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刘晓艺

与《高士传》和《列仙传》等书类似，《剑侠传》也是一个人物专辑，其内容抄自他书，范围则限定于一个特定人物群体——剑侠。

在冷兵器时代，刀剑是主流的轻武器，中外无有不同；习惯上的称呼：单刃为刀，双刃为剑。刀剑之中又以剑更为发达，南朝梁陶弘景《古今刀剑录》专记关于刀剑的掌故轶事，按时间早晚，从夏朝说起，前二十几条都是剑，第一次出现刀已经到三国了。

“侠”字在文献中出现得很早，至少在战国时候已经与后世用法差不多了。传统方法研究问题，常常喜欢从字入手。《说文解字》谓“侠，俜也”，可这个“俜”字后世只用于联绵词如“伶俜”、“俜停”之类，并无实意。《说文》又将“俜”解释为“侠也”，看来就连最权威的字书在这个字上也不得要领。五代徐锴作《说文系传》，把“俜”当作“骋”来解读，释为“自喜自俜之意也”，这样解释出来的侠，是趾高气扬、狂放恣睢的意思，这不仅与现代人对武侠的印象不同，即便放在《史记·游侠列传》里看，也不见得合适。

《史记》唐司马贞《索隐》：“侠，挟也，言能相从游行挟持之事。”这种以字的音义衍变来进行训诂的形式很常见，不过如此释“侠”字，得出的结论会是：侠客就是专业绑架者。同为唐朝人的颜师古不同意这一说法，他的《汉书注》说：“侠之言挟也，以权力侠辅人也。”这样一来，侠又变成了辅佐、帮助他人的人。这虽比释为绑架者稍微好一点，但还是不通的，难道古来那些辅佐帝王的名臣如伊尹、傅说、吕尚、张良都可称“侠”？“侠”的释义问题不解，读《剑侠传》也就没了方向。鉴于此，我们不妨借用古人声训之法来作个尝试。传统的声训法从文字学上说虽不无道理，同时亦多夹杂诠释者自己的推测，如汉代刘熙的《释名》是全用声训法的一本字书，今日读来，其中一些解释也是很牵强的，有些甚至穿凿得荒诞。声训法的局限性需要在此说明。

剑，有个别名叫铗。铗字的初义是夹子，就是冶炼时候用的火钳，但也用来指剑柄或剑。《战国策》里孟尝君手下有个门客叫冯谖的，嫌待遇不好，靠着柱子弹着剑发牢骚：“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历来侠客多是带剑出场，剑是侠士的标志，冯谖算不算侠士是另外一说，至少他想效仿侠士。借声训法的思路，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侠者，铗也，以铗扬善除恶者也。

这个说法是游戏杜撰，没有古书的证据，但并非完全无理。汉字类似的字义牵搭是常见的，职业唱歌的叫倡，负责宾客的叫傧，都是此类。现在无非是要给剑侠找个定义，若侠字本身就和剑密不可分，那问题就简单多了。然而，若要落实到《剑侠传》里的一个个人物故事，我们终究不能刻板地下定义说，凡用剑的便是侠，使刀的就不是。自先秦两汉以来，关于侠的记载描述很多，司马迁专立《游侠列传》，更是对这一群体做了一个概貌式的描述。说游侠俨然是一个隐秘的行业，也并不为过。那么，要相对完整地定义“侠”，除了剑这个道具之外，他们的行事准则、价值取向、处世理念等精神方面的属性也不能忽略。

对侠的评论，最有名的当属韩非子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话是带有指责意味的，不过也道出了侠的基本属性。武侠者，无武不成侠，拥有超强武力是作为侠的必要条件。同时，这个武力必须被用于“犯禁”，也就是违法。一个绝不生事的武术爱好者，从不用武力处理任何事，哪怕是一等高手，也不是侠。韩非子这话是站在法家立场上说的，法家的理想是全社会严格执行一套完美的法律制度，从而建立一个稳定的太平盛世。不过，在现实中这个想法却是有着严重缺陷的：完美的法律制度从何而来？一方面，再好的法律制度也受现实变化的制约，有法久生弊的问题。另一方面，与暴力惩罚相结合的法律制度是刚性的，在压制社会矛盾的同时，也会使各种矛盾更加激化。所以，历史上法家的实践往往会在一定时间内展现出极高的效率，对完成短期的、具体的目标十分有利——比如改善经济或进行战争，但从长远来看，则会不断积攒负能量，最后走形、崩溃。韩非子指出的，正是法家实践中的两大对立面——儒士从理论上破坏法律制度，侠士从行动上违背法律制度。

