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真诚
——难忘废名先生

乐黛云

1948年夏天，我从遥远的山城来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又来到北京大学顶尖的系—中文系，心里真是美滋滋的。当时，震撼全国的“反迫害、反饥饿”学生运动刚刚过去，许多黑名单上有名的学生领袖都已“潜入”解放区；新的“迎接解放”的大运动又尚未启动，因此9月初入学的新同学都有一段轻松的时间去领略这历史悠久、传统绵长的学府风光。

我深感这里学术气氛十分浓厚，老师们都是博学高雅，气度非凡。我们大学一年级的课程有：沈从文先生的大一国文（兼写作）；废名先生的现代文学作品分析；唐兰先生的说文解字，齐良骥先生的西洋哲学概论；还有一门化学实验和大一英文。大学的教学和中学完全不同，我觉得自己真是沉没于一个从未经历过的全新的知识天地。

我最喜欢的课是沈从文先生的大一国文和废名先生的现代文学作品分析。沈先生用作范本的都是他自己喜欢的散文和短篇小说，从来不用别人选定的大一国文教材。他要求我们每两周就要交一篇作文，长短不拘，题目则有时是一朵小花，有时是一阵微雨，有时是一片浮云。我们这个班大约27人，沈先生从来都是亲自一字一句地改我们的文章，从来没有听说他有什么代笔的助教、秘书之类。那时，最让人盼望的是两三周一次的发作文课，我们大家都是以十分激动的心情等待着这一个小时的来临。在这一小时里，先生总是拈出几段他认为写得不错的文章，念给我们听，并给我们分析为什么说这几段文章写得好。得到先生的夸奖，真像过节一样，好多天都难以忘怀。

废名先生讲课的风格全然不同，他不大在意我们是在听还是不在听，也不管我们听得懂听不懂。他常常兀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他时而眉飞色舞，时而义愤填膺，时而凝视窗外，时而哈哈大笑，大笑时常常会挨个儿扫视我们的脸，急切地希望看到同样的笑意，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他为什么笑，也不觉得有什么可笑，但不忍拂他的意，或是觉得他那急切的样子十分可笑，于是，也哈哈大笑起来。上他的课，我总喜欢坐在第一排，盯着他那“古奇”的面容，想起他的“邮筒”诗，想起他的“有身外之海”，还常常想起周作人说的他像一只“螳螂”，于是，自己也失落在遐想之中。现在回想起来，这种类型的讲课和听课确实少有，它超乎于知识的授受，也超乎于一般人说的道德的“熏陶”，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爱心”、“感应”和“共鸣”。

可惜，这样悠闲自在的学院生活很快就消逝得无影无踪。随着解放军围城炮火的轰鸣，我和一部分参加地下工作的同学忙着校对秘密出版的各种宣传品；绘制重要文物所在地草图以帮助解放军选择炮弹落点时注意保护；组织“面粉银行”，协助同学存入面粉，以逃避空前的通货膨胀……有一天一枚炮弹突然在附近的北河沿爆炸，解放军入城的日子越来越近，全校进入紧张的“应变”状态，上课的人越来越少，所有课程终于统统不停自停。

再见到废名先生，已是在解放后的1950年春天了。这时，沈从文先生已断然弃绝了教室和文坛，遁入古文物研究；而废名先生却完全不同，他毫不掩饰他对共产党的崇拜和他迎接新社会的欢欣。他写了一篇长达数万字的《一个中国人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欢喜的话》，亲自交给了老同乡、老相识董必武老人，甚至他还在没有任何人动员的情况下，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交给了中文系党组织。我相信这一定是中文系党组织收到的第一份教师入党申请。废名先生根本不考虑周围的客观世界，只是凭着自己内心的想象和激情，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他没有任何自鸣清高的知识分子架子，更不会考虑到背后有没有人议论他“转变太快”、“别有所图”之类。因为他的心明澈如镜，容不得一丝杂质，就像尼采所说的那种没有任何负累的婴儿，心里根本装不下这样的事！记得当时我是学生代表，常常参加中文系的系务会议。有一次和他相邻而坐，他握着我的手，眼睛发亮，充满激情地对我说：“你们青年布尔什维克就是拯救国家的栋梁。”

