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民族都有关于战争的信条，其中有些是西欧各国共有的，虽然各有特点。例如：号召军队全力以赴，战斗到底的动员方式；局部失利时，如何鼓励士气，让士兵们坚定必胜的信心；阵亡人数和投降人数的稳定比率；对战俘制定的行动规则等。在西欧各国的战争中，上述情况大致可以预料，而且西欧各国又同属于一个文化体系，战争也在它们共同的文化体系之内。

通过日本人在战争惯例上表现的差异，可以了解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他们对人生责任的看法与态度。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能对他们的文化行为做系统性研究，至于那些不符合我们信条的东西在军事上是否重要，不在考虑范围内。他们每个行为都可能很重要，因为这往往与他们的性格相关。我们需要解答有关他们性格的一些问题。

日本人为战争“正义性”做辩护时，提出的一些前提条件与美国人相反。他们对待和衡量国际形势的观点与标准，也与我们不一样。美国人认为，战争起因是由于轴心国的扩张与侵略——日本、意大利、德国的扩张侵略，非法破坏了国际和平。在其占领的地方，不管是中国，还是埃塞俄比亚，或者波兰，其行为都证明他们是在压迫、欺侮弱小民族，这是罪恶行为。他们践踏了“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的游戏规则，侵犯了对自由企业“开放门户”的国际准则。但日本人在解释战争原因时，却认为只要每个国家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无政府状态就会持续下去。日本必须为建立新的世界等级秩序而战斗。世界新秩序的领导者只能是日本，因为日本是由全体国民建立起来的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国家，大家都自愿服从这种等级制，他们了解如何根据具体情况，让大家“各取所需”“各得其所”。他们在国家内部实现了统一与和平，平定了内乱，修建了道路，建起了电力、钢铁等产业。

根据官方数据，日本青少年大约有99.5%都接受了公立学校的教育。所以，他们认为自己应该伸出援手，帮助落后的邻国——中国。他们认为，在其渴望建立的“大东亚共荣圈”内，应该全是黄种人，有必要把美国人、英国人、俄国人等都驱赶出去，使他们都各得其所。世界各国都应该在国际等级制结构中，确定各自的位置，这样才能形成统一和谐的世界。在下一章，我们将继续探讨这种被日本人高度评价的等级制，及其真实含义。因为这种“等级制”是日本民族创造出来的，符合日本人的特征和日本文化的需求，也符合日本人的幻想。但对日本人来说，最大的不幸在于那些被他们压迫的人民，似乎没有用相同的观点看待日本人的“理想”。不过，日本人仍然认为“大东亚共荣圈”是正确的，从不认为自己的“理想”从道德角度来讲是罪恶的，受到了其他民族的非议。在日本战俘中，即使连具有“厌战情绪”和“反战情绪”的人，也很少有人指责说这是错误行为，他们并不认为日本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他们一定会坚持这种态度，尤其是对等级制的信仰和忠诚。在这点上，他们与热爱平等、自由、民主的美国人水火不容。不过，等级制在他们心中具有什么含义？对日本民族有什么影响和作用？对日本人来说，等级制究竟有什么好处？这些我们必须了解。

在对胜利的期望上，日本人的观点和态度也与美国人不同。日本人总在叫嚣“大日本国必胜”“精神必将战胜物质”等。他们还说，虽然美国是大国，拥有先进优越的军事力量，可这不算什么。日本人早就知道这一点，从不把美国人放在眼里。在一份日本的《每日新闻》报上有一句话：“如果我们仅仅害怕庞大的数字就不会开战。敌人的丰富资源并非因这场战争才被创造出来的。”

日本人打了胜仗后，日本政客、军事指挥部和军人们，都反复强调说：“这场战争并不是军备力量的较量，而是精神信仰与物质信仰的战斗。”如果他们失败了，就会强调说：“我们的失败是暂时的，精神一定能战胜物质，物质的力量注定会失败。”当日军在塞班岛等地全线溃败时，这一理念和信条毫无疑问成为他们说服自己将战争坚持到底的理由。当然，这并非日本人替自己的失利找借口。当日军胜利，并对胜利进行夸耀时，这一信条如同进军的号角，激励着日军士气，使他们在战场上犹如猛兽一样。日军偷袭珍珠港前，这一信条就已深入日本人心中。20世纪30年代，日本前陆军大臣、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荒木大将在一本名叫《告日本国民书》的宣传手册上写道：“日本真正的使命是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皇道’，也许日本与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相比，力量悬殊，但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相信，精神力量一定能战胜物质力量！”

