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高级中枢

人类的灵魂构成错综复杂，其内在联系决定了我们的生存或死亡。

——玛丽·雪莱（Mary Shelley），
《科学怪人》（ Frankenstein ）

我19岁那年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了人类大脑标本。它比我想象的要重一些，在灰白颜色之间透着一股冰冷的实验室气息。脑组织表面非常光滑，摸上去就像河床里长满水藻的鹅卵石。我当时不禁有些恐惧，失手将标本摔在铺有瓷砖的地面上，并且眼睁睁地看着脑组织在自己面前支离破碎。

其实我就是在这种惶恐中开始了在医学院第二年的生活。作为新生，我们在大学第一年所做的事情就是奔波于教室与图书馆之间，当然偶尔也会去参加各种社团与教会活动。医学生不仅要掌握晦涩的希腊文与拉丁文术语，还要接受人体解剖学、生物化学、生理学、力学以及数学等基础课的强化训练。中枢神经系统解剖是二年级的课程，除此之外各种器官解剖课均应在一年级完成。

我就读的维多利亚医学院位于爱丁堡市中心，神经解剖学实验室就在这座建筑的二层。在入口的石质门楣上刻着这样一行字：

解剖学是外科学与内科学实践基础

其中解剖学这三个字被刻意放大，反映了这门学科在研究人体结构方面的重要性，而外科与内科等其他专业均以此为基础。

前往神经解剖学实验室时需要辗转经过几处楼梯，途中不仅会遇到蓝鲸的腭骨，还将穿行于两只亚洲象的骨骼标本之间。尽管这些身处艺术品殿堂的珍贵文物落满了尘土，但是它们似乎能够让时钟重回维多利亚时代的兄弟会，我们仿佛就是那些负责收藏、编纂与鉴定的专家。现在我们还要登上另外一处楼梯，然后再推开几扇双开门后就来到了实验室：这里摆放着40个储存脑组织的标本罐。

法内·克利曼斯多特（Fanney Kristmundsdottir）来自冰岛，她不仅是我们的带教老师还是学校的辅导员。如果学生发现自己怀孕或者考试不通过，那么都可以去寻求她的帮助。克利曼斯多特站在教室前部，她手中举着一个大脑半球模型，然后开始为我们讲授脑叶结构与功能分区。从横断面上来看，脑组织中位于深层的白质要比表面的灰质颜色浅。虽然脑组织表层平滑，但是内部结构却是由各种腔隙、神经节以及神经纤维束等组成。脑组织中的这些腔隙被称为“脑室”，而它们的功能既错综复杂又神秘莫测。

我从标本罐中小心翼翼地取出大脑标本，与此同时防腐液的刺激气味也随之扑面而来。当我轻抚脑组织表面的时候，内心情不自禁地感叹它是如此完美。那时，我还试着去想象它曾经拥有过的意识，以及源自神经元与突触的情感。我的解剖课搭档在进入医学院之前曾经主修哲学专业，她充满期待地对我说：“麻烦你把标本给我看看，我想知道松果体在哪里。”

“什么是松果体？”

“你没看过笛卡儿的著作吗？他把松果体称为灵魂宝座。”

她像是要翻开书页一样将拇指伸入大脑半球之间的缝隙。在一束映入脑室的光线映衬下，她指着一处类似于红豌豆的凸起自豪地说：“灵魂宝座就在这里。”

几年之后，我在做神经外科实习医生期间每天都要跟鲜活的大脑打交道。当我踏进神经外科手术室的时候，心里总会有种冲动想甩掉脚上的拖鞋以示尊重。在这个决定患者生死的特殊空间里，医用平车的“咔嗒”声响与护工的轻声耳语组成了特殊的混响。整个手术室呈半球形，室内上半部的镶板建于20世纪50年代。这让我想起冷战时期雷达天线整流罩或者敦雷（Dounreay）核电站的球形反应堆。这种别具匠心的设计迎合了几十年前技术创新的承诺：人类可以在不远的将来实现理想中的无病时代。

尽管上述愿望美好，但是现实却很严峻。我在神经外科时经常不分昼夜地参加各种手术，并且很快就对于这些受伤或出血的大脑习以为常。这些患者的原发病多种多样，其中就包括脑卒中（血栓导致失语和瘫痪）、脑肿瘤（侵蚀颅骨并且影响性格）、脑外伤（车祸与枪击）、脑动脉瘤、脑出血、昏迷，以及昏厥等。那时候工作十分紧张，因此我几乎没时间去考虑思想或者灵魂产生的机制。这种情况直到某一天教授（我的老板）要我协助他治疗一位特殊的患者后才发生了改变。

