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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2月，在里德学院晃荡了18个月之后，乔布斯决定搬回父母在洛斯阿尔托斯的住处，然后找一份工作。这并不是什么难事。20世纪70年代，《圣何塞水星报》（ San Jose Mercury ）的分类广告版面上，科技类的招聘广告最多时曾达到60页。其中的一则广告吸引了乔布斯的目光，其广告语是：“在享乐中赚钱。”那一天，乔布斯走进了游戏制造商雅达利公司（Atari）的大厅，对着被他不修边幅的发型和装扮吓了一跳的人事主管说，如果得不到一份工作，他是不会离开的。
雅达利的创始人是高大健壮的企业家诺兰·布什内尔（Nolan Bushnell），此人是个充满魅力、能说会道的梦想家——换句话说，他是一个被人竞相模仿的时代偶像。成名之后，他喜欢开着劳斯莱斯四处转悠，吸食毒品，在浴缸里开员工会议。他有一项能力——是弗里德兰也具有的、乔布斯日后也学会了的——就是将个人魅力转化为说服力，通过个性的力量进行劝诱、胁迫以及扭曲事实。他手下的首席工程师叫作阿尔·奥尔康（Al Alcorn），一个健壮、快乐又很理性的人。他就像个家长一样，一方面要帮助布什内尔实现他的梦想，另一方面又要控制住他的狂热。1972年，布什内尔指派奥尔康研发一款视频游戏，名叫《乒乓》（ Pong ）。游戏中两名玩家分别操纵屏幕上两根移动的光标充当球拍，拦截充当乒乓球的小光点（如果你不到30岁，问问你的父母）。利用500美元的投资，奥尔康做出了一台游戏主机，然后将它安装在了森尼韦尔国王大道的一家酒吧里。几天之后，布什内尔接到电话说机器坏了。他派奥尔康去查看，发现问题出在游戏机被硬币塞满了，再也塞不进去了。他们靠这个狠赚了一笔。
当乔布斯穿着凉鞋来到雅达利公司求职时，有人通知了奥尔康。奥尔康回忆道：“我被人告知，‘有个嬉皮士小子在大厅里，他说我们不雇他，他就不走。我们该打电话报警还是让他进来？’我说，快带他进来！”
乔布斯由此成为了雅达利公司首批50名员工之一，岗位是技术员，薪水是每小时5美元。“现在想想，雇用一名里德学院的辍学生真有点儿不可思议，”奥尔康说，“但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些东西。他非常聪明，富有激情，对技术狂热。”奥尔康让乔布斯与一个叫唐·朗（Don Lang）的工程师一起工作，此人的思想极其保守。第二天朗就开始抱怨了：“这家伙是个该死的有体臭的嬉皮士。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还有，我根本没法儿跟他相处。”乔布斯坚信，虽然他不用香体剂，也不会定期洗澡，但他以水果为主的素食习惯不仅会消除黏液，还能去除他的体味。这是个错误的理论。
朗和其他人想赶走乔布斯，但布什内尔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他的体味和行为举止对我来说并不是问题，”他说，“史蒂夫是很麻烦，但我挺喜欢他。所以我让他上夜班，这样就可以把他留下了。”乔布斯会在朗和其他人下班之后过来上班，工作一整晚。即便已经隔绝到如此地步，他还是因为自己的鲁莽无礼出了名。在一些碰巧跟人交流的场合，他会肆无忌惮地称别人为“蠢货”。现在回想起来，他依然坚持自己的评判。“我那么耀眼的唯一原因就是，其他人都太糟糕了。”乔布斯回忆说。
尽管他很傲慢——或者正是因为他的傲慢——他获得了雅达利公司老板的青睐。“他比其他与我共事过的人更加有哲学气质，”布什内尔回忆道，“我们曾经讨论过自由意志和宿命论的比较。我倾向于认为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的，我们的人生都是被规划好的。如果有足够的信息的话，我们可以预知一个人的行动。史蒂夫的观点与我正相反。”这一观点与他“意志的力量可以改变现实”的信念是一致的。
