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政治发展宏观理论

第一章
政治发展概念及相关问题

概要：

政治发展（political development）被理解为政治生活和政治社会形态由简单、原始状态到复杂、高级的较为完善状态的演变过程。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政治发展研究就是把政治生活视为一个动态过程，从发展变化的角度，探讨影响一个政治体系变迁的内部和外部社会经济文化政治要素之间的关系，以研究和说明政治社会的转变过程。从研究内容的角度看，政治发展研究关注于不发达国家的政治转型，努力探讨其政治生活实现现代性转变的经济、社会、文化、法律、政治等方面的种种条件。

二战以后，新兴民族国家面临经济如何“起飞”、政治如何转轨、社会如何转型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政治学家提出“政治发展”概念。但正如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这样的概念容易产生歧义一样，政治发展概念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而且，与前两个概念相比，政治发展由于更难以标准化和定量化，其含义更加模糊，更难以界定，因此，争论的余地更大。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政治学家就如何界定和测度政治发展付出了努力。今天，这样的探讨似乎依然没有结论。一部分学者继续坚持把政治发展看做一个分析概念，期望建立一种比较精确和可以操作的分析和测定的指标体系；一部分学者则放弃这样的努力，坚持把政治发展视为一种变化的方向，认为任何改善现状的努力和结果都可以归为政治发展。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概念理解的争议并没有妨碍实际研究的推进和持续深化。换句话说，政治发展概念界定和测度方面的不尽如人意，并不影响政治发展研究主题下和研究领域中的理论产出。

本章围绕政治学家就政治发展概念的讨论，梳理和阐释已经形成的主要观点，帮助读者廓清政治发展含义，理解政治学家在这方面的思考。

核心问题：

▼ 政治与政治发展观

▼ 发展中国家的界定

▼ 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讨论

▼ 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

▼ 政治发展相关问题

一、政治与政治发展观

在一般的政治学教科书中，政治被归纳为四种概念或观点，即：作为政府艺术的政治（politics as the art of government）；作为公共事务的政治（politics as public affairs）；作为妥协和同意的政治（politics as compromise and consensus）；作为权力和资源分配的政治（politics as power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这四种定义反映了认识政治的四个不同角度或思路，也规定了不同的政治发展观念。

政治作为“艺术”，主要体现为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集体政策对社会实施控制的艺术。在这种观念下，政治发展研究重点关注政府角色的变化、功能的转换、社会控制手段和技术的更新等。

把政治定义为公共事务或公共生活，要求区分“政治领域”和“非政治领域”的界限，合理划分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和私人领域（private sphere）的界限。传统的划分往往以国家（state）和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划分为标准。国家机构如政府机关、法院、警察、军队和社会安全部门等，都属于公共领域，它们为了共同体的集体生活而组建，并得到公共费用的支持。相对而言，家庭、血缘组织、私人商务、工会、俱乐部、社区团体等，则属于市民社会，它们由公民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组建起来。以此为基础，政治被限定在国家活动和公共机关事务的范围之内。而公民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生活领域，如经济的、社会的、内部的、个人的、文化和艺术领域等，都属于“非政治领域”。今天，上述划分正在被新的概念所取代：即“政治领域”（political）和“个人领域”（personal）。依据这种新的划分，公民社会虽然不同于国家，但是，它也存在大量具有“公共性”的机构和制度，因而也应该纳入“政治领域”。根据上述观念，政治发展研究着重探讨构成一个良好社会所必须遵循的正确处理“公共领域”（公共权力）和“私人领域”（个人与社会权利）关系的基本准则，以及合理划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界限所必须具有的“公权”结构和“私权”结构。

从妥协和同意的角度认识政治，政治又可以被看做是解决争端的特别手段。在这种定义下，冲突或争端不是通过强力（force）和赤裸裸的权力来解决，而是通过妥协、安抚和谈判来加以解决。由此，政治的关键在于广泛的权力分布（a wide dispersal of power）。在现实生活中，冲突和争端是不可避免的。当社会团体和利益集团普遍拥有权力的时候，它们必然走向调和与妥协。因此也可以说，政治就是选择妥协而不是选择暴力和强迫来安排秩序问题的解决方案。依据这种政治观，政治发展研究的重点就在于如何构建一种合理解决争端的非暴力机制，尽可能消除政治行为的野蛮性，使它得到“驯化” ，最终实现政治竞争的文明化。

