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东汉

所以东汉只有中央军，没有地方军。中央军除宫廷的卫士外，北军的名称仍然存在，称北军五营或五校，即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每营有校尉一人，五军由北军中侯总领，就是武帝时的中垒校尉。武帝时七校的兵现在并为五校，胡骑并于长水，虎贲并于射声。北军五营中至少有两营完全是外族人，其他三营中是否有四夷的人加入已不可考。据《后汉书》注引《汉官》，五营每营七百人，只有长水营多三十六人，为七百三十六人。所以胡越兵在北军中占五分之二以上的地位。北军平时宿卫京师，四方有事也往往被发。

第二种中央直辖的军队就是驻守要地的营伍：

光武中兴，以幽、冀、并州兵骑克定天下，故于黎阳立营，以谒者监之。……扶风都尉部在雍县，以凉州近羌，数犯三辅，将兵卫护园陵，故俗称雍营。

黎阳就是今日河南浚县，在洛阳东北，所驻的大概就是光武所谓“国有众军，并多精勇”的兵，恐怕是东汉初年中央军的主体。雍营护卫长安与西汉诸帝的园陵，兵数大概也不少。可惜两营到底有多少兵，史籍没有记载。

中央第三种军队就是屯兵。缘边各郡都有屯田，明、章两代 （公元58年—88年） 发囚徒到边疆屯田的事前后共有八次。可见从前的屯兵都已变成边地的土著农民，已不堪当兵，只得再发囚徒去充实国防。明帝向王莽时丧失的西域方面活动，也恢复了屯田的事业。同时又在金城一带屯兵，防备西羌。

东汉也有属国兵，可算中央的第四种军队。东汉官制，有使匈奴中郎将一人，主护南单于；护乌桓校尉一人，主乌桓胡；护羌校尉一人，主西羌。 这三个都是专管边境属国的人。匈奴在王莽时反叛，大半又都逃出塞外，东汉初年屡次寇边。建武二十四年 （公元48年） 匈奴内部分裂为南北，南单于自称呼韩邪，又来投降，中国又把河套以及整个并州的地方交给降胡。南单于本人居西河，韩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将军屯雁门，栗籍骨都侯屯代郡。

乌桓本是东北塞外 （今热河南部） 的东胡种，西汉时弱小，投降中国，代中国守边。王莽乱时与东汉初年屡次寇边。南匈奴投降的次年，建武二十五年 （公元49年） ，乌桓见强大的匈奴投降，自己于是也要求入居中国，光武也就容许他们迁居幽州塞内，为中国的属国。北军五营中长水一营的胡骑多半是乌桓人。

西羌本是小族，在西汉时就在凉州边境与汉人杂居，时常反叛，中国总是用屯田的方法防御他们。建武九年 （公元33年） 光武设立护羌校尉，有事时可领降羌替中国打仗。所以并州由匈奴代守，幽州由乌桓代守，凉州由西羌代守。此外又有些囚徒屯田各地，与外族人共同守边。整个的北边，由辽东到敦煌，都不用内地士大夫良家子与一般顺民去费力保护，中兴盛世的安逸人民大概认为这是又便宜又舒服的事！

总之，东汉只有中央直辖的军队，并且外族在这个军队中占很重要的地位。不过废地方兵并不是简单的事。最低的限度，地方的治安是需有人维持的。所以各郡的太守一定要招募些保安的地方兵。关于这件事，在中兴时代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但东汉末年各地州牧太守纷纷割据，一定原来有兵。然而这都是地方官的私军，不受中央的调动。所以严格来讲，仍可说东汉只有中央军，没有地方兵。

由东汉向外用兵的情形就可知道当时兵的性质。明帝永平十六年 （公元73年） 窦固伐北匈奴，这是东汉第一次并且是中兴盛世的向外大发动，所用的兵很可玩味：

固与忠 （耿忠） 率酒泉、敦煌、张掖甲卒及卢水羌胡万二千骑，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陇西、天水募士及羌胡万骑，出居延塞；又太仆祭肜、度辽将军吴棠将河东、北地、西河、羌胡及南单于兵万一千骑，出高阙塞；骑都尉来苗、护乌桓校尉文穆将太原、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定襄郡兵及乌桓、鲜卑万一千骑，出平城塞。

这四支军队中都有外族兵，祭肜、吴棠的一支完全是胡兵。后来窦固的从孙窦宪于和帝永元元年 （公元89年） 又大伐匈奴：

会南单于请兵北伐，乃拜宪车骑将军，金印紫绶，官属依司空，以执金吾耿秉为副，发北军五校，黎阳雍营，缘边十二郡骑士，及羌胡兵出塞。明年，宪与秉各将四千骑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万骑，出朔方鸡鹿塞；南单于屯屠河，将万余骑，出满夷谷；度辽将军邓鸿及缘边义从羌胡八千骑，与左贤王安国万骑，出㧽阳塞。皆会涿邪山。宪分遣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将左谷蠡王师子、右呼衍王须訾等精骑万余，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大破之。虏众崩溃，单于遁走。追击诸部，遂临私渠比鞮海，斩名王已下万三千级，获生口马牛羊橐驼百余万头。于是温犊须、日逐、温吾、夫渠王柳鞮等八十一部率众降者、前后二十余万人。宪、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

