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梦
——老年学画记

陆颖华

一

我自幼喜欢画画。

抗战前，我在家乡江苏无锡上幼儿园，生活丰富多彩。老师教唱歌、画画、认字、背唐诗，我都喜欢，但是我最喜欢画画。有一天，老师让我和另两个娃娃走到矮矮的黑板前面，拿彩色粉笔画画。老师说，你们想画什么就画什么。我没有多想，画了一朵花，花上有一只蝴蝶，旁边站着一个女娃娃，她可能就是我吧。老师夸我画得快、画得好，让小朋友给我鼓掌，说我是第一名。当时我大概是五岁，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从这时起，我想，长大了要学画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和弟弟妹妹随着父母逃离了家乡，辗转湖南、云南、四川，最后到重庆。颠沛流离的几年中，我只断断续续地上过两年多小学，其他时间全靠妈妈拿着自己买来的课本给我们姐弟三人补习。

1942年春天，我在重庆沙坪坝幸运地考上了中央大学附属中学初中一年级，和久违的美术课重逢了。特别幸运的是我还遇上了一位我终生难忘的好老师。当时教我们美术的是中央大学艺术系的助教、著名美术家徐悲鸿的弟子谭勇先生。他按照大学艺术系那套正规的教学法教我们，让我们先好好打基础：画素描，画人物，然后出去写生。记得有一次，他让一位男同学穿上童子军装，当模特儿给我们画。最后，画得最好的两位同学中又有我一个。

事情还这么巧，我们的同学很多是中大老师的子弟，徐悲鸿先生的女儿徐丽丽也和我同班。有时，徐先生来学校看望女儿，我也看到了他。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更增加了对绘画艺术的崇敬。

当时老师看我有绘画的天分，就建议介绍我去读设在璧山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国立艺专是由抗战前的国立北平艺专和国立杭州艺专合并而成。我要是有机会到这样一个著名的美术学校读书，那该是多么幸运。但是父母不同意。那时我年纪还小，他们不放心我一个人离家独自在外读书，更重要的是他们怕我学了美术将来没有出路。我的二舅就毕业于杭州艺专，一直找不到对口的工作。

1947年，我高中毕业，遵照父亲的旨意，我进了无锡江南大学中文系。文学也是我的所爱，但是学画画的梦想并没有熄灭。1949年，我转学到南京大学中文系。我提出想转到艺术系，被拒绝了。著名画家钱松嵒是我的同乡，我们两家还是世交。她的大女儿钱紫筠也喜爱美术，当时她就在南大艺术系。她建议我抽时间去艺术系听课，速写课都排在晚上，和我的课不冲突。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就这么做了。

当时艺术系主任是傅抱石先生，他常在我们上课的时候来看我们画画。看了几次，他注意上了我。忽然有一天，我接到通知，说艺术系同意我转系。这当然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但是它来得晚了一些。在中文系读了几个月之后，我对文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尤其是路翎先生给我们讲授“小说习作”课，经常夸我诗歌、小说写得不错。这样，我的画家梦就转向了作家梦。不过，画家梦并没有消失，只是在我的心灵深处埋藏了起来……

二

这一藏就是四十年。

1988年末，有一天，我到黄庄买东西，碰见我的一位老邻居，好久没见了，谈起近况，她说：

“我退休了，现在是在老龄大学学国画。”

“老龄大学”! “国画”！这两个词，一下就吸引了我。最后，我弄明白了。就在海淀镇上，有一所老龄大学，已经办了四年了，离退休的老人都可以报名入学，学国画，学写字。当时已经快放寒假了，寒假以后就招新生。

我一听乐坏了。我也是老人啊！过年就59岁，奔60的人了，眼看就该退休。我也去上“大学”。

1989年春天，我就进了海淀老龄大学花鸟班，老师是郑宏涛先生。还记得第一次走进教室的时候那个高兴啊，很多同学头发已经斑白，还像小学生那样兴奋和专注。许多同学都来得很早，好抢个前面靠讲台的地方，更清楚地看老师画范画。