当我刷手完毕穿好手术衣时，教授已经开始手术。“快来，快来，”他在招呼我的同时目光离开铺满绿色无菌单的手术台，“你来得很合适，正好赶上有趣的部位。”我现在也跟他一样全副武装，穿着绿色的手术衣，外科口罩将面部和鼻子捂得严严实实。我看到教授的防护眼镜上闪烁着无影灯的亮光。“我们现在要在颅骨上开骨窗。”教授转过身子继续进行手术，然后与对面的护士重新开始热议某部美国战争大片。他熟练地用电动开颅器锯开颅骨，手术区域弥漫起的烟雾让人联想到烧烤的味道。与此同时，护士不停地向创面喷洒着无菌盐水，这样不仅可以防止碎屑四处飞溅，还可以降低手术部位颅骨的温度。为了避免影响手术者的视野，助手还要见缝插针地用吸引管及时清理烟雾。

麻醉师坐在患者的头侧，他不需要穿上绿色的手术衣，而是身着蓝色的工作服。除了偶尔检查一下患者的情况，他几乎都在忙着做填字游戏。此外在距离手术台稍远的地方，还有几位护士正在背着手窃窃私语。“请到那边去。”教授点头示意让我站到他对面的位置。我赶紧就位接过护士手中的吸引管。其实我认识这位重度难治性癫痫患者，现在就让我们暂且称她为克莱尔（Claire）吧。导致克莱尔发病的原因不是常见的肿瘤或者外伤，而是某些脑组织出现异常放电。尽管她的大脑结构正常，但是功能却非常脆弱，随时游走在癫痫发作的边缘。如果将正常大脑的逻辑、语言、想象以及感觉功能看作悦耳动听的音符，那么癫痫发作就像是震耳欲聋的雷电爆发。克莱尔早已受够了癫痫发作带来的痛苦与折磨，她宁愿承担手术风险以求永久解脱。

教授对我说：“注意吸。”他将我手中的吸引管移至锯片上方，然后继续用开颅器锯开颅骨。“神经电生理专家术前已经告诉我克莱尔的癫痫灶就在这下面。”教授用镊子轻轻敲打着面前这块颅骨，而其发出的声音就像硬币落在瓷砖上一样清脆。“这下面就是癫痫灶。”

“那么我们是要把癫痫灶切除吗？”

“没错，但是此处癫痫灶非常靠近语言中枢，如果克莱尔在手术过程中变成了哑巴，那么她可不会来感谢我们。”

当教授锯开颅骨以后，他熟练地用脑骨膜剥离器掀起一块奖章大小的骨瓣，看上去就像是撬起自行车的轮胎。教授将这片骨瓣交给护士的同时叮嘱道：“千万不要弄丢了。”此处骨窗直径大约5厘米，下面就是硬脑膜。这层具有保护功能的乳白色组织位于颅骨内侧，看上去有点像河蚌内壳般闪着珠光。当教授剪开硬脑膜后，我看到一处滑腻的粉红色组织，其纹理就像退潮后的沙滩一样错落有致，同时表面由紫红色的细小血管覆盖。与此同时，大脑也随着心脏的收缩与舒张在缓缓地跳动。

原来这里就是教授提到的“有趣”部位。随着麻醉药物的剂量不断降低，克莱尔开始发出呻吟声，眼睛也在眨动中逐渐睁开。现在克莱尔头侧的无菌单已经被撩开，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固定她头部的颅钉。

语言治疗师将自己的座位安排在手术台旁，以便于她俯下身子靠近克莱尔的面部交流。治疗师向克莱尔解释了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由于她目前正在接受手术，因此头部不能活动，希望她能够配合识别卡片上每个对象的名字与功能。虽然克莱尔无法点头，但是她还是勉强哼了一声，然后治疗师就开始了下面的步骤。克莱尔的声音在镇静剂的作用下听起来非常虚幻缥缈，而这些卡片上的内容与儿童读物中的图片十分相似。她说，“钟表”用来计时，“钥匙”用来开门。随着这种貌似简单的问答深入，治疗师试图唤醒她早期的语言记忆。现在克莱尔的注意力高度集中，我看到她眉头紧锁，满头大汗。