乔布斯通过改进芯片，做出了更有趣的设计和更人性化的人机交互，进而完善了公司的一些游戏。布什内尔夸大事实的本事以及按自己规则办事的意愿影响了乔布斯。除此之外，乔布斯发自内心地欣赏雅达利开发的游戏的简单性。游戏没有使用手册，简单到即便是一个喝醉酒的初学者也能很快上手。雅达利的《星际迷航》游戏仅有的说明就是：“1. 投入硬币，2. 躲开克林贡人。”
并不是所有同事都讨厌乔布斯。一个叫作罗恩·韦恩（Ron Wayne）的绘图员与他成了朋友，此人之前经营着自己的公司，生产老虎机，但之后生意失败了。然而乔布斯觉得开一家自己的公司这个主意很吸引人。“罗恩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乔布斯说，“他开过公司。我从没有遇到过他这样的人。”乔布斯向罗恩·韦恩提议两人一起做生意，他说自己可以借来5万美元，然后他们可以设计并销售老虎机。但是韦恩曾经在生意场上吃过苦头，所以拒绝了。“我说那是损失5万美元最快的方法，”韦恩回忆说，“但我很佩服他，他有很迫切的欲望去开始自己的事业。”
一个周末，乔布斯到韦恩的公寓拜访，像往常一样讨论哲学问题。这时韦恩说有些事情要告诉他。“我想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乔布斯回答，“我觉得你喜欢男人。”韦恩承认了。“那是我第一次遇到熟人中有同性恋，”乔布斯回忆道，“他给我灌输了关于同性恋的正确观点。”乔布斯追问他：“你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会有什么感觉？”韦恩答道：“就好像你看到一匹漂亮的马，你欣赏它，但你不想和它上床。你只是纯粹欣赏它的美。”韦恩说自己就是想把这个告诉乔布斯。“雅达利公司没人知道，在我的一生中，知道这件事的人也屈指可数，”韦恩说，“但我觉得告诉他没有任何问题，他会理解的，而且这也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关系。”
1974年初，乔布斯急切地想要赚钱，原因之一就是前一年夏天去过印度的罗伯特·弗里德兰鼓励他也去印度进行一次精神之旅。弗里德兰在印度师从尼姆·卡罗里大师，尼姆是20世纪60年代嬉皮士运动的精神导师。乔布斯决定也要去印度，还叫上了丹尼尔·科特基与他同行。驱动乔布斯的并不单纯是冒险精神。“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很严肃的探索，”他说，“我迷上了觉悟的想法，想要弄清楚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该怎样融入这个世界。”科特基补充说，乔布斯的这次探索之旅，也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他心里有个洞，想把它填上。”
当乔布斯告诉雅达利的同事们自己要辞职去印度寻找精神导师的时候，奥尔康被逗乐了。“他走进来，盯着我，然后宣布，‘我要去寻找我的导师了。’我说，‘不会吧！太棒了！记得给我写信！’然后他说希望我能承担他的费用，我告诉他，‘做梦！’”奥尔康有了一个主意。雅达利在生产一些配件，这些配件要运往慕尼黑，在那里组装完毕后由都灵的一家批发商负责配送。但是有一个问题。因为游戏都是为美国市场设计的，帧频是每秒60帧，到了欧洲就会有让人沮丧的冲突，因为那里是每秒50帧。奥尔康简单地向乔布斯描述了补救方案，然后花钱送他去欧洲解决问题。“从那里去印度路费会便宜一点儿。”他说。乔布斯同意了。就这样，奥尔康送走了乔布斯，还叮嘱他：“代我向你的导师问好。”
