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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我真不该走上这条路的呀！我害了你们，也害了我自己。”自从1951年父亲自杀身亡以后，他的幽灵曾一次又一次地用这样的叹息声折磨着我。
1952年初“三反”期间，思想改造运动蓬勃兴起，我必须交代父亲的死因。“我父亲从来不问政治，未曾参加任何反动组织和反动活动，只因当小学校长期间介绍了一个朋友当教员，那位教员在镇反运动中被斗被抓，父亲当天晚上就自杀了，也许是他性格刚强，一向自命清高，怕受牵连、罚跪、遭屈辱吧。”虽然组织上看我年轻，从未要我当众检查，但书面反省却被退回。最令我难忘，也最令我痛苦的是，一位同志批判我，说“自杀本身就是反革命行为”。就是在这时，我第一次听到了幽灵自怨自艾的哽咽声。
他死时，我只身在外，我的妻子闻讯后立即赶到父亲所在单位，向党组织出示了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后方读书时父亲与我的几十封通信，证明父亲在沦陷区的爱国情操和民族气节，总算得到组织批准，给了安葬费。这笔安葬费显然不是一点经济上的帮助，而是难得的政治证明。我妻彭兰是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毕业生，闻一多的高足，能诗善文，有胆有识，要不是她为父亲身后奔走，这张政治证明从何而来？“父亲，您不必为我们的交代检查而自责，倒是该感谢您的这位儿媳，她为此而流产、腹痛、卧病多时。1952年初思想改造运动中那位同志对我的批判，虽说加重了您的罪名，但您儿媳为您弄到的那个证明多少还是起到了减轻我的负担的作用呀！”
那年的秋天，我在路上偶然遇见了父亲的那位朋友，他向我出示随时带在身边的一纸证明——“经教育释放”，然后深有歉意地说：“我虽被抓，但无大问题，不过是当了国民党机关的一个股长(当时比科长还低一级的官职)，只可惜令尊大人从不问政治，反而……唉，‘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我只是一阵心酸。
以后的岁月里，运动连连不断，我也就不断地交代父亲之死，不断地挖掘我清高思想的根源。
我出生于汉口北郊的一个穷乡僻壤——柏泉乡，距汉口市中心约六十华里。1949年前，柏泉乡是湖中的一个小岛，四周环水，难与外界相通，我父亲称它是“世外桃源”。相传大禹植柏于大别山巅，其根穿至小岛，喷然出泉，故名柏泉。我小时，父亲经常教育我：“生长在柏泉这块土地上，就要像松柏一样有岁寒后凋的精神。”他教我背诵《论语》《孟子》和《古文观止》, 《桃花源记》是我背诵得最熟的名篇之一，父亲在我面前总爱称道陶渊明“不慕荣利”“不为五斗米折腰”。我的出生地和父亲的教育给我幼小的心灵深深地打上了清高思想的烙印。——我按这个基本情况写交代、写检查，但得到的回答大多是：“这不是检查，是为你父亲脸上贴金。”我在一次一次地加深检查之余，总不免心情抑郁，精神恍惚，只能借幽灵的声音以解嘲：“无论如何，我自绝于人世终归是玷污了我的清白一世。”大约是1955年，组织上通知我，说打算派我去苏联进修，我意外地感到如释重负的喜悦，以为父亲的死“毕竟没有影响我”。可是在检查身体之后，却长期没有音信，我心里打鼓，不免在家里嘀咕，妻子一向比我进步，又一次开导我：“要相信组织，既然通知了你，总会有希望的。”不久，那缠绕我多年的幽灵又出现了：“我们最后审查，还是认为你父亲是自杀死的，你不宜出国。”
