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富仁

中国是一个诗国，但又是一个重“理”的国家，“诗”也要纳入到“理”中来“解读”，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对诗的“理解”。实际上，这种重“理”的传统一直贯穿到中国现当代文化之中，也严重地影响到我们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在当前，有一种特别重视晚清文学的潮流，从原则上说，这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责怪的，对于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都应该注意研究。在过去我们忽略了对晚清文学的研究，现在重视起来，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关键在于，我们现在重视晚清文学，常常是为了消解“五四”文学革命的意义。这就暴露出我们自己文学价值观念的局限性来了：我们常常是用一种理念代替对文学作品本身的感受和分析。不难看出，正是在我们评价文学的诸多一般性的社会理念上，晚清文学才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开端。不论是“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社会革命”、“个性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一般性的社会学概念和文化学概念，还是革新各种文体形式的愿望和要求（“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新文体”、“戏剧革命”、“白话文”等等）都不是到了“五四”才正式提出的。实际上，“五四”新文化革命几乎没有提出任何一个全新的理论概念，甚至连“礼教吃人”这样“过激”的反传统言论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固有的，而不是“五四”知识分子的新发明、新创造。但是，只要具体到文学作品本身，我们就会看到，那时的文学作品和“五四”新文学革命之后的文学作品在主要的审美特征上就是根本不同的。这样的“文学革命”并不发生在晚清那些提倡“民主”、“科学”，提倡“文学革命”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理论家那里，而是发生在这些已经离开了政治斗争旋涡的现代知识分子这里。梁启超是提倡“小说界革命”最为有力的人物，但他的小说创作却并非“现代小说”，甚至也很难称得上是“小说”，因为它根本就不是货真价实的“艺术品”；黄遵宪的“诗界革命”并没有真正实现“诗”的革命，外来白话语词的嵌入破坏了中国古代诗歌整饬、典雅的美学特征，却没有创造出像郭沫若的《天狗》、闻一多的《死水》、戴望舒的《雨巷》这样的现代白话诗歌的新审美境界；梁启超的“新文体”更属于政论文的性质，只有到了鲁迅的杂文、周作人的小品散文才真正实现了从古代文言散文向现代白话散文的转变；林纾翻译小说的现代性质在其“翻译”，而不在其“小说”。仅就“小说”，他的“翻译小说”不论在语言形式上、还是在文体形式上，都还是传统的文言小说，鲁迅的现代白话小说是直接继承着自己《域外小说集》中的翻译小说传统的，而不是直接脱胎于林纾的翻译小说。即使晚清的谴责小说，与“五四”之后的现代白话小说也有本质的不同，它的语言形式和文体形式基本上还是千篇一律的说话人的风格，而现代白话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重视语言形式和文体形式的独立创造，“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茅盾语）。总之，任何的“文学理论”都是对“文学作品”的一种阐释方式，二者之间的关系几乎是不可逆的：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可以证实读者普遍认为并不合理的文学理论命题是合理的或相对合理的，而任何一个文学理论的命题却无法证实那些没有多少艺术魅力的文学作品是真正杰出的文学作品。在晚清文学和“五四”新文学关系的研究中也是如此。实际上，早在“五四”新文学产生后不久，中国的读者就已经感受到了它与晚清文学的根本差异：

《双秤记》等载在《甲寅》上是1914年的事情，《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在1918年，中间不过4年的光阴，然而我们彼此相去多么远。两种的语言，两种的感情，两个不同的世界！在《双秤记》、《绛纱记》和《焚剑记》里面我们保存着我们最后的旧体的作风，最后的文言小说，最后的才子佳人的幻影，最后的浪漫的情波，最后的中国人祖先传来的人生观。读了它们再读《狂人日记》时，我们就譬如从薄暗的古庙的灯明底下骤然间走到夏日的炎光里来，我们由中世纪跨进了现代。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如果用中国传统文论中那种高度浓缩化了的语言概念来说，问题就出在“情”与“理”的关系上。按照中国传统文论的说法，文学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天人合一、“情”“理”交融的。在所有非文学的世界上，“情”和“理”都是相互割裂的，情感的世界是一个非理性的世界，理性的世界也是一个非情感的世界。只有在真正的文学世界、艺术世界里，外部的世界与内在的世界、情感的世界和理性的世界才有可能水乳交融般地交织在一起：有其“情”自有其“理”，无其“情”自无其“理”；有其“理”自有其“情”，无其“理”自无其“情”。“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这是既非“情”、也非“理”，既有“情”、也有“理”的一种状态，只不过“情”和“理”极难分清罢了。可以说，在这种诗的境界里，是无“情”非“理”、无“理”非“情”的。在中国古代，我们缺乏一个相应的概念来概括这种状态，而实际上，它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人的生命体验状态（不同于中国古代所谓的“道”）。在这种状态里，周围的世界不是按照人的一种先在的固定的理性框架被生硬地安装起来的，不是按照一定的比例绘制的一张地图，也不是按照特定的需要制造的一个模型，而是依照人的自然的生命存在方式具体地、无意识地绽放开来的。人通过外部世界的这种无意识的绽放形式而重新发现了外部的世界，也通过这种无意识的绽放形式而重新感受到自我的存在。与此同时，只有处在这种生命体验状态，人的生命才是活的、流动的：外部世界对内部世界的重新开放将人的精神从沉眠状态唤醒过来，逐渐苏醒的精神则将外部世界逐渐明朗化、立体化。这是一个内部世界的生命能量与外部世界的生命能量相互激发、相互交换的过程。严格说来，正是在人的这种生命体验的基础上，产生了人的艺术和文学的感觉，也产生了人的艺术的和文学的创造欲望。当艺术家用艺术的形式、语言的形式对这种原生态的生命体验形式进行有意识的再创造，并能够将自己的读者领进这种生命体验过程的时候，也就实现了自己的艺术创造和文学创造。也就是说，作者原生态的生命体验永远是艺术创造、文学创造的源泉，任何一种盲目的情感冲动或从外部世界直接接受过来的粗糙的思想框架，都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艺术创造和文学创造。