乔布斯在慕尼黑待了几天，解决了游戏机的冲突问题，但在这一过程中，他把一群西装革履的德国经理搞得狼狈不堪。他们向奥尔康抱怨，说乔布斯的穿着和身上的味道像个流浪汉，而且举止粗鲁。“我说，‘他解决问题了没有？’他们回答，‘是的。’我说，‘下次你们再有什么问题，尽管给我打电话，我这儿还有很多像他那样的人！’他们说：‘不用，下次再有问题我们自己会解决的。’”对于乔布斯来说，德国人老是让他吃肉和土豆，这让他非常不高兴。“他们甚至没有素食这个词。”他在给奥尔康的电话中抱怨。
他乘火车来到都灵见批发商后，日子好过了一点儿，意大利面和主人的热情招待让他很高兴。“我在都灵度过了很美妙的几个星期，这是座充满活力的工业城市，”他回忆说，“那个批发商是个很棒的人。他每天晚上都带我去一个地方吃饭，那儿只有8张桌子，没有菜单。你只需要告诉他们自己想吃什么，他们就会给你做。其中一张桌子是为菲亚特的董事长预留的。那个地方真是太好了。”接下来他去了瑞士的卢加诺，见了弗里德兰的叔叔，然后从瑞士搭航班到了印度。
到了新德里，一下飞机，乔布斯就感觉到跑道上扬起的阵阵热浪，尽管那时候才4月份。之前有人给了他一家酒店的名字，但是那里客满了，所以他去了出租车司机竭力推荐的另一家。“我敢肯定他拿了酒店的小费，因为那地方实在太糟糕了。”乔布斯问老板酒店里的水是否过滤过，并且傻乎乎地相信了他的回答。“我很快就得了痢疾，我病了，而且很严重，发高烧，一个星期内我的体重从160磅掉到了120磅。”
等恢复到又可以行动的时候，他决定离开新德里。于是他去了印度北部城市赫尔德瓦尔，那里靠近恒河的源头，每三年就会有一次盛大的宗教集会。恰巧，1974年举行的是12年一轮的最大规模的集会，被称为“大壶节”（Kumbha Mela）。超过1 000万人涌进了这座常住人口不到10万、面积接近帕洛奥图的小镇。“到处都是教徒，帐篷里住着这个导师、那个导师。还有人骑着大象，无奇不有。我在那儿待了几天之后决定离开。”
他换乘火车和公共汽车来到了喜马拉雅山脚下，一座靠近奈尼塔尔（Nainital）的村庄。那里是尼姆·卡罗里大师居住（或者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乔布斯到达那里的时候，大师已经不在人世了，至少不在今世。乔布斯从一户人家那里租下了一个房间，房间的地上有一块床垫。这户人家给他吃素食，帮他恢复了健康。“之前的一个旅行者留下了一本英文版的《一个瑜伽行者的自传》，我读了好几遍，因为也没什么其他可干的事。我在各个村落之间游荡，痢疾症状也消失了。”一起在此处静修的有一个叫作拉里·布里连特（Larry Brilliant）的流行病学家，他在印度致力于根除天花，后来负责管理谷歌的慈善机构以及斯科尔基金会（Skoll Foundation）。他成了乔布斯的终生好友。
有一次，乔布斯听说一个年轻的印度教圣人要举办信徒聚会，地点是一名富商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住处。“我有机会遇到一个有灵性的人，并且和他的信徒交流，也有机会好好吃上一顿。我们走近房子的时候就能闻到食物的香味儿了，我非常饿。”乔布斯吃东西的时候，那位圣人——其实也不比乔布斯大几岁——从人群中选中了他，指着他，然后开始疯了一样地大笑。“他跑过来，抓住我，发出两声‘嘟嘟’声，然后说，‘你就像个小孩一样。’”乔布斯回忆道，“我并不喜欢他的这些举动。”圣人抓着乔布斯的手，带他离开了那群虔诚的信众，走上了一处高地，那儿有一口井和一小方池塘。“我们坐下来，他拿出了一把剃刀。我以为他是个疯子，开始有点儿担心，这时候他又拿出了一块肥皂——我当时留着长发——他给我的头发打上肥皂，然后给我剃了个光头。他告诉我他是在拯救我的健康。”