把政治理解为权力和资源分配关注的是政治的实际运作。按照这种定义，“政治是所有正式和非正式的、公共和私人的社会集体活动的核心，它存在于所有人类团体，制度和社会之中” 。政治可以出现在社会互动的每一个层面：你可以在小到家庭和朋友团体中找到它，也可以在大到国家和全球舞台上找到它。从广义上说，政治关心的是整个社会资源的产生、分配和使用。就本质而言，政治就是权力，即通过各种手段实现理想结果的能力。从这个观点出发，政治生活是多样的，也是互相冲突的。其中，最根本的事实是资源的不足：人类的需求和欲望是无止境的，而满足他们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政治可以被看做针对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而权力则被视为主导斗争的手段。按照这种政治观念，政治发展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怎样确立一种公平合理的分配机制，保障社会资源的有效供给和合理使用，以钝化资源有限性与需求无限性之间矛盾的尖锐性。

从以上对政治的各种不同定义和解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不同的人由于观察和认识的角度不同，对政治发展的理解和解释会完全不同。

二、发展中国家的界定

尽管任何国家都面临发展问题，但发展研究所研究的对象主要还是那些被认为“不发展”或“不发达”的国家。这些国家被冠以许多不同的名称，如“落后国家”、“贫穷国家”、“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后发展国家”、“欠发达国家”、“传统国家”，等等。所有这些名称都包含了一种比较的观点，它们的提出总是以与目前的状态和变化速度更为先进和发达国家的比较框架为背景的。

那么，发展研究在确定其研究对象时遵循了什么样的分类标准？《发展经济学》一书概括了最为通用的方法：即，将所有国家按照它们的发展程度进行区分。根据这一标准，“我们便可分出发达和不发达国家、较为发达和欠发达国家，或者考虑到持续变化过程，区分为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明确含有乐观意味，采用缩写字母LDSs表示‘欠发达国家’又有其方便之处，这就使得这两个名称成了使用最为广泛的两个术语。发达国家又常被称为工业国家，以表明重视发展与工业化之间的密切联系” 。

这样的分类得到了世界银行的支持。早年，世界银行基于收入水平的标准，将世界上所有国家简单分为两种类型：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90年代，世界银行改进和完善了这种分类，产生了四种类型，即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和发达国家。低收入国家指的是人均收入低于675美元的国家（按1992年汇率折成美元计算）。中等收入国家的年人均收入在675美元到8000美元之间。其中，人均收入低于2700美元的国家属于中低收入国家；而人均2700美元—8000美元的国家为中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大多属于工业产出快速增长的亚洲和少数拉美国家和地区，因此，又被称为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人均收入高于8000美元的国家属于高收入国家（也叫工业国家，或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一词是指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为方便起见，也包括从中央计划经济转轨的国家。

在世界银行的上述分类中，有三种类型的国家或地区需要单独考虑：① 五个中东石油输出国——也门、利比亚、沙特阿特伯、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当时，它们的人均收入排位为6000美元——22000美元，但经济比典型的中等收入国家更为传统。②以色列、新加坡和香港，尽管1992年人均收入已超过13000美元，却被联合国（和其他许多组织）认定为发展中国家（地区）。③东欧国家，包括俄罗斯，其收入已达到了中等收入的标准，但它们由于经济的下滑或者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而被归为过渡经济国家。

类似的划分还有联合国的标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人类发展报告：富于人性的全球化》按照人类发展水平，依据人类发展指数（HDI）划分国家和地区。根据该报告，人类发展指数（HDI）由三个指标组成：寿命，以出生时预期寿命来衡量；受教育程度，以成人识字率以及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总入学率来衡量；生活水平，以实际人均GDP（购买力平价，PPP$）来衡量。

依据HDI，可以把国家分为三组：高人类发展水平组，其HDI值大于或者等于0.800；中等人类发展水平组，其HDI值在0.500到0.799之间；低人类发展水平组，其HDI值低于0.500。