1961年夏，我经过多年之后的离别回到故乡，想去看看父亲的坟，然荒烟蔓草，荆棘纵横，怎能辨认出累累枯冢之中哪儿是父亲的埋骨之地？幸喜陪我同去的外甥还记他父亲当年安葬外公时暗中埋了一块红色方石头在坟的一侧，他发现后大叫一声：“舅舅，就在这里。”我情不自禁，泪如泉涌。父亲戴近视眼镜，肩挑粪桶，赤着脚站立在田里的模样出现在我眼前。我的祖父是乡间裁缝工，父亲小时种过地，因在乡间私塾读书时勤奋聪明，得到族人的资助，到城里读完了大学，毕业后当中小学教员，由于厌恶城市里的名缰利锁，终生不曾把眷属迁到城里，一心眷恋他那幽静的家园，除寒暑假照例回乡外，一有空闲就不辞旅途劳苦，赶回他的“桃花源”，除教我读古文外，就是干农活，他亲手捏着犁尾巴，摇摇晃晃地在田里施肥耙地，有时还捧着一本子曰诗云之类的东西，边走边哼哼，邻里都称他是“戴眼镜的种田先生”。现在的这块墓地距离他生前的耕地不算太远，虽然幽明玄隔，两块地却在我模糊的泪眼中连成了一片。突然间，我的外甥打断了我的沉思：“舅舅，您知道我父亲当年为什么要在外公的坟旁埋一块红石头吗？外公是自杀死的，埋葬时不敢声张，怕划不清界限，您看，人家的墓前都有大大小小的石碑，父亲留了个心眼，就做了这个记号，连我们兄弟每次填表都要交代外公的死。原来乡里人都称外公是‘圣人’，现在都噤若寒蝉，一提起他老人家来就只是长叹一声。”我抹抹眼泪对他说：“那我们这次给外公扫墓的事，你也不要对外声张。”
从墓地回家的路上，一幕幕往事不停地展现。我和父亲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其实不长，主要是从九岁进城读小学到十七岁读完高中一年级上学期的那七八年，但他的形象、思想和教诲却令我魂牵梦萦，永难忘怀。他骨瘦如柴，衣着朴旧，每个星期天上午教我一篇古文，我在一边吟诵，他在另一边替我洗衣袜，只是到下午或晚饭后才带我逛马路，夏天，我羡慕阔人小姐喝汽水、吃冰淇淋，他知道我的心理，就开始教导我：“你兄弟姐妹多，都靠我一人的薪津维持生活，我顾不了那么多，但一定要把你弄到大学毕业，你再帮助几个弟弟。”旧社会里，警察经常鞭打人力车夫，我们父子都愤愤不平，父亲便对我说：“这社会黑暗，我总想回乡种田，你看我在乡里犁田，也可以说是为了寄托一点犁尽世间不平地的意趣呀！”他对我讲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要做一个正直的人，有荷出污泥而不染的气节。官场不可进，要做学问中人。”父亲对我的那种“望子成龙”之心有时急切到了残酷的地步，我们兄弟姊妹六个，我挨他的打最多；但那年夏夜他在背脊受重伤之后仍然忍着痛，侧身为我摇扇驱蚊的情景，却一次又一次地浮现在我眼前。他生前对我的这一片片爱心、一句句教诲，都在我从墓地回来的路上汇集成了怜惜他、惋惜他的一行行泪水，这泪水不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诗句所可以尽意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除我之外，几个孩子也一样要填表交代他们的祖父之死。孩子们平日在各方面的表现都很好，但该升学的不能升学，该入党的不能入党，都说是有“特殊原因”。有一天，工宣队突然找我，要我在一次大会上发言“感谢组织”。原来是在孩子们遭到“特殊”待遇期间，组织上曾因一份外调材料上名字的书写不清，把一个比我大十岁的人误认为是我，于是怀疑我抗战时在昆明读大学期间在武汉市沦陷区当了汉奸，据说，组织上为此调查了两年多，“终于真相大白，值得感谢”。尤其令我惊愕的是说在调查期间曾怀疑我父亲之死与汉奸有关。我父亲是武汉市的中小学教员，武汉沦陷于敌寇之后，他蛰居乡间，耕田为生。汉口市的维持会长，汉奸张某是同姓同族人，曾要我父亲到汉口市当伪教育局局长，父亲一再回绝，得到全乡人的称道。他经常对留在沦陷区的两个弟弟说：“宁做饿死鬼，不当亡国奴。”邻居有的人家比我家还穷，往往一整天揭不开锅盖，父亲还偷偷给他们一点微不足道的接济。我们一家七口，父亲长期失业，生计日艰，小弟弟那时才五六岁，因不得温饱，经常啼哭，父亲在饭桌上摆了两支筷子，一支头朝东，一支头朝西，父亲对小弟弟说：“朝这个方向走，你可以吃得好，穿得暖，但你爸爸是汉奸，遭人唾骂；朝另一支筷子的方向走，你吃得差，穿得破，但全家有气节，你愿走哪一条？”小弟弟居然就不哭了。——我自十七岁武汉沦陷前夕逃离家乡后，经常能从父亲的来信中受到一些爱国情操的感染，体会到一些读书救国的道理。