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
——日本人的理想与现实

《菊与刀》成书于1946年，是一本阐述日本民族文化的著作。在众多研究日本文化的著作里，本书可谓是一部扛鼎之作，甚至有人认为它开了“日本学”之先河。1949年，本书的日文版出版，立刻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人们纷纷购买，一时洛阳纸贵。据统计，本书在日本就卖出了230多万册。对于一部文化人类学的著作来讲，这样的销量，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1944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已是节节胜利，正大踏步向日本本土推进。随着胜利的临近，一系列问题也摆在了美国政府的面前：在不攻打日本本土的情况下，日本会投降吗？一旦美军登上日本本土，日本人会不会拼死抵抗而给美军带来巨大伤亡？占领日本后，如何改造日本社会，要不要保留天皇……所以，了解日本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就成了美国政府的当务之急。同年6月，本书作者奉命从文化的角度对日本加以研究，以期找到答案。《菊与刀》就是这份答卷，它其实就是作者在对日本文化进行分析后向美国政府提交的一份研究报告。事实证明，书中的观点对日后美国对日关系及政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因此，尽管这本书只有十几万字，但无论是从它对一个国家的命运所产生的影响来看，还是从它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来看，《菊与刀》都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巨著。

菊花本是号称“万世一系”的日本皇室的家徽，刀则是日本武士阶层及其精神支柱——武士道的象征。作者将这两种事物放在一起，意在表明日本民族心灵深处两种迥异的特质，正如作者本人所说的那样：“菊花与刀，两者构成了同一幅画。”当时令美国人颇为疑惑的是：为什么有时日本人给人的印象是讲究礼仪，温良谦和，而有时又很野蛮；为什么有的文献中说日本人喜欢追求美好的事物，就像沉湎于菊花的栽培，而有的文献中则说，日本人行为中充斥着暴力，崇尚刀剑和武士的荣誉。造成这些矛盾，固然有日本人个体之间、阶层之间的差异，但普遍来讲，这也确是日本人身上的一种共性。也就是说，这些矛盾都是独特的日本文化的一种表现，要想真实、准确地了解日本人，就必须解决这些疑问。对此，本书作者给出的答案是：狭窄的岛国、贫瘠的土地、激烈的竞争环境和套在自己身上的，由重重义务组成的枷锁使得日本人不得不时刻挥舞着手中之刀为自己打出一片生存的天地；闲暇之余，日本人又热衷于浪漫的幻想，如前面所说的“沉湎于菊花的栽培”等，究其本质，无非是逃避现实的残酷，抚慰自己脆弱的心灵。总之，“菊”与“刀”分别代表了日本人在面对理想与现实时的两种心态，也是两种不同生活状态的写照。围绕于此，作者分别从政治结构、社会阶层划分、消遣娱乐、人情世故，甚至是对儿童的教育等日本社会的不同领域都进行了剖析，不仅论理清晰，而且文笔也很流畅、优美。

本书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 （Ruth Benedict） ，1887年出生于纽约，原姓富尔顿（Fulton），是美国的一位文化人类学家、诗人。她1909年毕业于瓦萨尔学院，大学时期主修英国文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19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弗兰茨·博厄斯，专攻文化人类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1927年，她研究印第安部落文化，写成《文化的类型》一书。1940年，完成《种族：科学与政治》一书，批判种族歧视。二战期间，她先后对荷兰、德国、泰国、日本等国民族性进行研究，尤其对日本的研究贡献最大。二战结束后，她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直到1948年9月病逝，享年61岁。

二战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日本社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再用《菊与刀》中的观点来看待日本社会，恐怕已经有些“不切实际”，但是《菊与刀》在中国却依然保持热销。究其原因：一方面，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确实造就了一部经典，揭示了日本人固有的、本质的东西；另一方面，当前中日之间敏感的政治关系和复杂的历史关系也促使我们必须要了解日本这位既熟悉又陌生的邻居，做到“以史为鉴”，这也是我们再版此书的根本原因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