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 World Economic Outlook ）将世界上的国家和地区分为三种主要类别：先进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 其中每一类又进一步细分为几小类。先进经济体中，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7个国家划分为一小组，通常被称为主要工业国家；欧盟成员国、欧元区的成员国和工业化的4个亚洲经济体也都分别划分为小组。先进经济体由28个国家和地区构成，其中，国内生产总值最大的7个国家——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加拿大——组成“主要工业国家”，也就是通常所指的“七国集团”。欧洲联盟当时的成员国（15个国家）和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也分别构成两小类。

发展中国家集团包括所有未归入先进经济体或转轨国家的国家（128个），另外还加上一些可以得到的完整统计数据的独立区域。《世界经济展望》对发展中国家的区域性划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IFS）的分类标准一致，按地区，一般分为非洲、亚洲、欧洲、中东、西半球等地区组，但欧洲的塞浦路斯、马耳他和土耳其和非洲的埃及、利比亚却另分列到“中东与欧洲”组。

转轨国家（29个）由中欧与东欧国家（含波罗的海国家）、俄罗斯、其他前苏联国家和蒙古组成。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处于经济从中央集中管理的体制向以市场原则为基础的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另外，其转轨还涉及大量资本存量基本上过时的工业部门的转型。尽管其他一些国家，如中国、柬埔寨、老挝、越南以及一些非洲国家，也处于由指令型经济机制向市场主导型机制的“转轨”中，但这些经济体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低收入的、规模庞大的农村的发展问题，故将他们划归为“发展中国家”而不是“转轨国家”。

发展研究中也有人将世界上的国家划分成三种类型：工业民主国家，主要由西欧、北美和太平洋的工业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组成，它们构成了“第一世界”；共产主义集团国家，主要由苏联和东欧的前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所组成，它们被称为“第二世界”；以及不属于这两种类型的其余所有国家，它们大体上无甚兴趣卷入到上述两大集团的争斗中去，因此也被称为“第三世界”。第三种类型的国家被贴上了形形色色的标签；“有人使用欠发达国家（LDCs,1ess developed nations）这一称谓；有人则称其为发展中地区（developing areas）；有人则把它们称为非西方体制（non-western systems）；而其他一些学者借用了世界经济体系的概念，与工业化的中心地区相对应，把这些国家称作为边缘（国家）（periphery）” 。这种分类依据的是集团政治的划分标准。根据这种划分，非洲、中东和除日本之外的全部亚洲国家都属于第三世界。这一类国家在地理形态上构成了纬度上北（第一和第二世界）与南的区别。但“第三世界的南方包含了广泛的各种各样的国家，从富有的石油输出国，到收入极低、自然禀赋很差的国家”，另外，“冷战”已经结束，原来意义上的“第二世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鉴于此，有人认为，“第三世界”这一用词最好应该淘汰出局。

三、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讨论

● 对于发展概念的一般理解

“政治发展”概念是政治学家在经济学和社会学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社会学家通常用“社会变迁”来说明一个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政治学家也使用“政治变迁”来描述一个政治体系内部发生的种种变化。他们为了客观说明一个社会体系的变化，通过考察社会体系变化的速率和幅度，区分出了“激进式变迁”和“温和式变迁”的不同形式。但是，变迁被视为一个中性概念，既指社会中值得肯定的、具有前进性质的变化，亦指社会中具有倒退性质、不被认可的变化。发展理论家在关注社会政治变迁的同时，希望促成那些被认为积极的变化。因此，在一般的发展研究和有关政治发展的讨论中，发展一词所指的就是社会变迁或政治变迁的积极方面，即，发展被认为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变化。

发展理论家严格区别发展与增长的不同含义：增长是指一个事物在数量上的增加；而发展更多地指的是一个事务内在结构的优化（性质上的改变）。例如，“经济增长”说的是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和产出的增长。一个国家的商品和服务有所增加就意味着它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含义则更加广泛。除了人均收入的提高外，还应包括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其中最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比重下降而工业比重上升，以及城市人口比例的上升。此外，还应该包括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消费结构的变化（其表现是，人们不再将全部收入花在购买必需品上，而是逐步转向购买耐用消费品，最终转向休闲产品和服务的消费）。