但是，父亲，您的死毕竟给您的气节蒙上了一层阴影！十年动乱，我大部分时间在家养病，我秉承父亲给我养成的一点习性，借机熟读了《唐诗三百首》和《宋词三百首》。一时间，书斋成了我的“桃花源”。但窗外毕竟是红袖戎装、战鼓轰鸣，我的“桃花源”里怡然自得的表面平静下面不能不深藏着疑虑和惊恐。日久天长，积郁成梦，这梦几乎丝毫不差地一再重复，以致迄今还记得清楚：追赶的人群高喊抓反革命，我跟着父亲一起逃跑，但左有峭壁悬崖，右有骨暴沙砾，不知去路，及至追兵赶到，我已从梦中惊醒，余悸久久不能平息。我的噩梦经常扰乱了我妻的睡眠，她怕我因梦成疾，总是设法宽慰我，但不见效。倒是近十来年，这噩梦已极少再现了。前不久，偶翻旧箧，看到父亲蛰居乡间时那张戴近视镜、赤着脚站立在耕地里的照片。他似乎在向我诉说：“你们的交代检查也许可以有个止境了，可我的失足是不可挽回的。此恨绵绵无已时，夫复何言！”
(原载《永久的悔》，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
若兰原系闻一多先生为彭兰取的号。1945年7月我们在昆明结婚时，一多师是她的主婚人，柳漪(冯文潜)师是我的主婚人，锡予(汤用彤)师是我俩的证婚人。我们在昆明青云街一个偏僻的小巷(竹安巷)里租得一间小房，办了一桌酒席，应邀参加的就是这三位老师和他们的夫人，总共八个人。一多师打开他亲笔为我们用篆字书写的横幅向我们祝贺说：“这中间的四个字，我心则悦，不用我解释；要说的是这个上款：若兰世英结婚纪念。这不仅是因为她是个单名，不好写，更重要的是，若兰者，似兰非兰也，真正的兰花太实，我想虚一点好，专取其幽香清远之意。”我今以此名集，亦有此意。她在昆明西南联大念书时，每爱在空净之处闲吟太息。据她告诉我，她父亲是前清翰林，母亲也出自书香门第，晚年都信佛，她的人生观颇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但她的思想显然不完全是出世的：
国破家何在，层山涌暮云。
凄风人独立，古木雁中分。
孤塔迎残照，荒烟拥乱坟。
吴钩何处觅，空对夕阳曛。
真像空谷中的幽兰，显得很寂寞、很凄切，却总想为人世间放出一点清香。她在昆明的报纸上就曾以谷兰为笔名发表过诗词。
她逝世的第二天，我写了一副挽联：
春城弦诵喜结缡，争吟韵事，从此谁与正平仄！
人海徊徨承解惑，共诉衷肠，他生再面嗟沧桑。
我和她是以诗相识的。我那时完全不通平仄，她勉励我：“你的诗有意境，这就不易，平仄我可以教你。”她经常替我正平仄，但我更多地是向她学笔姿，学意态。从此我们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婚后，她常常对我讲她儿时如何聪颖，如何能诗作对。至今记忆犹新的一副对联是，她舅舅(前清秀才)出了一句上联：围炉共话三杯酒；她立即答出下联：对局相争一桌棋。她时年九岁(1927年)。她偶有得意之作，常邀我赓和，我自愧没有这种诗才，越来越敬佩她。有一次我在日记中写了几句我很敬佩她之类的话，不料惹得她看后大哭了一场，原来是怪我没有写一句我爱她的话。她长我三岁，不少朋友劝我们不要结婚，理由不外是，相敬不等于相爱。但我们终于在弦诵争吟中结成了婚姻。我们的一生，如果用一句哲学的语言来说，也许就是相敬与相爱又有区分又有统一的一生吧。
我们结婚之前，经常听她说，她“决不会同一个学哲学的人结婚，好争辩，寡人情”。可是偏偏一多师说她是女同学中最有哲学头脑的人，而且她为了同我结婚，曾向一多师征求意见，一多师在“面试”我之后的结论又偏偏是有哲学头脑，有培养前途。哲学与文学就这样联姻了。1963年她在小汤山疗养，晚登乾隆题字处，填了一首《浪淘沙》，其后半阙是：
帝业总成空，白骨尘封，名园非复旧时容。古木苍松人共赏，世世无穷。
这几句富于人生哲理的词句，特别令我喜爱，也许就多亏我是一个懂得哲学的人吧。她生前每爱责怪我不该学哲学：“你要是学文学，也许会对我的帮助大一些。”但我常想，也许就因为我是学哲学的，才成了她这几句诗的知音哩！
