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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身者恃（shì）其智，亦舍其智也。
谋划自身的人依靠其智慧，也要懂得不耍小聪明。
以自我为中心是人的本能，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往往最先想到的是我能得到什么？我会不会受到损失？其实，为自己考虑本无可厚非，但如果只为自己着想而忽视他人的感受和利益，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去牺牲别人的利益，那就是自私自利了，如果发展到一定程度，还有可能走到犯罪的边缘。
现代社会上的贪官污吏就是自私自利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后果。他们利用职权之便，贪污公款，行贿受贿，为的是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但他们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如果他们不是私心过重，怎么会白白地葬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呢？这些人在损公肥私的时候，只是在物质上、权势上满足了自己，暂时得到了一点实惠，但他们付出的却是人格和灵魂的代价。他们失去了纯洁美好的良心，一生都得不到安宁。
人生是个万花筒，人们在世事变幻之中要用足够的聪明智慧来权衡利弊，以防莫测。但是，人有时候不如以静观动，守拙若愚，这种做人的艺术其实比聪明还要胜出一筹。聪明是天赋的智慧，糊涂是聪明的表现，人贵在能将智与愚集于一身，需聪明时便聪明，该糊涂处且糊涂。
唐人王叔文经常和皇太子下棋。有一次在下棋时谈论宫市的弊病，太子说：“寡人正想劝谏皇上废止宫市呢。”在场的人都交口称赞太子，惟有王叔文不说话。众人走后，太子单独留下王叔文，问他不说话的原因。王叔文说道：“太子的职责是侍奉皇上的饮食起居，早晚问安，不应议论其他的事情。陛下在位多年，如果怀疑太子劝谏废止宫市是为了收买人心，太子如何自我解释呢？”太子大吃一惊，流着泪说：“若不是先生指点，寡人哪能知道这个道理！”于是对王叔文格外宠信。
王叔文教给太子的韬晦之术，并不是简单的免除灾祸，而是为实行其改革朝政的伟大事业所采取的权宜之计。王叔文是后来“二王八司马”革新运动的首领，而这个皇太子即后来的顺宗，是这场革新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他们的韬晦之为，是这整个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与此相类，更加明显的是颜真卿的例子。
颜真卿在做平原太守时，安禄山反叛的行为已很明显。颜真卿假托为防连绵大雨，重新修城竣壕，暗中征集壮丁，充实仓廪，而在表面上又假命文人才士饮酒作诗。安禄山秘密侦探，见此情景，以为颜真卿等都是书生，不足为虑。不久，安禄山发动暴乱，河朔尽失陷，惟有平原有防备。
五代时，吴王杨行密的故事也令人深思。
安仁义、朱延寿都是吴王杨行密的将领。朱延寿又同杨行密身边的朱夫人的弟弟关系密切，两人十分骄横放肆，并谋划叛乱。杨行密想除掉这两个人。于是，杨行密假装双目失明，当接待朱延寿派来的使者时，他装作什么也看不清。走路时，故意撞在柱子上，昏倒在地。来人扶起他，好久才苏醒过来。醒来后，杨行密哭泣着说：“我的大业刚刚完成，眼睛就不行了。真是天道不公啊！这些儿子没有一个能够继承我的事业。唉，要是能够将我的位子传给朱延寿，我就没有什么遗憾的了。”朱夫人一听，心中大喜，立即召来朱延寿。谁知，朱延寿一到，杨行密就在寝房门口，刺死了他，随之赶走了朱夫人，并捉来安仁义，斩首示众。
老子推崇“糊涂”。他自称“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而作为老子哲学核心范畴的“道”，更是那种“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似糊涂又非糊涂、似聪明又非聪明的境界。人依于道而行，将会“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讲”，即大智若愚。庄子说：“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人只要知道自己的愚和惑，就不算是真愚真惑。是愚是惑，各人心里明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