为了说明发展与增长的不同，经济学家以韩国和利比亚的状况作为例子。“韩国自1960年以来发生的变化，与利比亚因石油勘探而产生的变化相比较，有着根本的不同。两个国家都发生了人均收入的大幅度提高，但利比亚的人均收入的提高主要是靠外国技术组成的外国公司，生产的单一产品主要供美国和西欧消费，尽管利比亚政府和人民从石油中获得了一大笔收入，但他们与这些收入的生产几乎无关。石油开发的结果，很像是一个富国决定送给利比亚政府和人民一大笔赠款援助。”所以，利比亚的经济情况不是通常所描述的经济发展。

发展研究充分认识到，没有增长就不可能有发展，但增长并不等于发展。“增长本身是不够的，事实上也许对社会有损害：一个国家除非在经济增长之外在不平等、失业和贫困方面趋于减少，否则不可能享有‘发展’。” 经济学研究指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人民必须是这一过程的主要参与者，这样才能带来结构的诸多变化。外国人能够并必然地会介入进去，但他们不能包办代替。参与发展过程，意味着享受发展带来的利益，并且参与这些利益的生产过程。如果增长在国内外只是极少数富人受益，那就不是经济发展” 。

在区分发展与增长不同含义的基础上，发展理论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存在着无发展的增长的现象和可能。对此，《新发展观》一书作了这样的概括：①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当经济活动集中于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或重大的公共事业，而且并未产生全国范围的效果时，就存在着无发展增长的可能性”; ②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在增长取得进展时，就地域而言，发展利益的分布也是不平衡的，因为相对来说，‘空白’地区总是存在的；而且就社会而言，利益的分布也不平衡，因为‘贫困层’从未消失过” 。

综合发展理论的一般理解，发展从形式上看，是一种持续的过程，表明一个事物从一点到另一点，从一个层面到另一层面的连续转化的现象；从性质上看，意味着一个事物内部结构的变化，即，一种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变化过程；从价值上看，这种转化意味着向着更好的更理想目标的趋近。

（1）就变迁的形式而言：

（2）就变迁的性质而言：

由此可见，变迁分为两种：数量的变化和性质结构的变迁。性质结构的变迁又被分为两种：良性的变迁即为发展；恶性的变迁即为衰败。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良性”与“恶性”的区分是以某种标准的确立有关的，而标准的确立又是与一定的价值观念分不开的。因此，发展及政治发展概念预含了某种价值判断，其研究实际上具有浓厚的价值色彩。这是无论发展理论的支持者还是发展理论的批评者们共同一致的看法。也正因为如此，政治发展概念从一开始就成为政治学的一个极具争议的概念。因为它的标准会因为研究者之间价值判断的差异性而难以统一。发展及政治发展概念所隐含的价值预设，使人们可以为它赋予不太相同的含义。这就为分歧和争论留下了空间。

● 是分析工具，还是研究方向

正是由于政治发展是一个具有隐性价值的概念，所以，不同的人可以为这个概念赋予不同的解释。而每给出一种解释，也就等于提出了一种有关什么是政治发展的标准。依据这种标准，某些变化和现象被认为是政治发展，而另一些变化和现象可能被看成是政治衰败。解释的不同就意味着标准的不同，而标准的不同，又意味着对于同一种变化或同一个现象的判断会有所不同。

因此，在政治发展研究中，人们开始致力于建立统一的概念和确立客观一致的标准。但很快，“统一”和“客观”的困难使人们不得不放弃这种努力，开始在大体一致的框架下（传统与现代、蒙昧与文明、无序与有序、民主与独裁、进步与落后等）从事具体问题（政党制度、选举制度、政治不稳定、政治腐败、政治民主化等等）的研究。

