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卷收录的是《中西文化与自我》一书。我在此前出版的《哲学导论》和《境界与文化》两书中所倡导的,都是要建立一种超越主客二分式和自我主体性的“新的万物一体”的哲学观。2007年,我国当代心理学家朱滢先生送我一本他的新著《文化与自我》。他在此书中用大量社会调查和心理实验证明:当今的中国人,甚至年轻人的自我观,还属于传统的“互倚型自我”,是“更依赖于别人的观点”,比起西方人的“独立型自我”观来,较少个体自我的独立性和创造性。朱滢的这一论断是科学研究的结论,不是他个人的随感之作。我大受震动,深感中国传统的“更依赖于别人”的思想根深蒂固,需要在伸张自我、吸纳西方人“独立型自我”观的优点方面,做点“补课”的功夫,当然还是如我以前所说的,不能亦步亦趋。我觉得我此前倡导的“超越自我”之“超越”,未免言之过早,强调得有点过分,尽管我们最终还是要讲“超越”。为此,我花了四五年时间,集中精力,着重从自我观的角度研读了一些相关的中西文化方面的典籍,写了这本《中西文化与自我》(2011年出版),意在从对“自我”的主体性与个体性本质的阐释中,从中西两种自我观的比较中,特别是从中华儿女为争取个体性自我的独立自主而奋力挣扎的历史长河中,让我们领会到个体性自我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历史必然性,领会到中华文化之光辉未来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个体性自我的大解放。这本书的最后一篇《“东方睡狮”自我觉醒的历程》,曾以《中华精神现象学大纲》为题在《北京大学学报》上以一年时间分六期刊载,2013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单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