现在，教授手中的器械已经从手术刀和开颅器换成了神经刺激器。他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在大脑皮质表面测试。此时手术室里鸦雀无声，不再有什么调侃或者闲聊：教授全神贯注于手中相距仅有几毫米的电极。这种微弱的电流作用于皮肤表面时几乎难以察觉，但是它会对敏感的大脑皮层带来天翻地覆的影响。神经刺激器可以引发电风暴，阻断大脑的正常功能。尽管受到影响的脑组织非常有限，但是此处可能包含了数以百万计的神经元以及突触。

教授告诉我，治疗师在此过程中会一直跟克莱尔保持交流，以便于随时发现导致语言障碍的部位，然后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切除病灶。他将一张类似于缩微邮票的数字标签放在已经探查过的大脑皮质表面。当教授开始进行下一步操作时，某位护士将会仔细分类核对这些标签。教授将这个步骤称为“定位”，仿佛人类大脑在外科学得到发展前属于某个未知世界。他小心谨慎地沿着脑组织表面完成了定位编号与记录，而这也充分展现了外科医生的耐心细致与有条不紊。我听说他曾经连续在手术室奋战16个小时，为了救治患者不仅忍饥挨饿，甚至连卫生间都没去过。

“公交车，可以运……运……”

“言语中断。”治疗师抬头看着我们说。她对克莱尔说：“咱们要不要再试一次？”然后她拿出了另外一张卡片。“刀，啊，啊……”

“这里就是运动性语言中枢。”教授指着一处刚用神经刺激器检查过的区域说道，然后他小心地将另一个标签放在此处并继续测试其他区域。

我仔细端详着运动性语言中枢所在的位置，希望能发现与其他脑组织不同的特征。或许克莱尔的声带与喉咙可以发出声音，但是这里才是控制发声的源泉。语言中枢内各种神经元之间的作用错综复杂，该中枢最终通过控制肌肉运动发声，因此从神经外科角度讲，它具有“运动性”。但是此处大脑皮质看起来并无与众不同之处，没有迹象表明这里就是左右克莱尔向外界发声的通路。

记得在医学院的时候，某位神经外科医生在授课时向我们展示了脑部肿瘤切除术的幻灯片。当时在前排就座的某位同学就曾经举手质疑该手术的精细程度。这位神经外科医生坦然回答道：“人们通常认为神经外科手术应该细致入微，其实那是整形外科与血管外科擅长的事情。”他指着屏幕上的幻灯片说：“布满了卡箍与导线的患者头部被固定在不锈钢头架上，而剩下的事情就交由我们打理了。”

当克莱尔再次入睡后，教授将包含致癫灶的脑组织切除后扔进了标本瓶。“请问这块脑组织有什么功能？”我忍不住向教授提了个问题。他不假思索地耸耸肩膀回答道：“不清楚，我们只知道这里不是运动性语言中枢。”

“那她会察觉到什么变化吗？”

“应该不会，其余的脑组织会起到代偿作用。”

克莱尔的脑组织在手术结束时留下了一处类似于月球环形山样的缺损。当她在麻醉药的作用下重新进入睡眠状态后，我们会抓紧时间用电凝器烧灼创面止血，同时在脑组织缺损处灌注生理盐水（以便于排除颅内积气），并且在保持针距整齐的基础上采用连续锁边缝合关闭硬脑膜。最后我们将用小型螺钉与钛金属补片固定骨瓣。

教授一边递给我钛钉一边嘱咐我要注意节约：“别弄丢了，这些螺钉每颗至少值50英镑。”

现在我们撤掉用于止血的头皮夹，将克莱尔的头皮复位后缝合。几天后我去看望克莱尔，顺便了解她术后恢复的情况。克莱尔告诉我：“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癫痫发作。”她的嘴角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你应该在缝合的时候再精细点，我现在看上去就像《科学怪人》中的恶魔。”

精神：异度空间

人们应该铭记，只有大脑才能产生快乐、喜悦、欢笑、乐趣、悔恨、哀愁、沮丧与悲痛……而我们需要容忍大脑产生的各种情绪变化。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论圣病》（ On the Sacred Disease ）

富丽堂皇的爱丁堡精神病院位于市郊一片草木环抱的绿地。这家医院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8世纪末，当时恰逢苏格兰文化启蒙运动晚期，爱丁堡正是这场运动的中心。为了改善市中心贝德拉姆（Bedlam）疯人院 的野蛮与脏乱，市政当局于两个世纪前重新选址建院。其实事情的起因源于罗伯特·弗格森（Robert Fergusson）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诗人，他不幸于1774年在贝德拉姆疯人院英年早逝。安德鲁·邓肯（Andrew Duncan）是当地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医生，他暗下决心要打造一家全新的精神病照护机构，并使其成为欧洲最具人文关爱精神的医院。