美国学者约翰·蒙哥马利分析指出，对政治发展的探索必定会引导政治学家去解决三个更一般的问题：第一，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之间是什么关系？目前的倾向实际上是把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等同起来，而政治发展只是现代化的多种因素中的一个因素。在何种类型的变化构成了政治发展的问题上，政治学家们的意见可能会有分歧。第二，政治发展究竟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还是一个复合的概念？对于构成政治发展的因素是什么，有那么多人提出了那么多的意见，因此，当前的主要趋势是把政治发展看做是一个复合的概念。第三，政治发展属于描述性的概念还是目的论的概念？如果属于前者，那么，它一般被解释为要么是一个单一的过程，要么是一组过程；如果属于后者，它便被设想为达到某个目标的运动。在前一种概念下，判断一个变化是不是构成发展所依据的是变化的内容（或内在特征）；在后一种概念下，界定政治发展的依据不是变化的内容，而是变化的方向。

蒙哥马利所指明的三个问题反映了早年政治发展研究所面临的困惑，也道出了政治学家在政治发展概念的使用中存在的分歧。实际上，政治发展概念一直从两个角度被理解和应用：一是把政治发展看做一种分析概念或分析工具；二是把政治发展视为一种研究方向。

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概念的定义要尽可能满足三个特性：即，明确性、客观性和可测量性。经济学家在界定经济发展的时候，既要说明经济体系和经济结构等方面的进步和改良，也要保证让所设定的经济发展的内容具有普遍的解释力，同时还要提供一系列可测定的指标体系，包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能源消费、人口结构（城乡人口比例）、成人识字率等等。 政治学家在提出政治发展这个概念的时候，也在努力实现概念的精准化和可度量化。因此，有人试图把政治发展概括为三个趋势：个人平等地位的提高、政治体系能力的提高、制度和结构差异的提高。 也有人试图把政治发展的定义概括为四个经常出现的概念，即理性化、国家一体化、民主化，以及动员或参与。 还有人试图将政治发展进一步分析为可测量的要素，希望通过确定贫困的标准（婴儿死亡率、蛋白质消费量、饮食居住条件等）、不平等的程度（收入分配、能否得到比如健康等方面的公共服务等）、收入集中程度（基尼系数）、教育成就、政治目标的实现程度（福利指标、包括每百万人中暴力罪、自杀、酗酒和各种类型吸毒行为发生率等）、民族独立程度（交易收据中资金流入的比例、从国外进口的资本货物供应的比例、外国人所拥有的资产、贸易伙伴支配援助程度和贸易方式、外国军事基地和飞越领空权的存在、听从联合国中某一大国指挥的程度等）来解决概念上和测量上的问题。

然而，政治发展到底能不能作为一个分析概念来使用也一直受到质疑。亨廷顿曾经分析指出，有关政治发展概念的争论提出了一个真正现实的问题，即把政治发展作为一个概念有什么用处。一个概念的分析价值（有用性）体现在两个方面：（1）能够起到“集合的作用”，即它能把许多共同性的次概念集中概括起来；（2）能够发挥区别的功能，即它有助于把一些看起来无差异的事物分离为两种或更多种的形式。然而，“政治发展这个概念是否具备这些方面的功能，令人怀疑。政治发展被认为是包括了多种不同过程的综合概念” 。“这些过程除了贴上同一个标签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够说明在政治发展这个标签之下包含了哪些成分” 。

亨廷顿认为，政治发展发挥的主要功能事实上既不是用以聚合，也不是用以区别，而是用以使之合乎逻辑。“政治发展这个概念实际上只标志着学者们的爱好，而不是一种用于分析的工具”; “政治发展的概念之所以在政治学家当中广受欢迎也许是因为他们觉得在政治方面应当有一个与经济相对应的概念” 。按照亨廷顿的观点，政治发展并不能成为一个分析概念，如果它有实际意义的话，它只表明学者们共同的研究方向。

● 对政治发展的界定

正如前文蒙哥马利所分析指出的，在政治发展概念的界定方面，有两种思路的理解和定义需要区别：（1）描述性概念，即把政治发展理解为一个单一的或一组过程。例如，阿尔蒙德就认为：政治发展就是在社会经济现代化较为广泛的环境中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政治体系、过程和政策的变化。 这些变化包括三个方面：角色分化；次级体系的自主性；文化的世俗化。 （2）目的论概念，即政治发展被设想为达到某个目标的（如民主政治、政党政治等）运动。这方面最具普遍意义的定义认为，政治发展是指政治体系从一种假定的前现代的传统型向现代型过渡的过程。