我还清楚地记得，老师先是讲怎么画梅花。他一面讲，一面在讲台上摊开一张宣纸，用墨和曙红画了一支梅花，然后又画了一只喜鹊落在花枝上。课后，我仿照郑先生的构思，画了一幅画，题字是《喜上眉梢》。下一节课，我带到课堂上（每个同学都把自己的作业挂在墙壁的四周，让大家评论观赏）。很多同学都认为我这幅画画得不错，值得装裱起来（其实我是画了七八张才有了这张较好的）。这幅画装裱后就挂在我家客厅的墙上，二十年了，仍然很耐看。

我画画已经中断了几十年，重拾起来一下就上了瘾。可是当时我的教学任务很重，带第二届硕士研究生，本科还有几门课。我主要是教戏剧，为了扩大领域，我试着加进电影的内容。但苦于看不到好的电影，就到电影学院去听课，上午上课，下午可以看一场当时在国内其他地方绝对看不到的新电影。这样做，每周就要花一天的时间。我是民盟盟员，还有一些民盟的工作要做。时间不够用，我很苦恼。

说来也巧，这时候，我听说学校积压的副教授太多，出台了鼓励提前退休的政策。我想，我已经工作了快四十年了，应该给自己留下一点时间做我想做的事情。所以我就提出了申请。

退休以后，我就全力以赴地投入中国画的学习，圆我儿时的梦。

三

我在老龄大学最初是学写意花鸟，我最喜欢画牡丹。现在我还保存着很多那时候的牡丹画稿，多到连我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一张张，一卷卷，左一朵，右一朵，全是牡丹。是啊，要画好一幅牡丹，首先要画好每朵牡丹。为此，我不知道画过多少个“花头”。怎样画花瓣？怎样画花蕊？怎样掌握花色的浓淡？一枝花中的几朵该怎样布局？为此，我不知道绞了多少脑汁，画秃了多少支笔。慢慢地，从生到熟，心中有数了，手也听话了。

同学们看我写意花鸟画得不错，又拉我学工笔花鸟。当时是著名的工笔画家田世光先生的公子田镛任我们的老师。他不但功底深，还在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洋画的因素，画得更加活泛、生动。我一下又被迷住了。

从此，我的“圆梦之旅”就像洪水冲破了闸一样，一泻不可阻挡。海淀老龄大学的国画教学门类非常丰富。按大类，有写意，有工笔；按内容，有花鸟，有人物，有山水；同样是花鸟，又有不同风格的老师教授，任你挑选；与画有关的，还有书法、装裱。大多数课都有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有的半年，有的一年，三个班结业以后，有兴趣还可以上研究班。一切非常正规，每读完一个班的课程，都发给结业证书。每当开学我拿到教学计划的时候，真是心花怒放，什么都想学。1994年老龄大学建校十周年纪念册中的学员名录上，有三个班都有我的名字：山水中级班，齐派花鸟专修班，工笔花鸟研究班。最多的时候，我同时读五个班，差不多每天都有课。

跟小学生一样，每次上课，老师总要布置作业，留下几份范画，让大家临摹。范画数量有限，一个小组一份，只能大家轮着画。一个人画完，送到另一个人家里。你拿到范画就要尽快画，画完了再送给另一个同学。一个学期上几门课，就要同时完成几门课的作业。

我除了在老龄大学学画之外，还参加了北大老年书画协会的一些活动。我还利用一切机会丰富自己，多方面吸取营养：看画展、阅读美术书刊、到风景名胜旅游、收集各种美术资料。

那些年，我是中国美术馆的忠实观众。可是每次参观都是匆匆忙忙。我的老母亲那时快九十岁了，我得给她做中饭。当时交通又没有现在这么方便，来回要花两个多钟头。所以留给我看展览的时间就很有限了。每次总是尽量早早地出门，带一个照相机。看哪张画我喜欢，对我有参考价值，我就拍下来。常常是看得兴头正足，一看表，10点多了，连忙往回赶。十多年，我看了多少次展览我也记不清了，现在还保存的门票就有一大包。

那时候，挂历非常盛行，有很多挂历都是印的古代的名画，山水、人物、花鸟都有，我经常拿来临摹。于是挂历又成了我收集的重点之一。朋友们知道了，到年末也都把过期的挂历送给我。