和当时其他许多积极备战的国家一样，日本人也为战争的命运担忧。20世纪30年代，日本国民总收入被用于军备的比例大幅上升。在偷袭珍珠港的那年，日本国民总收入大约一半被用于陆海军装备，民政支出却只占总支出的17%左右。日本和西方国家的最大区别不在于物质和军备，日本政府在军备上的庞大开支不意味着他们对此毫不关心。他们相信“精神”永世长存，军舰与大炮只不过是“精神”的表面象征，正如武士将佩刀作为道德品质的象征一样。

美国人追逐物质的强大，日本人却重视精神力量。虽然日本和美国一样，也会在物质上开展“增产运动”，可是他们开展“增产运动”的前提和基础却不同于美国。日本人认为：精神是永存的，尽管物质必不可少，但与精神相比，物质是次要的、短暂的、转瞬即逝的。我们经常可以听见日本人在广播电台中说：“物质资源有限，没有永远存在的物质，这是永恒的真理。”日本人把对精神的信仰彻底用到了战争行动中。日军战争手册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要用训练来对抗敌人数量上的优势，要用精神战胜敌军庞大的物质支持。”这是他们的传统口号，并非特地为战争制定的。在日军战争手册的首页上，还用粗体字印着“战争必胜”四个字。日军飞行员驾驶小型飞机，以自杀的方式撞击美军军舰，这就是精神战胜物质的具体实例，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日本人把这一行动命名为“神风特攻队”。13世纪，蒙古帝国忽必烈汗东征日本，在海上遭遇飓风，使得东征无功而返，日本人把这场挽救了自己的飓风称为“神风”。

即使在民间，日本人也信奉精神优越于物质。例如：在工厂干了12个小时的活儿，又被通宵达旦的飞机轰炸搞得筋疲力尽，他们就对自己说，“身体越累，精神越好，意志越强”，“越疲倦越能锻炼人”。老百姓要在轰炸时躲进防空洞。冬天，防空洞里很冷，日本体育协会就通过广播组织大家做御寒体操，并说这种体操不仅可以代替取暖设备和被褥，还能帮助维持正常体力，尤其在缺乏粮食的情况下，能够维持生命所需。他们说：“也许有人认为，没有食物，吃不饱肚子，哪有体力做体操。如果这样想就不对。食物越匮乏，我们越要用这种方法增强体力。”也就是说，日本政府鼓励人民通过额外消耗体力的方式增强体力。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看一个人有没有体力，要先看这个人有没有在前一夜里睡足八小时或者至少五小时，以及饮食是不是正常，是不是感到寒冷，然后再计算可以消耗多少体力。可是日本人在计算体力时，完全不考虑人体是否贮存了足够的体力，因为他们认为那是物质，物质是可以被精神战胜的。

战争时期，日本广播的内容非常极端化，他们甚至在广播中宣传说：精神可以战胜死亡！甚至有家广播电台播报日本飞行员战胜死亡的神话：

空战一结束，日军飞机就陆续飞回机场。最先回来的是一名大尉。他从飞机上下来后，站在停机坪上，举起双筒望远镜凝望远方天空。他的部下陆续驾着飞机回来，他一架架数着飞回的飞机。虽然他脸色苍白，但依然很镇定。最后一架飞机回来后，他放下望远镜，离开停机坪，回到小办公室中写了一份报告，然后拿着报告向司令部走去。到了司令部，他向司令官做汇报。刚汇报完，他就倒在地上。旁边的军官立即去搀扶他，可是他已经停止了呼吸。军官们把他抬进医务室，医生们对他做了仔细检查，发现他的身体早已冰凉，他的胸膛还有弹伤，这是一处致命的弹伤。医生们很奇怪，因为一个刚断气的人，身体不可能冰凉。可此时，大尉的身体却如同冰块。医生们断定，大尉，胸膛中弹时就已经死了，然而，坚强的精神和不屈的意志却支撑着他，让他驾驶着飞机飞了回来，并做完了汇报。可以肯定，正是因为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才使早已死去的大尉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在美国人眼中，这纯属无稽之谈。可是，听到这条广播后，受过良好教育的日本人却并没有笑。他们指出：这位大尉的事迹是“奇迹般的事实”。难道不能有奇迹吗？人的灵魂是可以被训练出来的。显然，大尉是一名自我修炼灵魂的高手，而且早已修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既然老百姓都坚信“人的精神力量永世长存”，为什么一位具有强烈爱国责任心的大尉在死后不能继续多活几个小时呢？日本人相信，只要通过特殊训练，人的精神就一定能够达到最高境界。

