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发展研究与政治发展理论

政治发展研究是一种综合研究，它应用政治学以及相关学科的各种可能的研究途径和方法，来解释和说明政治体系变化的方向和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建立，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成为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核心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政治学家提出“政治发展”概念，研究政治现代化过程，形成了种种理论和解释模式。

一、发展研究的缘起

从不同的认识角度出发，人类历史可以划分为不同的时代。就精神文化的演进而言，像法国社会学家孔德（Augste Comte 1798—1857）那样，可以把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分为三个时期，即神学阶段，哲学阶段和科学阶段； 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性质为标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把社会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以生产方式为线索，还可以像美国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那样，把社会发展历程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 或者像另一位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所做的那样，把社会发展划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 等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民族解放浪潮，将获得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推上了现代化的舞台。如何实现经济起飞、政治转轨、社会转型？这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普遍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展问题开始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各种研究发展问题的经济理论、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也随之出现。

1950年由著名经济学家S．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 提议，在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中创立“经济增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立以后，曾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并在1952年创办了后来在社会科学界很有影响的刊物《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这样，在其周围就形成了一个学术圈子，这个学术圈子就成为发展研究和发展理论的最早班底。

在50年代，发展理论家们从事了大量的理论与实际研究，从而为后来的现代化理论的形成做了准备。在这个时期，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年）完成了他的一系列论著，从而为现代化理论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与此同时，政治学家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和柯尔曼（James S. Coleman）也着手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于1960年主编出版了《发展中地区的政治》（ The 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 ）。经济学家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 1916—, ）则开始着手撰写他的主要代表作《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该书于1960年出版，运用“经济增长阶段”的理论，说明不发达国家经济“起飞”的条件。

在50年代的研究中，有人概括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或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两类社会截然不同的特征， 这种概括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

此时，大多数学者主张，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主要区别在于现代人对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更强的控制能力。而这种控制能力又建立在科学和技术知识扩大的基础之上。传统人往往是被动和安于现状的，他们期望自然与社会的稳定，不相信人类有改变或控制自然和社会的能力，相反，现代人既相信变化的可能性，又相信变化的可取性。

60年代可谓发展理论——也就是现代化理论的黄金时代。现代化理论中的一些重要代表作几乎都在这十年中出版，一些重要的理论也在这个时期形成。

● 社会学方面

1966年，帕森斯出版了他的《社会：进化观与比较观》，用结构功能主义方法研究社会进化与社会发展。此前（1955年），他已出版《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从不同方面分析了现代社会的结构及其变迁。另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又译艾森斯塔德，下同。——编者注）（Shmuel Noah Eisenstadt, 1923—2010）在20世纪60年代也有一系列著作出版，如《帝国的政治体系》（1963）、《现代化：抗拒与变迁》（1966）、《革命与社会转变：文明的比较研究》（1978）等。其中《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一书曾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作者在这部著作中指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会发生一系列急剧的社会变迁，因此能否形成一种能“容纳”这种变迁的制度结构是现代化顺利与否的关键。为此作者详细分析了产生这种制度结构的条件。

这一时期的另一部社会学著作，是帕森斯的学生M．列维（M. Levy）撰写的《现代化与社会结构》（1966）。在这本著作中，作者论述了“相对现代化社会”与“相对非现代化社会”在社会结构上的区别。

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社会学家勒纳（Daniel Lerner）于1965年出版的《传统社会的消逝》。这本书详细探讨了中东地区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特别分析了现代化过程中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的变化。

● 经济学方面

美国经济学家霍塞利茨（B. F. Hoselitz）在1960年出版了《经济增长的社会学方面》一书。该书深受帕森斯的“模式变项”理论的影响，用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法来分析经济发展过程。196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著名经济学家哈根（E. Hagen）出版了《论社会变迁》一书，着重从人格和心理分析的角度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此外，还有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与结构》（1965）一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本书中，他从六个方面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资源限制上的差异：

（1）目前后发展国家人均产品低于发达国家开始工业化的时候；

（2）目前发展中国家人均占有的土地低于目前发达国家开始工业化时的水平；

（3）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率低于发达国家开始现代化的时候；

（4）目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要比以前任何时候都严重，而且这种不平等并不有利于资本积累；

（5）目前低收入国家的社会结构与政治阻碍发展的程度要比发达国家开始工业化时的情况更为严重；

（6）目前的大部分不发达国家在开始发展以前，都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殖民地时期，相反，欧洲国家在开始工业化的时候早就是政治上独立自主的国家了。

● 政治学方面

在政治学研究方面也产生了相当一批重要著作。政治学家大卫·阿普特于1965年出版了《现代化的政治学》一书。该书着重分析了现代化过程中那些促进变革的因素，其中主要包括价值观念，等级式、金字塔形和部门式政权类型，传统派、协调派和改革派角色类型，世俗自由主义和宗教集体主义政策模式等。他基于政府类型的不同，提出了两种现代化政策模式：一是欧美式的世俗化——自由主义模式；一是发展中国家的神圣化——集体主义模式。他认为前者在新型国家中不可能得到良好运转，而后者更能实现社会动员，促进经济发展。