尽管如此，在司马迁看来，侠也不能简单地被等同于暴力犯罪者。在《史记》中，游侠和刺客被分成两个列传，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这些服务于某一势力、某一主人的亡命杀手是刺客，对这个群体，司马迁的称许不多，只说他们“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始终能很清晰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并且不违背自己的初心，这是值得首肯的。到了《游侠列传》，主要人物只有两个，朱家和郭解。这两个人的事迹不是杀人，而是助人，甚至是厚施薄望的舍己式助人。以“侠”称之，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早年也曾在江湖上拼杀，另一方面，他们帮助的对象多是豪士。他们很像现代社会成功转型的黑道老大：外表是一个慈善家，却有足够的威望和能量制造各种刑事案件，但绝不用自己动手。在郭解身上，甚至有浓厚的以德报怨色彩，以至于常常有人自发出手替他犯下重案，他却根本不知情。至此，通过司马迁的归纳，“侠”又多了一个必要的精神元素：义。所谓“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絜退让，有足称者”。使用武力、触犯法律和道德信义结合在了一起，成为侠的新定义，由此也分出了江湖中人的不同品位：“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至于后世，侠的群体始终在民间顽固存在着，他们坚持言必信行必果、伸张正义、低调处世的基本原则，行以武犯禁之事，直至今日。

侠的生存，首先依赖于技能，除了传统的武术之外，后世的宗教、方术也常常和侠互相渗透。同时，一般人爱听爱说的侠义故事，神乎其神的各种技艺也是主要卖点，能满足普通人的好奇心。所以，民间传闻中出场的大侠，往往有很多是以僧道面目示人的。多数的侠是独来独往的，一旦形成有组织的群居模式，往往就是以郭解为蓝本的，在现代，全球各大城市都有那种黑社会组织，诸如山口组、黑手党之类。这些组织要与合法政府抗衡，必须具备很强的政治能力与完善的管理制度，俨然是一个地下政府，它们的故事反倒不易在民间底层流传了。

与《高士传》、《列仙传》等不同，《剑侠传》成书年代较晚，所取材也很晚，除了一则春秋里的故事，此后都是唐朝以下的。同样是编纂抄撮的书，对于后人来说，价值各不相同。生成年代越早，越有保存文献的功能，有的人物和事件，原书已佚，今仅见于抄录，即便有其他书的类似记载可供比对，往往也多有异文，故有其独有价值。

《剑侠传》生成于明代，其所引书籍至今并未失传。其中一大半直接抄自宋人编的大型小说集《太平广记》，又从《江淮异人录》、《夷坚志》中各选多篇，其他出处者则寥寥无几。在明清出版业繁盛期梓行的这类人物志专辑，虽多出于书商射利，但编纂者本人往往多是饱学文士，因此，从选材到编辑，常能看出其良苦用心。《剑侠传》则显得十分草率，似乎就是手边有这么几部小说，拿来草草抄了几篇剑侠故事，不仅不适合剑侠这一主题的有所阑入，而且文字亦时有不通之处，似乎编纂者在抄完之后连通读一遍都没有做到。这是否与此书的小说性质有关呢？

《汉书·艺文志》将小说列为诸子百家中的一支，班固给出的定义是“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汉魏六朝流传至今的小说，大都是志怪体，并不贴近社会现实。以《剑侠传》人物的天马行空，虽多出传奇，其远离社会生活的性质，也已颇近志怪了。冯其庸认为，两汉时代，从古代遗留下来的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巫术在民间还很风行，同时统治阶级如西汉的武帝和东汉的光武帝等，也十分相信长生不老和迷信于符命谶纬，所以社会上颇有以能与神仙相交来欺骗当时的统治者的方士的活动。他们也都要造一些神仙怪异之说来博得统治者的信任。这些社会思想和风尚，都是产生这一类小说的根源。鲁迅评价班固所著录的小说，谓“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总体评价不高。小说在早期发展中既不“载道”，又不贴近社会生活，宜其为评价所轻也。

小说发展到后世，支流渐衍，以探研事理为主的一种称为笔记小说，比较出名的如《颜氏家训》、《梦溪笔谈》，按照现代的写作定义，它们属于“非虚构类”。以清末学者俞樾为例，他的《茶香室丛钞》，题目叫“钞”，有着比较严谨的、具学术含量的创作定位，这类书籍会得到作者或编者的认真对待，读者对其严谨性的期望值也比较高。而属于“虚构类”的小说，有时虽有一定的事实依托，但内容上既然天马行空，则文字上马马虎虎亦可，从作者到读者，都视其为娱乐项目，并不认真加以斟酌。俞樾也写了很多道听途说的奇怪故事，全部收入他的《右台仙馆笔记》，从严谨性上，就比《茶香室丛钞》差多了。以《剑侠传》的出书定位看，它本就属于“虚构类”，所以编纂者也就没有认真对待它的文字。