美国人可以对日本人的这种极端行为嗤之以鼻，把他们的说法看作是穷途末路时的自我说服，或者压根儿就是受骗的日本百姓的幼稚想法。但是，如果我们真这样看，就很难在战场上，或者在日常生活中应付并战胜日本人。这些信念早已被深深烙刻在日本人的骨子里，在日本民族的精神中根深蒂固。所以，这些信念不能仅仅被当成怪癖或神经质。我们只有了解这些，才能对日本人进行真实的估量与评价，理解他们战败后承认“仅有精神是不够的”，“企图用‘竹枪’守住阵地是一种幻想”的真实含义，即在战场和工厂中，经过和美国人的精神较量，他们发现自己的精神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在战争中，日本人对各种事情的说法为比较文化的研究者提供了丰富资料。日本人对安全、士气等高谈阔论时，只不过是在为精神力量做准备。不管遇到什么灾难，无论是城市上空的空袭，还是塞班岛上的溃败，或者菲律宾的失守，日本政府对老百姓只有一个解释：这些都在预料之中，不必忧心忡忡。日本广播仍然在进行夸张的宣传，政府借助这些宣传让国民继续相信，他们生活在一个一切都在预料之中的世界里。他们以为这种方法可以让老百姓保持镇定。广播说，“美军已经占领了基什加岛（Kjska），日本本土正处于美军的轰炸圈内，但我们对此早已料到，并做了充分安排”，“我们相信，敌人会以陆、海、空三军立体作战的方式向我们发起进攻，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中，早已对此做好了准备”，等等。日本战俘，甚至连那些希望早日停战的战俘，都一致认为，美军的轰炸不可能摧毁日本人的士气。当美军对日本各城市进行轰炸时，日本飞机制造行业协会的副会长在广播中说：“敌人的飞机终于飞到我们的头顶上空来了，这样的事情一直都在我们的预料之中，我们已经对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请大家不要担心。”是的，一切都在日本人的预料中，他们对一切早已胸有成竹，正是因为这样的信念，他们才自始至终认为，自己永远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我们不要消极认为自己受到了攻击，应该主动把敌人吸引到我们身边来。”他们会说：“敌人啊，你要来就来吧！”或者说：“我们期待的时刻终于来了！欢迎它的到来！”他们绝不会说：“不希望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日本海军大臣在国会演讲中，引用19世纪70年代著名武士西乡隆盛遗言中的一句话：“我们只有两种机会，一种是偶然碰到的；另一种是自己创造的。当我们面临困难时，就必须自己创造机会。”根据电台报道，当美军如神兵天降进入马尼拉市中心时，驻守马尼拉的山下将军只是“微微一笑，得意地说，敌人已经落入我们的怀中了……”；广播中还说：“敌军在仁牙因湾 （Lingayen Bay） 登陆后不久，马尼拉市迅速陷落，而这正是山下将军神机妙算。目前，事态的发展在山下将军的部署之中。山下将军的作战计划正在顺利实施。”根据他们的逻辑，似乎失败得越惨，事情的发展就越顺利。

美国人也爱走极端路线，但他们与日本人不同。为了应战，他们会全力以赴战斗。这场战争是日本人强加的，美国人遭到攻击，必须给日本人颜色看。美国政府发言人谈到珍珠港、巴丹半岛的失败时，绝不会说：“这些都在我们的预料之中，我们早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他们会说：“这是敌人强加给我们的灾难，我们必须给敌人一点厉害看看。”美国人每个时刻都能应付挑战，并随时准备应战。日本人的信念是必须把一切预先安排好，对他们来说，不曾预料是最大的威胁。

日本人经常说“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注视我们”，所以，他们必须充分发扬日本民族的精神。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军指挥部向部队下命令说：他们现在已处于全世界的注视中，日本军人必须表现男儿本色。

