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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开始对斯德哥尔摩大学大脑研究小组进行采访不久，就遇见了一位头脑十分聪明的杰出人物。他从日本来，名字叫御手洗洁。他各方面的才能都很突出，仅仅是语言能力这一点就体现出他的非同一般。他可以自由运用好几种语言，和我用瑞典语讨论文学上的问题也毫无障碍。不久以后，他发现我和说德语的圈子有来往，于是我们俩的对话又很自然地变成了德语。当他知道我英语也说得不错以后，我对他的采访随即又改成了英语。目前各国在大脑研究方面的专业术语基本上统一为英语，运用英语进行讨论交流，理解上的差异会更少些，因此在脑研究小组中，大家尽量使用英语沟通，这么做也有利于和美国的研究机构进行信息交换。

尽管他在科研和语言方面的能力十分突出，但对斯德哥尔摩市的地理却并不熟悉。因此，我自然就担负起向导的责任，经常带他去各种好吃而又便宜的餐馆，或者为他介绍环境安静，适合阅读的咖啡厅，还带他去过一些能淘到许多有用的专业书籍的旧书店。以此为交换，我也从他那里获取了不少与研究进展有关的信息。实际上如果这个研究小组没有邀请他参与的话，我写的连载文章内容就将贫乏得多，顶多持续半年就该结束了。当地的学者大多仅能用瑞典语介绍自己的专业成果，而我用瑞典语和他们探讨专业问题的能力又不够。

我运用了自己积累下的全部生活知识，带他转遍了斯德哥尔摩市内我所喜欢的餐馆和酒吧。每次随他出行都能成为我的学习过程，从他那里学到各种知识。他尤其擅长和我这样的外行人打交道，即使是十分复杂的专业问题也能解释得通俗而透彻，这实在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采访他的过程中让我体会最深的是，虽然我仅在大学里学过一些基础知识，但那么复杂的问题在他的解说之下，连没上过大学的人都感觉浅显易懂。我甚至认为，听他的讲解要比上大学时听课容易得多。尤其难得的是，他对学术以外的事情也很熟悉，对于向公众公开研究成果的意义有着充分的认识，不像其他学者那样总喜欢隐瞒自己的研究成果，或者企图垄断科研成果以谋取私利。

而比起以上这些方面，我尤其欣赏的是他拥有学者中普遍欠缺的那种豪爽大方的性格，简直像个与众不同的喜剧演员。在梅拉伦湖畔老城的酒吧里，他一杯酒下肚后跳的踢踏舞技惊四座。和他一起度过的每一刻，对我来说都新鲜而刺激，和他会面比和瑞典最好的演员会面更会让我高兴。每次他在一起，总让我感觉精神振奋，慢慢地，连我的人生观也变得和他相同起来。能经常和他见面，怎么说呢——这挽救了我。不仅仅是关于大脑研究的知识，他还使我认识到，以前我的人生是多么平庸而无聊。借用一句他形容我的话——每天用纸巾包着别人吃剩的鱼骨头，还当做宝贝似的捧在手里，到处走来走去。照他的意思就是说，做学问的世界里到处是这种鱼骨，人们往往被它阻碍了前进的步伐。

在他脑子里，总是把事情按照重要程度标出顺序，每天都过得充实而不浪费。而他排出的优先顺序往往和我们的不同。我们平常人看不上的一些东西，到了他那里倒成了宝贝；我们当做事业来做的事，或许在他眼里不过是吃剩的鱼骨。他常劝我，要把工作以外的时间尽量过得充实，把看似打发时间的休闲当成娱乐，才能把每天都过得高高兴兴。当然这也许并非他的原话，只是我对他为人处世的方式的一种理解。

我每隔一两天就要给他的住处或者研究室打个电话，恳求他抽出空闲时间来陪伴我。看来他也并不讨厌我，对我的请求从来没有露出过不耐烦的神色。我把他当做自己的忘年之交，并希望他也这么认为。我的生活极其无趣，没有他陪着都不知该怎么过，所以实在盼望着有个像他这样风趣的人常在我身边，让我心情愉悦，不再孤独。他身上有着把生活变得丰富而充实的魔力，对我来说是个理想的朋友和完美的伙伴。每逢我心情低落、情绪委靡之时，只要见到他就能豁然开朗，从苦闷中解脱。他还有着使人乐观向上的天赋，在我这个饱经沧桑的老人的心目中，和他在一起是我的最大享受，和那位希特勒带给人的感受真有着天壤之别。

正因为这些亲身经历，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玲王奈为什么对他特别关注。这些年里，我心里也曾暗暗盼望能和玲王奈走得更近。听到她对御手洗这样感兴趣，我很难不产生一点小小的嫉妒，但这种感情很快就消失了，因为经过一年多的接触，我知道御手洗洁只适合过独身生活。虽然我希望他身边有一个能理解他的女性，不过他本人也许完全不觉得有这个必要。

