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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碗黄酒之后，高信疆谈兴渐浓。他穿中式蓝色对襟褂，向后梳理的头发一丝不苟，其中黑、灰、白夹杂，架在鼻梁上的镜框足以遮住四分之一的脸，他的面色变红，皮肤微微沁出汗来。
他回忆起胡适与雷震，李敖和陈映真，在吃了一口黄瓜之后，还品评了古龙与金庸。谈起20多年前的某一夜，古龙将他从溢满冷水的浴缸中强行拽出，他已喝了5瓶烈酒，浑身燥热，倘若任性睡去，就可能一别人间。
他声音浑厚，叫我把西红柿酱递过去时，大声称我“知远兄”。他还摔倒在从客厅前往卫生间的地板上，然后摆摆手说没事，似乎对超过60年历史的身躯毫不在意。
这是2007年的冬天，我们坐在北京市西坝河南路的一间公寓里吃炸酱面。公寓位于二环与三环间，与商业中心尚有距离。窄窄的西坝河安静地流淌，小路上的那间医院令人想起了集体主义的年代。这种安静在此刻的北京分外难得，这座城市变得太快了。20年前，清晨街道里都飘着豆浆与油条的香气，小巷的拐角还堆放着大白菜，但如今的浓重雾气中是一座接一座的钢筋混凝土、落地玻璃窗的大楼，亢奋却乏味。沃尔玛超市提供了海水一般充沛的货品，层出不穷的时尚杂志，无穷尽的网络信息，是此刻生活的写照，一切似乎都被卷入了速度与数量的旋涡中。
大约10年前，我就知道他的大名，那时我还是一名浑浑噩噩的大学二年级学生。他是和一连串名人、报刊、事件的名字共同进入我的视野的——陈映真、白先勇、李昂、《中国时报》、乡土文学、美丽岛事件……我尚搞不清这些人的年龄、成就与关系，仅仅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转型中，他们是不可忽略的知识分子名录中的一部分。
那时候，爱伦堡（Ilya Ehrenburg）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也在同学中流传。除去他早年在巴黎的浪荡岁月让我们心醉神迷外，我们也都喜欢书封上所提到的“解冻”两个字。我们还太年轻，体会不出当爱伦堡将这些青春记忆在20世纪60年代公之于众时，它引起一代人内心多么强烈的骚乱。斯大林年代的流放、杀戮所激起的恐惧，无所不在的政治宣传带来的单调，冻结与麻木了两代人的心灵。如今，他死了，一个时代结束了。直截了当地去揭露真相，是一种反抗方式，它升腾起人们摧毁这种制度的强烈欲望。而重新去探讨生活的意义、展现生活的另一种可能，也是一种方式。既然专制体制带来的是恐惧、禁锢、麻木、单一、丑陋，那我们就努力让自己体验自由、敏感、欢乐、多元与美。
那一代苏联人的内心骚乱，在十年后又毫无障碍地传导到中国。当这本回忆录的节译本在20世纪70年代传入中国民间时，它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到了我这一代时，它仍动人，但阅读的狂喜已然不复存在，1997年的中国已和1977年的中国大不一样，那个彻底匮乏、压抑的年代已经消失。但是，它却没有彻底地过去。“解冻”这个词仍在心中泛起奇妙的涟漪——听到冰层的破裂的清脆，看到耀眼阳光下的消融，蕴含着无限的希望与生命。
而高信疆和他所属的一串模糊的名字与事件，是另一种“解冻”的呈现，它比爱伦堡更让我感到亲切。蒋介石在1975年的死亡，暗示着戒严年代的末日。曾经生活在强烈政治阴影下的台湾社会的思想生活开始松动。倘若雷震、殷海光、李敖意味着黑暗之中的一道亮光，是力量悬殊之中的个体的悲壮和勇气，那么到了70年代末，分散的力量正在被汇集到一处，孤立的个人找到了组织，各种个人、团体的主张与手段或许各不相同，他们是小说家、新闻记者、环保分子、政治活动家、艺术家，但他们却有着共同的敌人——政治专制。正是在这种对抗中，他们也展开自身最光辉、最富创造性的时刻。
见到高信疆时，我已不再是10年前那个过分理想主义的大二学生，逐渐意识到倘若没有社会各方面的对应变革，理想主义的光芒也终会暗淡。那个被我理想化的台湾转型岁月，已过去了将近30年，一个越来越让人不安的事实是，那一代的最初高贵的民主理想，正在堕入一个庸俗民粹主义的泥淖。
我也比从前更清楚地知道了，高信疆是谁。不管怎样，他主持的《人间》副刊，仍像是媒体历史与知识分子历史上的某个奇迹，它曾经如此深入和广泛地影响了整个社会，它设定的议题，为日后整个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智力上的准备。
