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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选择到底有多重要？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一个选择当然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但多年以后，一个新的选择也可能颠覆原先那个关键的选择，使人生走向一个新的方向或者重新驶回曾经的轨道。如果这样看的话，选择是可以被修正、被重塑的。单次选择的重要性也许被我们高估了，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被修正的选择毫无意义。如果我们从整个人生的视角来看，人生就是一个不断选择再选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生某些我们期待或者并不期待的改变，但不论如何选择，某些深刻的经历和体验会被永久地保留下来，成为我们人生中无法改变的印痕。
珍妮·苏克（Jeannie Suk）在许多人眼里是一个传奇。她是一个韩裔美国人，6岁时随父母移民美国，从小喜欢音乐、舞蹈和文学，小学时除接受常规教育外，还进入美国顶尖的芭蕾舞学校接受训练，一直到15岁因父母怕耽误学业而被迫终止舞蹈训练，苏克成为芭蕾舞演员的梦想就此破灭。
本科时她就读于耶鲁大学，在此期间进一步发展了对文学的兴趣，毕业时苏克拿到马歇尔奖学金赴牛津大学研究法国文学，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不过文学研究的经历让她觉得自己并不适合这个领域，转而对法学产生兴趣，于是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她曾给两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做过助理，后回到哈佛法学院成为助理教授。2010年，37岁的苏克成为哈佛法学院首位获得终身教职的亚裔女性。《我想看到的世界》（A Light Inside）就是她回忆自己成长经历的自传。
从芭蕾舞潜力新星到文学博士再到法学博士、哈佛教授，苏克的人生经历了几次重大的转折。尤其是当她获得牛津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她会走上文学研究的学术生涯时，她竟毅然转向，投向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之所以如此转向，起源于她拿到文学博士学位之后的反思，她意识到，她虽然从小就喜欢阅读和欣赏文学作品，并在文学中获得了充分的满足和享受，但是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的写作方式却不是她所擅长的。她觉得这种写作过于抽象，且与现实生活脱节，而她更想从事的是能够将文字和现实世界联结起来、能对现实社会产生切实影响的工作，于是在一位韩裔法学家高洪柱的影响下，她决定投身法学。而哈佛法学院没有让她失望，她对那里的一切感到兴奋和痴迷，感受到了“无与伦比的兴奋和快乐”，如同童年时学习芭蕾舞时的感受，而这种感觉正是她找到了自己所爱的标志。后面十多年法学领域的学习与研究生涯进一步证明，法学正是她可以热爱一生的事业。于是她在书中反复鼓励年轻人“去发现和追求自己所热爱的东西”，而不是追寻“某种预设期待的轨迹”。
源于对自我的审视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苏克勇敢地掉转航向，改变了自己的学术生涯，为自己的人生重新做出了选择。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你是当年那个刚从牛津毕业的文学博士，你会放弃已经拥有的成绩，投入一个陌生的领域，重新开始吗？大多数人的选择恐怕是“不会”。我接触过的博士生，他们对自己未来的打算大抵是毕业后在本专业谋得一份高校的教职，区别只在于能否去一所好一点的学校，这些人中可能已有不少人对自己专业的兴趣已经渐渐减弱，甚至苦苦挣扎。但是对博士来说，由于已经在本专业投入太多，他们面临的自由选择余地已然很小，若说让他们重新来过，简直像是天方夜谭。
这种现实的选择困境，可以用决策心理学中的“规则遵循理论”来解释。这个理论认为，人们在做出一个决定时，往往是基于自己的身份，并依循自己身份所应遵守的规则来进行判断，这种做法使个体的行为与周围的社会情境可以更好地适应，所以称为“适当性逻辑”。一个博士生在做出未来的职业选择时，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延续自己的专业研究，这是最符合他们身份的一个选择；又如一个团队的领导者更喜欢做出一些“雷厉风行”或者“不留情面”的决定，因为他会认为这是他作为一个领导者所应该表现出的一面；又比如今天的在校大学生，可能会对创业投入更多的热情、赋予更高的期望，尽管很多人其实并没有做好开始一段靠谱创业的准备，只因为当下社会不少舆论在塑造“大学生是正逢其时的创业者”的形象。
在东方文化下，“身份”更多是作为社会和外部的期望加之于个人身上的，而不是个人自由探索的结果。于是它就成了我们头脑中的一个框框，限定、阻碍了我们的思考。我们可能更多地会想“我们应该做什么”，而不是“我们想要做什么”；更多地会想“我们只能做什么”，而不是“我们擅长做什么”；更多地会想“我现在是谁，已经是谁”，而不是“我未来是谁，我还能是谁”……于是虽然我们在做选择，但又好像我们只是在做一些注定要做的事罢了。
