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历史发展虽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不可否认，对于近代中国来说，鸦片战争尤其是甲午战争，确实足以成为突变的界标。试观思想界之异动，从西方价值观念的备受拒斥，到与中国传统认知体系的平分秋色甚至“西风压倒东风”，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大体是在十九世纪末到五四前后这二三十年间完成的。当然，此处叙述的不只是个别思想者的先知先觉，而是其作为“国民常识”被广泛认可的情状。

所谓“国民常识”，乃是借自梁启超的说法。1910年2月，仍在日本流亡的梁启超创办了《国风报》。在首期刊出的《叙例》中，梁氏已明确提出构造国民常识的立意，指认“常识者，谓普通学识，人人所必当知者也” ，故与专深的知识相区别。在随后写作的《论常识》中，梁启超更进一步完善与丰富了这一论述。由此我们可以知晓其所确立的“常识”标准：

凡今日欧美、日本诸国中流以上之社会所尽人同具之智识，此即现今世界公共之常识也。以世界公共之常识为基础，而各国人又各以其本国之特别常识傅益之，各种职业人又各以其本职业之常识傅益之，于是乎一常识具备之人出焉矣。

很显然，这里最重要的、构成国民常识基础的，乃是“现今世界公共之常识”，其与“本国之特别常识”相异，而以“今日欧美、日本诸国”为标杆，文化层次则限定为“中流以上之社会”。正是以此人群、知识水平为准的，梁启超曾有意创立“国民常识学会”。尽管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实现，但梁氏关于“国民常识”的诸般论述，对于本书的议题实为最恰切的概括。

在近代中国，由精英知识分子发出变革的呼声，抵达并影响到下层社会大众，这个过程通常被称为“启蒙”。虽然西方思想家从康德到福柯，对于“启蒙”的内涵都做过精要的论述，但回归中国情境，窃以为，在晚清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将“启蒙”理解为梁启超界定的“国民常识”的普及，无疑更为得体。

其实，无待外求，“启蒙”本来就是中国古已有之的词语。按照《辞源》的解释，起码汉代应劭的《风俗通义》中，已有“祛蔽启蒙”之言；晋人顾恺之也著有《启蒙记》三卷。凡此，基本都是在开启蒙昧、教导初学的意义上使用的。直到晚清，这一古老的义项仍然适用，故书籍中有《西学启蒙十六种》的印行，报刊中亦有《启蒙画报》的名目。其间发生变化的只是用来开蒙的知识体系或价值取向。

晚清以来的启蒙利器已由中学易为西学，即是梁启超所致力输入的以欧美、日本为主体的“现今世界公共之常识”。强调“现今”，自然意在与中国的“传统”对峙。故无论是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编译的《西学启蒙十六种》，还是彭翼仲于帝都北京创刊的《启蒙画报》，其以西学新知启发蒙昧的用心并无二致。而所谓“蒙昧”，虽然包括了不识之无，却更指向被旧学旧知所蒙蔽。以此，梁启超呼唤“勿为古人之奴隶”，也直白道出了对“四书六经之义理”必须重加审视的要义。正是在这一关节点上，晚清新学家的“启蒙”搭上了康德的思想脉络，与其“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方可达致的“启蒙” 意义贯通。

具体到本书所处理的对象——女性启蒙读物，笔者希望考索的是晚清知识精英如何借助各种文本，将“国民常识”播植于女界的实践。因此，除了一般国民均应具备的“现今世界公共之常识”外，在此书中，也会有意凸显专为女性群体特设的类项。

这里首先需要顾及的是传统中国女子的社会-文化地位。关于“男尊女卑”导致的女性各项权利的缺失，晚清以来的先进之士已不断研讨与抨击，不必复述。因此，对于当时的女性而言，争得与男性同样的权利与地位，实为“男女平等”的正确释义。尤应注意的是，这一被取法的“男子”，亦属已经具备“常识”的国民。在此之上或之外，又有西方女杰提供的人格典范，由此构成了其时“中国新女国民” 的理想境界。

而古代中国流传下来的成语“妇孺皆知”，则为女性在文化位阶上处于最低端提供了明证。女子的知识、见闻等同于年幼无知的儿童，因此，“妇女都知道”，便演生为无人不懂的另一种表述。无可否认，晚清的男性精英们正是在此基点上开始了其启蒙工作。这也是承载新学的通俗文艺作品与白话书写大行其道的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是从一个很低的起点出发，对女性的期待却相当高远。这直接反映在启蒙读物设定的“女国民”所应具备的“常识”并不少于男子，梁启超谓之“尽人同具”，已含此意。此外，即使有弹词这样被归类为女性读物的通俗制作，晚清的女报中也必定设置“演说”或“演坛”等白话栏目，然而，统观其时的女子启蒙读物，出以文言写作者仍占主流。这又关乎对预期读者的想象。

虽然分类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很难做到周全，但女学堂既为晚清出现的新事物，因而，该时段女性启蒙读物的读者也不妨据此分为两类：一类为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女学生，一类是未经入学的社会各界妇女。后者中当然也包括了历代并不缺乏的才女与女学士，多数却属于下层不识字的女性。文言书写的预期读者，显然以女学生为主，而兼及后类中的识文断字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设想正好和梁启超“中流以上之社会”的界定吻合。在此之外的人群，便只能归入辐射范围，并非直接的阅读主体。其实，即便是白话读本，也必得有粗通文字的最低设限。而女报“演说”栏的创设，本不无方便启蒙人士采取其中篇目以为宣讲底本的用意，故编者预期的辐射圈，也容纳了第二类妇女中的大多数。

