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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人物》杂志上曾刊登过对松崎玲王奈的采访报道。我是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条旧街区的书店里买到这本杂志的，报道中主要介绍了她的近况，包括新近参演过的影片，也提到了她初来乍到时在美国电影界的一些经历，其中有些说法甚至相当尖锐。
那次采访是一九八七年上半年的事情，正是她担任主演的第二部大片《阿依达，一九八七》正式公演的前后。采访中她对记者这样说：
“影片《阿依达》拍摄结束后的那段时间里，我接不到什么自己想演的戏。电影在日本受到冷遇，西海岸这边一时又没有合适的事可做，那时我心里真是烦到了极点，总想做点儿什么来寻找刺激。我甚至想过出去干点粗活，打工卖力气也行。我本来就是做好了这个准备才到美国来的。多亏我身边没交什么强盗朋友，不然他一个电话打过来：‘嗨，玲王奈，我们一起抢银行去吧！’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跟着去。
“当时我十分相信自己的实力，认为自己绝对能够获得成功。我也曾经有过辉煌的经历，而且我有语言方面的优势，能说东西方好几种语言，对自己的演技也充满信心。我那时身体也比现在要强壮得多，所以十分自信地认为，即使是体力消耗很大的动作片的角色，只要我肯接下来，就能把身体状态调整到剧情需要的水平。导演说九点集合的话，我肯定会在十分钟前到达拍摄现场。我想这一行的规矩你也知道，稍微大牌点的演员架子都挺足，别说九点以前到现场，磨蹭到十点也许还没露面，来了之后还要卖乖讨巧：‘各位好！今天咱们是几点开拍呀？’但我初来乍到，在摄影师和导演们的眼里不过是个从东方来的花瓶而已，谁也不指望我能拿出什么新鲜演技。他们以为我站在镜头前面，就只能和在东京出席时装发布会时似的，在T型台上随便走几圈了事。可是我一上场，要做的动作几乎都一次到位，谁也挑不出什么毛病。甚至有几组画面拍出来后还能多次使用，弄得连我自己都十分惊讶：‘什么？今天的活儿这么快就干完了？’那种心情你能理解吗？
“我的经纪人什么也没教过我。我一对她讲自己焦虑，她就回答说：‘OK，玲王奈小姐，你很有进取心，这种精神很要紧。’接着一连介绍了几个剧组给我。但是和他们接触后我发现，那些剧本内容都没什么吸引力。偶然有几部剧本让我感兴趣，想要好好施展一番演技，可是对方剧组又看不上我，借口他们要的是白人女性。有位导演看了我主演的《阿依达》后找到我，想让我在他片里演个小角色。可是我一看剧本，戏里只需要我演一个年轻艺妓，或者演一个多情的日本女子，和到京都出差来的外国青年实业家产生恋情什么的。剧本中要求我在短短一周里结识这名外国青年，然后带着他在京都一些古寺到处转转，和他接吻，再和他上床，然后那个男人离开日本，回芝加哥的老婆孩子身边去。你说演这种角色能有什么出息？难道这就是我一直憧憬的好莱坞的演艺生活吗？我感觉无聊透顶，后悔来到这里，甚至觉得生活还不如在东京有意思。那时我很认真地考虑过回国去的问题。
“那年夏天我的经纪人又来劝我，说是能替我找一个临时的模特工作，让我和几个女孩到巴黎去试试。她说，你在履历书里写着曾经在东京当过模特，要是觉得这儿的生活无聊，倒不如试试这个工作。那些当红的名模大多数是在欧洲成名的，要说时装，还是欧洲比较正宗。不过那儿的竞争太激烈，简直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好比几条鲨鱼放进一个游泳池，让它们拼命厮杀，看谁能笑到最后，谁被咬死。但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她似乎觉得这份工作很好玩。