海军指挥部还对官兵们下了一条指令，说：受到鱼雷攻击时，一旦接到弃舰命令，马上要以最完美的动作转移到救生艇上，不然就会“被世人嘲笑，美国人会把日本人的丑态拍成电影，拿到纽约去放映”。日本人很在乎这一点，因为这关系到其他民族对他们的看法。重视别人的意见，好面子，这在日本文化中也是根深蒂固的。

在有关日本人的态度中，最为人瞩目的是他们对天皇的态度。天皇对民众有多大的控制力呢？曾有几位美国权威人士指出：在日本7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天皇一直是地道的傀儡。日本人只对直接管辖自己的贵族 （“大名”） 尽忠，在“大名”之上的军事大元帅是将军，没人关心要不要对天皇忠诚。天皇住在与外隔绝的皇宫中，将军制定严格的制度，对天皇的活动、行为及生活起居等都做了限制；甚至连地位很高的封建诸侯对天皇表示敬意，也会被当成是对将军的背叛。在普通百姓心中，天皇几乎不存在。有的美国学者坚持认为只能从历史角度理解日本。百姓脑海中模糊不清的天皇为什么能够被拥戴，并成为保守的日本民族聚集力量的核心？这些美国学者认为，日本评论家夸大了“天皇对国民具有永恒的统治权”，评论家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一点，所以，在美国制定的战时政策中，不需要对日本天皇表示礼遇。相反，对日本人关于“元首”的观念，美国人必须抨击。日本人把天皇视为“神道”核心，如果美国人挑战并摧毁天皇的神圣性，日本整个社会结构或许会崩溃。

但是，有一些才华横溢的美国人非常熟悉日本，他们读了来自前线的报道或者相关文献后，往往持不同意见。他们知道，在日本，用言语侮辱、攻击天皇，只会激起日本人战斗的士气，而不会摧挎他们的自信。他们相信，日本人不会把攻击天皇看作是攻击军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在日本生活过的美国人看到，当时日本国内到处都在叫嚷“德谟克拉西”的口号，军国主义的名声非常臭，军人前往东京市区都要换上便服，但是日本国民仍然非常崇敬天皇。这些美国人声称：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之情，完全不是德国人呼喊“希特勒万岁”时能够比拟的。

日军俘虏的证词也证明了上述观点。日军俘虏不同于西方军人，没有接受过“战俘培训”，例如，被俘后应该说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什么。所以，他们的答案花样百出。他们不相信自己会投降，其骨子中根植着“不投降主义”。直到战争结束前的几个月，这种状况一直没有改变过，不过，这在当时仅局限于部分军团和地方部队。我们重视俘虏的供词，从供词中能够了解日本军队的特征。日军俘虏并非因为士气低落而投降，也并非因为投降就不再有日军的特点。他们绝大多数是受伤后，或者失去了知觉后，因无力抵抗而被俘虏的。

一些俘虏会顽抗到底，他们认为这样做是遵奉天皇的旨意，为天皇献身。他们说：“天皇指引我参加战争，我是军人，服从是我的天职。”反对战争，抵制日本侵略计划的日本人，同样也把和平主义归之于天皇。总之，对所有日本人而言，天皇就是一切。厌恶战争的人把天皇称为“爱好和平的陛下”，他们说“天皇是反对战争的自由主义者”，“天皇被东条英机欺骗了”，“在满州事变中，天皇陛下反对日本军部”，“战争在天皇既不知情也没有许可的情况下爆发了，天皇不喜欢战争，更不允许日本国民卷入战争，天皇不知道日本士兵经受了怎样的虐待”，等等。这些供词完全不同于德国战俘的供词。虽然德国战俘对希特勒手下的将军和德军最高司令部背叛或违抗希特勒的行为不满，但仍然认为，这场战争的责任要由希特勒承担。可是，日本战俘却表示，对皇室的忠诚是一回事，对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的政策是另外一回事。

在日本人心中，天皇和日本密不可分。他们说：“日本如果没有天皇就不是日本”，“天皇是日本的象征，是国民宗教生活的核心，国民对天皇的信仰超越了对宗教的信仰”。纵然日本战败了，他们也不认为天皇应该受到谴责或承担责任。他们还说：“老百姓不认为天皇应该对战争负责”，“日军战败的责任归咎于内阁和军部，天皇没有责任”，“虽然战败了，但是所有日本人仍然尊敬天皇陛下”。