丹尼尔·科特基在那年的初夏到了印度，乔布斯回到新德里去见他。他们坐着公共汽车，漫无目的地晃悠。这个时候，乔布斯已经不是在寻找传授智慧的导师了，而是在通过苦行体验、感官剥离和返璞归真来寻求觉悟。他做不到内心的平和。科特基记得乔布斯曾在村里的集市上与一个印度妇女有过一次激烈的争吵，他坚称那个女人在她出售的牛奶里掺了水。
但乔布斯有时候也很大方。他们来到靠近中国西藏的马纳里镇（Manali），科特基的睡袋被偷了，他的旅行支票也在里面。“史蒂夫承担了我的饮食开销，还给我买了回新德里的车票。”科特基回忆说。他还把自己剩下的100美元都给了科特基，帮他渡过难关。
在印度待了7个月后，那年秋天乔布斯起程回家，途中在伦敦逗留，拜访了一个他原本想在印度碰面的女人，然后从伦敦搭乘一班便宜的航班回到了奥克兰。在印度期间，他只零星地给父母写过几次信——那是他经过新德里时到美国运通公司驻当地办事处取邮件的时候写的——所以当父母接到他从奥克兰机场打来的电话，让去接他的时候，他们很惊讶。他们立刻从洛斯阿尔托斯开车出发。“我的头发被剃光了，身上穿着印度棉袍子，皮肤也被晒成了又黑又红的颜色，”他回忆说，“所以我坐在那儿，他们俩从我身边走过了差不多5次，妈妈才终于走上来说，‘史蒂夫吗？’我说：‘嗨！’”
乔布斯被带回了洛斯阿尔托斯的家，在那里试着找回自己。他会通过各种途径来寻求觉悟。早上和晚上他会冥想和禅修，其他时间会去斯坦福大学旁听物理学或者工程学的课程。
乔布斯对东方精神、印度教、佛教禅宗以及寻求觉悟的浓厚兴趣，并不仅仅是一个19岁青年的心血来潮。纵观他的一生，他追随并遵循着东方宗教的许多基本戒律，比如对“般若”的强调——通过精神的集中而直观体验到的智慧和认知。多年之后，乔布斯坐在自己位于帕洛奥图的花园中，回想起了印度之旅对他的深远影响：
我回到美国之后感受到的文化冲击，比我去印度时感受到的还要强烈。印度乡间的人与我们不同，我们运用思维，而他们运用直觉，他们的直觉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要发达得多。直觉是非常强大的，在我看来比思维更加强大。直觉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影响。
西方的理性思维并不是人类先天就具有的，而是通过学习获得的，它是西方文明的一项伟大成就。而在印度的村子里，人们从未学习过理性思维。他们学习的是其他东西，在某些方面与理性思维同样有价值，那就是直观和经验智慧的力量。
在印度的村庄待了7个月后再回到美国，我看到了西方世界的疯狂以及理性思维的局限。如果你坐下来静静观察，你会发现自己的心灵有多焦躁。如果你想平静下来，那情况只会更糟，但是时间久了之后总会平静下来，心里就会有空间让你聆听更加微妙的东西——这时候你的直觉就开始发展，你看事情会更加透彻，也更能感受现实的环境。你的心灵逐渐平静下来，你的视界会极大地延伸。你能看到之前看不到的东西。这是一种修行，你必须不断练习。
禅对我的生活一直有很深的影响。我曾经想过要去日本，到永平寺修行，但我的精神导师要我留在这儿。他说那里有的东西这里都有，他说的没错。我从禅中学到的真理就是，如果你愿意跋山涉水去见一位导师的话，往往你的身边就会出现一位。
事实上，乔布斯确实在他洛斯阿尔托斯的家附近找到了一位导师。《禅者的初心》一书的作者铃木俊隆管理着旧金山禅宗中心，他每周三晚上会去那里开讲座，并和一小群追随者一起冥想。一段时间之后，乔布斯和其他人觉得不够，于是铃木让自己的助手乙川弘文（Kobun Chino）开办一家全天候开放的禅宗中心。乔布斯和女友克里斯安·布伦南，以及丹尼尔·科特基和伊丽莎白·霍姆斯都成了忠实的追随者。他还开始一个人去塔萨加拉禅宗中心（Tassajara Zen Center）修行。这座寺庙靠近卡梅尔，是乙川弘文的另一处教学点。