“那次旅行真是糟糕透了，至今回想起来还觉得心里不舒服。旅程中发生了许多不如意的事，虽然也有些事情给人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但是总的来说太让人失望了，我这辈子真的不想再去第二回。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任人挑选的商品，旁边再放张价签，只要看中了就可以拿走，任人摆布。我想现在还是一样，那个行当里的情况不会改变多少。
“我到了巴黎以后，就和其他三位和我一样临时被叫来的女模特一起被扔在一间宾馆里。我们四个人里没有一个能说法语的，接我们去那儿的人不知什么时候也不见了，那时我们几个真是非常担心。和我在一起的I（那篇报道里提到了她的真名）当时还没什么名气，但现在已经成了一位超级名模。那时她和普通女孩没什么区别，甚至晚上睡觉时还得让人哄着，要是没人跟着照顾，她简直都活不下去。我还真觉得她挺可爱的，至少刚开始时是那么认为的。
“第二天早晨，那几只大灰狼全露面了，‘嗨！姑娘们，晚上睡得好吗？对繁华的巴黎早晨有什么印象？I小姐，你的工作来了，是给L杂志拍封面广告，会有一些暴露的镜头。马上跟我走！’
“那时我们几个谁都没想到过要拒绝。给我安排的工作也不好做，那是在海滩上，脱光衣服后再抹上点稀泥，在海边的沙子里一躺就是半天，全身晒得火辣辣地痛。我好容易刚去完体毛，又被晒成那样，弄得我好久都没法上镜头。
“回到宾馆后只见I气哼哼地在发火。她告诉我，对方问她同不同意拍全裸写真。我一听也挺生气，马上给我的经纪人打了个电话，直接告诉她，我和I明天不干了，要回去。不过到了晚上I的举动却变得很奇怪，整个人摇摇晃晃地站不稳，而且说好的事情又全忘了。吃完饭以后，一位当地有名的摄影师在她套间里开了个派对，中间端上来一个大银盘，上面摆着满满的小袋可卡因。我这时才明白，原来她还是一个瘾君子。我想我们这些人在他们眼里全都一样吧？
“现场来的一群人里有时装杂志主编，还有所谓法国青年艺术家，他们把我们当仙女似的使劲夸了半天。那位I小姐刚才还气鼓鼓地不说话，这会儿又嘻嘻哈哈的，觉得挺开心。
“那些自称是艺术家的人里虽然也有好人，但在我的眼里他们无异于一群饿狼，个个都色迷迷的，随便找个什么借口就会凑到你身边，不是把手搭在你肩膀上，就是伸手偷偷搂一下你的腰，要多恶心有多恶心。现在想起来，那种做派大概就是所谓法国社交界的通行模式吧，不管是洛杉矶的男人还是东京的男人都做不出来。我实在很看不惯这些，觉得自己就好像是个妓女被他们叫到那里去似的，何况当时我们身上还有着当演员那点儿优越感呢。
“刚过了一小会儿，I在洗手间里大声喊我过去，满脸醉醺醺的样子。我过去看看她到底怎么了，发现她已经醉得一塌糊涂，上完洗手间连裙子都提不上去了。
“那阵子我也跟着沾上了毒品，回美国去的事也不提了。当时我还觉得挺高兴呢，吸过毒浑身像火烧似的发烫。过了几天，这家宾馆里又开了一次更小型的私人派对，那天连我自己也喝得酩酊大醉，提不上裙子了。从洗手间出来，我只穿了一条短裤，上身围着一件披肩，出现在派对里的时候反而博得满堂喝彩，那些人还抢着跟我合影呢。
“可是再荒唐的事我是不会做的，我自己能把握得住自己。好歹我也是个演员，现在这份工作只是来玩一玩，我可不想因为这份临时工作让自己掉了身价。所以我虽然沾过几次毒品，但是滥交的事我绝不会干。
“不过，真正开眼的是之后到罗马去的那一趟。在那里工作结束之后经常需要来点刺激，那帮摄影师从来不会马上回老婆那里去，总要尽情享受一番。那时的情景真叫人看不下去。晚会上还有不少本地的无名模特，吃过晚饭后，其中有个女孩跳到铺着台布的桌子上站着，裙子下面连内裤都没有穿，什么都能看见。我回头一看，其他那些女孩全都在男人腿上坐着呢。
