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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正乘坐航班从法兰克福飞往纽约，那你觉得这班飞机有多长时间是行驶在航线上的呢？90%？80%？70%？正确答案是：从没有。如果你坐在靠窗的位置，只要扫视一下机翼边缘，便能观察到副翼的躁动——副翼就是用来不断修正航线的。自动驾驶系统每秒钟都会数千次计算飞机实际航线和预设航线间的偏差，然后将校正的指令传导到副翼。
我常常驾驶一架无自动飞行系统的小飞机消遣时光，此时，进行微小修正的任务便属于我的双手。只要我放开操纵杆一秒钟，飞机便会偏移。你在开车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经验：即便在笔直的高速公路上，双手也不能离开方向盘，否则你将会偏离行驶路线，并面临出事的危险。
生活的运转方式同飞机和汽车一样，尽管我们更希望让它变成另一种样子：可规划，可预见，无干扰。如果真能如此，那我们只需要专注于预设，专注于理想的起始状态就好。教育、事业、爱情，如果一开始就能做出完美的规划，之后再如预期般完成目标，那该多好。然而正如你所知，生活并非如此。生活这架航班总要不断地经历气流，我们要同所有可能出现的侧风和恶劣天气做斗争。尽管如此，我们表现得却如同一个天真的、期待着好天气的飞行员一般。我们高估了预设的作用，低估了修正的作用。
作为一名业余飞行员，我明白了一点：起飞的状态并不是那么重要，关键是起飞之后的调整。这个道理自然界在数亿年前便明白了——在细胞分裂的过程中，遗传物质总会出现复制错误。所有的细胞中都会有负责在后期修正此类复制错误的分子，倘若这样的DNA（脱氧核糖核酸）修复没有发生，那我们在出生后几个小时便会死于癌症。我们的免疫系统也是如此：免疫系统并没有既定方案，因为它遭受的威胁是不可预知的。可恶的细菌和病毒会持续不断变异，所以免疫系统也需要通过持续修正才能发挥作用。
一段婚姻看似完美，夫妻双方也般配合拍，然而这段婚姻最终走向了破裂。下次再听到这等事，你大可不必为此吃惊。这便是一个“高估预设”的典型案例，因为只要体验过5分钟的夫妻生活，我们就会明白，如果没有连续微调和修正，日子根本就没法过下去。每一段感情都需要持续维系。美好的生活是一种状态——这是我最常见到的误区。错！只有通过后期不断调整，我们才能让生活变得美好。
为什么我们如此不愿意进行校准和修正？因为，我们会将每一次微小的调整视作一个计划错误。我们往往会告诉自己，计划并没有奏效。我们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觉得自己是失败者。然而事实上，计划几乎永远也不会完全实现。如果某个计划真的没经历调整便得以实现，那也是纯属意外。美国上将，随后还曾担任总统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曾经说过：“计划本身一文不值，计划的过程才是一切。”关键并不是制订一个一成不变的计划，而是不间断地持续规划，这个过程是永远不会停止的。最迟等到己方部队遇到敌方部队时，艾森豪威尔就会意识到所有的计划都已经过时了。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其他法律都要以宪法为基础来制定。宪法本应具备相应的长效性，然而没有一部宪法从未被修正：美国于1787年制定的第一部宪法已经有了27个修正案；瑞士联邦宪法自1848年颁布，已经经历了两次彻底修订和几十次部分修订；1949年颁布的德国宪法迄今为止已经被修订过60次。这种修订没什么不光彩的，相反，这是一种极为理智的做法。这种修正能力，正是每一个国家正常运转的基石。投票选出那位正确的先生或女士（即“正确的预设”）并非关键，能够不经历流血冲突就让那位错误的先生或女士下台，这才是关键。在所有的国家制度中，民主制度是唯一将修正机制植入自身的制度。
遗憾的是，我们在其他领域却没有如此乐于修正。教育系统很大程度上都是以预设为导向的：学识和文凭暗示我们，尽可能拿到含金量高的毕业证书，以及为职业生涯创造尽可能理想的先期条件，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但毕业证书和职业成就间的关联却越来越小，与此同时，调整方针的能力则显得越来越重要，然而学校却几乎不会培养这种能力。
在个人人格发展领域，我们也能观察到同样的现象。你至少认识一个在你眼中成熟、睿智的人。你觉得是他的“预设”令他变得如此明智，如完美的出身、榜样般的家庭、顶级的教育，还是他自我修正的作风——针对自己的困难和不足开展不懈的工作——帮助他排除了生活中的万难？
我们必须把修正带来的“耻辱感”放到一边。与那些花了很多时间构建完美的“预设”，并徒劳地期待自己的计划能够绽放的人相比，能够早早开始调整的人将会占据优势。理想的教育是不存在的，唯一可行的终生目标亦不存在。这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企业战略、理想的选股方案，或唯一正确的职业，这一切都是神话。正确的做法是以一种预设开始，然后不断修正自己的预设。世界越复杂，你的起点越无关紧要。所以，无论是在职场里还是在生活中，请不要把资源都用在制定完美的预设上，相反，你应该当机立断、毫不愧疚地调整那些不顺利的方面。通过不断调整，你将练习运用修正的艺术。以上这些文字是我用Word 14.7.1版输入的，这也算不上什么意外，因为第一版Word早就绝版了。