但是按照发展心理学家的观点来看，我们的人生是由我们自己建构起来的，在这建构的过程中，我们会像一个科学家一样，一开始给“自我”提出某种假定，然后基于这个假定做出某种选择，选择之后我们又为这个选择投注心血，随后我们可能会发现这个选择是正确的，也可能发现事情并非像我们预想的那样发展，于是我们就会校正原先的假设，重新做出选择。这个校正假设、重新选择的过程被称为“建设性的改变”。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建设性的改变，我们搭建起我们独特的人生。
所以“自我”并不是凝固的，它虽然有稳定的成分，但也可以不断地拓展，在未来发展出很多新的特性，“现在的我”不过是无数个“可能的我”中的一个样本。所以我们大可以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有时候我们会选错，甚至为这个错误付出太多，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仍然可以重新做出选择，因为这才是人生的常态。
并且，重新做出选择并不一定意味着全部推倒重来，曾经的想法、选择、努力一定会在我们的人生中留下深刻的印记。我们没有必要去抹杀这种印记，而是应该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建立某种关联，不是把“过去的我”全部抛开，而是让它在修剪之后重新生发出新枝。
比如在苏克的人生经历中，虽然她做出了非常大的人生改变，但这种改变并没有让她的“自我”形成断裂，而是保持一种延续和发展。比如她对芭蕾舞的热爱就不曾停止。当她被父母强行停止芭蕾舞学习时痛苦万分，无法安心上课，常以读诗度日，书包里一直放着一本叶芝诗集，这促使她后来在耶鲁和牛津研读文学；在成为哈佛教授后，她还经常观赏芭蕾舞演出，看得热泪盈眶，她还在哈佛法学院创造性地开设了一门课程叫表演艺术和法律，邀请她喜欢的一位芭蕾舞明星共同执教这门课程。
又如她发现“写作”这件事让她串联起了文学和法学。当她放弃文学研究生涯而转投法学时，她发现她之前的文学素养和文学研究的积淀对她的法学研究大有裨益。她说自己以前对文学的热爱为学习法学做了很好的准备工作，让她“能够欣赏并享受法律复杂的文本和形式，以及法律语言的形式性和强制性”，对文学的长期学习使她“精通于阅读和诠释文本”。
苏克的故事是由两个主题交错缠绕的，一个主题是转折和变化，另一个主题是继承和坚持。一方面她做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人生跳跃，另一方面她的内心又长久坚持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并且这两者在她心中并不冲突，它们交叠在一起反而使得她的形象更加丰满和真实。如果借用职业生涯规划中的理论，我们可以说，苏克人生经历的突然转折（中断芭蕾舞学习、从文学转向法学）是一种“外职业生涯”的变化，而她对芭蕾舞持续至今的热爱、在文学素养上的长期积累可称为她“内职业生涯”的继承。
内职业生涯指的是一个人内在的兴趣、禀赋、动机和能力，一般来说它是连续发展着的，绵延在人的一生之中。而外职业生涯包括人的职位、社会角色等，往往会受外部机遇、生存境遇和其他环境因素的影响，所以更容易发生变化和转折。人的许多选择往往是在外职业生涯层面发生的，当我们准备做出这类选择时，可能会因为害怕选错而患得患失，却没有意识到，不管你做了哪个选择，你的某些东西永远不会改变，而最终带着你走向目的地的，可能并不是某一个选择，而是那些你不会改变的东西。
人生就是持续反复的构造，它既是不断延续的，也是不断变化着的，就像一个故事，有冲突、有转折、有高潮，也有预埋在暗处的种种伏笔，在某一个时间节点发挥奇效。所以，当我们再次面对一项重大的人生选择时，不妨先试着为自己设计一个有关“人生”的故事，就像你今天看到的苏克的故事一样，你必须得弄明白在这个故事里你是如何成长、变化和坚持的，然后你才可以做出一个尽可能好的面向未来的选择。
所谓选择，就是要权衡好本末轻重，清楚自己人生中到底想要什么、追求什么。
为自己设定更高的目标，就会发现更多更好的选项，做出更加完美的决定。
过去的经历、习惯和思维惯性，常在我们思考时自动植入“隐含假设”，让我们意识不到更多的“可能选项”。
如果有太多的可选项，应该把选择对象分解为不同的维度，然后对可选项从不同的维度做出评估。
在做涉及情感、喜好等主观性特别强的选择时，最好的方法是聆听内心的声音。
不管你做了哪个选择，你的某些东西永远不会改变，最终带着你走向目的地的，可能并不是某一个选择，而是那些你不会改变的东西。
1.你最近面临的一个选择困境是什么？列出其中的可选项。
2.检查上面的选项是否包含着一些隐含假设（可参考P50—P52 提出的四种典型的隐含假设），思考一下这种假设是否存在不合理。
3.去除掉不合理的隐含假设后，你还可以列出哪些选项？
4.你要做出的这个选择，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不太确定，你可以先回想一下与之相关的人生经验，其中最让你感到有意义的一次经验是什么？为什么？
5.列出所有影响这个选择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包括第5题中的答案），并根据它们的重要程度赋以不同的数值（即权重，- 5分—5分）。
…………
6.请计算出不同的选择在不同影响因素中的得分，然后将因素分和权重分逐一相乘就可得到每个待选项在各个因素上的加权分，最后求和算出总分。（如果有更多的影响因素、选择，可以对以下表格进行横向、竖向的扩展）
7.根据以上计算结果，总分最高的选择项其权重最大的内部因素及外部因素的加权分是否很低甚至为负值，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建议再慎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