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在1995年出版的《天人之际》一书中已经提出，哲学应以提高人生境界为主要任务，后来，在2001年1月出版的《哲学导论》中对这个观点作了系统的发挥，但对如何提高人生境界的问题，还只是从个人修养的角度来论述，有几位学者在评论我的学术思想时，甚至不约而同地把我近些年来形成的哲学思想概括为“个人哲学”，暗含有批评我的哲学缺乏社会维度的考虑的缺点。《哲学导论》一书出版后近五年来，我比较集中地思考了个人的人生境界与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关系问题。从一方面来看，一个民族的文化是由它所属成员的个人境界构成的，离开了个人的精神境界，所谓民族文化不过是空洞的名词。但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另一个方面：个人的精神境界是在他所属的民族文化环境中形成的，人不能离开文化的大背景而有个人的境界，而文化总是有社会性的。“人类学之父”、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在其名著《原始文化》（1871年）一书中开宗明义就指出：文化，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等，都是“人作为一个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 。人的文化活动是过着社会生活的人所特有的，社会是文化的主体。个人的精神境界是作为一个社会成员、过着文化生活的人的一种生活导向和最高追求。每个人的精神境界之形成，既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如个人的遗传因素、出生的地理环境，等等），更受文化环境的熏染和影响。“文化可以使一个人因某些食物被文化打上了不洁净的烙印而饿死，尽管该食物的营养是有效的。文化可以使一个人为了扫除污点而剖腹或枪杀自己。文化的力量大于生死。” 这说明社会文化对一个人的生活导向和最高追求所起的巨大的、决定性的作用，说明人所生死以之的理想，是在某种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伯夷、叔齐宁饿死于首阳山而耻食周粟，此种精神是在当时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一种道德境界的体现。当前人们所称颂的雷锋精神，则是在当代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一种崇高的道德境界的体现。有某种社会历史文化，就有某种相应的人生境界。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产生了西方人的人生境界，包括他们的道德境界、审美境界、宗教境界。中国的儒、道、释三大文化支柱产生了儒家、道家、释家各自的道德境界、审美境界、宗教境界。

显然，如何提高个人境界的问题，不能丝毫脱离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而孤立地来考虑。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境界与文化》，就是想补《哲学导论》之不足，着力探讨一下人生各种文化活动、各种人生境界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中西方民族文化各自的特征，以期为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摸索一条可供参考的途径。书的副标题“成人之道”即取此意。“成人”者，成为一个有高远境界之人之谓也。

人的文化活动多种多样，本书主要讨论的是科学、道德、审美、宗教、哲学。它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不易作出断然确定的评判。我想按科学、道德、审美活动中精神境界的价值标准，把它们分为由低到高的三个层次：科学—道德—审美。人生除开为了满足最低生存欲望所必需的活动之外，还必然有科学的活动、道德的活动、审美的活动。我以为，做一个“完全的人”“自由的人”（用席勒的语言来说），这几种活动都需具备，缺一不可，但从境界的价值标准来看，则有一个高低层次之分：我把科学的“求实的境界”划作仅高于“欲求的境界”而低于“道德的境界”和“审美的境界”（“诗意的境界”）的层次。生活在当今时代中的人，不可不懂科学（尽管在程度上可以大不相同），但科学至上主义、唯科学论，显然不能穷尽人生之真谛。“审美的境界”还可作进一步的区分：娱人耳目之美是低层次的美；我所强调和提倡的是崇高之美，是一种高远的境界之美，也可以说是心灵之美（当然是指一种与感性形象相结合之美，而非抽象概念之美，非柏拉图的“理念之美”）。这种高远境界之美的境界，超越了道德境界而又自然而然地合乎道德。我没有把人格神意义下的宗教境界列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但我在本书中主张，对我所说的高远境界的崇敬之情也可以叫作一种宗教的感情，我称之为“无神论的宗教感情”（atheistic religious feelings）。如果可以把对这种境界的崇奉叫作“宗教”，我倒也愿意把“宗教的境界”列入人生境界的最高层次。“成人”，就是要成就这种境界的人，这是一个“完全的人”“自由的人”。至于哲学，它当然是文化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构成因素，但它在诸文化活动中居于一个特殊的位置：我在本书中认为哲学是对科学、道德、审美等其他文化活动中所作的一种理性的反思和追问，是对诸种境界所作的一种概念式的言说，所以在诸种人生境界中，没有所谓“哲学的境界”一说，但哲学所追问的根底却决定着人生的境界和意义。——以上这些，大体上就是本书第二篇（“各种文化活动、人生境界之间的关系”）各章中所贯穿的基本思路，也是我所设想的一条“成人之道”的大致的线索。