我初次来到爱丁堡精神病院时已经是20世纪末，医院原有的风格已经被现代化的建筑取代。这里不再有什么疯子（只有“患者”与“客户”），映入眼帘的景象无外乎是楼层分布图、吸烟室、建筑连廊与塑料标牌，上面写着：“安德鲁·邓肯门诊”、“心理健康评估服务”，以及“里弗斯创伤后应激障碍中心”。

精神科医生麦肯齐博士是我的带教老师，她身着蓝色斜纹软呢套装，看起来非常干练的样子。麦肯齐医生带我参观了一间病房，她鼓励我要与患者进行深入接触，而我也借着在吸烟室闲聊的机会打听他们入院的原因。其中一位身着丝质睡衣的秃头旅行推销员流露出愤怒的目光。他告诉我，因为感觉到“体内的能量被阻断”，所以就把家里的门都给卸了下来。另外有一位女士经常颤抖着躲在病房洗衣间里自言自语，而她后来干脆就睡在了这里。警察也曾将一位图书管理员强行送到这里，当时他穿着马甲打着领带，到处宣称他是耶稣的化身。此外还有一位叫作西蒙·爱德华兹的老伯，他浑身皮肤干裂，骨瘦如柴，被送进医院之前一直抱怨身体正在从内部开始腐烂。

许多患者只要抓住时机就会聊个没完，但是爱德华兹却是个沉默的另类。他患有重度精神病型抑郁症，每天只是盯着墙壁静静地坐在房间里。爱德华兹既没有食欲也毫无睡意，甚至就连呼吸都难以被察觉到，而他给别人的印象是正在走向油尽灯枯。麦肯齐医生告诉我，常规抗抑郁药物治疗对于爱德华兹已经失效。由于爱德华兹的体重迅速下降，因此医院将要对他进行电休克治疗。如果我对这种治疗方法感兴趣，那么可以在第二天上午来现场观摩。

第二天，我在电休克治疗室外徘徊了很久，没有想好是否应该目睹这一场景。透过半掩的房门，我可以看到明亮的阳光穿过窗户映在雪白的墙壁上。治疗室铺着与手术室相同的地胶，它们向上翘起与橡胶踢脚线浑然一体，而这样可以尽量减少污垢与病原微生物的存留。房间正中摆放着一张治疗床，上面铺着白色的床单。这时候，麦肯齐医生推门走了出来，她已经脱掉了斜纹软呢外套，小心翼翼地卷起了袖口。

当时房间里的那位麻醉师正背对着治疗床，他在我进来的时候主动转身跟我打招呼。我注意到床旁的工作台上摆放着监护仪，同时还有托盘中的麻醉药、除颤仪（应对突发心搏骤停）以及配有面罩的氧气瓶。尽管所有这些设备在大型医院急诊室中已经司空见惯，但是没想到在开展心理、康复和药物治疗的专科机构中也会涉及。电休克治疗仪本身结构紧凑，蓝色的外壳表面密布着各种插头、开关和导线。仪表盘上的发光二极管迸发出红宝石般的光芒，让我不禁联想起好莱坞电影中的炸弹定时器。

此时，有人将爱德华兹推进治疗室，然后扶到沙发上休息。他的眼神显得晦暗，似乎凝结着一种悲哀。爱德华兹默不作声地盯着天花板，就连麻醉师为他做静脉穿刺的时候都没有反应。虽然爱德华兹无法签署《知情同意书》，但是《精神卫生法》 允许医院根据患者病情开展电休克治疗。现在麻醉师将把肌肉松弛剂与短效麻醉药注入爱德华兹体内，以避免电休克治疗引起癫痫发作导致骨骼与肌肉损伤。当肌肉松弛剂与麻醉药起效后，麻醉师会将一根塑料口咽通气管插入他的口腔，以防止舌根后坠阻塞气道。此外，麻醉师还会通过调整面罩中的氧气流量来帮助他呼吸。

麦肯齐医生将外形看似法槌的圆柱形金属电极分别置于爱德华兹的太阳穴处。随着她启动电休克治疗仪开关，我耳边响起类似于蚊子“嗡嗡”飞过的低鸣声。我看到爱德华兹的面部肌肉开始出现痉挛，他的手臂不自然地向身体弯曲，同时全身也不停地抽搐战栗。我心存疑虑地问道：“他不是已经麻醉了吗，怎么还会出现抽搐？”