《剑侠传》的编纂者为谁，历来就是一个比较模糊的问题。在编《四库全书》的清中期，由于《剑侠传》的重要度不足，四库馆决定不予收录，但是将其置入存目，这就意味着馆臣也要为它写一篇提要。写提要的馆臣根据其所见，第一句话就写道：“旧本题为唐人撰，不著名氏，载明吴琯《古今逸史》中。”《剑侠传》抄了那么多《太平广记》，当然不可能出自唐人之手，但馆臣所见的确如此，现在还有流传下来的本子署名段成式的——也就是《酉阳杂俎》的作者。馆臣的书目介绍，并没有解决谁是编者的问题。

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指出，《剑侠传》的编者就是明朝的王世贞。王世贞的《弇州山人四部稿》中有一篇《剑侠传》小序，此文前前后后都是他自著书的序，那么《剑侠传》自然也应出自他手。至于王世贞编《剑侠传》的目的，余嘉锡解释道：

世贞以其父忬为严嵩父子所害，而己不能报，恨当时之为司寇者，怵于嵩之威权不敢治其误国之罪，坐令流毒四海。因思此时若有古之剑侠其人者出，闻人诉其不平，必将投袂而起，操方寸之刃，直入权相之卧内，斩其首以去，则天下之人心当为之大快。

这个推论虽无确凿实据，但按以情理推之，也是讲得通的。王世贞因为父仇的公案，在文学史上还另外承揽了一个著作权，就是《金瓶梅》。传说王世贞为报父仇，苦心写作了这样一本颇具诱惑力的淫书献给严嵩，事先在书页上浸了毒药，结果严嵩拿了书，晚上一边看一边蘸着口水翻页，由此中毒身亡。关于《金瓶梅》是不是王世贞写的，学界至今没有定论，但《剑侠传》有他本人的序作证，可以推定为是他编纂的。如果余嘉锡推论王世贞的编纂动机不错，那么，尽管书页上没有浸毒，王世贞也终究不愿过于张扬，刊印时不署名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剑侠传》本来就不受重视，体量又不太大，故后来多厕身于各种丛书之中，比较早而常见的就是四库馆臣所说的《古今逸史》。该书收罗了一批体量不大的古书，其用意大概是要补正史之不足，所以《风俗通》、《山海经》、《竹书纪年》、《吴越春秋》之类都被收入其中，《剑侠传》也是被当作史传来看待的。由于《古今逸史》也是明朝的书，距《剑侠传》的成书时代不远，所以相比后世《小说大观》之类中的《剑侠传》，在文本质量上要稍好一些，一般是被当作通行本的。事实上，现存《剑侠传》的最早版本是一种刻于隆庆三年（1569）的单行本，据书跋称，它是根据旧版翻刻的。至于旧版是否就是此书的初刻，我们虽无法断定，但按时间来推算，隆庆三年上距王世贞之父王忬遇害尚不足十年，这时行翻刻之事，所据旧本纵非初刻，也是虽不中亦不远。

三百年后，浙江萧山出了一位大画家。任熊（1823-1857），字渭长，曾寓居苏州、上海，卖画为生。任熊擅长人物画，创作了许多成套的人物画集。他喜欢以既有的人物传记为框架作画，如《高士传》、《於越先贤传》、《列仙酒牌》，《剑侠传》也是同类。任熊有两位要好的同乡，一个叫王龄，负责出资编辑，另一个是著名刻工蔡照初，负责镌版，他们合作将任熊上述四种人物画稿刊印成书，这就是现在广为流传的《任渭长画传四种》。这四种中，《剑侠传》的出版又多了一些曲折，因为它的创作并非自发，而是受另一位同乡丁文蔚的嘱托而成。丁文蔚是任熊的好友，也是画家。由于《剑侠传》人物不多，只有三十三个，甫一脱稿，蔡照初便将其刻了出来，所以现在有一种《卅三剑客图》，题识曰：“蓝叔子属任渭长画，蔡容庄雕，时在咸丰丙辰三月。”题识之下有一印：“江南一叶”。蓝叔子是丁文蔚的号，容庄是蔡照初的字，丙辰是咸丰六年（1856）。这套人物画集不仅标题与后来不同，且画面上除了人物画和对应篇名之外，还带有赞语，如第一篇是“处女如，公之狙”，第二篇是“负心可嘬，非公世界”。次年，王龄主持的《任渭长画传四种》问世，蔡照初又重新刻过，这一次将赞语去掉了。王龄的养龢堂在晚清是比较成熟的专业印书作坊，很重视再版修订，所以《任渭长四种》从咸丰年间开始，一直到光绪年间仍在印，目前流传较广的《任渭长画传四种》，中国书店1985年影印出版，所据为“光绪丙戌年上海同文书局本”。然而同文书局是专用石印技术复制古书的，这个石印本所复制的也是王氏养龢堂的产品。在这个本子中，除了任渭长的画之外，每一篇故事都被原文抄录，楷行草隶各种字体都有，颇具艺术价值。