1595年，西班牙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从古巴出发，来到了墨西哥海岸。在登陆的那一刻，他宣布墨西哥从今往后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而自己则是这里的最高长官。紧接着他便毁掉了自己的战船，断了军队返回西班牙的后路。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科尔特斯的决策毫无意义。为什么要预先排除回去的可能？为什么不给自己另一种选择？经济学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便是选项越多越好，而他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选择呢？
在一些必须出席的商务晚宴上，我和某位跨国企业的总裁每年都能见上两三次面。多年来我发现，他每次都会放弃饭后甜点。直到不久之前，我都会觉得他的做法不符合逻辑，有点像苦行僧。为什么要从原则上排除这个甜蜜的选项？为什么不视情况而定？为什么不依照自己的体重、主餐的丰盛程度，或饭后甜点的吸引力来做决定？彻底放弃甜点的决定，虽然没有像断了回家的路那样引人注目，但两件事乍一看都是毫无必要的。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是全球重要的管理思想家之一，令这位剑桥大学教授出名的是他的全球畅销书《创新者的窘境》。这位虔诚的摩门教徒用誓言来指引自己的生活。“誓言”是一个古老的概念，意味着向上帝许下的不可违背的诺言。如果你觉得这个概念已经过时了，那你也可以将其称为“绝对的承诺”。然而我却是老概念的粉丝，因为现在人们已经在过度地，有时甚至是虚伪地使用“承诺”这个词了，比如“我们承诺改善世界的现状”。此外，“誓言”只能出自个人，不能出自团体。
克里斯坦森曾在早年观察过很多管理者，他们的共性是将自己前半生完全奉献给了事业，只为了能够逐渐摆脱经济的束缚，以便将后半生完全奉献给家庭。但糟糕的是，这些管理者的家庭往往不是四分五裂，就是早已弃他们而去。所以克里斯坦森曾许下一个誓言。他向上帝发誓，自己在周末不会工作，并会在工作日和家人共进晚餐，尽管这意味着他有时凌晨3点钟就要赶往办公室。
在我第一次听说这些的时候，我觉得克里斯坦森的行为缺乏理智、顽固且不划算。为什么要这么固执？为什么不能视情况而定？有时候人们就是要周末工作，然后到周一、周二再平衡一下时间。灵活是一个优点，特别是在这个一切都在变化的时代中。
今天，我的看法已然不同。在重要的事情中，灵活并非优势，而是一个陷阱。征服者科尔特斯、拒绝饭后甜点的总裁，以及克莱顿·克里斯坦森，他们身上有一个共性，即凭借极端固执而完成了长期目标。为什么会如此？原因有两个：首先，谁如果在每一个情景中都要重新做出选择，那他便会丧失意志力。这种现象的专业名词是“选择疲劳”。一旦大脑由于之前做了太多的抉择而感到疲惫，那它则会选择最容易的方案，而这个方案往往是最差劲的。“誓言”的意义在于，一旦许诺，那么你便不必每次都反复权衡利弊。你的决定已在眼前，而且没有消耗任何脑力。
其次，固执之所以有它的意义，还与尊严有关。通过在某些方面长期坚持不妥协，你将展现自己的立场，并表明哪些事情对你来说是不容商榷的。你将表现得从容镇定，并能让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免受攻击。冷战时期的相互威慑正是基于这种效应。美国和苏联都知道，首先遭受核攻击的一方定会立即展开报复，这无须思考，也没有任何权衡空间。是否要按下发射核武器的红色按钮，这个决定双方都已提前做好——率先发射则绝不属于备选方案。
对国家适用的原则，对个人来说同样适用。无论你的誓言是什么，如果你能坚持依照自己的誓言生活，别人就会逐渐停止打扰你，让你获得安宁。
以传奇投资者沃伦·巴菲特为例，他的原则就是拒绝再次谈判。谁如果想把自己的公司出售给巴菲特，那他只有一次“开火权”，即只有一次报价机会。巴菲特要么会买下这家公司，要么会拒绝。如果这家公司对他而言太贵，那么卖家也没必要再用更低的报价来继续尝试了。每个人都知道，他的“不”就是“不”，并且永远都会是“不”。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巴菲特拥有了“不善变通”的名声，并借此确保自己从一开始就能获得最好的报价，并且不必同那些不靠谱的小商人纠缠。
承诺、誓言、无条件的原则，这听起来简单，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想象一下，假如你开着一辆装满炸药的卡车行驶在笔直的单行道上，而此时道路的另一端同样开来一辆卡车，也装满了炸药，这时谁会首先避让？
要想获胜，即让对方首先闪开（如果对方保持理智），你必须要让他相信自己不让路的信念比他更加坚定。举个例子，如果你能让对方看到自己已经锁死了方向盘，并将钥匙扔出了窗外，那么你便展现出了极其强大的决心。坚定、彻底、令人信服的原则，方能让你传达出的信号发挥效果。
告别对变通的狂热崇拜。变通会令人郁闷、疲惫，并会悄悄转移人们对目标的专注力。
请坚守自己的誓言，毫不妥协。100%的坚持，会比99%的坚持更加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