日本人认为天皇超越一切。美国人却认为，人都不能免受怀疑和批判。所以，日本人对天皇的态度，在美国人眼里是自欺欺人。不过，直到战败，日本人仍然坚信自己的观念。审讯日军战俘时，就连那些对审讯战俘最有经验的人，都认为没有必要在每份审讯记录上写下“拒绝批判天皇”。所有战俘都不愿说天皇的坏话，包括和盟军合作，向日军进行反战宣传的日本人。在从各个地方汇集起来的日军战俘审讯记录中，只有三份口供委婉表示反对天皇，其中一份口供说：“保留天皇是日本的错误”。还有一份口供说：“天皇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他只是一名傀儡”。另一份口供以猜测的语气说：“天皇可能让位给皇太子，如果废除君主制，日本妇女也许能获得美国妇女那样的自由。”

所以，日本军部利用国民对天皇的崇敬心理，把“天皇恩赐”的香烟赏给部下；天长节时，军部领导人会率领全体官兵面向东方拜三下，高呼“天皇万岁”；日军受到连续轰炸时，军部领导人会和部下一起早晚共诵天皇在《军人敕谕》中颁布的“圣旨”。在日军占领的东南亚森林中，能够听见这样的诵念声在森林中回响。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利用民众对天皇的忠诚，号召每个官兵都要“遵奉天皇的旨意”，“不要让天皇担心”，“要以一颗崇敬的心来报答天皇陛下的仁慈”，“为天皇献身”！可是，对天皇意志的遵从却如一把双刃剑。很多日军战俘说：“只要天皇有令，哪怕只有一支竹枪，也要果断投入战斗；同样，只要天皇有令，我们也会立即停止战斗”，“如果天皇下令，日军第二天就会放下武器”，“即使最强硬好战的日本关东军也会服从天皇的命令放下武器”，“只有天皇的旨意，才能让日本民众承认战败，并愿为重建家园生存下去”。

对天皇无条件忠诚，对天皇以外的其他人加以批判，二者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日本的报刊杂志和战俘供词中，我们能看到很多对日本政府及军部的批判。战俘们大骂前线指挥官及不能与部下同生共死的人，还痛恨那些要么坐飞机逃跑，要么让士兵往前冲自己躲在后面的指挥官。他们谴责这些军官，称赞那些舍生忘死、能够与士兵同进退的军官。他们不缺乏辨别善恶好坏的能力，甚至连日本国内一些报纸、杂志，有时也谴责日本政府，或者抨击日本政府限制民众言论自由。1944年7月，东京一家报纸登载一篇文章，这是一份有新闻记者、日本前国会议员、日本极权主义政党参加的座谈记录。其中一位发言者说：“我认为激励民众的方法很多，最主要的是言论自由。这几年来，国民普遍不愿说心里话，不敢讲真话，因为害怕讲了真话后受谴责。他们表面服从，内心怀疑，胆小如鼠。如果这样，全体国民的力量如何发挥出来呢？”还有一位发言者说：“几乎每天晚上，我都要和选民谈话到深夜。我就各种事情征询他们的意见，不过，他们对我的问题唯唯喏喏，不敢开口。没有言论自由不能激发民众斗志。有所谓的‘战时特别刑法’与‘治安维持法’，大家都变胆小了，日本民众的战斗力仍然没有发挥出来。”

所以，即使在战争期间，日本人对政府、军部，或者对上司，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他们没有无条件承认等级制的优越性，但也从没有批判过天皇。天皇的至尊地位直到近代社会才确立，时间并不长，为何受到如此尊重？这是由日本人性格中的什么因素决定的呢？天皇一声令下，他们就会奋不顾身战斗，直到战死。同样，天皇一声令下，他们也会老老实实缴枪投降，承认战败。那么，战俘的这些供词是真实的吗？还是故意欺骗我们的呢？

从日本人反对物质主义的偏见，到对待天皇的态度，这些有关他们民族个性特征的问题，不仅关系我们前线战争的胜败，也关系到对日本的占领和统治。他们还有一些态度与军队有关，如他们对日军战斗力消耗的态度。当美国向台湾海峡机动部队指挥官乔治·爱斯·麦肯因将军授予海军勋章时，日本人的态度与美国人不同。日本广播电台的内容是这样的：

