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关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已经成了老生常谈的话题，我在其他地方也谈了不少。本书则是想从一般较少论及的“自我”观的角度探讨一下这个问题，特别是想借此审视一下中华传统文化最具标志性的特点究竟是什么，从而引发一点关于中华文化未来发展道路的更深入的思考。

本书的全部论述以“自我”为焦点，这是由我国当代心理学家朱滢先生的近作《文化与自我》一书引起的。他在该书目录的《专题一》中并列了两个标题：一是“Searle论自我”，一是“张世英论自我”。他认为美国哲学家“Searle代表西方哲学对自我的看法，张世英代表中国哲学对自我的看法”。该书称西方人的自我观是“独立型的自我”，强调个体的独立性和独创性；中国人的自我观是“互倚型的自我”，强调个体与他人、与社会的相互依赖：“中国人更依赖于别人的观点，英美人依赖自己的观点。”朱滢做了大量心理实验和社会调查，得出结论：当今的中国人，甚至年轻人的自我观，还属于“互倚型的自我”，缺乏个体自我的独立性和独创性。我个人主张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结合，我们应吸纳西方人的自我观而又超越之。所以我并不如朱滢所说，代表中国传统的自我观。但我从他的著作中认识到，中国传统的“更依赖于别人”的思想根深蒂固，吸取西方那种“依赖自己”的“独立型自我”观，远非一朝一夕之功。我过去总爱说：“我们不能亦步亦趋地先花几百年时间补西方近代思想文化之课，然后再来纠偏。”现在，由于更深切地认识到传统之顽固（我看了朱滢的实验调查之后的结论，大受震动），我觉得中华文化要想求得新的大发展，仍然需要先多花点时间，做点“补课”的功夫，当然还是不能亦步亦趋。我前些年讲的“超越自我”之“超越”，未免有点言之过早，强调得过多。在当前一段历史时期内，我们还是应当在会通中西的大原则和总趋势下，更多地偏重学习、吸纳西方人的“独立型自我”观。我们不要老是片面地自满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点，而应该多一点忧患意识，多想想自己的缺点。为此，我在最近四五年的时间里，集中精力，着重从“自我”观的角度研读了一些相关的中西思想文化方面的典籍，写了这本题为《中西文化与自我》的小书。

每个民族、每种文化，都有“我们”“自我”和“他人”三种观念，每个人也都会说“我们”“我”和“他”。三者互不分离，结合为一个整体。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个人心目中，三者所处的地位有轻重之分，这是区分各种文化特征的最重要的标志。

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是重群体意识，以个人所属社会群体之“我们”占优先地位，此中之“自我”是“互倚型自我”。其优点是，一事当前，大家群策群力共赴之，表现出雄狮般的威力；缺点或流弊是，个体性自我被湮没于社会群体之中，此乃中华民族之所以缺少个人自我独创性、缺乏自我觉醒的思想根源。

西方传统文化，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其特点是以“自我”占优先地位，个人着重于实现其不同于社会群体的独特性或者说个性，这种自我是“独立型自我”。其优点是个性解放，发挥个体性自我的独立创造性；缺点或流弊是唯我独尊，个人主义，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等等。有的西方现当代哲学家把这些缺点概括称之为“自我专制主义”。犹太裔法国现当代哲学家莱维纳斯（E. Levinas,1906—1995）为了反对西方这种传统的“自我专制主义”，提出了“他人优先”—“尊重他人”的论点，以代替“自我优先”。

我主张把中华传统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观与西方“主体—客体”式中自我的独立自主精神（“主体性”）结合起来，建立一种“万物不同而相通”的“新的万物一体观”：既肯定“不同”“自我”所固有的独特性，又肯定“一体”中人我间的“相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支持）而尊重“他人”。只有尊重“他人”之“自我”的独特性，创造一个“和而不同”的局面，才能建设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

本书的前三篇，主要是阐释“自我”的主体性与个体性本质，论述中西两种不同的自我观，特别是人生最高境界——审美境界中两种不同的自我观；全书最终的指归落实到第四篇“‘东方睡狮’自我觉醒的历程”，从人生四种主要精神境界（欲求境界、求知境界、道德境界、审美境界）说明，中华思想文化史是个体性自我长期湮没于社会群体之中，为争取独立自主而奋力挣扎、自拔的历史，这一历史进程至今似乎尚未终结。中华传统文化虽有大一统的群体意识的威力，但因缺乏“独立型自我”的主体性和个体性，而被西方人喻为睡狮之未醒。我以为，“东方睡狮”之彻底觉醒，中华文化之光辉未来，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个体性自我的大解放。

当然，中华传统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观，其内涵除了人与人融为“一体”的群体意识方面外，还包含人与自然物融为“一体”的所谓“天地与我为一”的意识方面。这样，中华传统文化之“个体性自我”便不仅湮没于社会群体之中，受社会群体之束缚与压制，而且湮没于自然整体之中，受自然整体之束缚与压制，以致中华文化缺乏“主体—客体”思维方式及其“自我”的“主体性”，缺乏自我作为主体以认识和主宰作为客体之自然物的科学精神。故上述“个体性自我的大解放”，还应包含从自然整体中获得解放，以发展科学之意。这也是本书特别是第四篇所讲的“自我觉醒”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本书的全部篇章，都是我最近四五年的作品，其中大多已应约作为单篇论文在报刊上发表。此次集结成书时，虽经删减，仍带有单篇论文的印迹，不免有重叠、重复之处。书中的不当与错误，衷心盼望读者指正。

张世英

2010年6月17日于北京北郊静林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