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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一千八百多年前，班昭写作《女诫》时，不过以之为留给女儿的家训；然而，流传于世后，竟然长盛不衰，逐渐演化成为一部女教经典。无论这是否出乎作者本人的意料，一旦跻身经典，《女诫》也如同其他古典文本一样，为后人反复阐释。而阐释者身处的现实语境以及个人的思维定式，也被自觉或不自觉地带入，左右其论述。何况，对于训诲类的读本，意旨导向尤关紧要。具体到本书所处理的五个白话注本，解读者各自的时政关切，更使其在《女诫》意义的阐发上呈现出巨大差异，从而构成相映成趣的不同图景。
由于资料不足，我们尚无法确知赵南星撰写《曹大家(女诫)直解》时有无特别的针对性，或者很可能一如其以“俗语”注解《女儿经》一般，都存着负起“士大夫之责”, “教诲觉寤”，以使天下女子皆成“贤女子”的普救之心
。不过，张居正奉李太后之命，作《‹女诫›直解》，那篇以明神宗名义冠于卷首的《圣制序》以及正文中的若干疏解，倒真的颇堪玩味。
查考史实，张居正成为独揽大权的首辅时，明神宗刚刚十岁。因此，作出这项重大任命的决策者，实为神宗之母李贵妃(后上尊号称“慈圣皇太后”)。故《明史》谓为：“万历初政，委任张居正，综核名实，几于富强，后之力居多。”
李太后对张居正备极信任，尊礼甚至，以之为帝师。年幼的神宗犯了过错，李太后“每切责之”，常会提道：“使张先生闻，奈何！”神宗结婚后，李还特意嘱咐张：“我不能视皇帝朝夕，恐不若前者之向学、勤政，有累先帝付托。先生有师保之责，与诸臣异。其为我朝夕纳诲，以辅台德，用终先帝凭几之谊。”
正是依仗李太后的特殊信赖，张居正才能大展身手，整顿朝政，实行改革。可以想见，张对李亦当心存感激。
在此背景下，阅读张居正编撰的《‹女诫›直解》以及应该是由其代拟的明神宗序，也当别有会心。《女诫》的主旨在强调女子之“卑弱下人”，张居正自然也首肯其说。不过，与明太祖朱元璋命臣下修《女诫》，意在教训“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俾预政事”
的着眼点不同，明神宗的《‹女诫›直解·序》却大力表彰周文王之母太任与夫人太姒等后妃“代有圣善，以佐王猷”，又赞颂“我明之兴”，与周室之事可前后辉映：先有马皇后“以明德翊赞高皇(按：即明太祖)，肇造区宇”，现在“至我文母，鞠育眇躬，丕承芳躅，比于有周”。如此，则后宫干政不但不成为禁忌，反而可扶助君主，裨益王政。于此便不难理解，一篇短序中为何一再申明：这些话显然都是说给李太后听的。
乃仰廑慈虑，表章是书，以垂内范。若此者，诚欲毓成淑德，以佐朕共保鸿业也。
呜呼！继自今有听内治之责者，其亦绎思我圣母之慈训，以淑慎厥躬，斯朕亦将有攸赖矣。
即使在解说《女诫》原文时，张居正类似的心事也会见缝插针地生发出来。其中“曲从”一章最明显。班昭之言为：“舅姑之心，岂当可失哉？物有以恩自离者，亦有以义自破者也。夫虽云爱，舅姑云非，此所谓以义自破者也。然则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于曲从矣。”全章主意在顺从公婆，不可违拗其心。而张居正在译解时，起承转合，每有添加，其间也不乏引申发挥。如解释“以义自破”与“然则舅姑之心奈何”两句，张在说明“其舅姑不喜之，则为夫者，亦不得不顺父母之意，而与之相离”之后，又添加上：“此可见以妇视夫，则夫为重；以夫视舅姑，则舅姑为重。”
因其《直解》本是专为王皇后而作，此处所说的“舅姑”，便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李太后，而察知张氏此言乃是意有所指。处在这样微妙的情势中，曲从舅姑的教育对象也就不限于皇后，甚至延及明神宗本人了。