她七岁丧父，二十岁丧母，常有身世飘零之感。但她从幼年时期起就有积极进取之心，她特别念念不忘的是她母亲临终时叮嘱她的一点：做一位教员，做一个诗人。她终其一生，似乎都是想在这两个方面留下一点雪泥鸿爪，逝世前几个月曾写下这样两句：
桃李满园堪庆幸，且留鸿爪在人间。
也许她是为她的小小成绩感到了一点欣慰。但就是这一点小小的成绩，也是她经历了人世的风涛后才取得的。1940年秋，战云弥漫，学子流亡，她刚刚告别她母亲的遗体，就从武汉的法租界偷偷逃离日寇的虎口，历尽艰难险阻才只身到了西南联大叙永分校，念中文系，次年转昆明校本部。她这时就已显露了诗才，不时在读书报告的末尾附上几句诗作，请老师斧正，颇得闻一多、罗庸、朱自清、浦江清几位老师的赏识。罗庸老师常常把她的诗词抄在黑板上让大家共赏。诗集的前面有好几首就是从她的读书报告中抄录下来的。她和同班或同乡同学来往，也常以诗相酬和，不少同学对她以联大才女相称。
她和联大其他许多流亡的穷学生一样，为了糊口，不得不给人家当家庭教师，往往深夜归来，还伴着一盏孤零零的桐油灯，写作业、看古文，不遑寝息。据说，她又是女生宿舍中起床最早的一个，经常是喝一碗稀饭，咽一点咸菜，就夹着书包离开了宿舍，或上图书馆，或去人家教家馆，就连当时穷学生上茶馆念书的茶钱也难以负担得起。她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她的心灵深处究竟在盘旋一些什么呢？
万里河山半劫灰，婵娟含恨且低徊。
三更数尽难成梦，恍惚遥闻画角哀。
她同当时许多青年学生一样，是抱着“千秋耻，终当雪”的收复河山之心而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她跟随着闻一多先生的步伐，成了闻先生的高足。这大概是诗集中怀念一多师的诗词较多的主要原因。她属于联大当时比较进步的学生，而我当时向往的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思想，总爱向她念叨庄子的哲学：“我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她不同意我，到闻先生那里去“告状”。闻先生送我一本《海上述林》，黑绒面、烫金字，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在她和闻先生的思想影响下，当然主要还是由于形势的教育，我经过长时期的沉思，逐步走向革命，并于1948年在天津南开大学参加了党的地下外围组织“民青”。近几年来，我们都深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经常谈论离休退休。据说，根据文件，我可以办离休，而她则已于逝世前九个月办了退休。我在她面前感到惭愧。她于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后，在昆明教中学的两年期间，经常在师生中进行革命思想宣传；1946年秋到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参加过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散发过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传单，掩护过进步学生去解放区。我知道她在这个问题上不是十分平静的，但她毕竟有“职位工资只等闲，潜心四化志坚顽”的广阔胸怀，如果我今天要为她鸣一下不平，她也许又会觉得我还不够做她的知音哩！
天津解放后不久，她回武汉，曾任中学语文老师和教导主任，1952年参加民盟，任民盟武汉市委常委兼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她风华正茂、在故乡中等教育界极其活跃的几年。她是一个家乡观念很重的人。回武汉后的几年，她日夜为刚刚解放后的故乡教育事业操劳。从她后来的几篇诗作里，可以看出她对培养故乡后辈的热情。北京大学湖北学生于1985年成立联谊会，她赋诗祝贺：