在描述性的定义中，政治发展被等同于现代化，而现代化被认为是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它从17世纪至19世纪形成于西欧和北美，而后扩及其他欧洲国家，并在19世纪和20世纪传入南美、亚洲和非洲大陆。 在这种定义下，发展就是累积变迁与成长；政治发展就是政治领域的变迁与成长。在现代化的变迁过程中，个人活动和制度结构高度分化和高度专门化；政治中实施选举和政党活动；大多数机构采用科层制式的组织方式与机制；随着疆域的扩大，社会中心、法律、行政和政治机构的权力得到强化；民主政治（至少是平民主义政治）得到推广；注重进步、改良、幸福、能力与情感自然表现、强调个性和个人尊严、讲究效率的新型文化观的确立和传播等 ，都被视为政治发展的基本内容。

在目的论的定义中，政治发展被认为是现代化过程中人们期望的目标和状态的实现过程。这些期望的目标可能包括民主、平等、高效、有序、多元化等内容。

白鲁恂（Lucian. W. Pye）在《政治发展诸方面》一书中将政治学家对政治发展的理解概括为以下10个方面 ：

（1）政治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政治先决条件；

（2）政治发展是向着工业化国家政治形态的转变过程；

（3）政治发展就是政治现代化；

（4）政治发展就是建立和维持一个独立民族国家的过程；

（5）政治发展就是行政和法制体系的发展；

（6）政治发展就是大众动员与参与；

（7）政治发展就是民主化；

（8）政治发展就是稳定和有序的变迁；

（9）政治发展就是政治体系动员和能力的提高；

（10）政治发展是社会变化过程的一个方面，与社会经济结构发展在本质上是一个过程。

根据他的理解，政治发展是一个综合变化的过程，其中呈现三种趋势：即个人平等观念（equality）的形成、政治体系能力（capacity）的加强和制度分化与专门化（differentiation and specialization）程度的提高。 平等观念的形成意味着：①大众参与和民众积极介入政治生活，公民成为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主角；②个人的平等地位得到提高，确立普遍的法律原则，实现法律面前的平等；③公共职位向所有人平等开放，根据个人表现和成就标准实现政治录用。政治体系能力的加强意味着：①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政府事务广泛涵盖社会领域，可以有效影响社会和经济事务；②政府有效实施公共政策（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③行政的理性化（rationality）和政策的世俗化倾向。制度分化和专门化的提高意味着：政治角色、功能的多元化和专门化，政治体系内部制度和结构的差异性得到提高，并在此基础上实现高度一体化。

1965年亨廷顿发表《政治发展与政治衰败》一文，归纳并分析了当时政治学家对于政治发展的四种定义 ：

（1）侧重于地域性：认为政治发展仅指亚非拉国家的政治变化，因而没有包含发达国家，不具有普遍性。

（2）侧重于社会的演变：认为政治发展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方面和后果。然而，现代化除了包括工业化、城市化、文化素养和大众媒介作用的日益增强、经济发展、社会和职业流动增大等进程外，也常常伴有更高一级水平的冲突、暴力和混乱，引发不稳定和腐败等负面后果，这些变化与政治发展所具有的正面价值是完全不相符合的。

（3）侧重于发展的目的性：认为政治发展是向着某一政治体系的一个以上的目标的进展。仔细分析，这些目标各不相同，其中任何一个目标的实现都难免要以牺牲其他目标为代价（隐含着内在的矛盾性），如民主化、合法化、政治稳定、政治平等之间是有冲突的，用政治发展将这些可能相互矛盾的目标统合在一起，反而容易造成抹杀不同目标之间的差异。由此看来，政治发展不但不能成为一个分析概念，反而成了一个多余的概念。

（4）侧重于政治的功能性：认为政治发展是向现代社会所特有的政治体系的转变。然而，现代政治的特征主要是政党政治，如此说来，政治发展就意味着政党政治的发展。如果这样，人们提到的其他目标就要被排除在政治发展研究的范畴之外了。

