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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昭著《女诫》，乃是遵照《礼记》诸篇对于女子的严格规范而作阐发，其男性中心的意识极为明确。这一点，历来的引用、注释者从未错认，也毫不怀疑。倒是晚清“男女平等”的思想自西方传入后，《女诫》的立场才受到质疑。特别是对于女性阐释者而言，如何弥缝其间巨大的鸿沟，转变观念，正是为难之处。由此，晚明与晚清的白话释读本才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对峙。
不必说，熟读儒家经典、负有教导皇帝之责的张居正，对《女诫》的理解自然是异常精确。比之赵南星的尚拘泥于原文，极少发挥，张氏则每每在译文中钩沉隐而未发之意，并时常在每段讲解起首，先总括大义，全文七章也各有解题。凡此类地方，最值得留意。
《‹女诫›直解》各章的题解提要钩玄，在揭橥班昭撰著的逻辑推演线索的同时，也显现出张居正对全篇精义的把握。《女诫》以“卑弱”为第一章，张氏认为乃带有开宗明义之意：“此一章专说女人卑而不高、弱而不强之义。盖女乃坤道，以柔顺为主。卑弱者，女德之先务也，故以为第一章。”而“有男女则有夫妇，故以夫妇为第二章”。第三章“敬慎”，张居正解“‘慎’字当作‘顺’字，古时‘慎’‘顺’二字通用”；承上而言，“有夫妇，则有夫妇的道理。敬顺者，妇人之道也，故以为第三章”。“女人之道，其大者在敬顺，其行则多端，故以妇行为第四章。”下一章“专心”，与“妇行”章的关联是：“专心是一心只敬事夫主，更无他虑。妇行固有四，而根本节目之大者，则在于贞静，故以专心为第五章。”“以上五章，论女人之道，大略尽矣”，但因“未及于舅姑，故以曲从为第六章”；又因“舅姑之心不可失，而叔妹者，则舅姑之所爱也，欲得舅姑之心，不可不知处叔妹之道，故以和叔妹终焉”
。如此排比已清楚地显示出，在张居正读来，《女诫》的整个叙述都是围绕男性丈夫展开的。
虽然班昭与张居正一致认定，女子一生都是男子的附属品，无论是在家为女，还是出嫁为妻，均无改变；不过，班昭之文毕竟简洁古奥，不易深入领会。张氏于是特别在章句解读中用心发力，阐幽烛微，上下勾连。经此一番处理，原有的男性中心意识不但贯穿前后，也得到了明显的加强与张扬。
按照《女诫》第一章的说法，自出生之日起，女子便经由“卧之床下”“弄之瓦砖”“斋告先君”这一系列的仪式，明确注定了其“卑弱”“执勤”“主继祭祀”的本分。张居正以为字面的解释犹有不足，故在“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的解说中，特别增加了“盖女人以事人为职”一句，以连属“故专主于下人，而不可高傲也”
的下文，由此规定了女子一生不容改变的附属地位。
既嫁之后，为人妻、母，女性的生活更是专以丈夫为轴心，视听言动，不容或离。而《女诫》关注的核心问题，也随即转化为如何讨丈夫的欢心。这一点，张居正的解说可谓得其深心。“夫妇”一章讲“妇不能承事其夫，则妇之义理堕阙，便不成个妇人了”，虽强调了“事夫”之责，毕竟还是在班昭“妇不事夫，则礼义堕阙”的文义内。至“敬慎”章篇末，于“恩爱俱废，夫妇离心矣”诸句之后，又添加上“然其始，皆由女人不敬顺所致，可不戒哉”的训示与叹惋，既是回应前文“敬顺之道乃为妇之大礼也”以及题目“敬慎”即“敬顺”之义，也有再次强调女人必须敬谨侍奉丈夫、以免失宠被逐的用心。特别是《女诫》两次引用已经失传的《女宪》中“得意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一人，是谓永讫”之言，也给张居正的阐释以启发与鼓励。“专心”章便一再补充“所以求得夫主之意者，在此而已”, “以此求得夫主之意，岂不难哉”，所谓“专心”，实集注于丈夫一身。而妻子所以要是非不分地曲从公婆，委曲谦让地和好小叔与小姑，以便“得其心”，最终仍是为了求得丈夫的欢心。其间的关系是，“和叔妹之心，以求亲(按：即公婆)心之悦”, “父母之心既顺，则夫主之心亦得矣”
。至此，能否“得夫主之心”也彻底成为决定女性命运的关节点。
