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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极则愚也。
过分的聪明就是愚蠢了。
智谋的运用讲究的是恰到好处和适可而止，在特定时期，不用智谋也是智谋之一。人们若是在此一味玩弄聪明，片面追求极致，其结果势必会作茧自缚，为自己的小聪明付出沉重的代价。智谋最忌滥施和张扬，如果一个人处处工于心计和不加掩饰，便会令人侧目，更加防范，其智谋的出奇和有效性也就大打折扣了，弄巧成拙、反受其害的事最易由此产生。
生活中，我们总是不能客观地正视自己，总以为比别人聪明，比别人优秀，并时常为自己耍小聪明而取得的成功窃喜。殊不知，这些小聪明其他人一眼就能看穿，而我们自己却蒙在鼓里洋洋得意！观察我们身边的每个人，其实耍小聪明的事情比比皆是，有的时候只不过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些小聪明的危害而已。
事物的发展都遵循着“盛极必衰，物极必反”的发展规律。然而真正能够懂得其深刻含义的人却不多，因为人人都向往着成就大事，希望自己能够强势。自古以来，人的进退，本就不是件容易处理的事，尤其是“退”字，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就要练就“退”的功夫。假如一个人只知进不知退，在“退”上欠火候，可能会使一生功绩毁于一旦，甚至身败名裂，最终落个凄惨的下场。
战国时代政治家商鞅在辅助秦孝公治理国家时，施行的“商鞅变法”，奠定了他在秦国的地位，同时也巩固了秦国的统治。然而，他后来却遭到了五马分尸的极刑，使一世荣华化为乌有，死后仍骂声不绝。
商鞅最大的不幸，就是得罪了他之前强有力的靠山——秦孝公。当初，他在秦孝公的支持下，断然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政治改革措施，虽然为秦国政治清明、富国强兵做出了根本性的贡献，但是，改革也触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在一段时间内，朝野上下树起了数不清的政敌。之前变法有秦孝公的支持，反对派对他无可奈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商鞅权倾朝野，他已使秦孝公感到了威胁，据说，孝公生前曾故意要传位于商鞅，以试他的忠心。
《战国策》中有载：“孝公疾起，传位商君，商辞而不受。”可见商鞅已见疑于主子。这时他本该主动从位子上退下来，隐遁避险。据《史记》载，有位叫赵良的人引用“以德者荣，求力者咸”之典故力劝商鞅隐退，可是商鞅不以为然，固执己见，或许他想看看自己一手改革的政治是否能够进展下去，他这样的判断思考逻辑显然过于天真。孝公已将他驾空，他的政敌正伺机报复，他在台上一天，受到的威胁就多一天。秦孝公去世后，新王即位，政敌们再也用不着“投鼠忌器”了，纷纷策谋陷害他。新王为了笼络人心，只有将他以谋反罪名处以极刑。
商鞅之所以被处以极刑，就是因为他太不识时务，只知进而不知退，且“好生事”，以至于犯了众怒，落了个五马分尸的结局。因此，在做事上，我们就要避免商鞅犯下的错误。纵观历史可以发现，凡是在成事上的进退过程中处理不当者，大多得不到好的下场。相反，处理得当的人，却能成就一番功名伟业。
另一方面，大凡立身处世，是最需要聪明和智慧的，但聪明与智慧有时候却依赖“糊涂”才得以体现。郑板桥说：“聪明有大小之分，糊涂有真假之分，所谓小聪明大糊涂是真糊涂假智慧。而大聪明小糊涂是假糊涂真智慧。所谓做人难得糊涂，正是大智慧隐藏于难得的糊涂之中。”
从理论上讲，一个人的智商高出普通人的正常值，这样的人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说的聪明人。然而，顺着这个逻辑，我们会发现很多成功的人物并不绝顶聪明，相反，他们可能还有些笨。有个统计数字显示，成功的人物中最多只有不超过10%的人智商超群，其余90%的智商只是普通人水平。但是，他们成功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成功的人物更重视智慧。
生活中，聪明与智慧实在是两回事，聪明是一种先天的东西，总令人感到耀眼的光辉，但往往这种表面的光芒不能让聪明人成功，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很多“聪明人”一事无成。
而智慧就不同了，有智慧的人未必显山露水，如寓言塞翁失马中的塞翁，愚公移山中的愚公，他们眼里看见的不是即时利益，而是日后的好处，因为日后的大利，他们肯去吃眼前的苦。这样的人肯定不能以“聪明”定义，但他们却是有智慧的人。
生活中，智慧和聪明就像主人和仆人的关系。主人没有仆人的协助不行，会显得非常笨拙狼狈，缺乏效率。但再聪明的仆人都还是仆人，他不可能是主人。仆人需要主人的方向，没有主人的仆人，等于失去了用处。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实践去把聪明转变成智慧，在智慧的基础上行动，从而能够事半功倍。当然，聪明不是错，更不是罪过，关键是要用好自己的聪明，把聪明转化为智慧。这样，才能为自己的人生锦上添花，而不会让它成为美丽的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