四

回想十多年的“圆梦之旅”, “甘”与“苦”交织在一起。

在老龄大学学画，开始是照着老师的范画临摹。接着是临摹古画和名家的作品。继而就要求自己构图，进行创作。这是最难的一个环节，也是每一个学画的人足以奋斗终生、永无止境的目标。当我进入这个阶段的时候，开始只是小打小闹。有一次，画一张牡丹，三朵花占了画面的大部分，右上方比较空。我思考了一番，大胆地在空白处补了两只翩翩飞舞的蝴蝶。这一下，画面顿时有了生气。我还给这幅画取了个名字叫《蝶舞恋花》。这幅画后来在日本画展上被好几位观众看中，都想买。这以后，我越来越用心在创作上下功夫。有一次，我去三峡写生，石宝寨的雄姿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但是从江边拾级而上的道路，照实表现在画面上缺乏美感。我就模仿古画“曲径通幽”，把它画成一条曲曲弯弯的小道，忽隐忽现。整个画面，红色的石宝寨为绿色的丛林和灰黄色的岩石所簇拥，宝塔的一侧又用阳光让它显得轮廓更加分明。这次三峡之行，我一共画了四张风景，都是在写生的基础上大胆做了改造。为了迎接北大百年校庆，我画了一系列的燕园风景—《未名湖雪景》、《办公楼与华表》、《钟亭》和《勺园小景》，全都是自己构图创作的。创新的喜悦，不论大小，都能收获一份成功感。

在学画过程中，学员们有很多机会参加学校及外单位举办的画展。1999年，我在天津参加了一次特殊的画展—我初中同窗徐丽丽举办的画展。南京解放前，徐丽丽奔赴解放区参加革命，改名为徐静斐。建国以后，她又回到大学攻读农学，成为一名专家。进入老年，她和我一样，开始学画。她重点学习她父亲徐悲鸿先生画马。这一次，她和家人举办的画展就叫“怀鸿”画展。她也邀请我参加，我愉快地答应了。画展是在天津大学王学仲（徐悲鸿的弟子）艺术院举行。廖静文先生和徐丽丽的哥哥徐伯阳都参加了开幕式。画展开得非常成功。我除了喜悦以外，更感到几分亲切。

1996年，海淀老龄大学出版了书画集《师生写北京画北京》，里面选入了我的作品。当我看到我的画作被印刷成书，就像一个小学生受到学校的奖励那么高兴。以后，我的母校南京大学以及北京大学为纪念百年校庆都出版了纪念画集，1998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新中国百名巾帼书画集》，这些画集都有我的作品入选，我感到很荣幸。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以后，各种邀请参加“美术团体”、出版画集的信件纷至沓来，让我应接不暇。一份被称为“世界艺术家协会”的会员申请表上，列了十个职务让我挑选，并具体说明“协会领导”经过“审查”已经“批准”我担任“世界艺术家协会”副主席的职务和获得“中国国际书画名家大师”的称号，条件是各交付380元、100元人民币。我看了啼笑皆非，一概不予理睬。

五

2000年，我的二儿子在日本福冈九州大学获博士学位后，邀请我和老伴去探亲，并准备让我在日本举行一次个人画展。我想，我是业余学画，当时也不过学了十年。在国内只参加过一些集体的画展，现在要到日本举行个人画展，我有些犹豫。儿子说，画展不是在画廊，而是在福冈妇女活动中心举行，这里专门准备了一个展厅，展出妇女的手工、刺绣、绘画、雕塑等作品，租金也很便宜。他们已经看过我的画，对画的水平表示认可。既然这样，我就同意了。

我和老伴是3月中到的日本，先去了东京等地旅游。画展在4月5日开幕，展出六天。展厅大约五十平方米，展出了40多件作品，主要是中国画，也有几幅书法。开幕那天，儿子的朋友送来了鲜花、点心，表示祝贺，并一起合影留念。

我们原以为不会有多少人来参观我的画展，谁知参观者竟是络绎不绝。妇女活动中心经常组织各种活动，像缝纫、烹饪，或者是讲座、座谈，很多人参加了活动就会顺便来看一下展览，也有的是看到广告，专门来看的。

一天，一位老年妇女走进展厅，先是安安静静一幅一幅地看着。忽然，她在一幅画前，停下了脚步，兴奋地回头跟我们说什么。这是一幅居庸关长城的山水画。通过儿子翻译，我们才知道，她曾到过中国旅游，万里长城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这幅画又唤起她的回忆，所以忍不住兴奋起来。

