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先生1982年西安之行

唐作藩

1982年8月初，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在西安市举行第2届学术年会。会长严学宭先生早些时候就从武汉写信来交给我一项任务，即陪同并照顾好王力先生出席西安年会。

7月31日上午我随王力先生和师母夏蔚霞先生出发了。我们乘一架苏制伊尔18中国民航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大约在下午两点多钟到达西安城西机场。不巧天不作美，下起大雨来。我撑开雨伞，和师母扶着王先生匆匆走下悬梯，与前来迎接的严学宭先生等冒雨走出机场，急忙乘车到丈八沟陕西宾馆。这是一场雷阵雨，很快雨过天晴。王先生送走严先生等之后，擦洗一下脸，坐下来休息，对我谈起三十八年前一次乘飞机遇险的经历。那是抗战后期，他和罗常培先生一道由昆明赴重庆，那天乘的是欧亚航空公司的一架可容十几位乘客的小型飞机。快到重庆上空时，大雾弥漫，飞机在空中盘旋，大家甚觉惊奇。盘旋数圈后，相传机上快没油了。这时想起在昆明临上飞机时罗先生对来送行的人开玩笑说的“你们来送我们上天了！”越发紧张、害怕。幸亏驾驶员经验丰富，紧急飞往成都。在成都机场过了一夜，第二天才飞抵重庆。但那次因何公干去重庆，王先生却未说。后来我问过师母，师母谈了一些情况，又要我去问张清常先生。通过二位的回忆叙述，才知道王先生那次是到重庆去领奖的。1943年，王先生的《中国现代语法》（上、下二册）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了。这部书开创了汉语语法的新路子，对揭示汉语语法的特点，尤其是在句法分析上做出了突出的成绩。朱自清先生为这部书写了一篇长序，评价很高。1944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举办首届也是唯一的一届全国学术著作评奖，朱先生和闻一多先生都鼓励王先生申报参加评奖，他们认为至少应得个二等奖。不久公布评奖结果，《中国现代语法》仅获三等奖。据张清常先生了解，当时评委会中有的评委门户之见甚深，故意压低王先生的著作。因此，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教授们都愤愤不平，朱先生特别生气。王先生也不愿去领奖。抗战时期教授们的生活很艰难，罗莘田先生劝解说，不妨把奖金领回来，大家打顿牙祭。于是才有王先生1944年五、六月间的重庆之行。恰好罗先生应美国加州朴茂纳（Pomona）学院聘请为访问教授，也要到重庆去办出国手续，故与王先生同行。那天同机的还有古琴音乐研究家查西阜教授，他在昆明和王先生同住在东北郊龙头村，是相识的邻居，和罗先生也很熟。当时他是欧亚航空公司的经理。飞机到重庆上空时，他知道出了问题：一则有大雾，二则正巧蒋介石的飞机也在下面盘旋。他们的飞机跟机场值班人员联系不上，在重庆上空盘旋数圈后，又快没有油了，查经理很生气。驾驶员紧急采取措施，改飞成都降落。王先生和罗先生经历了人生中一次难忘的惊险，数十年后回忆起来还有点后怕。

王师母还跟我谈起当年发生的一件趣事：王、罗二位先生到重庆后借住在李方桂先生的哥哥家中。他们在重庆买了一些点心、食品准备带回昆明去，随手放在李家房里的一个五斗柜中。不料重庆的老鼠很厉害，一夜工夫不仅将点心食品吃光，而且咬坏了那个五斗柜，弄得他们很不好意思。这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往事了。

1982年8月1日上午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2届学术年会举行开幕式，陕西省领导对这次会十分重视，省委书记白文华同志出席并讲了话。作为名誉会长的王力先生在讲话中首先谈了参加本届年会的感想。他说，昨晚翻阅大会发的论文，很兴奋，有些文章颇有新意，而且有不少新的作者，感到音韵学的研究后继有人，不再是“绝学”了。接着他阐述了音韵学在整个语文研究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并希望大家重视等韵学研究和历史比较法的学习与运用。学会理事会十分重视王先生的意见，决定将“等韵学”作为1984年第3届学术年会的讨论主题，并且已付诸实践。