美军司令官乔治·爱斯·麦肯因被授予海军勋章的官方理由并不是击退了日军。我们不了解美国政府为什么不这样说，因为尼米兹公报宣称他击退了日军。 （中略） 麦肯因受勋的理由是，他成功抢救了两艘损坏的美国军舰，并把它们安全护送到了海军基地。这件事虽然小，但却是真实而非虚构的。 （中略） 我们不怀疑麦肯因将军确实救了两艘美国军舰。但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事实，一名美国军官抢救了两艘军舰都能够被授予勋章。

美国人会援救困境中的人，会无私帮助受困者。救助受难者本身就是一种勇敢行为，如果还能让受难者获救，就更是英雄行为。可是，在日本人的观念中，勇敢不代表对受难者的救援，甚至排斥救援。美军在B29轰炸机和战斗机上配备救生设备，也被他们视为“胆怯”。他们总在报纸、广播中反复谈论这个话题。他们认为，只有视死如归的冒险行为才是高尚的，小心谨慎没有意义。因此，日军对待伤病员和疟疾患者也与美国人不同。在日军眼里，伤病员犹如废物。当然，这也和医疗条件匮乏有关。战争中，医务人员和医疗药品欠缺，甚至难以维持军队正常战斗力。时间一长，后勤补给跟不上，本来就紧张的医疗设施更供不应求。但这并非全部真相。日本人对物质主义的轻视也有重要作用。一直以来，日军被不断灌输这样一个观点，死亡是精神的胜利。对伤病员的照顾，就犹如在轰炸机上放安全设施，防碍了英雄主义行为。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不像美国人那样，只要身体不舒服就去看医生。在美国，人们对伤病员的同情和照顾远胜对其他福利设施的关心，就连在和平时期到美国旅游的欧洲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在战争中，日军既没有受过专业训练、能够在战火中搬运伤员进行抢救的救护班，也没有系统的医疗设施，像前线救护所、后方野战医院，远离前线的康复医院，等等。在医疗物品的补给方面就更不要提了。有时，如果情况紧急，日军伤病员干脆被直接杀掉，特别是在新几内亚、菲律宾等地区，日军根本没有提前转移伤病员的习惯；只有当他们因种种原因，不得不从有医院的地方紧急撤退时，才会想到采取一些措施。这时，军医指挥官往往会在临走前，下令把伤病员全部枪杀，或是让伤病员自己用手榴弹自杀。

既然日本人对自己的同胞都是这样的态度，那么对美军俘虏时也同样如此。用我们的眼光来看，日本人不仅对美军战俘犯有虐待罪，甚至对自己的同胞也犯有虐待罪。被俘的前菲律宾上校军医哈罗鲁得·格拉特里 （Harald G1attly） 说，他被俘虏后，被囚禁了三年，这期间，美军战俘获得的医疗护理待遇，比日军伤病员获得的待遇还要好。被俘的盟军军医可以照顾盟军俘虏，可是日本人却没有一个军医。曾经有段时间，日军只有一名医务人员，而且这名医务人员还是一名下士，后来才被升为中士。在战俘营，这位菲律宾上校看到日本军医的机会，一年只有一两次。

日本人在兵员消耗理论上，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绝不投降。西方军队如果在战斗中尽了全力后，寡不敌众，会向敌人投降；即使投降，他也仍然认为自己是光荣的。按照国际协议，战俘一旦投降，就会通知他们的国家，让家属知道他们还活着。不管军人还是普通百姓，即使在自己家里，都不会因为投降受到羞辱。可是日本人不一样。他们认为，战死才是荣誉。在绝望中，日军士兵会用最后一枚手榴弹自杀，或者赤手空拳冲进敌阵进行自杀式进攻，但是他们不会投降。如果因为受伤没有能力抵抗，或者失去知觉做了俘虏，他就会觉得自己“回国后再也抬不起头”。他会失去名誉。不需要对此实施特别教育，日军始终都会忠实地实践这条军纪。例如，在北缅会战中，日军被俘与战死的比率为142∶17166，即1∶120。而且，在142名俘虏中，除了极少数人，绝大多数都是受伤丧失了抵抗力或者在昏迷时被俘的。在西方军队里，阵亡者一旦达到全军兵力总数的1/4或者1/3，一般都会停止抵抗，投降人数和阵亡人数的比例大约是4∶1。在霍兰迪亚（Hollandia）战役中，日军首次大规模投降，其投降人数与阵亡人数的比例大约是1∶5，这与日军在北缅战役中的1∶120相比，已经是很高的了。

