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庆升
1984年,黄海之滨出现了一所新型的综合性大学—烟台大学。它是在中央领导同志关怀支持下诞生的地方性大学。按照中央领导的指示,北大、清华两校负责支援烟大的创建,以期运用两校丰富的教学资源和管理经验,加快烟大的建设步伐。1985年5月,我受命调往烟台大学,负责组建中文系,直到1990年暑期返回北大,前后历时五年。这五年是我一生中一段难忘的时光。
初到烟台,一切都不同寻常。清新凉爽的空气,略带咸味的海风,澎湃作响的浪花,以及迎风飞翔的海鸥,都使人感到心旷神怡。然而到了烟大校址才发现,这里原来是一片荒滩。仅有的两三户渔家点缀在空旷的海边,仅有的几座建筑物散落在不算小的校园。没有树木,没有花草,除了海涛声也没有任何喧嚣,一切都显得荒凉和寂寞。雨天来了,道路泥泞,走路只能穿胶鞋。冬天到了,气温已接近零度,暖气还没有装好,只能穿着毛衣睡觉。当时的电力供应不足,自来水时有时无,有时不得不接雨水冲洗厕所。当年的8月,还经历了一次台风的袭击。八九级的狂风挟着暴雨,由窗而入,顿时屋内一片“汪洋”。我奋战了几个小时才把雨水排出。当时学校没有电视,也没有地方放电影,离市区中心很远,交通又不方便,故购物和娱乐都很困难。唯一的消闲是业余时间赤脚到海边细沙上散步,或摸蛤蜊,或捡贝壳,或观看渔民拉网捕鱼,倒也别具风味,使紧张的生活平添了一丝乐趣。
这些生活上的不便其实算不了什么,真正的困难在教学,特别是师资的缺乏,令人深感头疼。当初,我们只有三名教师。面对百余名新生、五六门专业课,要使整个教学运转起来实在是力不从心。我当时真正体会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难处了。尽管我身兼数职,既是系主任,又是教务员、办事员,甚至是通讯员、采购员,工作安排满满的:制定教学计划、预订教材、购买图书、聘请教师、外出招生……真是拳打脚踢,全武行都用上了,仍难以招架日益繁重的任务。好在有我们中文系做靠山,我一遇到困难,便向系里求助,而系里总是有求必应,许多困难也就迎刃而解了。开初一两年的专业基础课,几乎全由北大中文系的老师担任,后来的专题课也几乎由北大教师包揽。烟大中文系其实已成了北大中文系的分系。先后去烟大支教的教师不下十余人,如袁行霈、吕乃岩、沈天佑、程郁缀、刘烜、陈德礼、卢永璘、孙玉石、谢冕、曹文轩、张颐武等。此外,哲学系的叶朗、清华的徐葆耕、社科院文学科的曾镇南也曾受邀来烟大讲学。他们高质量的讲授得到学生们普遍欢迎和高度赞扬,我也产生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在北大的支援下,总算跌跌撞撞地度过了创业的第一关。
1987—1988年随着北大代培的硕士研究生的相继毕业,烟大中文系的教师队伍得到充实,孟二冬、黄凤显、宗明华、兰翠、傅承洲、张力军等走上了烟大中文系的讲坛,再加上由省内外聘请了一批有较多教学经验的教师,师资队伍开始壮大,教学工作添加了活力,烟大中文系的建设又迈向了一个新阶段,由草创期进入发展期。正当此时,我返回了北大。
在烟大的五年,我感到很忙碌、很劳累,也感到很充实、很惬意,有一种事业有成的感觉。这五年我付出了许多,也收获了许多,做出了一些牺牲,也得到了不少荣耀。在不算短的五年时间里,我付出了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更重要的是得到了锻炼,积累了人生的经验。我常想,在烟大的五年好像是又重新进入了一所大学,又完成了一次大学课程。但这次学的专业是“管理”,并且做出了一个还算合格的答卷。我把烟台大学作为我的第二母校,他让我学会怎样做人处事,让我有机会在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增长才干。我将铭记烟大对我的培养和鼓励。
转眼之间二十几年过去了,如今的烟大已发展成为学科门类齐全、设施完善,拥有文、理、工、法律、外语、经贸、财会、体育等二十多个院系、四十多个专业的省重点综合大学。现有学生已达三万人,毕业生遍布全省乃至全国各地,其社会地位和影响日益扩大。
现在,如果你再走进烟大校园,你将会看到一个楼群密集、树木成阴、环境优美、设备齐全、一切井然有序的充满现代化气息的大学,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在中国数一数二的花园式的大学。
看到烟大的日新日异、蒸蒸日上,我心里充满喜悦和自豪。因为我在这里生活过,劳动过,战斗过,我和烟大有着割不断的感情。虽然二十年过去了,我依然忘不了最初创业的五年—我生命里富有意义的五年,值得永远怀念的五年。创业是艰辛的,也是幸福的。
孙庆升, 1932年生,黑龙江富锦人。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留校任教,曾任中文系教学秘书、现代文学教研究主任,后调往烟台大学,任中文系主任。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任中国话剧理论与历史研究会常务理事、曹禺研究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