此后，迎来了解放后的第一次“教学改革”，无非是小打小闹，“上级”既没有听过课，又没有研究，只是把中文系的全部课程排了一个队，姑且从名目上看一看哪些可能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嫌。废名先生开了多年的“李义山诗中的妇女观”不幸首当其冲，在立即停开之列。那次由杨晦先生宣布停开课程名单的系务会议，气氛很沉重，大家都黯然，只有我和另一个学生代表夸夸其谈，说一些自己都不明白的话。会后，废名先生气冲冲地对我说：你读过李义山的诗吗？你难道不知道他对妇女的看法完全是反封建的吗？他的眼神又愤怒，又悲哀，我永远不能忘记！此后，很少再见到废名先生，开会他也不来了，于是，成为众人眼目下的“落后分子”！

没有想到51年的土地改革又重新燃起了他的激情。这年冬天，中文系和历史系的师生组成了土改16团，浩浩荡荡开赴江西吉安专区。当时教授们是自由参加，并非一定要去。中文系随团出发的教授只有废名先生和唐兰先生等少数几位，一些以进步闻名的教授倒反而没有同行。再见废名先生时，我很为过去说过那些浅薄无知的话而深感愧疚，但他却好像早已忘怀，一路有说有笑，说不尽他对故乡农民的怀念，回忆着他和他们之间的种种趣事，为他们即将获得渴望已久的土地而兴奋不已。

我们中文系这个小分队被分配在吉安专区的潞田乡。有缘的是我和废名先生竟分在同一个工作组，共同负责第三代表区的工作。潞田乡共分七个代表区，两个代表区在山里，四个代表区分布于附近的几个村落，第三代表区就在潞田镇。由于情况比较复杂，开始时，我们没有住进农民家而是住在镇公所。镇公所是一幢两层楼的木版房，楼下一间是堂屋，一间可以住人，楼上一般用来堆杂物。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和废名先生白天一起“访贫问苦”，在老乡家吃派饭，晚上废名先生住在楼下，我住在楼上。

因为听不懂江西话，我们的“访贫问苦”收效甚微。这时，反对“和平土改”，将阶级斗争进行到底的运动在江西全省开展得如火如荼。比较富足的潞田乡被定为反对“和平土改”的典型。我们进展迟缓的工作受到了严厉批评，上级派来了新的地方干部，一位新近复员的连长。他的确立场坚定，雷厉风行，不到半个月，他就成功地发动了群众，揪出8名地主，宣判为恶霸、特务、反革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暴尸三天，以彻底打倒地主阶级的威风，长贫下中农的志气！为首第一名就是被定名为反革命恶霸地主、多年在我们住的这所小木屋里办公的潞田镇镇长。我和废名先生看得目瞪口呆，“汗不敢出”。北大土改工作队又不断发文件，开大会，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号召各自检查立场，主动接受“阶级斗争的洗礼”。废名先生不再说话，我也觉得无话可说，只是夜半时分常常想起那个脑袋迸裂，流出了白花花脑浆的镇长，总觉得他正从楼下一步步走上楼来，吓得一身冷汗，用被子蒙着头。

天越来越冷，废名先生的身体也越来越弱。他很少出门，也不大去吃派饭，上级领导念他年老体弱，特准他在屋里生一个小煤球炉做饭吃。我仍然每天出去开会，协助农民分山林、分田地、造名册、丈量土地、登记地主浮财等等，我最喜欢的工作是傍晚的妇女扫盲班。和一大群大姑娘、小媳妇打打闹闹，教她们识字、唱歌，讨论男女平等，热闹非凡，一天的烦累似乎也都就此一扫而光。因此，我每天回来都很晚，这时废名先生屋里的豆油灯通常已经熄灭。