8月2日年会分组进行论文报告与讨论，会务组安排王先生休息、游览。这天是个晴间多云的天气，气温虽不高，还相当热。早饭后我陪同王先生和师母东去临潼。先游华清宫，参观九龙汤、温泉贵妃池之后，就开始登骊山。82岁高龄的王先生兴致勃勃拄着拐杖和我们上到半山亭，坐下来休息。师母游兴仍浓，我陪她继续往上登，直达“捉蒋亭”。稍事休息，我们就赶回到半山亭，搀扶王先生一同下山。出了华清宫，我们乘车去骊山北麓秦始皇陵东侧，参观刚建成的秦兵马俑博物馆。当时2号坑正在发掘，还只展出1号坑，参观的人不太多。王先生作为全国政协常委，受到博物馆负责同志的热情接待。参观公开展出的1号坑兵马俑之后，被邀请到贵宾室休息、喝茶，后又领到内室参观了当时刚出土的两辆铜车马。

这天的参观活动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一进秦兵马俑博物馆，王先生见到门厅里两边立着的八尊与真人一样大小的武士俑，忽然兴奋起来，指着一个个武士俑对师母和我说：“你们看，这些秦代的武士都有胡子，表明古人是不刮胡子的。沈从文肯定输了！”原来二十一年前，王先生和沈从文先生曾有过一场“胡子问题”的辩论。那是1961年，王先生在《红旗》杂志第17期上发表《逻辑与语言》一文，文章最后谈到“概念外延的广狭常常反映社会的需要”时，举男子留胡子为例，指出“胡子要不要区别为更细的概念，这完全是由于社会交际的需要……汉族男子在古代还没有剃胡子的风俗。古乐府《陌上桑》说‘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可见这些挑着担子的男子都是有胡子的。胡子长得好，算是美男子的特点之一，所以《汉书》称汉高祖为‘美须髯’, 《三国志》也称关羽‘美须髯’。胡子对古代汉族是那样重要，所以在语言表现为三种胡子，嘴唇上边的叫‘髭’，下巴底下的叫‘须’，两边连腮胡子叫‘髯’。到现代，老年人也不一定留胡子，因此无必要分三种胡子了”。不久，沈从文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从文物谈谈古人的胡子问题》，不同意王先生的意见。他根据古代的泥塑、石刻、壁画等实物上的人物形象，认为古代男子并不一定必须留胡子；“美须髯”可能与英武有关，但不一定算美男子；挑担子的也决不是都留胡子。“晋唐以后胡子式样有了新变化，不过中老年人，即或名臣达官也不一定留胡子。”（《光明日报》1961年10月21、24日“东风副刊”连载）接着，王力先生也在11月8日《光明日报·东风副刊》上发了《关于胡子的问题—答沈从文先生》。他首先表示赞同沈先生关于研究文化史、汉语史必须重视出土的古代文物的意见，并承认在《逻辑与语言》里措词有欠斟酌的地方。比如古代挑担走路的男子很年轻，还没有长出胡子来，就不能说“都是有胡子的”。但王先生答辩说，他和沈先生的分歧主要在刮胡子的问题上。古代汉人没有刮胡子的风俗而是任其自然生长，如头发、眉毛一样。在上古时代剃了头发、眉毛或胡子，反而是一种刑罚。髡刑就是剃去头发；剃去胡子叫“耐罪”, 《说文》作“耏”。“所以古代成年人都有胡子。谁也不愿意把胡子刮了，让别人误会自己受过耐刑。”王先生还说，古代的泥塑、石刻、壁画等所塑画的人物，有的有胡子，有的没有胡子，似不能证明古代有刮胡子的风俗。后来沈先生没有再发表意见，也许同意王先生的解释了。王先生是大学者兼文学家，沈先生是大文学家兼学者，他们是西南联大的老同事、老朋友，但在学术问题上各不相让，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事隔二十一年之后，王先生见到这些秦武士俑大都有胡子，自然想起了当年那场关于胡子的辩论来。当晚回到宾馆，王先生还写了一首《题秦陵兵马俑》七绝，诗云：“昔仰神威制六合，今看兵马护陵园。秦皇雄略今犹在，岂惧匈奴与北番！”

8月3日王先生又和与会的全体中外音韵学同行，到西安市西郊参观了唐太宗的昭陵、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汉武帝的茂陵以及汉将霍去病的陵墓和石刻。后者给王先生的感受最深，他又写了一首七绝《题霍去病墓石刻》:“搏兽豪情拔山力，驱将骏马踏匈奴。男儿要有凌云志，不学嫖姚非丈夫！”先生颂扬并要学习霍去病将军的爱国精神和雄心壮志的思想感情溢于言表。

8月4日王力先生偕师母提前回京了。我随严学宭先生、高元白先生等到火车站送行。我则到8月6日年会闭幕后才离开西安。

（原载《语文建设》199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