麻醉师对此解释道：“其实这些强直—阵挛发作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如果没有麻醉药物的帮助，那么它们在发作时的强度将会更加猛烈。”

当电休克治疗进行了二三十秒钟后，爱德华兹的上肢已经完全放松了下来。麻醉师将他的身体置于右侧卧位，在确认生命体征平稳后用平车将他送到隔壁房间。

此时麦肯齐医生已经放下了袖口，重新换上了外套。她一边走向门口一边对我说：“尽管围绕电休克疗法有许多传言，但这的确是一种安全的治疗方法，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是我们的最佳选择。”

目前为爱德华兹安排的方案是每周进行两次电休克治疗。虽然在治疗开始阶段效果并不明显，但是随着疗程深入，他的症状逐渐出现改善。当我或者值班护士到病房与爱德华兹交谈时，他之前面无表情的神态有了明显变化。爱德华兹就像《圣经》中记载的人物拉萨路（Lazarus），他在耶稣的救治下得以重生。在电休克治疗进行两周后，爱德华兹终于恢复开口讲话了。

由于电休克疗法在精神病学领域存在广泛争议，因此与几十年前相比其应用已经明显减少，但是这种方法在治疗某些重度抑郁症时依然有效。电流通过无意识患者的太阳穴可以诱导癫痫发作，而这种大胆的医疗手段的确令人心有余悸。长期以来，癫痫一直被视为身体发生改变的警告。古希腊人曾认为这是一种“圣病”，他们相信只有此类患者才能跨越凡世上达天庭。癫痫发作时势不可当，患者出现意识丧失好似魂不附体。随着大脑逐渐恢复到发作前的状态，许多患者将会进入一段静默期。其实癫痫被理解为“圣病”也不无道理，当我初次遇到此类患者时，曾目睹了发作、抽搐与入睡过程，感觉与宗教仪式中的附体、净化与成圣有相通之处。

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是一位生活于16世纪的医师兼炼金术士，他将癫痫称为“跌倒发作”。他也同意希腊人做出的判断：癫痫是一种精神疾病而非躯体障碍。尽管帕拉塞尔苏斯将该病归为精神因素，但是他认为可以通过药物治疗来控制癫痫发作，而他推荐的配方则由樟脑（一种从月桂树皮萃取的刺激性油状物）、金属灰与“独角兽提取物”组成。众所周知，人们在16世纪时就已经意识到摄入樟脑会导致癫痫发作，因此帕拉塞尔苏斯推荐使用樟脑来治疗精神病的方法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那个年代医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让患者恢复平静，防止出现患者伤害自己或他人的情况。帕拉塞尔苏斯已经注意到，癫痫患者在发作后精神状态会变得平静。因此他的天才设想拟按照以下步骤实现：首先通过摄入樟脑诱发癫痫，然后利用这种狂躁来控制精神症状。这应该是世界上首例采用休克疗法治疗精神病患者的实例。帕拉塞尔苏斯对于医学界的影响一直延续至18世纪——某些18世纪发表的文献报道仍在介绍用樟脑诱发癫痫来治疗精神病与狂躁症患者。

进入19世纪后，人们逐渐意识到樟脑诱发癫痫的方法非常危险且并不可靠。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该疗法在匈牙利神经病学家拉迪斯拉斯·马杜纳（Ladislas Meduna）的努力下重获新生。他通过显微镜观察脑组织标本发现，癫痫患者脑组织中“神经胶质细胞”异常密集，而此类细胞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具有重要的支持作用。神经胶质细胞增生其实也代表了脑组织瘢痕化的过程（拳击运动员的脑组织经常出现这种“神经胶质细胞增生”）。另有报道介绍，精神分裂症患者脑组织中神经胶质细胞较正常人减少，于是执着的马杜纳决心去探究这两件事之间的相关性。基于上述观察结果，马杜纳明白如果通过反复诱导癫痫发作可以增加脑组织瘢痕化，那么据此推断这也许可能成为治疗精神病患者的办法（依此类推，医生应该建议精神分裂症患者去从事拳击运动）。

1934年，马杜纳重拾帕拉塞尔苏斯于4个世纪前使用樟脑进行的尝试。然而马杜纳并不打算从治疗狂躁症患者开始，他选择了紧张症（表现为反应迟钝的木僵状态）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在经过几轮樟脑诱发癫痫发作后，马杜纳发现部分患者对于外界刺激的反应明显改善；他声称这种让患者“重归”正常交流的治疗手段有效率可以达到50%。实际上，樟脑诱发癫痫发作的过程较为缓慢并且会给患者带来不良体验：肌肉注射的给药方式不仅令人疼痛难忍，并且有时需要等到3个小时后才能见效。因此马杜纳找到了一种起效迅速的替代品——卡地阿唑，但是该药的问题在于不良反应非常严重，它可以导致患者产生肌肉痉挛与强烈的恐惧感。尽管如此，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欧洲各国精神科医生普遍尝试用卡地阿唑诱发癫痫发作，用以治疗紧张症患者。