这一天我回来，废名先生屋里的灯光仍然亮着，小木屋里散发出一股炖肉的浓香。我一进门，废名先生就开门叫我，说是好不容易买了两付猪腰子，碰巧又买到了红枣，这是湖北人最讲究的大补，一定要我喝一碗。我不忍拂先生的好意，其实自己也很馋，就进门围着火炉和先生坐在一起。也许是太寂寞，也许是很久没有说话，废名先生滔滔不绝，和我拉家常。我们似乎有默契，都小心地避开了当下的情境。事隔多年，我们谈了什么已经不大记得清，但有两点，因为与我素来的想法大相径庭，倒是长留在记忆里。

印象最深的是他说他相信轮回，相信人死后灵魂长在。他甚至告诉我他的的确确遇见过好几次鬼魂，都是他故去的朋友，他们都坐在他对面，和他谈论一些事情，和生前没有两样。他告诉我不应轻易否定一些自己并不明白，也无法证明其确属乌有的事。因为和我们已知的事相比，未知的事实在是太无边无际了。太多我们曾认为绝不可能的事，“时劫一会”，就都成了现实。他又问我对周作人怎么看，我回说他是大汉奸，为保全自己替日本鬼子服务。废名先生说我又大错特错了，凡事都不能抽空了看，不能只看躯壳。他认为周作人是一个非常复杂而有智慧的人，他宁可担百世骂名而争取一份和日本人协调的机会，保护了北京市许多文物。废名先生说，义愤填膺的战争容易，宽容并作出牺牲的和平却难，事实上，带给人类巨大灾难的并不是后者而是前者。废名先生关于已知和未知的理论至今仍然是我对待广大未知领域的原则，他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理论我却始终是半信半疑。如今，恐怖与反恐怖之战遍及全球，我又不能不常想起先生“和平比战争更难”的论断。

伟大的土地革命运动终于告一段落，废名先生一直坚持到最后，唐兰先生却早就回校了。记得下乡不久，忽然来了一纸命令，急调唐兰先生立刻返回北京，接受审查。那时，城市里反贪污、“打老虎”的运动正是如火如荼，有消息传来，说唐先生倒卖文物字画，是北大数得上的特大“老虎”！后来，土地改革胜利结束，我们作完总结，“打道回府”，听说唐兰先生还在接受审查，问题很严重。过不久，又听说唐兰先生其实没有什么问题，无非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又过了一些时候，听说唐兰先生已经离开了人世。我和废名先生却一直保持着联系，1952年院系调整，所谓“大分大合”，正值“大分”之时。中文系大解体，四位教授分到吉林大学，还有一些教授分到内蒙。废名先生到吉林后心情很抑郁，虽然有时强作欢快，但仍然透露着迟暮与失落。他还给我写过好几封信，我一直珍藏，最终毁于“文革”。

我见废名先生最后一面是在1954年夏天。那时我已留任中文系助教，随工会组织的旅游团去东北。我之所以选择东北，完全是为了去长春看望废名先生。当时先生的视力已经很差，昔日那种逼人的炯炯目光已经不再。但他见到我们几个年轻人时，却陡然振奋起来，我仿佛再见到那个写《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欢喜的话》的欢喜的“中国人”！他紧握我的手，往事涌上心头，化作潸然老泪，我也忍不住热泪盈眶。废名先生毫不掩饰他见到我们时所感到的内心的快乐，简直就像一个孩子，我不禁又想起那一句老子的话：“复归于婴”。他执意要请我们去长春一家最豪华的餐馆吃饭，说非这样不足以显示出他内心的欢喜。

从大连回来，等着我们的是无尽无休的，必须天天讲、月月讲的阶级斗争，我再也没有见到废名先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由于太紧张的生活，甚至没有再想起他！后来，到尘埃落定之时，才听说废名先生在长春一直很不快乐，没有朋友，被人遗忘。还曾听有人说“文化大革命”中，革命小将把他关在一间小屋里，查不出任何问题，遂扔下不管；病弱的老伴不知道他身在何处，无法送饭，废名先生是活活饿死的！我听了不胜嘘唏，倒也不以为奇，在那种时候，这种事情司空见惯！后来又听说此说不真，废名先生是有病，得不到应有的医疗条件而孤独地离开了人世！

于北大朗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