长江浪阔奔千里，湘累遗篇万古新。
负笈幽燕思报国，振兴华夏为人民。
凡是从故乡来京的青年，她总是殷勤接待，不遗余力地满足他们的愿望，期待他们成材。当年她赠给武汉大学一位青年教师一首七绝：
松花远寄数千里，盛意深含故园情。
三楚文明留简册，喜看后继有群英。
1953年秋，由于我已先一年调来北大，她也到这里工作，迄今三十四年有余，历任校长秘书、中文系教学秘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副主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她撰写了关于诗经、乐府、高适研究的论文多篇，著有《高适年谱》。她讲授过先秦两汉文学史、古典诗歌选、散文选等基础课，以及乐府诗研究、古典文论、杜甫研究、高适岑参研究等专题课。她对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典诗词有很深的造诣。她在此期间创作了大量旧体诗词。
1958年她对“书斋徒咄咄，纸上空谈兵”的自我批评，1963年和1964年对国庆节的颂歌，以及1976年对毛主席、周总理的悼念，都表现了她作为一个诗人的赤诚。1970年，她和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处于艰难岁月，却在鄱阳湖畔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鄱阳春水碧连天，仰望长空卧石眠。
充分表现了一个诗人的潇洒、坦荡和旷达。
她待人平易，但从不随波逐流，寓倔强于随和。1966年，中文系总支书记程贤策同志遭到迫害，有人想利用她的随和，在她手下抓走程贤策同志，她拒不交人，设计把程藏在女厕所里，暂时让程闯过了一道难关。不久，程终于被逼身亡。1978年学校召开追悼会，为程平反昭雪，她感赋一词以寄悼念之情，词的上阕是：
十二年华逝水流，忆在心头，恨在心头，
黄金台上鸟啾啾，生者堪忧，死者堪愁。
写得多么凄婉，多么深切，非情谊至深者，何能至此？
中文系的张仲纯教授也是在那段岁月里含冤受屈的一个，她在1978年送别仲纯教授时写下了“多少事，欲话苦难言”的诗句，婉约地道透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哀，也和其他一些酬赠友人的诗句一样，表现了她对人的诚挚、温厚与同情。我的祖父是一个乡下裁缝工，父亲是中小学教员。我和她第一次见面时，穿着一件灰色旧长棉袍，有点捉襟见肘。她当时虽然也是流亡学生，却是名门出身，大家闺秀。可是就在她看过我父亲给我的全部信函，充分了解了我的贫寒家境之后不久，我们终成眷属。我终生不会忘记，那是发生在旧社会的姻缘呀！她不善女红，我们结婚的两床被是由我一针一线地缝上的，我对她从无这方面的要求，她也常常以此在人面前夸耀。但当我在外面遇到困难时，一回家就爱缠着她，要向她倾诉衷肠。她在我受到挫折时总是设法使我振作。1984年游太湖时我在寄给她的一首七绝中写了这样两句：“纵有丰碑高万丈，何如一叶泛五湖。”她在回赠我的诗中劝我：
莫羡范蠡遗韵事，水光山色永争妍。
和往常一样，是她为我排忧解惑，使我又一次振奋起来。
“人海茫茫苦难多。”何况多少年来我们这个社会里的惊涛骇浪，令人惘然。四十二年来，我们最能引以自慰的就是能够在一起共话沧桑，共嗟荣辱。从今以后，纵有千愁万绪，更与何人诉说！她的淡远、泰然而又热情的诗人气质，在她最后半年多来的病院生活里表现得尤为鲜明。短短七个月的时间，她面临死神，成诗八首，或感谢医护人员“辛勤岁月绩长留”，或赞扬病友“戎马倥偬情旷达”，或歌颂国庆节日“彩塔花坛耀九州”，或庆幸台湾大陆“两岸同胞共月明”，句句充满了炽烈豪放的激情，哪有一点点即将辞世的呻吟！只是在精力极度疲惫的情况下，岚儿勉强她在医院花园里呼吸一点清鲜空气时，她才作了“金风阵阵催人老，从欲年华浪里舟”的叹息。但她在猜测到自己患的是癌症以后的当夜，却写下了这样的豪迈诗句：