不过，在那个炸酱面的夜晚，我没太多的机会表达自己的仰慕之情。再说，高信疆早在20年前就离开了《中国时报》，他曾经短暂地执掌过香港的《明报》——这份报纸在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就像是《中国时报》之于台湾，它们都是各自社会价值标准的制定者。而在之前的七年时间里，他一直生活在北京。我听说他尝试过与不同的报纸、杂志合作，希望能将他昔日的经验移植到中国大陆，却都不了了之。对他那一代知识分子来说，一个统一的中文媒体世界恐怕是挥之不去的渴望吧。台湾太小了，香港不仅太小，也过分特殊，只有大陆可能带来那种辽阔的魅力——超过10亿人，他们通过汉语联系到了一起。但是这个拥有庞杂人群的辽阔的大陆，张开怀抱接纳了二流的台湾演员、过气的歌手、不入流的通俗小说，却没准备接纳真正的思考者和怀疑者。
不过，清风、明月、黄酒、炸酱面，却是谈论中国的一个恰当情境。“不能因为三百年的失败，就抹杀掉三千年的历史”，我忘记了谈到什么话题时，他说出这句话。他还提到了傅斯年的判断，在中国历史上，只要有70年的稳定时期，它必定重获繁荣，从秦末的天下大乱到文景之治，从隋文帝统一中国到唐太宗的盛世，从宋太祖结束五代十国到范仲淹一代的兴起，其间不过经历了两三代人……
我不清楚傅斯年的论点出自何处，我的历史知识也不足以对此做出肯定或否定，但不知是黄酒还是别的原因，我内心洋溢起一种难言的兴奋。
我这一代人是在对中国文化的彻底怀疑中成长起来的，以至习惯性将现实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文化的基因，这其中也包括20世纪可怕的专制和荒芜的精神世界。很多时候，我们的否定刻薄而无情，仿佛这才意味着彻底决裂，而决裂才意味着新生。但是，这种刻薄却经常导致一种意外的结果——我们似乎变得更匮乏了、更单调了，内心更慌乱了。
随着年龄日增，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欲望已慢慢在内心滋生。我逐渐觉得，总有些卓绝和美妙的特质才让这个民族绵延至今，并曾创造出那样灿烂精致的文化。
那天夜晚，高信疆似乎照例大醉而归。朋友扶他离去时，像是扶着一个踉跄的老侠客。只可惜，他住的地方不富任何诗情——亚运村。
我计划再去拜访他，听他讲那些风云往事，再去追问傅斯年那句话的来历。
但等到来年年初时，他的北京电话打不通了，接着就是听说他在台北住院了，患的是大肠癌。我听说陈映真也一直在住院。
一个时代似乎都在谢幕。2008年11月，我第一次到台湾旅行。在9天的行程里，我不间断碰到象征意义的新闻事件——陈云林的访台、王永庆的葬礼、台湾沉寂多年的学生运动的复苏，当然也有《中国时报》产权的转让，以生产米果著称的食品公司旺旺集团成了它的新东家。我记得交易结束一周后，编辑部才进行了姗姗来迟的表态，发表社论《变动时代中不变的媒体理念》。编辑们试图捍卫最后的自信与尊严，他们举出了《华尔街日报》与《洛杉矶时报》的例证——它们虽也经历所有权更迭，却仍保持着昔日的新闻品格。但比照其辉煌历史，最后的坚守中满是物是人非的感慨。
我不知高信疆听到这一消息时将作何感慨，他人生最辉煌的岁月都与这家报纸息息相关。而对台湾和几代华语读者来说，这家报纸也从来不仅仅是一张报纸、一桩生意，而是一种精神、品格、价值观。
再接着，我听到他去世的消息。他的实际年龄比他看上去的更年轻些，出生于1944年，不过65岁。他在40岁之前，就完成了一生的主要功业。
一连几天，我都在回忆我们唯一一次见面的场景。或许也在暗暗比较我们这两代人之间的异同。他们那一代要反抗政治禁锢对个人自由、思想和审美带来的伤害，而到了我们这一代，敌人已不再如此明确，反抗力量也因此瓦解，但消费文化和扭曲的形态却塑造了一种新牢笼，将我们困于其中。不管台湾还是大陆，解冻时期所蕴含的希望与理想，正在重演帕斯捷尔纳克的感叹：“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已发生过多次。崇高的理想变成了粗俗的物质，因此希腊变成了罗马，因此俄罗斯启蒙运动变成了俄罗斯革命。”
不过，我们丢失掉的不仅是他们那一代的纯真和勇气。我更感到还有那股浓烈的情感，它深藏于一代代最优秀的中国人身上，让他们即使在悲观的时刻，仍有行动的勇气，而不仅仅是现实的俘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