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才高非智，智者弗显也。
才高八斗不是智慧，有智慧的人并不表露自己。
即使自己的才能很高，也要学会低调处事。在低调中修炼自己，无论在官场、商场还是政治军事斗争中都是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看似平淡，实则高深的处世谋略，低调体现的是一种谦卑，谦卑处世人常在。谦卑是一种智慧，是为人处世的黄金法则，懂得谦卑的人，必将得到人们的尊重，受到世人的敬仰。低调处事是一种大智若愚，韬光养晦之术。这种甘为愚钝、甘当弱者的低调做人术，告诫人们不求争先、不露真相，让自己平平安安过一生。
俗话说，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刻意隐藏智慧往往是一位智者的第一选择。这其中自有智者对智慧独特认识的原因，但更多的还是他们对智慧的反作用心存忌惮。在封建专制时代，一个人的智慧越大，如果他不为君主所用，他所面临的危险也就愈大。纵是卖身投靠，他们也常常被君主所猜忌，视为潜在的威胁，这就要求真正的智者以保身避祸为头等大事，而做不到这一点的人，他们的结局大多不妙。
真正有智慧的人，从不自我表现。真正的大智有如最大的方形找不到角落。最有价值的器具往往需经过长时间的千锤百炼才能制成。最大的声音是人听不到的声音，最大的影像会大到人无法看到全貌，正所谓“大道无形”。所以一个人处世太张扬，太爱表现自己，绝对不是聪明之举，因为会引起众多人的妒忌，也让别人更关注自己的一举一动，这样反而会给自己日后的工作带来众多的压力和不便。
清朝皇帝雍正也认为：“但不必露出行迹。稍有不密，更不若明而行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在雍正即位之前，历代都以宰相统辖六部，宰相权力往往很大，导致皇帝的权威受到了一定影响，如果一个君王有手腕驾驭全局，使宰相为我所用倒好，但如果统领军队的宰相超权行事，时间一长，皇帝就很难驾驭朝政了，和大臣们也容易产生隔膜和分歧，给国家添乱子、造麻烦。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雍正虽然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者，但只要是军国大事，只能召集群臣经过集体讨论，最后才由自己宣布执行，不能随心所欲自行其是。这样，他的权力受到了制约，皇位受到了挑战。雍正为了把权力完全集中到自己一个人手中，于是就想出一个办法：开创性地要求设立一个军机处，这样，他就得到掌握最高权力的目的。
军机处充当最高统治者的秘书的角色，类似于现在的情报机关，保密性很强。军机处设立的时间是在雍正七年六月清政府平息准噶尔叛乱时。雍正密授四位大臣统领有关军需事务，严守军报、军饷等军事机密，这样的工作长达二年多都不被外界熟知，从而保证了工作的高效运转和战斗的最终胜利。
军机处在雍正的领导下，管理得特别严密。他对军政大臣的要求也非常严格，雍正要求参与议事的大臣时刻同自己保持联系，并留在自己最近的地方以便随时召入宫中，商讨应付突发事件。军机处也会像移动的指挥部一样随皇帝的行止而不断改变。皇帝在哪里，“军机处”就设在哪里。在当今，雍正的这些创举，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已经有参照运用，并产生了不可低估的社会价值。
印信是机构的符号和象征，是出门办事的护身符和通行证，军队的信印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雍正对军机处的印信管理得非常严密。军机处的印信由礼部负责铸造，并将其藏于军机处以外的地方，有人专门管理。当需用印信时，首先是报告皇上给予批准，然后才能有大臣凭牌开启印信，在众人的监督下使用。
设立“军机处”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以前每办一件事情，奏折要经过各个部门的周转，最后才能够送达皇上。这样，常常会发生扯皮、推诿、拖沓的现象，官场的这些陋习使办事效率极为低下，保密性也差，皇上的指令无法贯穿始终。而自从设立军机处之后，摆脱了官僚机构的独断专行，使雍正的口谕可以畅通无阻地到达每一个地方，从而把国家大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
“生杀之权，操之自朕”，军机处将雍正推向了封建专制权力的顶峰。由于在皇上的直接监视下开展工作，所以下面的各个职能部门的官员都处处谨小慎微，自知自律，奉公守法，营造了清廉的官场局面。军机处的设置，保证了清朝中央集权的顺利实施，维持了社会的相对稳定和统一，避免了社会的动乱和民族的分裂，推动了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社会积极意义。
无论在正史还是野史的记载中，雍正帝都是一个喜欢秘密行事的皇帝，其实这也正是他高明智慧的一方面，故而在他死后的乾隆年间，才会出现康乾盛世的局面。无论是做人还是处事，若想取得最大限度的成功，首先不要过分暴露自己的意图和能力。唯有这样，事情办起来才不会出现众多人为的障碍和束缚，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我们将会受到许多意想不到的人为阻烧，事情办起来就会很难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