第三篇“中西传统文化”主要讲中西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特征。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我只讲了道家和儒家，没有讲佛家，唯一的原因是因为我缺乏这方面的研究，这是本书的一大缺陷。我以为，中国古代科学虽不及西方，但也不能说没有科学，而中国古代科学主要出于道家；至于审美，在道家那里，则占有首要的地位；道教的宗教观念，非西方基督教意义的宗教。道家所提倡的逍遥之道或成真之道，可以说是道家的成人之道，它们几乎是以“万物与我为一”的审美境界为人生最高追求，是对道德的一种超越。儒家的成人之道是成圣之道，其特点是以道德境界为人生最高境界。儒家把达到此种境界的理想人格称为“圣人”, “圣人”与“天”合一。西方文化的内涵，一般认为包含希腊精神、基督教和科学三者，本书着重论述了希腊精神与科学、基督教与道德、基督教与审美的关系。和中国儒家、道家文化之重在时间之内的此岸世界实现自我的特点相对比而言，西方传统文化的特点可以说是重在超时间的彼岸世界实现自我：人相对于超验的、永恒的无限而言，总有欠缺之感，所以西方传统文化所教导的成人之道基本上可以以基督教所宣讲的拯救之道为代表，人需要上帝的恩典、拯救而成人。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弊端特别是对传统文化中崇奉超时间和超感性王国的观点、主客二分的观点、理性至上主义的观点，提出了很多批评。本书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传统文化以及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进行综合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我在《哲学导论》中所提出的“万物一体”的哲学。我以为“万物一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因素，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基础。儒家和道家所讲的“万物一体”，含义不尽相同，其为万有相通则一。中国传统的“万物一体”观，其局限性在于不重主客二分，我想把这种“万物一体”观与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结合起来，并参考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中某些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通之处（如反对超感性和理性至上的观点，主张哲学与诗意人生相结合的观点），提倡一种超越主客二分的“万物一体”观。此种意义的“万物一体”乃真善美统一的总根源。此种“万物一体”观是在当今国际思潮的大背景下对中国传统的“万物一体”观的一种新的诠释和发展。本书的主旨，正是希望人皆能以此种万物一体的境界为最高追求，走上成人之道。为了区别于中国传统的旧的“万物一体”观，我更倾向于把我所主张的新的万物一体观叫作“万有相通的哲学”。

我用“成人之道”作为本书的副标题，也意在表示：处当今之世，我们既不要求成圣、成真、成仙，也不需要上帝的拯救，我们只希望成为一个普通的、然而又是真正的人，一个大写的人，而这样的人乃是一个以万物一体的境界为最高追求的人。

正是根据上述意图，本书首篇就是讲“万物一体”的哲学。篇中两章的内容，其实都是《哲学导论》一书相关章节的“再论”。第一章不同于《哲学导论》之处在于，对“万有相通”“万物一体”着重作一些理论上的论证和说明，其中包括一些对《哲学导论》一书的读者意见的回答。第二章主要是讲达到万物一体的认识论途径，内容上比《哲学导论》有更多的延伸。

本书的某些论断和观点，已在《哲学导论》甚至更早的《天人之际》一书中，作了较详细的阐述，有兴趣的读者如有不甚了然之处，建议翻阅一下那两本书的有关章节。

张世英
2006年6月4日于北京静林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