关于此书的缘起，还有一种说法：任熊于咸丰初入清军江南大营，在统帅向荣手下做事，参与镇压太平军。乙卯夏，任熊游焦山，又得清军在镇江的总帅周士法和副帅雷以诚的热情招待，待以上客。他十分感激这些镇压太平军的将帅们，但清军总是在太平军手里吃败仗，所以任熊十分愤恨，回家后便创作了这套《卅三剑客图》，寄情于这些剑术高超、有奇行异能的古剑客，希望他们能“诛锄”这些太平军。

如前所述，《剑侠传》的文本属一再转抄而来，所以，文字之间往往夹杂许多错讹。小说家言历来被漠视，罕有人为其做仔细的校订，常常是勉强读通即可，偶有实在不可通的句子也听之任之。以第二篇《扶馀国主》（《虬髯客》）中一段文字为例，《古今逸史》本《剑侠传》、《太平广记》和中国书店影印《任渭长画传四种》的文字不同：

公既去而执拂者临轩指吏曰：问公者处士第几，住何处。（《古今逸史》本《剑侠传》）

靖既去而拂妓临轩指吏问曰：去者处士第几，住何处。（《太平广记》）

靖既去而执拂者临轩指问曰：去者处士第几，住何处。（《任渭长画传四种》）

三本互有出入，但大意是一致的，于是一般抄录《虬髯客传》者，也就综合成一种通顺的形式，将原文录作：

公既去，而执拂者临轩指吏曰：问去者处士第几，住何处。

鲁迅《唐宋传奇集》就是这样处理的，只除了“问去者处士第几”和“住何处”之间没有加标点。如果按正规的文史著作校勘法，要用不少文字去校改。在本书中，我们以《任渭长画传四种》所抄录的文本为基础，偶有不可解处，则参考其他文本略作疏通改动。若遇到比较有意思的异文，特别是与内容理解有些关联的，则放在解读中略作分析。如“老人化猿”的故事，讲的范蠡推荐越女、越女应诏的路上遇到袁公的事。后来，越女见到勾践后，二人还有一段讨论剑术的对话。其原文如此：

越王问范蠡手剑之术，蠡曰：“臣闻赵有处女，国人称之，愿王问之。”于是王乃请女。女将见王，道逢老人，自称袁公。袁公问女曰：“闻女善为剑，愿得一观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隐也，惟公所试。”公即挽林杪之竹，似桔槔，末柝地。女接取其未。公操其本而刺女；女因举杖击之，公即飞上树，化为白猿。

这个故事本身是非常简单的，在《吴越春秋》的原纪录中，它只是一个长故事中的小插曲。到了《剑侠传》，由于不同时代的手民的反复抄录，从第一句开始就产生问题了。何谓“手剑之术”？“手剑”的意思就是拿着剑欲与人比试或打斗，但这是个姿势，不是技术。再看《太平广记》，原来是“手战之术”。这个词虽可以被理解，不过又未必和剑有关了，因为只有拳击、摔跤等不拿兵器的徒手格斗才应该叫“手战”。再看《吴越春秋》，原文为“问以剑戟之术”，而且问的不是范蠡，是越女。三方说法一对，大意遂明，无非是说勾践想找个战术教官给自己训练军队。接下来是说范蠡推荐越女。文本又出问题了：《剑侠传》的原文是“赵有处女”——《任渭长画传四种》的标题则是《赵处女》。但在吴越争霸那个年代，三家分晋尚未发生，压根就没有赵国，哪里来的“赵处女”呢？《太平广记》中，这个国家名被设置为“越”，题目则是《白猿》。历史文献中未见赵女善剑的说法，明朝人肯定是抄错了。怎么错的呢？恐怕是因为“赵（趙）”和“越”两个字非常像，左边都是“走”字旁，右边若写作行书，也很近似。因为这一缘故，本书无法按照《任渭长画传四种》设置标题，姑且就从《剑侠传》，使用了“老人化猿”的题目。

本来，这一批剑侠故事比较凌乱芜杂，但先有王世贞激于父仇抄录编纂，后有任熊愤于洪杨之乱为其图写丹青，又得蔡照初神技雕镌成版，终于将此书做成善品，其中隐含的侠文化内涵也就跃然特立了。

当代武侠小说大师金庸也十分喜爱这部作品，曾欲以《卅三剑客图》为蓝本各写一部短篇，最终写了一部《越女剑》之后便放弃了，但他还是为每位侠客各写了一篇随笔，附在其小说《侠客行》之后。侠文化的魅力和《剑侠传》的最终成功，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