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哲学界开始讨论主体性问题，但至今人们大多只从主观能动性的角度来理解主体性概念，不少人甚至认为主体性就是主观片面性，一般地说都远未能明确地从人与世界万物的主客二分关系（subject-object dichotomy)来理解主体性，似乎不知道离开了主客二分关系就谈不上主体性；哲学问题被归结为仅仅是主客二分的关系问题（尽管持这种看法的人并没有明确提出“主客二分”这个术语)，更是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至于西方当代哲学的一些重要派别已把主体性和主客二分视为过时的概念，我国学术界则很少涉及，当有人提到“主体死亡”的口号时，甚至被视为奇谈怪论。——所有这些，都引起我极大的疑惑和兴趣。人对世界万物的关系是否只是主体对客体的关系问题？西方传统哲学的主客关系问题是否囊括了哲学问题的全部？西方当代哲学的许多重要思想学说，特别是人文主义思潮，能用主客二分的模式来说明吗？中国传统哲学能用主客二分的模式来涵盖吗？主体性能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导原则吗？一些西方当代思想家提出的“主体死亡”的口号有什么深刻的含义？中国哲学今后的发展将与西方现当代哲学发生什么样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我长期研究西方古典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和主体性原则紧紧框住了我、束缚住了我。但上述一系列问题的缠绕引起了我集中读西方现当代哲学家尼采、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等人的著作的兴趣，也引起了我读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道家著作的兴趣，这两类书的思想都是与主客二分、主体性不同道的东西，前一类属于主张主体死亡或接近死亡的书，后一类书属于尚未达到主体性原则的书，但它们二者有重要的相似之处，与西方传统哲学相对立。这两类书都启发了我，仅仅囿于主客二分式，只能使眼光狭窄。

从尼采、海德格尔等人对西方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的批评中，我体会到，人对世界万物的基本态度和基本关系有主客二分和主客不分（主客浑一、物我交融)两种，主客二分已是西方哲学固定的、常用的专门术语，主客不分的术语在西方学界尚不十分固定，我姑且借用中国哲学的术语称之为“天人合一”。当然，中国的天人合一的学说与西方的（无论是西方现当代的，还是古希腊早期的)主客不分的思想有很多不同之处，我借用“天人合一”这个术语来指称西方哲学中主客不分的思想时，其中的“天”是泛指世界万物或自然万物，而不只是指与地相对的天空，更不是指封建的义理之天，其中的“合一”也不是说人与物或自然之间没有任何差异，其实，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说并不排斥天与人之间的差异，只是这种差异不像在主客二分式中那样是作为认识者一方的主体与作为被认识对象一方的客体之间的差异。我借用“天人合一”的术语，只是取其人物交融、主客浑一、人与自然融合的基本含义，这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说与西方现当代的一些重要思潮乃至古希腊早期哲学的共同或相通之处，不用说，它们之间的各种具体区别是不容否认的。

大体说来，中国传统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哲学，西方传统哲学是主客二分的哲学。中西哲学史各有其发展线索，中国哲学史是从长期以天人合一为主导原则到转向主客二分式的发展史，明清之际是转折点；西方哲学史是从古希腊早期的主客不分思想到长期以主客二分为主导原则又到现当代反对主客二分的发展史，也可以粗略地说是从天人合一到主客二分又到天人合一的发展史。

但中西哲学史并不是两个互不相干的东西。无论中西印等几种不同的文化思想各有其历史源头，但仅仅就其都是人类思想这一根本事实来说，几种不同的文化思想应可视为同一棵大树上的枝丫。从这个总的观点出发，我以为我们的研究工作不应对中西哲学史上的各种思想派别只作横向的、静止的比较，而应着重于把它们放在同一条历史长河中、同一棵大树的成长过程中作纵向的考察，考察其各自所占的历史地位、阶段性和发展趋势，当然，历史、思想的错综复杂性不容许我们作死板的先后秩序上的排列。本书的下篇“哲学与哲学家”的各章就是按这种思路来写的。

我由此而集中想到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哲学向何处去？一是哲学何为？

这是我近些年来全身心地投入的两个问题，也是本书最终探讨的两个问题。本书的上篇“历史”与中篇“理论”就是对这两个问题的考虑与探索。

中国的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给中国人带来了人与物、人与自然交融和谐的高远境界，但也由于缺乏主客二分思想和主体性原则影响了科学和物质文明不发达之弊，尤其是儒家传统把封建“天理”的整体性和不变性同天人合一说结合在一起，压制了人欲和个性。明清之际，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开始了主客二分思想的转向，开始了召唤西方近代哲学的主体性的新时期，可是西方哲学已经前进得很远了。西方现当代哲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已淡化了主客二分思想和主体性原则之利而强调其弊，如人的物化、形而上的普遍性和确定性对个体性和差异性的压制等，已把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当做过时的话题，甚至提出了“主体死亡”的口号，提倡人与物的融合和诗化哲学，强调差异性和不确定性。面对这种国际思潮，中国哲学将向何处去？是固守中国的老传统呢？还是亦步亦趋地补完西方近代哲学的主客二分与主体性原则之课，然后再走西方当代哲学之路呢？还是预为之计，走中西结合的道路呢？我主张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与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相结合。