而这一由班昭确立、经张居正大力表而出之的男性中心观，在晚清“西学东渐”后，已逐渐遭遇质疑与抵抗。以儒家经典为凭借，重新阐释“夫妇平等”义，郑玄的“妻之言齐也，以礼见问，得与夫敌体也”等说法又获重视
。女性的平等意识也开始觉醒，康有为长女同薇1898年5月发表《女学利弊说》，已畅言“人有男女，未有轩轾”“孔佛之道，男女平等”
。由中国女学会与中国女学堂主办的《女学报》，也于1898年8月发表署名“王春林”所写的《男女平等论》，此文是目前所知国人最早以“男女平等”名篇，并作正面阐发的论述。该文亦认上古时代，男女“未尝有所偏重”，只是“降及后世，古意寝亡，人怀私智，于是重男轻女之习成，而夫妇之道遂苦焉”。其苦处集中表现为“男有权而女无权”:“天下之事，皆出于男子所欲为，而绝无顾忌；天下之女，一皆听命于男，而不敢与校。”作者因此要求恢复古意，学习“泰西之制，男女平等”
，以改变女子无权，完全服从男子的陋习。
受此一新风气感染，与康同薇同为《女学报》主笔的裘毓芳，其实已很难原样接受《女诫》的教训。故其所从事的《女诫》白话注解，很大程度上应该说是对经典的重新阐释。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经典与阐释两个文本之间，出现了不小的缝隙。
从字句的读解看，与劳纺早年完成的《‹女诫›浅释》基本为逐字逐句的白话翻译不同，裘毓芳已在可能的情况下，有意弱化《女诫》原文的男性中心立场。不妨比较一下上引出自《女宪》的“得意”“失意”四句释文。张居正解为：“女人若得了夫主意，固可以仰赖终身；若失了夫主意，也就将此一身断送了。”转述十分贴切。裘毓芳却说的是：“妇人终身所靠的，只有一人，再没有第二个的。若能得着只一人的心意，就可以一世到底，永远和睦；若失了只一人心意，就要一世到底，永远不和睦。”显然，裘氏不情愿认可原文中女性从属于男性的规约，因此，故意偷换“永毕”“永讫”的内涵，代之以永远“和睦”或“不和睦”的差别，无疑是曲解。接下来的“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两人的演述也大异其趣。张居正反复申说：“夫女人一生的事，只靠在夫主身上。由此言之，可见夫主之心意，不可不求而得之，以仰赖终身也。”裘毓芳则将其化解为：“照这样说来，丈夫的心，究竟怎样，总要细心体贴的。”
得其心意、唯恐被弃，一转而为细心体贴其心意，妻子对丈夫的心理依赖程度明显有别。
而对照“曹大家说道”与“裘毓芳说道”，其间的冲突、相左更为明晰。同样讲“敬慎”，班昭的表述是“敬顺之道，妇人之大礼”，此“敬”与“顺”的对象都是丈夫，二者不可或缺；“裘毓芳说道”却抛开更重要的“顺”，而单解“敬”，谓为：“夫妻与朋友一样：朋友要善始善终，少不了一个‘敬’字；夫妻要善始善终，也少不了一个‘敬’字。”
将原文中男子为主、女性顺从的格局，一改而为平等的朋友关系，已完全脱离了《女诫》原意。更有一些阐发索性直接针对原文而来。如“曲从”章，班昭说：“姑云不尔而是，固宜从令；姑云尔而非，犹宜顺命。勿得违戾是非，争分曲直。此则所谓曲从矣。”裘毓芳即不以为然，而申论道：
曹大家这节书，是说无论公婆是不是，做媳妇的总要千依百顺。但也要是可依得的才依。譬如遇了不懂道理的公婆，要叫媳妇做贼，自然媳妇也不可顺从的。
这已经是在做驳论，起码也是纠偏，并不依照历来经典阐释者的规矩，只能在原文给定的范围内腾挪。
更高明的做法则是借阐释经典自我立意，此即古人所谓“六经注我”。裘毓芳便不乏类似手笔。尤其是在各家解读“夫妇”章中涉及“教女”一节的差异上，足以彰显裘氏的过人处。班昭原文完整的说法是：
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妇之不可不御，威仪之不可不整，故训其男，检以书传，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礼义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于彼此之数乎！《礼》，八岁始教之书，十五而至于学矣。独不可依此以为则哉？