同时，还有利普塞特（又译李普塞特，下同。——编者注）（Lipset, Seymour Martin）的《政治人》（1960）、《第一个新国家：研究美国的历史观点与比较观点》（1967）, I. P．西奈的《现代性挑战：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影响》。I. P．西奈的研究特别强调强有力的领导对动员社会资源的重要作用，认为在新独立的国家，明显缺少强有力而又能自我约束的领导人，结果，雄心勃勃的目标与低微的成效之间往往形成巨大反差。

此时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Huntington, Samuel P. ）的研究。他在1968年出版了《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需要指出的是，在这期间对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研究上，尽管有些学者开始注意到发展中国家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那些政治特征，以及在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政治差异，但总起来说，他主要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问题。他们所设计的政治发展目标方案，也基本上是以西方的政治发展过程为蓝本的，如，如何扩大参与；如何开放党禁，实行民主选举；如何实现舆论自由等。而亨廷顿的研究所体现的独特性在于：在别人对民主夸夸其谈的时候，他把发展中国家的秩序与稳定问题放在政治发展中压倒一切的地位。他强调政权的统治能力，强调政府的权威，认为这才是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的真正分水岭。

在60年代的研究中，发展研究为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提供了更加详尽的指标体系：（1）在思想领域：以理性的态度去探求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合理解释。（2）在社会领域：广泛的社会流动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专门化和社会地位的“自由浮动”）。（3）在政治领域：国家主权合法性建立在人民的世俗认可的基础上；政治权力分布到全体成年公民；统一的中央权力不断强化，其法律的、行政的和政治的社会机构的权力得到加强；不管政治统治的形式如何——专制的、官僚制的、寡头制的或民主制的——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得到认可，他们在政治自由以及福利和文化政策方面的利益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表达。（4）在经济领域：非生命的能源，例如用蒸汽、电力和原子能来取代人力和畜力，作为生产、分配、运输和通讯的基础；经济活动从传统的环境中分离出来；机械和技术日益取代手工工具；第二和第三产业部门在质量和数量的重要性上都超过第一产业部门；经济任务和经济活动日益专门化；经济发展呈现一定的自我持续增长能力；日益工业化。（5）在生态领域：城市化程度增强。（6）在文化领域：文化差异增强，世俗教育得到推广，形成了以知识学科为基础的专门化的教育体系；出现强调进步、个人价值、个性表现能力的新文化观；出现新的人格定向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术界对发展问题的研究促成了新型学科的产生。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分别从各自的学术视野出发，探讨社会、经济和政治现代化问题，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和观点，这些理论和观点成为今天发展社会学、发展经济学和发展政治学的基本内容。

二、发展政治学产生的背景

发展政治学，从广义上讲属于比较政治学的范畴，与一般比较研究不同的是，发展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二战后兴起的发展中国家。

我国台湾学者陈鸿瑜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编著的《政治发展理论》一书中概括了发展研究兴起的四个原因：（1）比较研究与方法的运用；（2）科际整合之需求；（3）提供发展策略之需要；（4）世界文化统一的理想。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撰文指出，60年代政治发展理论之所以能够得到系统阐述，主要是受到两种学术潮流的影响：第一种学术潮流是40年代末及50年代关于发展的区域性研究的扩展，即学术研究中心从欧美转向第三世界；第二种学术潮流就是政治学所谓的“行为革命”。

美国政治学家霍华德·威亚尔达在其著作《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中指出，至少有7种主要的影响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比较政治学新一轮的关注点会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 这7种主要影响是：

（1）政治学对政治行为和政治中非正式方面——政治社会化、利益集团的行为以及决策——更加重视和强调；

（2）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量新兴国家进入世界舞台，扩大了比较政治学研究的范围，为研究政治变迁提供了全新的实验室；

（3）这些新兴的国家都与前殖民地宗主国依然存在直接关系；

（4）新的学术整合对社会科学的影响日益增加，发展中国家成为综合研究的最合适的对象；

（5）美国政府试图制定一种新的外交战略，以便处理与那些新兴国家的关系，因此，鼓励和要求学者们提供一种替代性的、非社会主义式的发展模式；

（6）学者们对于50—60个从未研究过的国家的单纯的求知欲；

（7）现代交通技术的发展（喷气式飞行）以及研究基金的增加，使学者们不仅能掌握所研究国度的最新资料，还能同时研究几个国家和地区。

综合来看，发展政治学是发展研究或发展理论的一个分支，它的兴起也脱离不开发展研究的总体背景和学术语境。从总的学术背景来看，发展政治学首先兴起于美国，这与美国的特殊地位和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由一个普通的大国一跃而成为一个世界超级大国。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卷入，使之更加积极地去了解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情况；而当时第三世界的独立正好成为重大的国际现象和国际政治的中心议题。为了加强对国际事务的了解，特别是加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了解，美国政府大量投资，鼓励学者展开对第三世界的研究，于是，对第三世界不发达地区和国家的研究成为一种学术潮流（即亨廷顿所说的第一种学术潮流）。

