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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我们的存在之本，人的存在首先就是一种语言中的存在，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一切文化形式都是某种语言的存在。在个人那里，对文化的感知与体验首先就是从我们赖以生存的语言开始的，没有对于“词语”的掌握，我们其实也无法“确定”我们的感知与体验。思想家舍勒说得好：“词语意义还有一种力量——确定我们在自身体验和他人体验上所感知事物的力量。若没有什么专门的词可描述一种体验，也就不能被经历该体验的个人所感知；或者，若只有一种极为一般的、毫无差别的词汇意义可用于一种体验，则该体验的特殊品质则大都只在与该词义相应的程度上被经历，被该体验的个人所感知。”
当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踏上日本的国土，异域给予他们的第一感受便是陌生的语言，这里既有因陌生而产生的不适与距离，也有因新奇而产生的向往与追求。当然，作为与汉文有着明显亲缘关系却又在近代大量汇入西洋新词的日文，它带给中国人的感受还相当的复杂：某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某种自我语言更新的启迪，某种自我发展的信心，还有，某种文化发展的便捷。
随着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对日语（文）的这种感受似乎早早就浮现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脑海中了，后来更以留日学生与学者的出现而大为加强，并且上升为对于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变迁的一种自觉的助力。
日语在近代的一大特点便是大量从西方文化中引入新词，新词的引入是日本思想文化近代化的重要表现。中国近代维新改良的知识分子对这些“新语句”充满了兴趣，因为语言的亲缘关系，他们从日本语言中大量汲取了新的西方文化的词汇与概念，这一情形随着变法失败维新派人士流亡日本与留日学生的大量增加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虽然这样的现象在留日中国知识界议论不一，如刘师培就鄙视、抨击甚多，但毕竟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可阻挡的文化潮流，国内人士像张之洞、林纾等都遭遇过一边抵制日本新名词，一边却也不得不陷入新词罗网的尴尬。在日本新名词的引进方面，流亡日本以后的梁启超身体力行，最是积极，因为在他看来，新的词汇便代表了新的理论，而“天下必先有理论然后有实事。理论者实事之母也。凡理论皆所以造实事”
。另一位对此有过深入思考的近代大家是王国维，他对当时输入日本语汇表示了相当的理解，并阐述了词语变迁背后的思想文化意义：“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若谓用日本已定之语，不如中国古语之易解，然如侯官严氏所译之《名学》，古则古矣，其如意义之不能了然，何以吾辈稍知外国语者观之，毋宁手穆勒原书之为快也。余虽不敢谓用日本已定之语必贤于创造，然其精密则固创造者之所不能逮（日本人多用双字，其所不能通者，则更用四字以表之。中国人则习用单字，精密不精密之分，全在于此。）而创造之语难解，其与日本已定之语相去又几何哉！”
我以为，读解因日本语言体验而产生的声势浩大的中国词语运动，这是我们认识发自于留日学界的一系列思想文化变迁的基础，也是我们解释同时出现的文学变迁的基础。
下面我们仅仅考察几个在当时的留日学界影响深远的“关键词”，并由此出发论及这些“新语句”背后的整个留日学界的思想文化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