又一天，一块来了三位女观众，猛一看，脸有点熟。再一想，原来前几天见过。这次探亲，儿子还为我的老伴安排了一次小小的座谈会，谈谈他担任主编的《婴儿画报》的情况，从而介绍中国对婴儿教育的重视。这三位观众也参加了座谈会，很有兴趣，听说我举行画展，又特地赶来了。再次见面，分外亲热。我们回国以后，过年的时候，他们还寄来了贺卡。

还有一次，又有一位观众在画前久久地徘徊，不肯离去。原来，他的童年是在我国东北度过的，看得出来，他对童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是很有感情的。

最不能让我们忘记的是妇女中心的那位保安。我们展厅的那层楼，还有一些其他活动场所，他一并负责照料。他一有闲暇，就跑到展厅来看看。开始我们也没有在意，这是他职责所在。但是次数多了，发现他老停留在一张画着双鹤和梅花的画前观看，就有点奇怪了。在活动中心办画展，是不许买卖的。但是在画展结束之后，有谁要买，活动中心是不干涉的。原来保安是看中了这幅画，想买，可是他不知道我们如何定价，他的工资有限，在日本画廊卖画，一幅总要十几万日元。我们办画展，本不是赚钱。有朋友要买，我们都是象征性地收一点。当我们知道保安的心思以后，就说卖一万日元。他听了大出意料，非常兴奋地表示感谢，付了钱，把画带走了。还有几幅画同时被几个观众看中，像《睡莲》、小孩举着荷叶的《雨趣》，还有前面提到的《蝶舞恋花》，最后只能经过协商，给了其中的一位。

画展结束以后，福冈的日中文化交流中心组织了一次活动，请我去介绍中国画和老年学画的体会。参加的有老年人，也有专攻绘画的年轻人。我把我的画作挂在墙上，然后用笔墨颜色和宣纸示范中国画的特点。我讲，听者随时提问，气氛活跃。活动结束后，大家一起聚餐，表示对我的答谢。最后，我送给他们一幅《仙桃延寿》的大写意画。

回国以后，我经常回忆这次画展。我没有想到，我这个退休老人，还能为传播祖国文化、增进中日人民友谊，尽微薄之力。

六

2005年，我75岁。从1989年我进入海淀老龄大学学画，已经十六年了（我们青少年时代求学读书，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四年，刚好也是十六年）。这十六年，我在海淀老龄大学先后选读了二十多个班的课程，跟田镛老师（北京画院高级美术师）连续学了十多年工笔花鸟，跟王心昌老师（首都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学了十年山水画。1999年，海淀老龄大学成立了“枫林书画研究院”，这是一个高层次的教学和研究机构。经过评定，我成为山水和花鸟的研究员。这是对我学画成绩的肯定。

老人不惧老，但也不能不服老。我感到，我的体力和精力在逐渐衰退。为了给我的“圆梦之旅”画一个完满的句号，2006年，我和老伴做了两件大事。

这些年，我多次在国内旅游写生：上黄山，游三峡，荡舟天池，观赏黄龙……2006年春，我和老伴又出国做了一次远游—遍游欧洲阿尔卑斯山脉七国，我们在巴黎罗浮宫欣赏了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在梵蒂冈参观了圣彼得大教堂，登上阿尔卑斯山群峰之一、瑞士的铁力士山饱览皑皑雪景，乘坐威尼斯特有的小舟“贡多拉”在水城的“大街和小胡同”里漫游。这是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在友人和老伴的帮助下，我编印了一本书画集。在扉页上，我题了四个字：美的追求。我老年学画，不为名，不为利，只是为了“追求美和创造美”。这本书画集，就是我十多年的劳动果实，送给亲朋好友做个纪念。发出以后，收到许多真挚热情的回音，对我的努力表示赞许。我1982—1983年在柏林洪堡大学讲学时结识的德国朋友谢尔纳女士还在德国《中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我和我的画册。

有位相熟的同事，说我是大器晚成，当时我没有回应。画画是我爱，成器非我求。如今，梦已圆，我活得有乐趣，有情趣。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