亨廷顿曾经在不同的文献中都表示过，政治发展是一个“多余的概念” 。“从一定意义上讲，政治发展是个多余的概念。对政治学家来说，它起的是使之合法化的作用而不是分析作用。” 然而，亨廷顿也充分意识到政治发展概念存在的必要性：“确实存在大量而且往往是令人难忘的文献，它们只能被归类为政治发展研究。不管定义如何下法，这一领域在蓬勃发展。不管这样称呼如何不合逻辑，它还是被称之为政治发展。”

为了使政治发展成为一个有用的概念，亨廷顿将政治发展解释为政治制度化。 他提出，政治发展是现代化的政治性后果。政治稳定程度取决于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的关系。政治发展意味着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政治制度化以适应扩大了的政治参与的要求。

综上所述，对政治发展的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赋予政治发展以不同的含义。使政治发展变成一个标明政治体系综合能力提高的复杂概念，其中包括，政治合理性基础的扩大，政治制度化水平的提高，政治参与机会的增加，民主程度的提高，公民自由权利的保障和实施等等。

作为综合政治研究方法，政治发展研究也涉及了政治生活的所有方面。根据政治学的一般分析原理，政治体系可以分为政府政治体系（即国家和政府政治体系）和非政府政治体系（即由市民社会、政党、社团和个体公民所组成的社会政治体系）。由此，政治发展及政治发展研究也被分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从政府政治体系来说，政治发展主要表现在政府各种管理和协调能力的提高；政治发展研究主要侧重于国家和政府制度和功能如何得以完善。从非政府政治体系来说，政治发展主要表现为市民社会的发展壮大，公民政治责任心的增强，以及参政议政能力的提高；而政治发展研究则主要侧重于非政府组织的发育、公民文化的培育、社会和个人自治能力的提高等方面。政治发展及政治发展研究综合体系可以表述如下：

此外，广义的政治体系涉及物质技术、组织制度、观念思想和政治心理四个不同层面，因此，政治发展以及政治发展研究也包含了这四个方面的变化：

政治发展与政治发展研究组织制度层面{物质技术层面 器物层面制度层面思想观念层面——|政治心理层面 — |—文化层面—

有人将政治发展的层面概括为“国族整合”、“政治稳定”、“政治参与”、“法治秩序”和“政体分化与能力”五个方面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政治发展涉及广泛的社会政治层面。在“器物层面”，政治发展意味着政治过程中物质技术手段的改进；在“制度层面”，政治发展意味着组织制度的合理化和制度化水平的提高；在“文化层面”，政治发展意味着思想观念向着现代文明方向的转化。

政治发展也意味着政治综合能力（无论是政府政治能力，还是非政府政治能力）的提高。具体而言，就发展的内容而言，包括政治思想与理念、政治制度与规则、政治行为与决策的改进；就发展方向而言，意味着政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

从“治理”理论的角度看，政治发展还意味着社会“治理”从单一的或者以强权“管制”为主的模式向着“管制”+“自治”模式的转变。

四、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

如上所述，理解政治发展需要回答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政治发展理论家也存在不同的看法。这些不同的看法可以归纳为两种思路：1）将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相等同；2）将政治发展从政治现代化中分离出来。

早期的研究并没有严格区分二者的差异，正如蒙哥马利所指出，“目前的倾向实际上是把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等同起来” 。亨廷顿在1965年发表文章提出，应把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区别开来 ，理由有二：

（1）政治现代化与现代人、现代社会、现代经济有密切的关系；政治发展概念则不仅可以应用到现代社会，而且也可以应用到非现代的情境中。如果将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视为同一的东西，则限制了政治发展概念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应用性。那样，政治发展就变成一个历史演化的特殊阶段。

（2）就政治现代化的结果来说，尽管理论上说政治现代化是从传统政体向现代政体的运动，但实际上，政治现代化的结果并不一定倾向于民主，反而可能倾向于腐败的民主和极权式的个人军事独裁或一党专制；政治现代化也没有导致政治稳定，反而造成更多的革命和政变；政治现代化也没有造成统一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建设，反而造成更严重的民族冲突和内战；政治现代化也没有形成制度合理化和分化，反而形成行政机关的衰颓和腐化。由此可见，政治现代化并不一定会引发政治发展。