对于玲王奈是否属于御手洗伴侣的最佳人选，我的想法倒和大家都不同。从各方面的条件来看，无论多么挑剔的人都不否认这两人非常般配，凑成一对也许会是世界上少见的完美组合。但凭我对他的了解，我却并不看好他们的缘分。当然，这些话绝非出自嫉妒心，我只是觉得，一位不那么出名而细心勤快的女子会更合适他。我并不是暗指玲王奈不细心或不勤快，但总觉得他们俩生活的天地是那样南辕北辙。

出发去洛杉矶以前，我很想打个电话给御手洗，征求一下他对玲王奈的看法，但我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我这么做也许会惹他不高兴，也不可能给玲王奈带去什么好消息。我一个人悄悄地从斯德哥尔摩机场出发，在赴马萨诸塞州以前先到了洛杉矶。我从洛杉矶机场直接乘出租车抵达了米拉玛饭店，时间正是星期一的黄昏。一住进饭店房间，我马上给玲王奈的经纪公司“瓦蒙特”打了个电话，对方没人接，我只得在录音电话上留下了我的房间号。

我心里暗想，时间这么晚了，玲王奈该不会和我联系了，就放心地走出宾馆，到黄昏的街道上散散步。我还打算在广场大街和海滨公园交界的那家餐馆好好吃一顿。那是一家我很喜欢的意大利餐馆，名字叫伊格奇尼。但到了跟前一看，食客的队伍已经排到了大街上，都在等待空位。只隔了一段不长的时间，想不到这家餐馆的人气竟然变得这么旺。我只好放弃了这个打算，穿过海滨公园的大草坪往码头方向漫步。加利福尼亚的海风迎面拂来，闻起来和波罗的海的味道完全两样。

我看着旁边公园里高高的游览车，走在木板铺就的人行道上，一边回忆着哪部美国影片里出现过这座码头的镜头。虽然我不敢肯定，但那好像是影星保罗·纽曼 主演的影片《骗中骗》。我信步走进了一家码头附近的热狗店，要了一份热狗和可乐，吃完后又回到了饭店。原本我也没打算吃一顿多么豪华的大餐，而且万一饿了，还可以叫饭店内的送餐服务。

在大堂服务台取钥匙的时候，我意外地收到一份玲王奈发来的传真，上面是她用漂亮的手写体写的一封信。我知道，玲王奈绝不是那位狡猾的艾琳。

亲爱的海因里希，欢迎你到洛杉矶来！

明天下午一点我正好有空，打算两点左右开车去接你，届时请到饭店门口上下车的地方等我。看到我向你一挥手，就请你马上到我的车旁边来。如果当时见不到你，我就把车停到停车场去，在车上等着。中午饭晚点吃没关系吧？我想请你吃澳洲餐，中央大道上的Schatzi on Main餐厅你看怎么样？我正好要到那儿送点东西。

明天晚上开始我又要拍电影了，所以傍晚就要赶回斑鸠城去。后天如果有时间，我还想和你共进午餐，如果你想吃什么，明天见了面再告诉我。如果我说的时间你不方便，请给我的经纪人留个言。没问题的话，我们明天下午两点见。真盼望能早些见到你。

你亲爱的玲王奈

对于她的这份邀请，我根本不可能拒绝。我转身向大堂经理打听了Schatzi on Main餐厅的位置，他告诉我，这家餐厅在这儿相当有名，沿着圣莫尼卡市政厅前的中心大道一直往南行，到玛丽大街路口的拐角就看见了。如果开车只需要几分钟，走路的话可不近，要从百老汇大街的圣莫尼卡广场前乘坐一趟名叫“潮汐往返”的电车，从海洋大道直行，到玛丽大街再往左，转过弯后才能到。圣莫尼卡广场其实是一个购物中心。

坦率地说，自从在罗马见过玲王奈，我逐渐成了她的影迷。只要是她主演的电影我全都看过；即使是演给孩子看的，说不上好的舞蹈影片也决不挑剔，一边忍受着她装模作样的声音一边欣赏得津津有味。我也收集了每一件有关她的报道和评论，这和诺贝尔奖金来源于出售杀人的炸药一样，绝不是耸人听闻，而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一九九五年我还专程去了一趟日本，目的也不是游览京都和奈良的古迹，而是想亲眼看看她出生、长大的故乡横滨。

我私下里总盼望能再次见到她，为此我打算在结束“大脑研究十年规划”的连载后，再推出两个与好莱坞有关的新连载。一个是“伯格曼 演艺年谱”，另一个是“好莱坞里的外国女影星”。不用说，这些都是我想再次见到她而专门为自己制造的理由。

不知道为了什么，已经不再年轻的我却对这位年纪相当于女儿的女演员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好感，几乎可以说刻骨铭心。我暗暗倾慕的对象突然给我来了电话，可想而知我心中的激动有多么难以形容。此刻我如同一个想见到恋人的少女——不，这种比喻已经老掉牙，要换成时髦点的说法，就像一位崇拜汤姆·克鲁斯的影迷，盼望着第二天能见到偶像一样。我竟然为此激动得一夜无眠。 StWnreT0KoW6MS0T2bUGQLhFgAxh84rrms0IvdjLrsdhmYnBt/aNoXUg8buGZgd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