科特基觉得乙川弘文很有趣。“他的英语非常糟糕，”他回忆说，“他说话就像是在吟诵俳句，话语极富启发性。我们就坐在那儿听他讲，有一半的时间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把这个看作轻松的插曲。”他的女朋友霍姆斯则更加投入。“我们会去参加乙川弘文的冥想，我们坐在蒲团上，他坐在讲台上。”她说，“我们学会了怎样不理会外界的打扰。这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和乙川弘文一起冥想，这时外面下起了雨，他就教我们怎样利用环境声音让自己集中注意力继续冥想。”
而乔布斯的投入是全身心的。“他变得非常严肃，妄自尊大，让人难以忍受。”科特基说。乔布斯开始每天都和乙川弘文见面，每几个月都会一起静修、冥想。“与乙川弘文的碰面对我来说是一段意义非凡的经历，我后来尽可能多地与他待在一起。”乔布斯回忆说，“他有一个在斯坦福做护士的妻子，还有两个孩子。他妻子常常上晚班，所以我总是晚上去他家找他。她一般会在午夜时分到家，然后把我赶走。”他们有时候会讨论乔布斯是否应该完全投身到精神追求中，但乙川弘文不赞成这么做。他说乔布斯可以边工作边进行精神修行。他们两人的关系是深厚的，也是持久的——17年后，乙川弘文主持了乔布斯的婚礼。
乔布斯对自我意识的疯狂追寻也导致他开始尝试原始尖叫疗法（Primal Scream Therapy），这一疗法由洛杉矶的精神治疗医师亚瑟·亚诺夫（Arthur Janov）发明，当时刚刚开始流行。这一疗法基于弗洛伊德的理论：心理问题都是由儿童时期被压抑的痛苦造成的。亚诺夫认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再次经历那些痛苦时刻来治愈——通过尖叫来彻底地发泄那份痛苦。在乔布斯看来，这一疗法比谈话疗法要好，因为这其中包含了直观的感受和情感上的活动，而不仅仅是理性的分析。“这种疗法不需要你去思考，”他后来说，“而需要你去行动——闭上眼睛，屏住呼吸，全身心投入其中。这之后你就会获得更深刻的见解。”
一群亚诺夫的信徒在尤金市的一座老旧酒店里经营着一家名为“俄勒冈感觉中心”的机构，而负责管理的正是乔布斯在里德学院的精神导师罗伯特·弗里德兰，他的团结农场就在附近。1974年底，乔布斯报名参加了那里一个为期12周的治疗，花费了1 000美元。“史蒂夫和我都在追求个人成长，所以我想和他一起参加，”科特基说，“但是我没有那么多钱。”
乔布斯曾经向自己的密友透露过，他参加治疗是因为饱受童年痛苦：被领养并且对亲生父母毫无所知。“史蒂夫非常渴望了解自己的亲生父母，这样他就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弗里德兰后来说。乔布斯曾经从养父母那里听说过，自己的亲生父母都是大学毕业生，父亲可能是叙利亚人。他甚至曾经想要雇用一名私家侦探，但还是决定暂时不那么做。“我不想伤害我的父母。”他回忆说，这里指的是他的养父母。
“自己被领养这一事实让他很挣扎，”伊丽莎白·霍姆斯说，“他觉得这是自己在情感上需要控制的一个问题。”乔布斯承认了这些，他说：“这件事一直困扰着我，我要把精力集中在这上面。”他对格雷格·卡尔霍恩更加坦诚。“对于被领养一事，他作了很多自我剖析，也跟我说了很多。”卡尔霍恩说道，“原始尖叫疗法和非黏液饮食，都是他用来净化自己的方法，并希望借此来洞悉其身世带给他的沮丧。他告诉我，他的父母抛弃了他，他感到非常愤怒。”
约翰·列侬（John Lennon）在1970年也接受了同样的原始尖叫疗法，那年的12月，他和塑胶洋子乐队（Plastic Ono Band）发布了歌曲《妈妈》。这首歌描述的是列侬对于抛弃了自己的父亲以及在他少年时期就死去的母亲的感情。副歌部分有一段让人无法忘怀的旋律：“妈妈不要走，爸爸快回家……”乔布斯经常放这首歌。