癌症何须惧，死生顺自然。
人间最乐处，诚挚为元元。
她是一个既有革命豪情又富儿女之情的人。就在写这首不怕癌症、一心为人民的五绝的同时，还写了另一首诗赠我：
他生共饮长江水，喜看鸳鸯逐浪飞。
表达了她临死之前愿同我再结来生之好的深情。我虽然亦已年近古稀，两鬓成霜，也不禁在酬和她这篇诗作的同时回忆起当年携手翠湖时的绮语柔情：
依稀蝶梦到沧州，月色清明夜色柔。
这是我们婚前她赠我的第一首诗。我们的相识以诗开始，我们的共同生活也以诗结束。
她把她的一生全部贡献给了文学和教育事业，堪称纯真的诗人、辛勤的园丁。她显然以未能完全实现她的理想和她母亲的遗愿为憾。1980年的重阳节是她母亲逝世四十二周年纪念日，她感赋了这样两句：
欲追李杜谈何易，辜负叮咛泪万行。
她是实事求是的，从不妄自尊大。但她并非完全缺少李杜的禀赋。
织绣自来称粉黛，文章从不让须眉。
这两句诗及其答和她舅父的那句下联“对局相争一桌棋”，都是她九岁时所作，未尝不可与杜甫“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相媲美。诗集所搜集的那几首在联大时期的长短句，其清超不让白石，婉约有如易安。为什么在这以后的几十年里，她没有充分展露她的诗才呢？她有“鲁戈真可挥西日，老骥千程不怕多”的壮志，可是她在逝世前的这几年里，每一回顾过去的大半生，就不免要兴“冯唐易老岁蹉跎”或“年华虚掷意茫茫”之叹。这不是她个人的悲鸣。她用诗的语言表达了我们这一辈人的心声。
在若兰离开我们的这一个月里，我几乎每天都要翻阅她的遗作，从她留下的这些雪泥鸿爪中回顾我和她共同走过的四十多年岁月。谨以这本集子悼念我至亲至爱的若兰，并用以慰藉我们的几个孩子和许多深深怀念她的朋友。
1988年2月24日若兰逝世后一月于北大燕园
(原载《若兰诗集》，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附彭兰诗词十四首(选自《若兰诗集》)
国破家何在，层山涌暮云。
凄风人独立，古木雁中分。
孤塔迎残照，荒烟拥乱坟。
吴钩何处觅，空对夕阳曛。
1943年于昆明西南联大
(一)
清辉依旧透窗纱，往事回思梦里花。
国破家亡人散尽，亲朋姊弟各天涯。
(二)
万里河山半劫灰，婵娟含恨且低徊。
三更数尽难成梦，恍惚遥闻画角哀。
1943年秋于昆明西南联大
梦回斜照春寒重，笑把双肩耸，小楼间凭看残红，始觉春将归去恨无穷。
千枝照月玲珑影，惜此良宵永，新词美酒遣愁思，醉卧花阴待晓有谁知。
1944年春于昆明西南联大
年年花似锦，韶华逐水流。落日空庭静，长空暮霭浮。思悠悠，望故乡云外，魂飞汉水头。
1944年于昆明西南联大
关山千万重，思君意转浓，衣带因愁缓，相思藉梦通。雨蒙蒙，念斜阳古渡，征衫怯晚风。
1944年于昆明西南联大
晚登乾隆题字处
岭外夕阳红，溪水淙淙，疗衣飘拂晚风融。世事更新危石在，遗墨犹浓。
帝业总成空，白骨尘封，名园非复旧时容。古木苍松人共赏，世世无穷。
1963年夏于北京小汤山疗养院
鄱阳春水碧连天，仰望长空卧石眠。
片片征帆拂云表，载将佳讯到晴川。
1970年春于鄱阳湖畔
仲纯同志将离北大，感赋此词以抒南浦之情。
多少事，欲话苦难言。廿五年华如逝水，燕园哀乐喜回天，晚节彩霞鲜。
1978年10月于北大燕园
四十年来转眼过，冯唐易老岁蹉跎。
鲁戈真可挥西日，老骥千程不怕多。
1979年2月于北大
新建黄鹤楼落成感赋
黄鹄矶头悲往事，英雄血沃江阿。丹心赤胆万民歌，余芳犹逐浪，侠骨葬烟波。
今日神州堆锦绣，高楼重建巍峨。归来黄鹤笑呵呵，人间春意暖，重整旧山河。
1985年5月于武汉湖滨饭店
(一)
久病扶儿院里游，路边花草又经秋。
金风阵阵催人老，从欲年华浪里舟。
1987年秋于402医院
(二)
癌症何须惧，死生顺自然。
人间最乐处，诚挚为元元。
1987年9月3日
(三)
赠世英
四十余年如一梦，酸甜苦乐几巡回。
他生共饮长江水，喜看鸳鸯逐浪飞。
1987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