在日本人心中，美国战俘仅仅投降就很可耻了。投降的美军战俘即使没有负伤，没有疟疾等疾病，在日本人眼里一样是“废物”，不再被视为“完好的人”。一些美国战俘后来说，在战俘营里，美国人如果发笑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会刺激日军看守。日本人认为，做了战俘已是奇耻大辱，美国人不但不感到羞耻，还要发笑，他们无法忍受这一点。美国战俘必须服从命令，其中许多命令也是日军看守要遵守的。日军早已习惯了急行军，也习惯乘坐拥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的运输船转移。有的美国人说，日军看守要求俘虏帮助隐瞒违规行为，如果战俘公开违抗就视为犯罪。俘虏们白天外出修路，或者去工厂做工，回战俘营时，日军不允许他们从外面带回食物。不过这个规定并不管用。战俘们只要把水果、蔬菜等包好并藏起来，就可以带进战俘营。但是，一旦被日军发现，就会被视为严重的罪行，因为那意味着公开挑战日军权威。公开挑战日军权威，即使只是一句抗拒的话，也会被日军严厉惩罚。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不允许顶嘴。在军队，只要顶嘴就会受到严惩。日军战俘营中有许多暴行和虐待行为。我们区别对待日本人受文化影响的行为习惯和暴虐行为，并非为了宽恕他们的残暴行为。

战争刚开始，日军认为敌军会虐杀战俘，更把投降视为耻辱。日本各地流传说美军在瓜岛上开着坦克把俘虏们碾死。有时，可能有日军准备投降，但美军又怀疑他们投降的诚意，就把这些日军杀害了。事实上，美军怀疑日军投降的诚意，并非没有道理。当日军除了死亡已别无选择时，他们时常会把和敌人同归于尽视为骄傲，甚至被俘后，也一样会这样做。正如一名日军战俘曾说：“既然决定要把自己奉献给胜利的祭坛，那就勇敢牺牲吧，否则就是奇耻大辱。”正因如此，美军才对日军投降持戒备心理，也令一些日军最终放弃投降。

日本人的思想深处早已烙上了“投降可耻”这一理念，这和我们对待战争的游戏规则是不同的。为了让家人知道自己还活着，有的美军战俘要求日军把自己的姓名通知美国政府，这令日本人很吃惊，也让日本人对他们产生了蔑视。日本人可能根本想不到，巴丹半岛上的美军竟然会向他们投降。他们深感意外，他们以为美军也会像他们一样战斗到底。美国人为什么不以被俘为耻呢？他们理解不了这一点。

西方士兵和日本士兵还存在着一种戏剧性的差异，那就是日军被俘后，竟然会与盟军合作。在日本人看来，被俘后，既失去了名誉，也失去了作为一个日本人的生命。日军战俘很少有人要求回国，不论战争结果如何。一些日本战俘还要求尽快将自己处死，他们说：“如果你们不愿处死我，我就做一名模范战俘。”事实上，他们做得比“模范战俘”还要好。一些日本老兵，包括多年来一直是极端军国主义分子的日本战俘，告诉美军日军存放弹药库的位置，帮助美军给日军写宣传品，甚至还和美军飞行员一起乘坐轰炸机，替美军指点日军的军事目标，似乎他们的生命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一页的内容与他们曾经的生命完全不同，但他们依然表现出同样的忠诚。

并非所有战俘都这样。不少日本战俘顽固不化。不管怎样，他们也只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具有上面这些行为。有些美军心存警惕，不敢让日本人这样帮助他们，还有些战俘营压根儿就不打算要日本战俘为他们提供这样的服务。不过，在那些接受日军战俘服务的战俘营中，对日军战俘也逐渐以信任来代替最初对他们的警惕。

美国人没有想到日军战俘的脑筋会发生180度的大转弯。这与美国人对战争的信条格格不入。日本人的行为似乎是这样的：他们选定了一条道路后，就会全力以赴。如果失败了，就会自然选择另外一条道路。战争结束后，我们是否可以考虑利用他们这种行为模式？也许这仅仅是个别日本士兵做了战俘后表现出来的特殊行为？这和日本人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很多行为的特殊性一样，都强迫我们思考，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究竟是怎样的？日本民族的各种习俗、各种制度，彼此是如何制约的？日本人的思维模式是什么？他们的行为习惯是什么？这一切都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06z+xv3de8ixlFftEvDzYiIrHcOyftTTX2fL4wKm6ubo6nTr9fY5NMPStWx8t4S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