乔布斯后来说，事实证明，亚诺夫的方法并没有什么效果。“他提供的只是一个现成的、老套的解决方法，太过简单了。很明显，它不可能促成任何自我省悟。”但霍姆斯坚信，治疗让乔布斯变得更自信了。“他接受完治疗之后有了改变，”她说，“他原本性格是很粗暴的，但那段时间他很平静。他的自信心增强了，自卑感减弱了。”
乔布斯开始相信自己可以把自信心传递给其他人，推动他们去完成以前认为不可能的事情。霍姆斯与科特基分手后，加入了旧金山的一个邪教组织。该组织希望成员切断与过去所有朋友的联系，但是乔布斯完全无视这条禁令。有一天，他开着自己的福特牧场主（Ford Ranchero）客货两用车来到了邪教的大本营，他对霍姆斯说自己要开车去弗里德兰的苹果农场，她也必须一起去。更过分的是，他说她也得开上一段路，尽管她根本不会开手动挡的车。“我们到了开阔的路上之后，他让我坐在驾驶座上，他负责换挡，直到我们的时速达到每小时55英里，”她说，“然后他开始放迪伦的磁带《路上的血迹》（ Blood on the Tracks ），把头枕在我的膝盖上，睡着了。他的态度就是他什么都会做，因此你也要什么都会。他把自己的性命交到了我手里，这让我做到了以前我认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这就是日后成为他“现实扭曲力场”个人魅力的美好的一面。“如果你相信他，你就能做成事情，”霍姆斯说，“如果他认为某件事应该发生，那他就会尽力让它发生。”
1975年初的一天，阿尔·奥尔康正坐在雅达利公司的办公室里，罗恩·韦恩冲了进来。“嘿！史蒂夫回来了！”他喊道。
“天哪，快让他进来。”奥尔康回答。
乔布斯光着脚走了进来，穿着一身橘黄色的袍子，手里拿着一本《此时此地》，他把书递给奥尔康，坚持要他也看看。“我能回来工作吗？”他问。
“他看起来像个哈雷·克里希纳寺的僧人，但见到他我很高兴，”奥尔康回忆道，“于是我说，当然可以！”
为了公司内的和谐，乔布斯再次被安排上晚班。沃兹尼亚克当时在惠普工作，就住在附近的一处公寓，他会在晚饭后去找乔布斯玩游戏。他在森尼韦尔的一家保龄球馆里爱上了《乒乓》游戏，他还开发出了一个版本，可以连接到自家的电视机上。
1975年夏末的一天，对当时盛传的“球拍类游戏即将完蛋”的言论嗤之以鼻的诺兰·布什内尔，决定开发《乒乓》的单机版本：玩家不再跟对手竞争，而是将球击向一堵墙，每击中一次，墙上就会减少一块砖。他把乔布斯叫进办公室，在自己的小黑板上画出了草图，然后叫他去设计。布什内尔告诉他，如果使用的芯片少于50个，那么每少用一个，就会有一笔奖金。布什内尔心里清楚乔布斯并不是一个杰出的工程师，但是他猜测，乔布斯会招来总在附近晃悠的沃兹尼亚克，他猜对了。“我把这看作是买一赠一，”布什内尔回忆道，“沃兹是个更加优秀的工程师。”
当乔布斯邀请沃兹帮忙，并提出两人平分收入的时候，沃兹很兴奋。“这是我人生中接到的最美妙的一次邀请，我可以真正设计一款人们会用到的游戏。”他回忆说。乔布斯说任务必须在4天内完成，并且要使用尽可能少的芯片。乔布斯没有告诉沃兹，截止日期其实是自己定的，因为他需要赶去团结农场帮忙迎接苹果丰收。他也没有提到少用芯片会有奖金。
“这样的一款游戏需要耗费大多数工程师几个月的时间，”沃兹回忆说，“我觉得我肯定完成不了，但史蒂夫让我相信自己一定可以。”于是他接连4天没有睡觉，完成了任务。白天在惠普上班的时候，沃兹就在纸上画设计草图。下班之后，匆匆吃上一顿快餐，他就会赶到雅达利，在那儿待一晚上。沃兹尼亚克在设计的时候，乔布斯就坐在他左边的凳子上，将芯片布线到电路板上。“史蒂夫捣弄电路板的时候，我就玩我最爱的赛车游戏《极速赛道10》（ Gran Trak 10 ）。”沃兹尼亚克说。