20世纪30年代是神经科学领域蓬勃发展的阶段：在此期间外科医生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并且学科发展也从单一的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领域走向完善。由于当时医药领域的发展日新月异，其他学科每年都会有许多新药问世，因此精神病学专业迫切需要与时俱进。

1934年，意大利精神病学家乌戈·塞来提（Ugo Cerletti）与卢西奥·比尼（Lucio Bini）在罗马使用电流取代卡地阿唑来诱发癫痫发作。他们在早期研究中将电极置于犬的口腔与肛门内进行电击实验。由于这些实验犬在研究过程中经常死亡，因此比尼也意识到电流通过心脏后会导致致命性的心跳骤停。他在参观罗马的屠宰场时注意到，工人会把电极放在猪的太阳穴，于是便在后续研究中采用了这种方法。

接下来，塞来提与比尼又花了很长时间来测试电压与电流的安全范围，这样既可以诱发癫痫发作，又不至于导致患者死亡。1938年，墨索里尼将不同政见者视为精神病，希特勒也在酝酿着从肉体上消灭癫痫、精神分裂症，以及酒精依赖症患者。据报道，塞来提曾经是某种法西斯杂志的忠实读者。在纳粹统治的影响下，塞来提与比尼挑选了一位代号为“S.E.”的患者进行治疗，而他之前在罗马市中心的特米尼车站（Stazione Termini）曾经出现过幻觉与瞻望。

塞来提当时在学术界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并且曾经担任罗马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一职。他迫切想了解电休克疗法的效果，因此所有临床试验均在保密情况下进行。此前，塞来提与比尼共同研发了电休克设备，并且从动物实验中积累了经验。当S.E.的手脚被束缚住后，他们开始用80伏电压的交流电进行治疗，整个过程持续时间为0.25秒，不过上述过程并未诱发癫痫发作。就在塞来提准备延长电休克作用时间时，助手却告知他患者出现了某些反应。“大家注意，第一次电击作用有限，但是第二次可能会导致患者丧命！”于是电休克作用时间被延长了2倍以上，达到0.5~0.75秒，然而试验再次失败。直到电压升高到110伏后，电休克疗法才诱发了一次完整的癫痫大发作过程（出现意识丧失和四肢持续抽搐的症状）。

然而关于这项研究结果的报道却大相径庭。其中一个版本是，当癫痫发作停止后，S.E.面带诡异的笑容坐了起来，在被问及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清晰地回答道：“我什么都没记住，刚才可能睡着了。”其他版本还包括，患者自己开始哼唱流行歌曲以及毫无表情地谈论生死。无论结果如何，研究人员一致认为他的语言表达变得流畅；在接下来的2个月里，S.E.又接受了10次电休克治疗。研究人员在治疗结束一年后对S.E.进行了随访。尽管S.E.声称疗效非常好，但是他的妻子却抱怨“有时候S.E.在夜晚会出现幻听”。

虽然S.E.是第一位接受电休克疗法的患者，但是他只是成千上万临床试验受试者的代表。医学领域许多新药层出不穷得益于医生的积极倡导，然而在发展初期，人们并不能把控药物不良反应与适应证（接受脑白质切除术的患者也深受其害，他们在手术后即回到原先的医疗机构，但是没有人对于疗效进行随访）。塞来提与比尼曾建议将电休克疗法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同时将其应用限制在10~12次。可是他们的意见很快就被置之脑后，有人甚至将电休克治疗增加至上百次，并且把适应证扩大到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疑病症、吸毒、酗酒、厌食症，以及转化症（心身症状的一种极端表现）。此外，还有人将该方法用于儿童，试图以此来治疗同性恋。据报道，在美国某些公立收容所内，电休克疗法被用作惩戒手段，对付那些不按照要求进食或者威胁他人安全的患者。由于部分患者的医疗保险无法负担全部抗抑郁药物的费用，因此电休克疗法也被广泛应用于此类人群，同时这样还可以节约住院期间的人力成本。在某项颇有争议的试验中，研究人员对于处在镇静状态的患者反复应用电休克治疗，希望将其认知能力恢复至婴儿状态。该研究的目的是希望“重塑”个体，使患者成为没有任何精神心理问题的“白纸”。创始人埃文·卡梅伦（Ewen Cameron）后来被证实曾在中央情报局的资助下研发“洗脑”技术，而电休克疗法只是其中的手段之一。