此言本来意思明白，故无论是张居正抑或赵南星，所陈都是正解。张氏又特别在“教训男子，检阅书传”后，加上了“使他好管束妇人”，故下文之“若只教训男子，而不教训女人”, “教女”的内容便完全属于“从夫”之道——“女人也要承事夫主，也要存守女人的理义”
。
对于此说，劳纺的《‹女诫›浅释》已表示不满。考虑到其书的著作年代(1891年前)与出版时间(1899年)中横亘着戊戌维新这一新思潮勃发的阶段，故劳氏的表达即使未必是濡染“男女平等”思想的结果，而可能出自女性的直觉意识，却因其过渡形态，更应当关注。劳解“彼此之数”时，异于赵南星的“男女虽有彼此，道理原是一般”
的讲法，直接谓之“彼此一样底道理”。释义未必准确，却是暗合“男女平等”之言。更妙的是，在“女底就不可以仿照这样行么”之后，劳氏又擅自补充了一段文字：
女孩子七八岁底时候，大人就教导他言语进退底礼节，凡事总要让人，教他学着纺线绩麻。到了十四五岁，就教他作针线，作菜饭，常教导他作女人道理，等大了，嫁到夫家，也可以没有大错了。
这番教导完全是比照着前面“教男”之法，从《礼记》中剪辑而成。其实，重要的不是劳纺说了什么，而是她用这种无中生有的平等书写方式，呈现了其心中潜藏的“男女一样”的渴望。
若论对经典的解释引申，裘毓芳的功力较之劳纺，可说是只深不浅。同样一段原文，裘氏的《‹女诫›注释》偏能委婉消解掉对于女子的轻视与钳制之意。如将劳氏不得不原原本本直译的“细看如今底人，但知道妻子是不可不管束，威仪不可不整肃底，所以常检取书传，教训子孙，使他知治家底道理。殊不知妇人不可不事夫主，礼义也不可不存底”
，裘氏却解为：
看如今世上的男子，但晓得妻不可不管，家里仪节，不可不整顿，所以拣书上治家的道理教儿子，以为男子明白了治家的道理，就好了。却不知道，女子事奉夫主，循规蹈矩，一些没欠缺，总要女人自己明白透彻，才能处处合礼。
不但男子的“威仪”被替换成“家里仪节”，而且，下面两个“不可不”的强制句式，也被改易为对女子的正面提倡，语气已迥然不同。
更关键的是，在裘毓芳笔下，解说“教女”的必要性以及内容的文字，已和谨守妇道没什么关系，却更多了男女平等的意味：
若只教男子，不教女人，岂不偏在一边，教得不均匀么？照古时的礼，男子八岁，进小学堂，教他读书；到十五岁，还要进大学堂。男子的教法，却极有次序；难道女人就不可照这次序，一样一样的教他么？
经过如此刻意的“曲解”，原文中对女子进行从夫守礼教育的“教女”诉求，也改造成为女子应与男子一样，接受同等教育，从小学读至大学的呼吁。这样的声音已经很接近其时女学应与男学并重的呼声。因此，这一章释文的后面，“裘毓芳说道”便直接引入“女学堂是必不可少的”
现实话题。
吴芙的《‹女诫›注释》俚语本与裘毓芳的《‹女诫›注释》原为同声相应之作，思想亦相当接近。尽管如同裘氏称“《女诫》是教女人的第一部好书”
，吴芙也赞美“曹大家是女(人)当中底孔夫子，《女诫》是女人最要紧念底书”，但二人在根本观念上实已与班昭疏离。被裘书借用作序的那段“吴芙说道”，通篇都在畅谈“拿曹大家做个榜样”。而其所学之点专在：“他是一个女人，就会万古留名，个个想念他，敬重他。我也是一个女人，难道我就只好做木头、石头、翠绿鸟、养胖狗，就算一世完结？”而这一连串比喻，本是对应着前文对女性陋习的批评：“做小姐单晓得衣裳首饰，争多嫌少；做媳妇单晓得吃老官，着老官。也弗晓得天东地西，也弗晓得古往今来，木头一段，石头一块。着好吃好，就算顶好；着到像翠绿鸟，吃到像养胖狗。”
在贬斥的口气中，已包含了女性-妻子不应成为男性-丈夫的附庸的意涵，乃是用孩子话说出的平等思想。
当然，也应该承认，既为经典注释，便有相当的限制。何况班昭对男权的推尊，与裘毓芳、吴芙已经开始觉醒的男女平等意识完全南辕北辙。即使努力弥合，曲为之说，甚至以对话者的姿态，补正、消解其谬误，但仍然不免左支右绌，甚至会受其牵累。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则须完成从经典的注释者到独立的批判者的身份转换。这显然尚需假以时日，尽管我们不必等待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