中国当前要发展自然科学，需要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但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固有的形而上的普遍性（统一性、同一性)和确定性很容易同中国儒家传统固有的封建“天理”的整体性和不变性勾结在一起，从而制造一种新型的加倍压制个体性和差异性的哲学。我不赞成西方后现代主义完全否定主体性、普遍性和确定性的思想，但针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封建“天理”的顽固性，后现代主义未尝不可以对我们起一点冲击和振聋发聩的作用。另一方面，西方传统哲学过分强调思与诗、概念与隐喻的划界，把诗排斥在哲学之外，而西方现当代哲学的一些重要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则力图取消这种对立。如果说我们对主客二分和主体性的召唤叫做“西化”，那么西方现当代哲学主张人物交融，提倡诗化哲学，就可以叫做“东化”。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与西方现当代哲学的这种思潮结成联盟呢？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也许是一种既有西方近代的主客二分和主体性的进取精神，又有天人合一、人物交融的诗意境界的哲学，是个体性、差异性和流变性从传统的整体性和凝滞性中获得解放的哲学。

整个人类思想由主客不分观到主客二分思想又回复到（高一级的回复)主客不分观的发展过程，与个人意识成长的过程是一致的。婴儿无自我意识时，处于主客不分的阶段；后来出现了自我意识，也就有了主客的区分与对立，有了认识和知识；而如果一个人能进一步超越认识和知识，超越主客二分，他就可以达到高一级的主客不分、物我交融的阶段。整个人类思想的发展与个人意识的成长两者之间的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所包含的各阶段所经历的时间不过以月计、以年计，而前者则往往以百年计、千年计；一个个人达到了自我意识或主客二分的阶段，并不等于他就能建立以主客二分和主体性为指导思想和原则的哲学体系，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大哲学家有缺乏主体性原则的哲学的缘故。

在个人意识的成长过程中，我把认识和各种实践（自然科学的实践、经济的政治的实践、道德的实践)都放在主客二分的阶段，而高级的主客不分或物我交融阶段则是审美意识。我不同意用主客二分模式解释审美意识，我认为审美意识不问主客，不分主客，是人与物的交融，是天人合一。人若停留在主客二分阶段，则终因主客彼此外在、彼此限制而达不到心灵上的自由境界，这就是为什么与主客二分相联系的主体性虽然在其运用上有民主与科学之利，但民主与科学还不等于自由——不等于心灵上的自由境界，不等于审美意识中的自由，这种自由不仅高于政治上、经济上的自由以及获得必然性知识的自由，而且高于道德意识上的自由。

审美意识中的自由境界只有靠超越主客二分、超越自我（亦即超越主客二分式中的主体)才能实现。我不赞成“主体死亡”，我主张主体——自我应被超越。这里的超越不是超越到超时空的抽象世界中去，而是超越人对世界万物的主客二分态度，达到高一级的天人合一。主客二分和主体性所给我们的是无穷进展、执着追求的精神，天人合一、物我交融所给我们的是胸怀旷达、高远脱俗的境界。理想的人格应该是二者的结合。哲学何为？也许就是通过修养、陶冶，超越自我（主体)，提高境界。

西方当代许多哲学家正大谈哲学的终结。我同意那种以形而上的抽象普遍性、统一性、终极性为最高原则的哲学确乎应当终结；与此相联系的是，所谓寻找普遍规律的哲学也应该终结。普遍规律可以交给科学去探讨，那是个知识问题，而超越自我、提高境界，则是任何科学知识所不能代替的，这里需要的是陶冶和修养，需要的是超越知识，老子所谓“学不学”“欲不欲”，其庶几乎！

不少人正谈论终极关怀，认为人不能满足于日常生活中的计较和追逐，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于终极关怀。我赞成这种看法。终极关怀有道德上的，有宗教上的，也有审美意识上的。人各有志，应该容许各人的终极关怀各不相同。我所说的超越是否也是一种终极关怀呢？

中国传统给了中国人太多的自满自足，现在大家已经躁动起来了；西方传统给了西方人太多的追求索取，现在他们却在向往安宁。中西哲学都正处于安宁与不安宁的烦恼和困惑之中。但烦恼会给我们带来希望，困惑会让我们选择。一个人只要肯认真严肃地思考时代和各自的国度向自己提出的种种问题，他就是一个有哲学头脑的人、一个过着充实生活的人。哲学不是什么需要中西哲学家们携起手来、共同攻关的课题或学科，我们应该在相互交流和彼此对话中进行各自的创作。

严平博士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很多帮助，做了很细致的编辑加工的工作。谨在此向他致谢。

张世英

1994年2月1日

于北京大学中关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