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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所缺，深存其敌，慎之少祸焉。
智谋有缺欠的地方，谋略也有它的漏洞，谨慎小心用之才能减少祸患。
智慧也有欠缺的地方，如果不理性克制，也会酿成祸患，因此需理性对待。理性的克制对一个追求成功的人来说，不是束缚的锁链，而是强韧的护身甲，虽然披挂上它不免有些累赘，但是它能让你免遭意外的伤害。一个人越想得到尊重，越要注意克制自己的日常言行。
谦虚谨慎是成功人士必备的品格，具有这种品格的人，在待人接物时能温和有礼、平易近人、尊重他人，善于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能虚心求教，取长补短。对待自己有自知之明，在成绩面前不居功自傲；在缺点和错误面前不文过饰非，能主动采取措施进行改正。
同样，不论你从事何种职业，担任什么职务，只有谦虚谨慎，才能保持不断进取的精神，才能增长更多的知识和才干。因为谦虚谨慎的品格能够帮助人看到自己的差距。永不自满，不断前进，可以使人冷静地倾听他人的意见和批评，谨慎从事。否则，骄傲自大，满足现状，停步不前，主观武断，轻者使工作受到损失，重者会使事业半途而废。
一个人要善于处世，力图在左左右右的复杂关系中，找到自己的安全点，换言之，即要权衡左右关系，才能找到不败的安全点。
提起刘墉与他的父亲刘统勋，似乎人们脑海里马上闪现出一个嫉恶如仇的清官忠臣形象。其实，这仅仅是从表面上看问题罢了。因为在封建社会皇帝一人独裁的情况下，一个大臣无论多么能干，即使有通天的本事，如果处处与皇帝对着干，老是逆龙鳞，其下场也不会好。
刘墉之所以能够在官场上左右逢源，得心应手，除了从刘统勋身上学到了嫉恶如仇的正直之外，更从刘统勋那里学会了方正圆滑、明哲保身的糊涂为官之道，这才是他受益最大的秘诀。
在乾隆皇帝的眼里，刘统勋是个才品兼优的清官，也是个不辱皇命，与君一体的能臣，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众多汉官中脱颖而出，官拜东阁大学士，直至出任领班军机大臣。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刘统勋精于方正圆滑、明哲保身的糊涂为官之道。
刘统勋的嫉恶如仇、对皇帝忠贞不贰无人可比，否则乾隆皇帝也不可能为他打破汉人不能位居军机大臣首席的惯例，并且在他死后被称为“真宰相”。据《清史稿》记载：“统勋岁出按事”，著名的如广东粮驿道员明福违禁折收钱粮案，云贵总督恒文、巡抚郭一裕借上贡之名勒索属员金钱案，山西将军保德侵吞钱粮案，江苏布政使苏崇阿误论书吏侵蚀库帑案，江西巡抚阿思哈收受贿赠案等。几乎乾隆中期有关地方大吏贪赃枉法的大案，无不由刘统勋负责审理，足以证明乾隆皇帝对刘统勋的信任和寄予的厚望。
当然，刘统勋的嫉恶如仇是与对皇帝忠贞不贰紧密相连的，也就是说他的好恶标准，完全是以皇帝的喜好为转移的。甚至为了不惹怒龙颜，刘统勋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这就是“方正圆滑，明哲保身”糊涂为官之道的精髓。
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癸未科新进士褚筠心和董东亭因向刘统勋求情不成，反而受损，就足以说明刘统勋的处世之道。
褚筠心和董东亭本为该科一榜中的巨擘，诗文、书法皆冠于一时。但二人惟恐殿试不得前列，于是，董东亭找到了主考大臣刘纶，褚筠心则找到了同为主考的刘统勋。
刘纶，江苏武进人，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以廪生举博学鸿词科，试第一，登入仕途，而后即以才能和品学官阶累迁，卒至文渊阁大学士。刘纶因与刘统勋同为乾隆帝赏识和选拔的得力大臣，又因与刘统勋同样清廉刚正，所以两人被时人并称为“二刘”。为了加以区分，山东人刘统勋被称为“东刘”，而江南人刘纶则被称为“南刘”。据时人所言，刘纶赋性之洁、为人之正，丝毫不在刘统勋之下。
一次，侍郎王昶充军机章京，因有急奏，具草后，连夜奔赴时任军机大臣的刘纶府第。时值严冬，寒气袭人，刘纶亲自操笔为王昶点定后，即唤家人准备酒菜，然而其厨内却空乏无食，仅有白赛七数枚作为下酒菜。
但作为大臣而言，精通明哲保身之道的刘纶，除了清廉之外，尤以谨慎公正得人心，他不止一次地出任科举考试官，曾言：“衡文始难在取，继难在去。文佳劣相近，一去取间，于我甚易，独不为士子计乎？”所以，凡是由他审衡的士子文章，总是反复比较，衡鉴甚精，以求不失于公正。
现在，褚、董二人为了殿试顺利过关，找到了这两位大臣，实在让他们为难，本来，如果不找的话，两人肯定是位列十名之内，但现在既然找到了，如果再将此二人列为榜首，“二刘”均担心于自己的清誉受损。于是，一向标榜惟才是举的“二刘”，采取了方正圆滑，明哲保身的糊涂之道，即二人均不得入前十名，最后的结果褚卷名列第十一，董卷第十二，褚、董二人不但营求未成，反而因之受累。
时势变迁，事物的发展也随之变化，再有智慧的人也难以应对，何况本身智慧就有不足的人。所以，对策也要随之改变，这方是高手最明智的保身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