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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序言

《全书》第三版共lviii+600页,比第二版只增加65页:逻辑学部分增加8页,自然哲学部分增加23页,精神哲学部分增加34页。

第三版序言主要是评论虔诚派与启蒙派的争论,同时又一次强调哲学的特点和重要性。

自第二版以后,黑格尔受到很多方面的攻击。他借用西塞罗 的话说,一般群众不懂哲学,讨厌哲学,所以,攻击哲学很容易得到群众的赞扬。他说:人们对于一般的(除哲学以外)别的研究对象倒还懂得,在讨论之前“有先具备某种程度的知识之必要”,唯独对于哲学,却以为不要些微知识,甚至不必依据常识,就可以妄加评论,这种人“没有什么东西作为讨论的出发点,于是他们只好徘徊于模糊空疏,因而毫无意义的东西之中”。

序言接着谈到了当时由于汉斯屯堡(Hengstenberg)的《福音杂志》上攻击哈勒大学某些教授如格赛尼乌(Gesenius)和维格赛德(Wegscheider)的理性主义而引起的以教授为代表的启蒙派与教会方面虔诚派之争。这个争论一开始就涉及人身攻击。黑格尔既批评了虔诚派,也批评了启蒙派。

虔诚派曾经批评“近代哲学”,说它过分推崇个人的尊严,“把个体的人推尊到上帝的地位”。其实,这个批评是错误的,虔诚派倒是“假借我主基督的名字”, “自己以世界的裁判官自居”,对个人宣判罪名。 虔诚派把“一大堆不相干的”宗教教条“作为他们的繁琐工作”,但这种“学博识广”“尚不能算是科学”。他们不知道基督教教会的信仰应以学养、学理为基础。他们“主观自负的夸大狂”“武断自信”(即自信只有他们可以包办基督教),只有靠扩充精神、靠学养才能得到“阻止”和“廓清”。其实,扩充精神和单纯的信仰就在圣经里也是有明确区别的。单纯地“相信那暂时的、肉体的、现世的基督的人身”,那还不能说“得到圣灵”,还不能算得到真理本身,不能算是精神的扩充和学养。

黑格尔也批评了启蒙派,说此派用“形式的抽象的无内容的思维”即“知性思维”去把握对象、把握真理,其结果只能是抽空宗教的对象和内容,这和虔诚派只知道把信仰归结为念主呀主呀的一样“空无内容”。启蒙派空叫良心自由、思想自由、教学自由(自由当然是精神具有无限权利的意思,当然是真理对信仰的“特殊条件”),但“良心所 包含 的理性原则和律令”是什么?自由的内容是什么?都没有切实的说明,结果只能是任性。黑格尔一向反对抽象的、任性式的自由。

黑格尔说,虔诚派与启蒙派之争以无结果而告终,他庆幸哲学没有参与到这场无谓的争辩中去。

人类本性中“最伟大的无条件的兴趣”是把握“绝对理念”,而虔诚派与启蒙派两种宗教意识形态都缺乏深邃的和丰富的内容,都不能把握“绝对理念”,所以,两派都只能得到空洞的满足,而哲学便被它们看成是“偶然的主观的需要”,甚至是不需要的东西。哲学竟成了个人遇到怀疑和讥评之时找来进行反驳对方的工具!其实,哲学只是一种“内心的必然性”,它驱迫人的精神为“理性的冲力”寻找“有价值的享受”。哲学不是“任何一种刺激”引起来的东西,它是寻求客观真理的东西。这样,哲学也可以说是多余的奢侈品,但这却可使哲学这门科学更自由地把兴趣放在寻求真理之中。亚里士多德说过 :哲学、理论不是为了实用,而是为学术而学术,为知识而知识的真正自由的学问,它是最神圣的、最光荣的即给人以“最高福祉”的学问,这种学问给人以自己的“精神本性所必需的满足”,而这种满足是不需向别人要求的。它不能“‘当作人的一种所有物’,它并不属于一个人所有”(《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286页)。可是像虔诚派和启蒙派那样把哲学当作“个人主观自由的需要”,当作个人所有物或个人实用的工具的作风,则是一种好管闲事的(unberufen)挤进哲学事务的作风。这种作风愈闹得响亮,就愈不适于深入地从事哲学研究。透彻深邃地研究哲学,要靠长期埋首于孤寂沉默的工作。“哲学界浅薄无聊的风气快要完结”!

第二版序言(1827)和第三版序言(1830),相隔不过三年,可以说写于同一个时期,两篇序言的思想基本相同,都是强调哲学与宗教的一致性。

注释:

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公元43),罗马演说家、政治活动家,折中主义哲学家,曾任执政官。他第一次把许多专门哲学术语译成拉丁文,西欧通用的拉丁文的哲学术语都是从西塞罗那里来的。西塞罗宣传斯多亚主义,攻击伊壁鸠鲁主义。著有《论国家》《论法律》《论神性》《论善与恶的界限》《论占卜》《演说》《土斯库兰的争辩》,等等。

第三版序言在这段话后面提到“普雷沃斯特的女预言家”。普雷沃斯特是地名,位于西德,因19世纪一位德国医生兼作家创作的长篇小说《普雷沃斯特的女预言家》(1824)而闻名。

亚里士多德说:“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探索哲学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这个可由事实为之证明:这类学术研究的开始,都在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物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这样,显然,我们不为任何其他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而且人间也没有较这一门更为光荣的学术。因为最神圣的学术也是最光荣的,……所有其他学术,较之哲学确为更切实用,但任何学术均不比哲学为更佳。”(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5—6页)“最光荣的”也就是“最高福祉”的意思。黑格尔《大逻辑》第二版序言中引证了亚里士多德的话并做了同情的解释。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更作了大段的引证(《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286—287页)。

参阅瓦莱士为《小逻辑》英译本写的“全书三版序言提要”:“通常认为从逻辑到宗教之间有段长长的距离,但是黑格尔所谓的逻辑学,几乎每一页都证明二者最终是同一的。这倒不是黑格尔晚年提出的新原理。他在大学毕业后致友人谢林的信中写道:‘理性和自由仍然是我们的座右铭,我们的结合点是看不见的教堂’(见1795年1月《黑格尔致谢林的信》, 《黑格尔书信集》第1卷,第18页——引者注)。他和另一位青年同道诗人荷尔德林分别时留下的信仰标志就是‘上帝的王国’。不过,1827年以后,这种把哲学融合于宗教的观点变得更明显了。”(瓦莱士:《小逻辑》英译本,第xxv—xxvi页) HSXw97RGOKlKGOy4+U2ySvmbhNMWsWHPm9s+mUzDcRwN56sv9ZABYg2eSnnGS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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