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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研究涉及使用定性数据（比如访谈）、文档和参与式观察的数据，来理解和解释社会现象。许多学科和领域都有定性研究人员，他们利用了各种途径、方法和技术，来探寻本学科中出现的新问题。比如，在我们所研究的信息系统领域，我们研究与创新、信息通信技术相关的管理和组织问题，这也是定性研究方法应用的有趣之处。
一、定性研究方法概述
定性研究方法 最早出现在社会科学领域，旨在帮助研究人员了解人和他们生活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定性研究方法主要有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案例研究和人类学（ethnography）等。定性数据来源包括观察和参与观察（实地考察）、访谈和问卷调查、文献和文本，以及研究人员的印象和反应（Myers 2009）等。
从哲学的视角来看，所有的研究，无论定量或定性，都基于一些基本假设，通常是关于什么构成“有效”的研究的假设，以及认为该研究方法是适当的假设。为了实施定性研究，并/或对其进行评估，知道这些假设就很重要。对于定性研究而言，最相关的哲学假设是那些涉及底层的认识论，它们可以引导研究的进行。Guba和Lincoln在1994年提出了四个进行定性研究的基础“范式”：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在Chua（1986）之后，Orlikowski和Baroudi于1991在基本认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分类：实证主义、解释和批判（positivist, interpretive and critical）。
在探讨定性研究方法的最开始我们就应该明确，“定性的”并不是“解释性”的同义词——定性研究可能是解释性的，也可能不是，这取决于研究的基本哲学假设。定性研究可以是实证主义的，解释性的，或者批判性的。例如，案例研究可以是实证主义的（Yin,2002）、解释性的（Walsham,1993）或者批判性的。本书对案例研究方法的分类也是采用这三个分类。
二、哲学假设分类
首先，我们从理论的角度来区分这三种基于不同哲学认识论的定性研究方法的立场。
1．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通常假设现实是客观给出的，并且可以由独立于观测者（研究者）及其测量工具的可测量的属性描述。实证研究中通常试图检验理论，以提高对现象的预测性理解（predictive understanding）。Orlikowski和Baroudi （1991, p.5）对实证研究进行了定义，即有证据证明正式命题，可量化的变量、假设检验和关于从样本到整体、推断出的某一现象的理论描述（the drawing of inferences about a phenomenon from the sample to a stated population）。
定性研究中一个实证研究的例子是Yin's（2002）和Benbasat et al.'s （1987）的案例研究，参见由Straub, Gefen 和Boudreau（2004）编辑的定量、实证研究一节。
2．解释性研究
解释性研究的前提假设是，只有通过社会建构（如语言、意识和共享的知识）才能接近现实。解释性研究的哲学基础是解释学和现象学（Boland, 1985）。解释性研究通常试图通过人们赋予含义来理解现象，例如在信息系统研究中，解释性方法“旨在理解信息系统的环境，以及信息系统影响环境又反过来被环境影响的过程”（Walsham,1993）。解释性研究没有预定义变量和自变量，而是着重于人们随着现象不断呈现而给出的充满复杂性的意义建构（Kaplan和Maxwell,1994）。
Boland's（1991）和Walsham's（1993）的研究就是解释性研究的一个例子。Klein和Myers'（1999）的文章提出了一套解释性研究的实施和评价原则。
3．批判性研究
批判性研究人员认为社会现实是历史构成的，它是人民生产和重现的。尽管人们可以通过有意识的行动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和经济环境，批判性研究者认为人们这样做的能力是受到各种形式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制约的。批判性研究的主要任务是社会批判，从而使当前社会中的限制和异化（restrictive and alienating）条件凸显出来。批判性研究主要关注当代社会的对立、冲突和矛盾，并致力于提出解决方法，帮助消除异化和统治（alienation and domination）产生的诱因。
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的最有名的代表人物之一是Jurgen Habermas，他被许多人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Habermas 属于法兰克福学派，其中还包括Adorno、Horkheimer、Lukacs和Marcuse等诸多领军人物。Ngwenyama 和Lee's（1997）以及Hirschheim 和Klein's（1994）的研究都属于批判性研究。Myers和Klein（2011）提出了一套批判性研究的实施准则。
三、定性研究方法：概念与分类
正如定性研究可以有不同的哲学假设，定性研究也有很多不同的方法。研究方法的选择影响研究者收集数据的方式。不同的研究方法有不同的技巧、假设和实践方法。在这里，我们简要介绍定性研究的四种研究方法，分别是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案例研究（case study）、民族志（ethnography）和扎根理论（ground theory）（Myers,2009）。
1．行动研究
引用最为广泛的关于行动研究的定义是：通过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道德框架内的联合协作，既帮助人们解决突然出现的实际问题，又为社会科学的目标效力（Rapoport,1970）。更通俗地来说，行动研究既帮助研究人员获得研究的资料，同时也给予实践者一些决策的建议，研究人员参与到整个情境中，并且会通过研究结论来影响整个过程的运行。比如，对企业的某个系统的实施进行研究，研究人员与企业相关人员共同工作，研究人员既在这个过程中跟踪了系统实施的过程，对这个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记录和分析，同时又会帮助企业工作人员一起商讨、决策从而影响到了实施的过程。
正因为这种双方面的共赢特性，行动研究已经被应用领域接受为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如果读者想要了解关于行动研究的信息，可以参见Susman和Evered（1988）的文章，其中提供了关于行动研究的简要概述。