如果说，由于牵涉朝政纷扰，对张居正《‹女诫›直解》的理解尚嫌曲折，那么，晚清三位女性的著述，在意义表达上却已足够明快。而近代社会思潮的演进，也在其文本中留下了清晰印记。
三人之中，劳纺从行迹上最合于传统妇德。其相夫教子，远赴甘肃、广东，竟因此奔波殒殁，堪称贤妻良母；奉父命作《‹女诫›浅释》，初意也想遵守《礼记·曲礼》对女性言说的限制，“内言不出于阃”(“守出阃之戒”)，著作“不欲示人”
。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位表面恪遵礼教的女士，其思想意识也已非《女诫》所能范围。因此，尽管字斟句酌、费数月工夫将其“衍为俗说”，并称赞“班昭《女诫》七篇，文辞古质，切于人情”，但随后表示的不满更为重要：
惜其反覆告诫，只言利害，一若修德励行，皆为一己名誉，于圣贤教人之旨未睹本原。且所论仅柔顺谦让小节，不及相夫教子之大，似可议也。
以“相夫教子”为大义，贬《女诫》通篇反复申说的要旨“柔顺谦让”为仅仅关乎个人利害与名誉的小节，这已经是很严重的批评。而其所谓“相夫教子”，又关乎“圣贤教人之旨”的本原。
回到《‹女诫›浅释》，可以发现，劳纺在“夫妇”章解说“《礼》，八岁始教之书，十五而至于学矣”之时，并不像前人譬如赵南星那般直解：“《礼记》上说：男子八岁，始教他学书；十五而志于大人之学矣。”而是另外依据经文，增加了“圣贤教人之旨”的具体内容：“古礼，男孩子八岁底时候，出去从先生念书，学些进退底礼节。到了十五岁，就入了大学，讲求齐家治国底道理。”
既然男子以“修齐治平”为做人之本务，劳纺的“相夫教子”，其意涵自然便不单是帮助丈夫与儿子“齐家”，还应该延展到“治国”。也就是说，在张居正那里尚曲意弥合的后妃“佐王猷”与守“卑弱”之间的矛盾，到劳纺已以大义与小节之辨，截然分开，高低有别。在此已然透出时代的回音。
当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仲冬”陶保廉为《‹女诫›浅释》作序时，合维新派群英之力创建的中国女学堂已在上海开办半年多
，由女学堂内董事、女教习为主体创行的第一份女子主笔的报章《女学报》也还在艰难维持中。女子既已走出家门、接受新式教育，眼界、心胸自然大异古昔。见于《女学报》的《男女平等论》《女子爱国说》，单从题目，已可窥知其见识超卓、意旨宏大。即使在传统的语汇里做文章，薛绍徽的《女教与治道相关说》也明确指认，有无“内助之功”，直接关系到“治道”之隆替
。尽管其时劳纺远居兰州，未必亲眼目睹过前列诸文，但类似之凸显女子对于国家与社会重要性的一时公论，也应当曾经入耳与入心。挑剔《女诫》之重小遗大，已表现出对传统经典的不再一味信从。
而这种重新审视经典文本的意识，在裘毓芳那里尤为自觉。作为自第1期起即在《女学报》列名主笔的女报人，裘氏发表过《论女学堂当与男学堂并重》，为上海中国女学堂鼓吹叫好。她认为，“倘廿二行省，闻风兴起，遍开女塾，使为女子者，咸得广其学识，尽其才能”, “其必大有益于强种富国之道”。裘氏期望中国女子也能像西方一样，“学业成就者，为工为商，为医生，为教习，与男子无异”，不但“可减男子分利之忧，而即为国家生利之助”。既然以女子从业为国家“挽回利权之一助”相期许，也就难怪裘毓芳要求女子超越家庭的狭隘视阈，而慨言：“相夫教子云乎哉！”
其心思境界显然又比劳纺更上一层。
以现实中的中国女学堂为标杆，女子教育因此成为裘毓芳《‹女诫›注释》关注的核心话题。从解说班昭的《‹女诫›序》开始，“裘毓芳说道”即就此发声：