按照亨廷顿的观点，现代化是一个客观的过程，政治发展是社会变迁过程中可能出现或人们努力使之出现的结果。如果把政治发展理解为政治组织和程序的制度化，那么，政治发展既可能出现在现代社会，也可能出现在过渡社会（现代化社会）。而且，常常由于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反而经常受到打击。换句话说，在现代化过程中，政治发展往往会遭遇挫折，经常见到的往往不是政治发展，而是政治衰败。

总之，政治现代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客观过程，而政治发展则是一个预期的、价值追求的过程。从结果来看，如果说现代化是一个“破”的过程，是对以往秩序的破坏，是一种平衡状态的打破，那么，政治发展则是一个“立”的过程，是一种秩序的重构和新的平衡的实现。

五、政治发展相关问题

发展政治学关注政治发展的一般逻辑和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特殊问题。政治发展理论家在研究发达国家发展经验后得出结论，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在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五种类型的挑战：

（1）第一类是渗透（贯彻或扩散）和统一问题，即所谓国家建设问题。

（2）第二类是体系发展问题，即所谓政治合法性问题。

（3）第三类是经济建设问题，要求政治体系提高国内生产能力，满足社会对于产品和服务的需要，即所谓经济发展问题。

（4）第四类是参与问题，各类社会集团施加压力要求影响政治决策，即所谓政治参与问题。

（5）第五类是分配或福利问题，要求政治体系重新分配收入、财富、机会和荣誉，即所谓公平分配问题。

按照一般的发展逻辑，上述五种挑战依次出现。换句话说，政治发展将依次完成五大任务：（1）完成统一国家建设，形成统一的国家主权；（2）确立完整的政治—行政体系，树立统一的政治权威；（3）实现经济“起飞”，完成经济改造和基本建设；（4）扩大政治参与，普及选举，完善政党制度，完成政治民主化改造；（5）解决公平问题，普遍改善社会福利。

“国家建设和经济建设按理先于政治参与和物质分配”，因为，只有首先做到有资源可分，才能谈得上如何公平分配资源的问题。 然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使它们无法遵循上述发展逻辑。它们还没有很好地完成前三项任务，就“已经进入了由政治上有能力和经济上发达的民族国家所组成的国际社会。在这个国际社会中，参政和福利是突出的政治问题。因此，尽管发展的逻辑意味着国家建设和经济建设要先期进行，但发展的政治却迫使第三世界国家同时面临人们对于参政和分配的要求及期望” 。

显然，发展中国家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这个世界与发达国家当初面临的条件完全不同。这种不同被阿尔蒙德概括为三个方面 ：

（1）现代流行病学、药学和医学技术已越过了发展的障碍，不断下降的死亡率同很高的出生率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在那些贫民中造成的人口爆炸。由于人口增长，任何经济增长率根据人均来计算都必然被减低，并且这种人口增长又主要集中在贫民中，它就加剧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不平等问题。

（2）由于现代化通讯工具的发展，第三世界接触的是一个在生活富裕、人民参政的社会中的发展模式。因此，第三世界的领导人就不得不对工业增长、福利和迅速扩大的国民参政要求同时作出反应。而且，当这些要求提出时，许多发展中国家还不具有高效率的行政机构，还没有能力很好地实施管理。

（3）发展中国家在开始发展的时候，处于两大阵营的夹缝中，它们必须在两种模式中作出选择。

这些特点决定了它们面对人口压力、参与压力、国际压力，必须同时解决政府能力、政治参与、经济增长和公平分配等问题。显然，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要比发达国家当初所具有的难度大得多。

今天，发展中国家已经经历了50年的发展历程。它们自身有了很大变化，比如，不少国家和地区，实现了经济市场化和持续的高速增长（经济奇迹），政治上实现了民主化的转变，似乎也度过了社会政治秩序最不稳定的时期。对于那些已经步入现代化正轨的国家来说，它们的任务似乎就是通过制订正确的政策，进一步推动社会的进步、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发展。 对于那些还没有转入轨道的国家来说，其基本的社会政治制度还将受到严峻的考验。

本章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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