这是东汉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外征，解决了三百年来的匈奴问题，至少当时的人相信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但所用的兵大半是外族人，而实际战败北单于的完全是南匈奴的兵。我们对东汉能驾御外族、以夷制夷的政策能收大功，不能不表示钦佩。但军队不是汉人的军队却也是不可掩蔽的严重事实。

除此次大败北匈奴外，东汉唯一的对外武功就是班超的平定西域。但班超当初所用的只有三十六个人，后来政府发给他的也不过一千多囚徒与义勇兵。班超所以制服西域，一方面靠他个人特殊的将才与超人的勇敢，一方面还是靠以夷制夷政策的大规模利用，西域各国的军队互相攻击。

这种专靠外族的办法极其危险。一旦外族不肯受利用，或转过来向我反攻，自己就要束手无策。这件事后来的确实现，并且就在窦宪大破北匈奴后还不到二十年。东汉初期，西羌屡屡扰边。塞外的羌人想要向内地劫掠，塞内投降的羌人又常受地方官与边民的侵害，因而怨恨反叛。建武九年班彪上书：

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

西羌、匈奴虽然强悍，但对中国国家与中国文化似乎十分景仰，对中国一般人民也无恶感。只要中国肯收容，他们就乐意移居塞内，为中国守边。由窦宪的攻破北匈奴可见他们也很诚恳地为中国卖力。但中兴以后政治日坏，地方官与豪右对这些异族的人不免侵夺、压迫，勉强他们服役。地方无知的人民恐怕也常推波助澜，因而时常引起叛变。待叛乱一起，地方官与边民又惶恐无措，敏捷的逃入内地，迟钝的束手待毙。最大最长的一次羌乱于安帝永初元年开始，直到灵帝建宁二年才算平服，前后乱了六十多年的工夫 （公元107年—169年） 。羌乱的导火线很简单。汉要发羌征西域，羌人不愿远屯，遂发兵反，出塞与塞外羌人联合，大乱于是开始。羌人在内地居住已久，多无兵器，只持用竹竿木枝为戈矛，用板案为盾，甚至手持铜镜为兵器。这种易与的叛羌就足以把边官与边民的胆惊破，都不敢动。顺民已驯顺到如何的程度，可想而知！中央派兵去剿，总是打败的时候多。边官多为内地人，不愿出死力守凉州，就上书勉强边民内徙逃难。领兵的人“多断盗牢廪，私自润入，皆以珍宝贿赂左右。上下放纵，不恤军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羌人夺取了官军的兵器之后，势力更为浩大。这种种不堪设想的情形王符描写的最为活现。王符是西北安定临泾 （今甘肃镇原县） 人，恐怕他自己的亲友戚族就有受祸的人：

往者羌虏背叛，始自凉、并，延及司、隶，东祸赵、魏，西钞蜀汉。五州残破，六郡削迹，周回千里，野无孑遗；寇钞祸害，昼夜不止，百姓灭没，日月焦尽。而内郡之士不被殃者咸云：“当且放纵，以待天时！”用意若此，岂人心也哉？前羌始反，公卿师尹咸欲捐弃凉州，却保三辅，朝廷不听。后羌遂侵，而论者多恨不从惑议。余窃笑之，所谓媾亦悔，不媾亦有悔者尔，未始识变之理。地无边，无边亡国。是故失凉州则三辅为边，三辅内入则弘农为边，弘农内入则洛阳为边。推此以相况，虽尽东海犹有边也！……

前日诸郡皆据列城而拥大众……然皆不肯专心坚守，而反强驱其民，捐弃仓库，背城邑走。由此观之，非苦城乏粮也，但苦将不食尔！……

谚曰：“痛不著身，言忍之；钱不出家，言与之！”假使公卿子弟有被羌祸朝夕切急如边民者，则竞言当诛羌矣！今苟以己无惨怛冤痛，故端坐相仍；又不明修御之备，陶陶闲澹，卧委天听，羌独往来，深入多杀。己乃陆陆，相将诣阙，谐辞礼谢退云状。会坐朝堂，则无忧国哀民恳恻之诚，苟转相顾望，莫肯违止。日宴时移，议无所定。已且须后，后得小安，则恬然弃忘。旬时之间，虏复为害，军书交驰，羽檄狎至，乃复怔忪如前。若此以来，出入九载。……一人吁嗟，王道为亏，况百万之众号哭泣感天心乎？