不知那个胡涂不通人，说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害得天下女子不轻。弄到如今的女子，非但不知什么是学问，什么是有才料，竟一字不识的，也有几万几千人。若曹大家也依着这“无才便是德”的话，《汉书》也续不成了，七篇《女诫》也做不成了，到如今也没人知道什么曹大家了，那能人人佩服他，个个敬重他？可见得做了女子，学问不可没有的。
做《女诫》、续写《汉书》的班昭，以其自身流传千载的著述，确证了女子理当注重才学的人生道理，从而为现实存在的中国女学堂的合理性提供了支持。而这一思路直到对《女诫》最后一篇“和叔妹”的释读依然有效，裘氏追究姑嫂失和的原因，归结为“不读书、不明理”，故所言“若要做四行齐全的贤惠好女子，只有读书一法”
，便理当视为注解者对《女诫》全文一种颇具深意的总结。
即便作为《女诫》中心要旨的“卑弱”一章，裘毓芳的读解也别开生面。在稍许应和原文以“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为“卑弱下人”之后，话锋一转，裘毓芳反而批驳起重男轻女之说对女子受教育的阻碍：
《卑弱》这篇书，不过是说做了女子，要处处谦让，并不是说女子应该看轻的。不料如今世界上做男人的，没一个不看轻女人。说起一切学问来，就说这都是男人的事，女子何必叫她知道呢？说起古往今来的道理来，又说都是男人的事，女子何必叫他知道呢？那些女子，被男人看轻惯了，非但不觉着是被男人看轻，反以为应该如此。就有人要教他学问道理，他反说这都是男人的事，怎么来教起我们女人呢？这是自轻自贱，并不是曹大家说的卑弱。
将重男轻女与班昭所谓女子的“卑弱”分离开，其实相当勉强。不过，裘毓芳的用意在于消除女性的自卑感，而指明求学知理为女子应有之事。女子的教育问题仍占据其心目。
特别是前述关于“教男而不教女”的义解，裘毓芳的话题已导向女子也应与男子一般，接受完整的初等到高等教育，这样的声音，无疑很接近由中国女学堂引出的女学应与男学并重的论说。因此，这一章释文后面的“裘毓芳说道”也一如其时常见的论述策略，征引三代以上的历史，以为变革现实的依据：
中国三代以前，有道理有学问的女人极多。女子从小就有姆教，姆就是女先生，想来古时也有女学堂的。
这一对上古美化的想象，也指向批判相沿至今的传统：“后来重男轻女的风俗，一日胜一日，世界上一切道理，一切学问，都不叫女人知道，把天下的女人，当做化外人一样。这病根都从看轻女子起。”
而按照当时如梁启超，包括裘毓芳在内的诸多论者的思路，“女子无学而待养于人”, “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
，是中国家贫国弱的根源。故裘氏在此处说：“其实女子不懂学问，不知道理，满天下的男子，就受累不浅。若女子个个会教到有学问，懂道理，真是与国与家，都大有益处的。”至此也自然地推导出一个关涉现实的重大结论：“所以女学堂是必不可少的。”
对古代经典的阐释，最终落实到为当时的女子争取受教育的权利，这也是晚清一种行之有效的言说方式。
女学应该教授的内容，裘毓芳在《‹女诫›注释》中没有机会讨论。华留芳所作《后序》以赞赏的口吻展示的西洋与日本情况，倒不失为恰当且必要的补充：
西洋各国的女子，七八岁进小学堂读书，余下来的工夫，兼学针黹。小学堂功课学完，再进大学堂，学各国说话，各国文理，及一切天文、地理、格致、医算的学问。也不单西国如此，就是东洋的日本国，他女学堂的教法，都十分讲究，凡是做人的样子，当家的事情，及一切史鉴、地理、算学、写字、画图，没有一样不学的。
这样教育出来的“个个有学问，个个会赚钱”的女子，在华氏眼中，自然让“都要靠男人养活”、只“会吟风弄月”
的中国妇女相形见绌。并且，不仅与裘毓芳在女子教育一端思路相通，华留芳更揭出女子“还有说不出的苦处，连曹大家都没有知道的”“缠脚的恶习”，痛加斥责。而这一声讨与放足的吁求，本是对戊戌年间在各地蓬勃兴起的不缠足运动的及时响应，《后序》中所说“如今各省都立了不缠足的会，现在入会的，已经有几千家；就是我们无锡，亦已经有一百多家”