2．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一词具有多重含义，可以是一个分析单元，也可以是一种研究方法。当然，我们在本书中讨论的案例研究是一种研究方法。案例研究可以说是在管理领域，特别是组织管理领域最为常用的定性研究方法。因此，案例研究也拥有多种定义。
案例研究方法能够深度剖析事物发展的复杂过程，通过分析企业历史进程中的诸多人物、事件及其中蕴藏的关系、结构和逻辑，案例研究方法能够再现已经发生的所有里程碑事件及其前因后果，这对于剖析组织或事件的发展历程、发展现有管理理论而言是最深刻、有效的方法。
如前面的哲学假设部分所述，案例研究可以是实证性的、解释性的或批判性的，这取决于研究者的基本哲学假设。例如，Yin（2002）是实证案例研究的倡导者，而Walsham（1993）是深度解释性案例研究的倡导者。
3．民族志学
民族志研究方法是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一种特殊的研究方法，也是人类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民族志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花费一定的时间进行实地考察，这些研究者们会沉浸在他们所研究的人的生活中（Lewis,1985），并寻求在他们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研究这些现象。目前，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正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管理学界。在管理学界，民族志方法选择的研究对象多集中在企业或组织现象，应用于对企业文化、消费行为、区域、民族群体及其对业务的影响等方面。这一研究方法，为解释人们在以企业组织或商业行为为背景的情境下所作出的反应，以及影响他们行为的原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路径，便于揭示那些不容易看明白的非正式的社会结构以及紧张的行为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后，民族志方法已经比较广泛地应用在企业信息系统的研究中，内容涉及系统开发、信息技术管理、系统设计和评估、调查等。尽管如此，在整个管理领域，使用民族志研究方法的仍旧属于少数，故在此不多赘述。
4．扎根理论
扎根理论是寻求发展建立在系统的数据收集与分析上的理论的一种研究方法。根据Martin和Turner（1986），扎根理论是“感性的理论探索方法，使研究人员可以为一个话题的一般特征建立一个理论解释，同时使这个解释扎根于经验观察或数据中”。扎根理论与其他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它独特的理论发展方法——扎根理论认为数据收集与分析之间应有连续的互动。
扎根理论方法在信息系统研究文献中越来越常见，因为该方法在发展对现象的基于上下文的、面向过程的描述和解释中非常有用（Orlikowski,1993）。Urquhart, Lehmann和Myers（2010）提出了一套扎根理论在信息系统中的研究指导方针。
参考文献
Myers, M.D.,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Business & Management , Second edition, Sage Publications, London, 2013.
Guba,E.G.and Lincoln,Y.S., “Competing paradigm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N.K.Denzin and Y.S.Lincoln(eds.),Sage,Thousand Oaks,1994,pp. 105-117.
Chua, W.F., “Radical developments in accounting thought”, The Accounting Review, 1981(61), pp. 601-632.
Orlikowski, W.J. & Baroudi, J.J., “Study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organizations:research approaches and assumptions”,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1991(2),pp.1-28.
Yin, R. K.,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3rd ed.,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2002.
Walsham,G., Interpreting Information Systems in Organizations ,Wiley,Chichester,1993.
Rapoport, R.N., “Three dilemmas in action research”, Human Relation, 1970 (23:6), pp.499-513.
Susman, G.I. and Evered, R.D.,” An assessment of the scientific merits of action research”,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78(23),pp.582-603.
Lewis,I.M., Social Anthropology in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 1985.
Martin,P.Y.and B.A.Turner, “Grounded theory and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The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1986(22:2),pp.141-157.
Orlikowski, W., “CASE tools are organizational change: Investigating Incremental and Radical Changes in Systems Development”, MIS Quarterly ,1993(17:3),pp.309-340.
Urquhart, C., Lehmann, H., Myers, M. D., “Putting the theory back into grounded theory:guidelines for grounded theory studies in information systems”, 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 2010, 20 (4), pp. 357-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