民众已不是战国时代人人能战的民众，士大夫更不是春秋时代出将入相的士大夫。军事情形的不堪可谓达到极点。羌乱方平，灵帝中平元年 （公元184年） 黄巾贼的乱事又起。这时虽是方经长期的羌乱，国家仍是忙得手足无措，军事毫无把握。“诏公卿出马弩，举列将子孙及吏民有明战阵之略者，谐公车。”同时又“诏敕州郡修理攻守，简练器械”。国家发了五校与三河的骑士 （大概就是黎阳营） 与招募的义勇兵，靠皇甫嵩与朱俊的将才算是把乌合的黄巾贼捕灭。但两人 （至少朱俊） 似乎有“家兵”杂在国家的军队之内。各地的刺史、太守都有私军，朱俊曾做过交趾刺史，这些“家兵”就是做刺史时所召的私军。国家现在只有羌、胡兵与地方官的“家兵”可用，天下的大势显然已不可收拾。

黄巾贼的次年，中平二年 （公元185年） ，汉阳贼边章、韩遂与羌胡联合东侵三辅。皇甫嵩奉命讨贼，就请求发乌桓兵三千人。北军中侯邹靖认为乌桓太弱，应当往塞外去招募鲜卑。下公卿大臣讨论此事，两方面都有赞成与反对的人。反对用鲜卑的理由，就是从前征匈奴与西羌曾用过鲜卑，结果并不美满：

斩获丑虏既不足语，而鲜卑越溢，多为不法。裁以军令则忿戾作乱，制御小缓则陆掠残害。劫居人，抄商旅，啖人牛羊，略人兵马。得赏既多不肯去，复欲以物买铁。边将不听，便取缣帛聚欲烧之；边将恐怖，畏其反叛，辞谢抚顺，无敢拒违。

乌桓、鲜卑都不愿用，最后听了应劭的话，决定用陇西“守善不叛”的羌胡！一统天下的公卿大臣公开承认用外兵要忍受外兵的跋扈，但说来说去总是逃不出招募外兵，对于召用汉人始终无人提起一字。连方才平定黄巾、威震天下的皇甫嵩也是一样。可见本国兵只能对付国内乌合的土匪，一牵涉到外族就非用其他的外族不可！

汉人现在并不是完全不会用兵器，但只有保护自己的家乡才肯出力，并且还必须有领袖指导。若无勇敢的领袖，即或家乡被扰，大家也都是驯羊。例如应劭不敢提议用汉人到边疆打仗，但他于献帝初平二年 （公元191年） 守太山，复起的黄巾贼入郡界，“劭纠率文武，连与贼战，前后斩首数千级，获生口老弱万余人，辎重二千两。贼皆退却，郡内以安”。至于远离乡土去冒险，除非是荒年被迫为盗，没有人甘心去做。

列国并立时，每国都是一个有机体的坚强体系，天下一统之后临时尚可勉强维持，但不久就成了一盘散沙，永未变成一个大的有机体。这样的民族是任何内部野心家或外来野心族的战利品，绝难自立自主，自己的命运总不操在自己手里。董卓之乱将这种情形暴露无遗 （公元189年—192年） 。董卓虽是汉人，手下所率领的兵至少一部分是羌胡：

是时洛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葬，开文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奸乱公主，妻略宫人。虐刑滥罚，睚眦必死，群僚内外莫能自固。卓尝遣军至阳城，时人会于社下，悉令就斩之，驾其车重，载其妇女，以头系车辕，歌呼而还。……

于是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屯留毕圭苑中，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宝。

迁都长安之后，长安又遭李傕、郭汜之乱，受祸不亚于洛阳。车驾于是又迁回东都：

自此长安城中尽空，并皆四散，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建安元年车驾至洛阳，宫闱荡涤，百官披荆棘而居焉。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尚书郎官自出采耜，或不能自反，死于墟巷。

董卓以后各地的太守、刺史都扩大私军，割据自雄。实际上五胡乱华的局面已经成熟。中国社会已经崩溃，只有边地的属国还有组织，同时又勇敢善战。布满幽、并、凉三州的外族很可向南移动，占据中国。恰巧当时中国出来几个特殊的人才，把这种厄运又暂缓了一百年的工夫。所谓三国时代，由这个观点来看，可说是曹操、司马懿几个善练兵善将兵又有政治谋略的人，重新组织散漫的中国以便抵抗外族的时代。曹操曾大破乌桓，并分散并州匈奴的势力，可见他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外族的势力根深蒂固，无从斩除；中国内部的病势过于沉重，难以根治。几个特殊人才死后不久，中原终于成了汉代那些属国的属国。 i2fcPj3xnh7kr42SPhG9H0aW6aXxqXHuxk3ruBOwSlZNSq04zHQkT5TXNMYZ6Y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