，便是华氏发言的现实语境。不过，如此阐说已与《女诫》文本完全无关，凸显的只是华留芳对当下女性处境的热切关注。
至于同样作为经典阐释者的吴芙，其与前述诸人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她也要求女子像班昭那样，“知书达理，博古通今”
。而实际上，在晚清女子教育的起步阶段，合用的教科书极其缺乏。吴芙的《‹女诫›注释》俚语本所采用的解说方法，颇有便于教学之用，起码也是其时启蒙思潮的投影，因此值得特别讨论。
相对于红笔画框的古文与今译逐字相对应，吴芙自陈其还有“旁边弗拿红笔竖底”的“花样”：
只个是讲书人加个油盐酱醋。为子一个字一个字讲明白子，暴念书人，还弗见得一定明白，故此加了油盐酱醋，连牵出来，好像说书底说拨各位听，各位然后有点明白。当中还有弗明白地方，说完之后，从新拿弗明白底摘出来，细细里再讲，一定要各位明白到搭玻璃一样。
而这些添加的油盐酱醋以及细细的讲解，往往有超出原本的内容，实为有意识的知识普及。举例来说：“蒙先君之余宠”中的“先君”，先是在“曹大家说道”的无锡方言译文“遮好是父亲个一点点多头欢喜”中，用红笔在“父亲”的左边画框，填入“先君”，表示古文今语一一相对；又在接下来的逐字简释时说：“先君就讲父亲。”后面再对一些字词进行重点讲解。说到“先君”的一段是：
《女诫》俚语本内文
先君算父亲，只好算死底父亲。若是活底父亲，就要叫“家君”，或者叫“严君”。君是一家之主。父亲是一家之主，故此叫“君”。死者为先，故此叫死底父亲要叫“先君”。活底父亲叫“家君”，就是说，一家之君。父亲是有威严底，合家门都见他怕，故此又叫“严君”。
其中只有第一句在题内，且前面的简释已经说明，此处只是重复；其他多出的“家君”“严君”之解，都属节外生枝。
这种经典注解方法迥异前人，故不像“注经”，更似课读。其所套用的模式，近于教学中常见的义项相关词语的连类而及。即使给未进学堂的人阅读，也有增进知识的功效。何况，对于《女诫》中的“箕”“帚”“金紫”诸语，注本不但以俗语释为“粪箕”“笤帚”“金印紫绶”，而且还配上实物图画。此举也令人联想到1898年吴稚晖参与创办的无锡三等公学堂
所用的《蒙学读本全书》，该编“由俞复、丁宝书、吴敬恒等执笔，丁宝书绘图，杜嗣程缮写，书画文有三绝之称”
。1902年出版后，风行全国，影响巨大。而其端倪，在吴芙的《‹女诫›注释》俚语本已有发露。因此，将经典注解转变为文化阐释，并由此与新式教育发生关联，实为吴芙文本独特的价值所在。
总括上文，晚明与晚清出现的五种白话《女诫》读本，就阐释的精确与贴切而言，张居正、赵南星无疑在裘毓芳、吴芙之上；劳纺即便稍有逸出，大体尚在度内。而若关注文本自身的意义价值，无论从文体、性别还是时代考量，裘、吴之作都理应占据高位。这也是本章于二人著述多费笔墨的原因。当然，注释本无法完全超脱原文本，自由发露思想，除非裘、吴等先已打定主意，要做一本批判书。而其所遭遇的尴尬，到二十世纪初，“女权”思想传入后，才发生根本改变。
1906年，务本女学堂学生张昭汉发表《班昭论》，已在痛快淋漓地以男女平等之义批驳《女诫》的谬说：
夫天生蒸民，秉彝攸好，无男女一也。立于天地间而为人，则皆当勤学好问以自强，造成高尚之资格以自尊，乃能保其固有之天职，尽其国民之义务。而《女诫》乃以“卑弱”“下人”为宗旨，养成柔懦根性为目的，是使群女子相率而为自暴自弃也。……由是观之，《女诫》宗旨，实乃大谬不然者矣。
至此，《女诫》已从经典沦为罪书，“废其国民之半部份”亦成为班昭的最大罪状，且“罪不容逭矣”
。经典的价值重估既从文本内走向文本外，班昭的男性中心观才真正与男女平权的现代思潮完全脱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