为什么塞来提与比尼在确定合适的电休克疗法参数时如此艰难呢？其实原因就在于人类颅骨的电阻率非常高，而这与电子元器件中使用的金属硅非常相似。由于不同个体中脑组织与头皮组织的电传导特性迥异，因此诱发癫痫大发作的阈值可能相差5倍之多。在该方法用于临床的前40年间，人们对于电休克治疗中电流的来源存在巨大的分歧：有些是从墙壁插座上直接引入几乎未经处理的正弦交流电，与此同时还有人采用直流电脉冲。这些貌似“高效”的设备似乎通过少量的电流即可诱发癫痫发作，但是精神病学家很快就发现他们必须提高设定电压才能产生治疗效果。然而这种做法产生的不良反应之一便是语言功能障碍，其原因可能与大脑的优势半球（大多数人位于左半球）受到电刺激有关。为了减少这种不良反应，研究人员曾经尝试将电流只作用于大脑右半球（“单侧电休克疗法”），可是他们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最后只能被迫提高电流来勉强维持效果。由此看来，电流的传导路径要比癫痫发作更能影响患者的精神状态。

现在神经科学家可以借助脑电图（EEGs，electroencephalograms）来检测大脑功能，人们只需通过头皮表面的电极就能够记录大脑电位的细微变化。尽管脑电图在解读神经元之间错综复杂关系中的作用非常有限，但是这些蛛丝马迹的变化还是能够提供必要的信息。当癫痫发作时，脑细胞网络会突然陷入某种极度混乱的状态；原先平滑的脑电图曲线将猛然上下振荡形成尖波与棘波，仿佛火焰风暴席卷整个大脑。

在常规电休克治疗（目前在英国和美国，疗程限定在6~12次）过程中，患者的脑电图在治疗间期表现较为平缓，因此我们需要调高电压与电流才可以诱发癫痫发作。神经元释放的极少量化学物质被称为神经递质，它们将通过突触这种微小的间隙来传递信息。动物实验证实，电休克治疗期间神经元对于抑制癫痫发作的神经递质更为敏感，而对诱导肌肉抽搐的神经递质表现为耐受。由此来看，大脑试图通过调节内部化学反应来减少癫痫发作的可能性。虽然我们尚不了解这种脑化学改变的机制，但是它却能够重现患者的精神与情感体验。

那么如何通过改变大脑电位治疗重症精神病呢？到底是电流本身的作用，还是癫痫发作时引起神经递质改变，抑或是治疗时周边环境的影响呢？由于电休克疗法破坏了某些与记忆有关的神经元连接，因此患者在治疗期间的记忆可能会被遗忘。甚至有精神科医生提出，电休克疗法引起的记忆障碍是整体疗效的一部分（某些接受电休克疗法的患者认为其治疗目的就是为了根除健忘）。除此之外，另有其他精神科医生猜测，提升大脑内部某种神经递质的水平可以起到抗抑郁作用。当然更为荒诞不经的是那些弗洛伊德学派的理论家，他们将电休克疗法诱导的癫痫发作视为患者向上帝赎罪的途径，而这种臆测又让历史倒退至古希腊时期的愚昧。

现在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帕拉塞尔苏斯的理论：癫痫发作是一种灵魂的升华，而电能就是获得重生的捷径。

由于塞来提在80多年前开展电休克治疗的时候就是遮遮掩掩，因此时至今日有些批评家还认为许多电休克治疗是在暗中进行，人们依然将其视为某种神秘仪式而不是现代化医疗手段。虽然相比其他广为人们接受的内科或者外科治疗手段而言，电休克疗法并没有那么令人可怕或者招致反感，但是自它诞生之日起，争议就从未停止过。例如，患者不会抱怨外科医生在手术中用电刀烧灼止血，当然这种手段也不会在癫痫发作过程中带来不良感受。

在过去的几年中，来自苏格兰的精神科医生一直致力于破除这种所谓的神秘，他们通过建立开放的网络平台来审核与评估每位患者的治疗效果。自2009年以来，苏格兰电休克疗法认证网（SEAN，Scottish ECT Accreditation Network）每年都会在线发布匿名年度报告，范围涵盖了每一家使用电休克治疗的医院和诊所。SEAN旗下的精神科医生致力于让电休克治疗走向公开透明，从而摆脱这种神秘带来的耻辱与桎梏。他们身体力行，率先接受公众监督，并且希望其他专业也能够紧随其后。