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真的在4天时间里完成了任务，而且沃兹只用了45块芯片。虽然后来对此事的描述有多个版本，但在多数版本中，乔布斯只给了沃兹基本酬金的一半，而节省5枚芯片得到的奖金被他独吞了。直到10年以后，沃兹尼亚克才知道乔布斯得到奖金的事情 [他看到了一本讲述雅达利公司历史的书《咔嚓》（ Zap ）中的故事]。“我想史蒂夫需要那笔钱，他只是没有告诉我事实而已。”沃兹后来说道。当他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停顿了很长时间，他也承认这事让他很痛苦。“我希望他当时能对我实话实说。如果告诉我他需要那笔钱，他应该知道我肯定会把钱给他的。他是我的朋友，帮助朋友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对沃兹尼亚克来说，这件事展现了他们两人性格上的差异。“对我来说，道德总是很重要的，我直到现在都不明白，他明明收到了那笔奖金，却告诉我他没有拿到。”他说，“但你也知道，每个人都是不同的。”
10年之后，这个故事被报道了出来，乔布斯给沃兹尼亚克打电话否认。“他告诉我他不记得做过这事，如果他做过这种事的话他应该会记得，所以他应该没有做过。”沃兹回忆说。当我直接询问乔布斯的时候，他很反常地变得很安静，很迟疑。“我不知道那些传言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他说，“我拿到的钱，分了一半给他。我跟沃兹之间一直都是这样的。沃兹1978年起就不再工作了，1978年之后他就再没做过任何工作。但他在苹果的股份还是和我一样多。”
会不会众人的记忆都混乱了，乔布斯真的没有少付沃兹钱呢？“有这样的可能，我的记忆全是错的、混乱的。”沃兹告诉我，但停顿了一会儿之后改口了，“但不是这样的，我记得这件事的细节，那是张350美元的支票。”他和诺兰·布什内尔以及阿尔·奥尔康都进行了复核。“我记得我跟沃兹谈论奖金的时候，他很不高兴。”布什内尔说，“我说是的，你们每省下一枚芯片都会得到一笔奖金，然后他就摇了摇头，咂了咂嘴。”
不管事情真相到底如何，沃兹后来都坚持说，这件事情不值得再讨论了。他说，乔布斯是个复杂的人，善于耍手段只是展现了那些助他成功的诸多特性中的阴暗面。沃兹尼亚克永远不会那样，但正如他所说，他也永远创建不了苹果公司。“我宁愿让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当我再三提起这件事时，他如此回答我，“我不想因为这件事就评判史蒂夫。”
雅达利的这段经历帮助乔布斯塑造了商业和设计之路。他非常欣赏雅达利“投入硬币——躲开克林贡人”这样的游戏简洁性和用户友好性。“那种简洁性影响到了他，让他成为了一个十分注重产品的人。”罗恩·韦恩这样说道。乔布斯还吸收了诺兰·布什内尔那股强势的态度。“诺兰是不允许别人对他说不的，”奥尔康说，“史蒂夫最初以为这样才能做成事情。诺兰从不会谩骂别人，史蒂夫有时候会。但他有同样积极的态度。这种态度让我惧怕，但它确实能办成事情。在这一方面，诺兰称得上是乔布斯的导师。”
布什内尔也同意这一说法。“企业家身上有一种很难描述的气质，我在乔布斯身上看到了那种气质，”他说，“他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工程技术，还包括商业方面的一些东西。我教他，如果你表现得好像你能做某件事，那就能起作用。我告诉他，你装得好像自己掌控了一切，别人就会以为你真的掌控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