当我们意识到人的生命体验是一切艺术或文学创造的真正源泉之后，我们再来感受和思考“五四”新文学革命，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过去对这个革命的感受和理解，还是极为粗疏、极不精确的。在谈到“五四”新文学革命发生原因的时候，我们通常有下列几种说法：一、西方文化（西方哲学、政治、经济、伦理道德观念等等）影响的结果；二、西方文学作品影响的结果；三、西方美学、文学理论、创作方法或各种不同的创作技巧影响的结果。以上所有因素结合起来，则构成西方文化或文学的移植理论。我认为，正是因为这种西方移植理论的粗疏性，使另外一些学者干脆否定西方文化在“五四”新文化革命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而重新走向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根本否定。实际上，以上所有这些说法，都能找到一些相应的外部现象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但它们也都无法从根本上厘清“五四”文学革命这个已经像铁铸一般站立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的历史事实。如果西方文化的影响是“五四”文学革命发生的根源，那末，那些西方的哲学史家、政治思想史家、经济学家、法律学家、伦理学家，不就天然地会成为中国现代最杰出的文学作家吗？如果西方文学作品的影响是“五四”文学革命发生的根源，那末，那些阅读西方文学作品最多的人不就一定是最杰出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吗？如果西方美学、文学理论、创作方法或各种不同的创作技巧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是“五四”文学革命的根源，那末，朱光潜、蔡仪、李泽厚等美学家、文艺理论家不就天然地会成为比鲁迅、曹禺、沈从文、张爱玲更杰出的中国现代作家吗？实际上，直至现在，仍然有大量所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像晚清的梁启超一样，所说的西方文化并不是自我生命体验中的西方文化，所说的中国文化不是自我生命体验中的中国文化；所说的对中国社会的改革也不是自我生命体验中的一种真实过程，因而他们要实现的也不是自我生命体验中能够呈现出来的一种完整的真实的文化状态或完整的真实的社会状态。中外古今所有的事物都是作为外在于自我体验的知识性的东西直接拼凑在一起的，因而这种拼凑的方法也是可以根据现实的需要随时发生变化的：今天我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造起自己的知识性框架，明天我又可以用传统儒家学说的理论构造起另外一个知识性的框架。所有这一切，当然也严重地影响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但只有在那些杰出的文学作品中，所有这些知识零件也才能以特定的方式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只要我们实际地进入到《阿Q正传》的文学世界中，我们就会看到，中国知识分子急于到手的现代民主是没有进入未庄社会的渠道的，而“自由”在未庄社会里也只是指称那些莫名其妙的“革命党”散发的一种莫名其妙的徽章的两个莫名其妙的音符。但也正是这样，中国社会里平添了一点西方文化的影像，而这些影像也带来了未庄社会的一些莫名的恐惧和因这恐惧而发生的莫名的震荡。所有这一切，在《阿Q正传》里都是作为一个被体验着的有机整体逐渐向作者和读者绽放出来的，这个整体分明不属于西方文化，但也不属于原装的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只有像鲁迅这样一位“五四”知识分子才有可能拥有的一种全新的生命体验形式。总之，只有通过“五四”新文学作家的新生命体验和新生命体验形式，才会真正发现“五四”文学革命的外在的和内在的根据。我们常常谈论一种文化的根。实际上，这种新的生命体验和生命体验的形式，就是“五四”新文学发生的“根”。

记得在90年代初，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的王一川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讲体验美学的，大概是以狄尔泰的体验美学理论为蓝本。但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当时及其以后，更注重参与旨在推进中国文化改革开放的一般的中西方文化关系的讨论，即使艺术研究，也更注重叙事学、新批评等批评方法论的接受和运用，体验美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时至今日，文化的改革开放已经不是中国文化研究的中心课题，而在改革开放的潮流中涌进的更是大量唯理论的东西，新文学反而在“旧理学”（各种中国古代的思想学说）与“新理学”（各种西方的思想学说）的围攻中陷入更加岌岌可危的境地。在这时，李怡以“日本体验”为重心具体探讨留日作家在新文学初期的贡献，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我很重视他所取的这个新的角度，所以将此抽出来，说了这么多的空话。

2007年11月23日于汕头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