若采纳上述的划分，晚清女性启蒙读物也可区别为两类，分别对应学堂教育与社会教育。二者在新式女子教育的起步阶段不无混淆，亦很正常。如1906年出版的《祖国女界伟人传》既以“足为二亿姊妹之模范”相期，又标明为“女子高等小学及中学教科” 。这种将可推广到所有女性的读物兼充课本的做法，乃是以民办女学堂的存在及尚无统一规范的教材为前提。但无论如何，启蒙者心目中的“常识”水准，还是比照未来的“新女国民”即女学生而设计制订的。女子教育连同其实践主体——女校师生，也因此成为晚清女性启蒙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中介。欧美、日本新思想、新知识的传播，正是假道于此，才得以沟通上下，浸润、广布女界。

除去文白之别，晚清女性启蒙读物的种类亦相当繁复，本书无意遍及，也不可能穷尽。只是，从女学生的视角打量，纯粹的教科书之外，妇德经典新解、中外女杰传记与近代妇女报刊，应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部分。全书六章即就此展开：

第一章处理的是古典新知问题。汉代班昭所著《女诫》虽不足二千言，却一向被视为女教最重要的读本，历代诵读不绝。本章选取的五种《女诫》白话注解本，分别出自明代朝廷重臣与晚清民间女子之手。通过考辨在不同时代、文体与性别纠葛中的五个文本所呈现的不同样貌及其意义，笔者力图昭显的是晚清读本中女性注释者主体地位的确立与男性中心观的逐步消解，以及作为底蕴的男女平等意识的觉醒。

第二至四章则以逐步推进的系列考论方式，专注于女性典范的重构。晚清西学东渐，外国女杰的姓名、事迹竞相传入中国，对传统女性典范构成了空前未有的挑战。而寻求新典范的冲动，本是伴随着女子社会化教育的兴起而出现的。第二章即从新教育与新典范的结盟入手，以目前所能查找到的七部中外女杰传，以及分别发刊于京沪两地的《女子世界》和《北京女报》的传记栏为考察文本，剖析在外国女杰的选择引进与中国古代妇女楷模的重新阐释中，晚清女性人格理想构建的多元景观。

而当年出版的西方女杰传中，来自明治日本的影响堪称巨大。第三章即聚焦于日本著名作家德富芦花编辑、1898年印行的《世界古今名妇鉴》。该书虽不见称于晚清译界，其中的多篇传记却已在中国广泛流播，实为近代女性启蒙史上不容忽略的隐身文本。本章探讨了出自梁启超笔下的《罗兰夫人传》、充满革命激情的《世界十女杰》，以及三份重要的女报“传记”栏与这一源文本的密切关联，从而揭示出具有“百变身”的《世界古今名妇鉴》参与晚清“女界革命”的实绩。

在此基础上，第四章进而将源文本的探求扩大到明治时期数以百计的“妇人立志”读物，其所传写的西方女杰大批输入中国，乃以晚清女报“传记”栏为最重要的集散地。而无论是《女报》(《女学报》)仰慕的“西方美人”，还是《女子世界》赞赏的西国“爱种”，抑或《中国新女界杂志》表彰的欧美“女国民”，经由译者契合本土情境的再度阐释与修正，这些脱胎于明治读本的女杰传记，不但与其他栏目相呼应，凸显了各报的办刊宗旨与现实思考，也在中国女界精神重塑的历程中发生了深远影响。

而晚清女报发明女界最新学说、报道女界最近动态的宗旨，也使其具备了启蒙教育集大成之作的品格。因此，延续第四章集中关注女报的思路，第五章又将视点移至“唱歌”栏。此栏目的设置实以女子社会化教育的展开以及女学堂音乐课的开设为依托，承担了衔接学堂教育与社会教育的使命。本章在论述时，有意结合记事、论说、传记、文苑等众多女报栏目的相关载录，借由仪式歌、励志歌、助学歌、易俗歌、时事歌思想内涵与使用情形的逐类分析，以求彰显启蒙乐歌在晚清女性生活中的多重实践效应。

有别于以上两章对栏目的关注，第六章转而择取晚清女报界迅速扩张的1907年做抽样研究。特别是同年诞生的《中国女报》《中国新女界杂志》与《天义报》，编辑均为女性，且都有留学或居留日本的经历。尤为可贵的是，三家女报各自独特的探求，使其在同一对话场域展现出多样的姿态。而无论是秋瑾之提倡民族主义、期待“汉侠女儿”的出现，燕斌之宣导国家主义、呼唤“女国民”的诞生，还是何震之标举无政府主义、推崇女虚无党的践行，都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切近了女性与国族的关系论述，丰富了近代中国的思想图景。

附录一章进而从发生学的角度，对中国最早出现的两份女报——1898年7月24日创办的《女学报》以及陈撷芬随后编刊的《女报》(后改名《女学报》)进行了考证。因原刊存世稀少，相关论说中错讹颇多。为此，本篇采用原始文献，详细考述了两份女报的编辑及发行情况，尤其注重主笔身份、栏目设置、白话文的使用以及两种女报之间的承继关系；并以新见史料，确凿地证实了1899年《女报》的已然存在。

更进一层，假如从上述所涉女性读物说开去，与之同类的晚清启蒙文本，由于具有将精英思想普及化以及付诸实行的特质，在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理应得到更多的重视。可以说，在精英与大众、理论与实践两端，启蒙读本拥有广阔的施展与转化空间。如要还原近代中国“国民常识”的思想与知识图谱，这批文字可谓保留了最完备、最可靠的信息。本书所作的探求尽管只是管中窥豹，已自觉意趣无穷。

2015年2月12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