然而文学作品中的电休克疗法却给人们心头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霾：例如，肯·凯西（Ken Kesey）在《飞越疯人院》（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一书把它当作某种刑具，而西尔维娅·普拉思（Sylvia Plath）则在《钟形罩》（ The Bell Jar ）中将其视为恐惧（遭遇冷漠的医生）与超验（获得温柔的怜悯）的交替。在普拉思眼中，电休克治疗既是一种医学手段也是惩罚措施，她对于这种治疗经历爱恨交加。在《钟形罩》一书中，主人公似乎因此获得了天谴与救赎的超能。 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将电休克疗法作为反面典型的作品中，那些治疗对象根本没有被施以镇静剂或者麻醉药，而现如今患者体验已经得到极大的改善。

相对于生理健康，我们很难界定心理康复的标准。由于评判角度因人而异，所以疗效大相径庭。当西蒙·爱德华兹开始恢复言语交流后，他的谈话内容主要局限于饮食、环境以及睡眠。后来他逐渐开始谈起日常生活与患病过程的细节。爱德华兹向我吐露：“虽然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感觉有什么特殊不适，但是这一切都发生在潜移默化之中。仿佛突然间心情低落到极点，满眼皆是令人窒息的浓雾。”在电休克治疗开始3周以后，爱德华兹的体重终于恢复增长。我好奇地问他：“你觉得有什么变化吗？现在与以前相比有什么不同？”

他说：“我之前几乎动弹不得并且感到全身极度乏力。但是我现在能够重新找回自我。”爱德华兹对于治疗早期过程毫无印象，就连我和他初次见面的事情都忘得一干二净。然而爱德华兹已经摆脱了奇思怪想的折磨，他在一个月的疗程结束后准备出院回家。

就在离院的那天上午，我特意去向他道别。当时爱德华兹的太太正在帮他穿上外套整理衣领。

爱德华兹不悦地嘟囔道：“我现在很好，自己能做这些事。”

他的太太悄悄地跟我说：“我前一阵觉得他简直就是形同陌路，但是现在非常高兴他能恢复正常生活。”

随着与其他接受电休克治疗的患者不断深入接触，我发现有许多人都获得了与爱德华兹相类似的治疗效果。某位朋友告诉我她的祖母曾经因此获益，而另外一位熟人也说起电休克治疗如何挽救了她叔叔的生命。无论从社会学、心理学还是神经学角度来看，电休克疗法都是一种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治疗手段。但是其副作用不仅可以导致逻辑混乱与记忆丧失，甚至还会破坏思维的连续性。然而如果患者已经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那么这种治疗也许能够带来某些意外的惊喜。

电休克疗法对于某些合并有“精神”症状（患者可能会有许多怪诞的主诉，例如从身体内部腐烂）或“迟钝”症状（患者静坐的同时眼睛凝视着墙壁）的抑郁症疗效显著。而爱德华兹也恰好属于此类受益患者。但是如果患者受到其他疾病的困扰，那么该疗法则未必能够起效（在国际疾病分类F.32~F.39中包含有二三十种相关疾病）。露西·塔隆曾经饱受抑郁症反复折磨长达10年之久，在她笔下记录的电休克疗法可以用“奇迹”来形容，仿佛是一种洗清罪恶的过程。塔隆曾经引述另一位电休克疗法支持者卡丽·费希尔的名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费希尔认为这种方法是“指引抑郁症患者摆脱困境的明灯”。

尽管不断有反映电休克疗法积极作用的文章发表，但是负面消息报道却以前者2~3倍的数量占据主流，其原因也许与那些最可能受益的重症精神病型抑郁症患者拒绝分享自身故事有关。就像普拉思在小说《钟形罩》中的描述，如果医生对于患者充满同情心，经常换位思考并且积极帮助他们，那么这将对物理治疗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越来越多的精神病学研究结果证实，治疗师起的作用要比所选用的治疗方法更重要。

众所周知，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是精神病学许多细分领域的先驱，他认为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医生实际上都在运用心理治疗，只不过人们平时从主观上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点。虽然癫痫发作已经不再神秘，但是构建良好的医患关系才是永恒。 gG/xSG12vEoxCzvJ0/2I4suhjpwsKVRP+SbthI+DMH3gaXvzwRiTt7pkpKsPFRQ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