“这种晚会后来会变成什么样你也猜得出。那群人在地板上滚成一团，丑态百出，场面相当滑稽。我们在欧洲待了不过三个礼拜，其他女孩对每天晚上见到这些事已经慢慢地见怪不怪了，好像是在一点点地接受学坏的心理教育似的。不过我可跟她们不一样。哦，说到这里你一定很想知道那位I小姐的事情吧。她那段时间都干了些什么呢？呵呵，起码她是没有跟着我离开那间开派对的屋子。
“我刚出房间的门，后面就跟上来一位高个子男人。他自称是作家，想找我问点儿事。他说的是英语，态度还挺客气，戴着一副眼镜，看上去人也挺诚实。我说，要不你请我喝杯咖啡再聊，他马上就答应下来了。我们到一层的咖啡厅找了个座位，边喝边聊了起来。他算是我在这趟欧洲之旅中见过的唯一正经点儿的男人了。
“他说自己是德国人，原来当过律师，现在不干了才改行当了作家。因为对模特界的内幕很感兴趣，想收集点资料写本书。我告诉他赶紧死了这条心，这一行整个就是一团糟，写出来的东西正经人不会买来看的。
“他笑了笑，告诉我他并不这么认为；哪个行当里都少不了一些在地板上搂着打滚的人，不管是当律师还是当法官都一样。女人要是长得漂亮点，就会有许多人注意你，也就更容易被拉下水去。可是也有些模特先在美国干一段时间，有了点名气后再回到欧洲来，最后在艺术界里获得了成功。
“我告诉他自己当过演员，他听了后很惊讶。他说我的确看起来很冷静，当演员的天分似乎也不低，劝我还是要好好发挥自己的长处干出点事业来。我当然也不是听了他这句话才下的决心，因为我自己本来也有过这种考虑，所以当时就决定不再这么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了。摄影模特就干到今天为止，我还是要回好莱坞去努一把力。不管在那里多么无聊，也比在这儿混着强上百倍。
“我真想再见他一次。他叫什么名字我已经全忘了，但是我记得他是德国人，现在一定也是很有名的作家了吧。我当时抱怨了一句：‘什么当模特，还不就是给人当衣架子套上件时装？’他也劝导我，说这些模特确实不过是每天抹抹口红化化妆，一天换几件时装上台走几趟而已。年轻时整天跟那些只关心裙子长短的男人混在一起，不管多聪明的人也得变傻。我觉得还是他说得有道理，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想找什么模特的事来做了。”
我是在斯德哥尔摩的一间咖啡馆里读到这篇报道的，读着读着，怀旧感又爬上了心头。玲王奈小姐还记得我，这当然让我很自豪，其实那天晚上她在罗马那家R宾馆和我一起喝咖啡并接受采访的事，我也还记得很清楚。那家咖啡馆里面到处铺着高级地板，看起来都能赶得上莎士比亚《麦克白》的舞台布景了。那天我喝的是乞力马扎罗咖啡，玲王奈要的是一杯摩卡。
就像玲王奈直言不讳的批评那样，当晚的那场派对确实不堪入目。可是当时我正暗地里调查采访米兰的一些黑社会卖淫组织，知道了很多内幕。跟那些团伙干的事比起来，这种疯狂的派对还算是正经的。那时，我刚刚用不久前在欧洲模特里采访来的实际材料写了本有关这个行业内幕的书，出版后居然十分畅销，我也因此有了点名气。所以当时我正想采访几位美国模特界的人写一本续集，听说来了几位美国的名模住在R宾馆里，我就想找她们了解点儿实情。
那天我一进宾馆，刚好碰见这位美国来的叫松崎玲王奈的女演员。刚一见面我就觉得她和其他那些模特不大一样，一下子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她显然具有东方人的血统，首先就给人以特别聪明的感觉；说话虽然有点直，但话里话外听得出她这个人不乏幽默感和独特的见解。我对她的气质和灵性很欣赏也很佩服。
