点在于灵活性不够，特别是第三个层次的静态预案，设计得既明确又富有弹性是十分困难的。静态预案需要灵活性的原因至少有两个：其一，设计静态预案时，可能有一些影响突发冲击的环境变量并未考虑在内，这样，当冲击实际发生时，如果不对预案进行调整，应对的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其二，设计静态预案时，对突发冲击的发展变异可能难以准确估计，这种预案只是针对一般情形的预案，因此当突发冲击超预期发展变异时，必须对预案进行调整。Grenville（2004）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否在印尼危机的问题上给予了最佳建议展开过论述，他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没有提供良好的政策引导，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技术层面上的失误，二是高估了整个问题的性质，三是政策建议的传导机制存在问题。他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一向都缺乏灵活性，大多都是借用先前的案例，甚至会有一些来自华盛顿高层制定的不了解实际情况的政策干预。他还指出，许多经济事件都是以政治危机为背景的，并且政治危机被经济危机不断恶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有效的经济政策也将变得不可行。 [4]
静态预案存在着灵活性不足的问题，人们自然地会想到在应对突发冲击时，采取动态应对的策略，即随着冲击不断发展，不同的发展阶段采取适当的手段和措施来应对。这里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既然人们对突发冲击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那么采取的手段和措施怎样才能保证“适当”呢？
Enoch等（2003）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末印度尼西亚银行危机时期的状况，他们认为，几乎每一个危机处理的阶段，都伴随着复杂的政治问题。此外，此次危机获得的教训中引人注目的有：在表现很强劲的经济体中，形势为何会失控过快；危机开始时信息极其有限；对危机的治理也需要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等。 [5]
Bond等（2006）用潜在多因素分析框架（multivariate latent factor framework）探讨房地产市场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前和发生期间的传导与影响。通过对区域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比较，他们发现两者传导危机的途径相异，受到的影响也不同。 [6] 虽然文章的结论是资产多元化能够有效分散风险，但是我们不难看出，在应对突发冲击时一定要慎重，因为这种冲击是可以传导变异的，这对应对冲击时的有效决策十分不利。
事实上，在应对突发冲击时，各国政府及相关部门都会自然地采用动态应对的策略，如在针对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方面，美国政府分阶段采取了多种措施，但可以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每一次应对措施的出台都会有批评的声音，反对者认为这种措施过于草率，结果难以保证，后来的发展也似乎证明了这一点。Goodhart（2008）回顾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他从风险的错误定价、新的金融结构、信贷资产分类的机构、金融机构流动性不足几方面谈到2007年的金融危机其实是潜伏已久的，并且早已可以预见到。他还分析了次级抵押贷款得以扩散到其余发达国家的传导路径，同历史上危机的传导路径进行了对比，并对中央银行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提出了政策建议。但他认为中央银行降低利率的能力有限，可以通过另外一些方式增加流动性，然而对每一种措施他都提出了问题和担忧，他表示对这些措施的前景还不明朗，无法预测央行已经投入的大量流动性会产生怎样的效果。 [7]
总之，应对突发冲击时，宏观调控的静态预案可以提高反应效率，但灵活性受到了限制；而宏观调控的动态应对具有灵活性，但难以保证决策的正确性。从各国政府实际应对突发冲击的实践来看，制订应对突发冲击的静态预案是必需的，同时在应对过程中不断地加以动态调整。由此看来，虽然静态预案和动态应对存在着矛盾，但两者可以结合起来使用，以追求应对突发冲击的效率和效果之间的某种平衡。
[1] Boettke, P., E. Chamlee-Wright, P. Gordon, S. Ikeda, P. T. Leeson and R. Sobe, 2007,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aspects of Katrina",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 Vol.74, No.2, pp.363—376.
[2] Kemp, R. L., 2009, "Comments on assessing and managing environmental risk: connecting local government managers with emergency manage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 Vol.69, No.2, pp.194—197.
[3] Cohen, S., W. Eimicke and J. Horan, 2002, "Catastrophe and the public service: a case study of the government response to the destruction of the world trade center",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 Vol.62, Special Issue, September, pp.24—32.
[4] Grenville, S., 2004, "The IMF and the Indonesian crisis", Bulletin of Indonesian Economic Studies , Vol.40, No.1, pp.77—94.
[5] Enoch, C., O. Frécaut and A. Kovanen, 2003, "Indonesia's banking crisis: what happened and what did we learn?", Bulletin of Indonesian Economic Studies , Vol.39, No.1, pp.75—92.
[6] Bond, S. A., M. Dungey and R. Fry, 2006, "A web of shocks: crises across Asian real estate markets", Jounarl of Real Estate Financial Economy , Vol.32, No.3, pp.253—274.
[7] Goodhart, C. A. E., 2008, "The background to the 2007 financial crisis",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 Vol.4, No.4, pp.331—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