这篇报道中她提到的事大体上是对的，但有几个细节也许记得不准确。一开始见面时我的确说了那些庸俗的女模特们不少坏话，但说那些话的目的是用来引出她的话题。随着我们的谈话越来越深入，我已经感觉到她是个绝顶聪明的女孩，而且就像她转述的那样，我最为吃惊的是，她在这种乌七八糟的环境中居然还能保持那么冷静的头脑，这一点我很佩服她。
玲王奈记忆不准确的还有一处地方。我那天告诉过她，自己虽然是个德国人，但基本上生活的重心是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我只不过是出生在德国罢了，那地方现在也已经划归波兰，所以我究竟算是哪国人连自己也说不清，这也许造就了我现在多愁善感的性格。当天那些闹哄哄的场面和猥琐不堪的行为，我也说不上特别讨厌，我的目的只是想从中找到一些略显阴暗的素材，并把它们写进书里去。
说起我的经历，几乎可以写成一本小说，而且遗憾的是，这甚至比我以前写的几本小说情节更为曲折，也更富文学色彩。我原名海因里希·冯·伦道夫·斯泰因奥尔特，出生于茅恩泽湖畔的一座小城堡里。这座本来属于我们家族世代所有的城堡，在纳粹德国进攻莫斯科那一年，被希特勒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强行占为己有。
我父亲曾当过德国陆军的预备役中尉，但他一直在暗地里试图除掉希特勒。这件事不幸被盖世太保觉察以后，父亲立即遭到逮捕，随即于一九四四年被法西斯枪决了。我们家的财产也全部充公，直到二战结束后也没有归还。当时除了父亲，母亲也遭到逮捕，她带着当年只有四岁的我以及妹妹被关押在一座集中营里。原以为我们一家迟早都逃不脱被杀害的命运，但多亏我母亲认识一位有地位的人，在他的帮助下，一直到纳粹德国投降我们还活着。
因为失去了一切，所以在战后的西德，我们的日子过得就像吉卜赛人似的，只能在有房子住的母亲朋友家里辗转搬来搬去。我们几乎每年都要搬家，光是我读过的小学和中学加起来就有十三所，我妹妹转学的次数也和我差不多。
尽管小时候吃过不少苦，所幸我们的生活还是渐渐好了起来。我大学毕业后当了一名律师，在社会上小有名气，那时我母亲依然健在。到她去世时，我们家还买了座不大的房子。我妹妹长大后当了一名模特，在事业上也还算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二十五岁那年，妹妹脱离了模特这一行，嫁给了一位富有的男士。现在他们一家定居在波兰的华沙，而且生活过得还算幸福。
这么说，过得不幸福的也许只有我一个。大概是家族遗传下来的贵族血统起了作用，我在生活中喜欢追求奢华和排场。我后来爱上了一位和我妹妹一起工作的瑞典籍模特，并和她结了婚，但终归因为性格不合，在结婚六年后还是以分手告终。母亲活着的时候，我还老老实实地在家乡待着，她去世以后我就托一位读书时的同学帮忙，跑到瑞典谋生来了。也许是娶过一个瑞典女子的原因吧，我的瑞典语和英语都说得不错，干起律师这行后，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来自这个语言圈子里的朋友。
虽然我在斯德哥尔摩的正式职业是律师，但我有位出版界的朋友还是经常委托我写些东西。在他的要求下，我一口气写了好几本书。我写了我们家族没落的经过，写了关于纳粹和希特勒的一些旧事，也写了许多在波兰生活时的故事。由于当年瑞典所受的战乱不多，我写的内容还很受当地人的欢迎。那几本书当时的销量很可观，因此瑞典皇家笔会还吸收我当了会员。由于我德语、英语和瑞典语三种语言的听说读写都没有问题，我写的书不用专人翻译也能同时在这些国家出版。虽说还算不上有多高的知名度，但收入很不错。也许因为妹妹和前妻都当过模特，加上我当律师时的经历，我对模特这个行业比较熟悉，因此我才专门到罗马去，并在那里认识了这位松崎玲王奈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