政治发展研究的兴起也可以说是美国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结果。二战以后，面对两个阵营的对立，美国为了孤立苏联，极力争取第三世界，对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给予大量的经济援助。当时美国政界和学界似乎都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问题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可以用经济方法来解决。另外，当时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贫困引发政治革命，而经济发展可以促进稳定的民主制度的成长，从而避免“红色革命”。因而，美国政府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主要是经济和技术的援助，企图通过经济援助，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工业基础，进而提高国民收入，稳定政局，实现民主制度的移植，以抵制共产主义的诱惑和渗透。然而，事实与美国政界学界的估计不完全一致。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给予援助的国家在内，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以下问题：

（1）种族冲突与阶级冲突日益加剧；

（2）暴力事件迭起；

（3）军人政变频繁；

（4）反复无常的领导人物掌权并推行灾难性的经济改革和社会政策；

（5）政治腐败严重；

（6）行政效率和效能低下；

（7）政治的权威性严重缺乏。

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败以及之后的转变，亨廷顿曾经做了专门的分析。 他的结论是：“经济的发展与政治的稳定，是两个独立的目标。”这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包括消灭贫困、疾病和文盲）并不一定带来相应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现实以及美国外交政策低微的收效，改变了人们的认识。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并不单纯是经济发展问题，而是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的全面发展问题。正是在这种认识下，政治学家们开始自然地将目光转向政治发展的条件和相关要素方面来。

其次，政治发展研究的兴起也来自于第三世界各国在发展过程中获得理论指导的强烈愿望，即“提供发展策略的需要”。从现实的角度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民族解放浪潮，将获得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推上了现代化的舞台。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处于较为传统的发展水平，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社会经济政治转型的需要以及不发达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为发展研究提供了动力和素材。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为了加强对国际事务的了解，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了解，鼓励学者展开对“第三世界”的研究，于是，对不发达地区和国家的研究成为一种学术潮流。

另外，从学术的角度看，比较政治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以往一直着重于西欧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兴起，使这一学科的研究领域和视野拓展到那些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引进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方法和概念，特别是在“行为主义革命”倡导具体的实证研究、量化研究、系统分析等方法的影响下，比较政治学找到了新的框架和角度，传统和现代化问题就成为它的一个新课题，而专门研究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各种发展研究就成为政治发展研究的热点问题。

三、发展政治学的研究内容及成果

有人将政治发展研究的内容和文献成果归纳为三大类：一类与民主研究有关；另一类集中于政治发展与政治变革；第三类研讨政治发展的危机与结果。 进一步概括而言，发展政治学的研究内容和角度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 政治民主化研究

□ 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关系

□ 传统政治体制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路径

□ 和平的民主转变的条件和过程

政治民主是发展政治学家对政治发展目标的最早概括。早期的发展政治学家持有这样的观点，即政治发展就是政治民主化。后期的发展理论家置疑并检讨这个观点，认为民主只是政治发展的众多目标之一。但无论如何，直到现在，绝大多数的发展理论家仍然把民主视为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

在民主化的问题上，除早期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意识形态争论之外，民主的理论模式和民主的现实模式一直是政治发展研究的讨论热点。到目前为止，在民主的理论模式方面，政治学家们对精英民主与大众民主、参与制民主与自由式民主作了区别和比较；在民主化的现实模式方面，人们分别概括了自由的民主模式（liberal democracy）、极权主义模式（totalitarianism）和威权主义模式（authoritarianism）的发展特征。

关于民主化实践过程，亨廷顿提供了权威性的研究成果。他于1991年发表了《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总结人类经历的三次民主化浪潮 ：

另外，政治发展研究还集中探讨了民主化的社会条件。民主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它由一系列制度化的程序所组成。民主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政治参与和选举，它必须由许多措施来加以保障，才能得到实现。民主政治的确立和实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由许多条件所决定，这些条件互相联系，错综复杂。美国政治学家科恩在《论民主》一书中提出民主政治需要具备五个条件，即：（1）物质条件（包括民主的地理条件、民主的设施条件、民主的经济条件：平等和福利）; （2）民主的法制条件（言论、出版自由）; （3）心理条件（社会成员的气质和公平精神、掌权者的自我克制）; （4）知识条件（运用智力解决社会问题）; （5）防卫条件（有能力防御外来的威胁和内部对参与的威胁）。

发展政治学家重点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民主化过程，他们把这个过程描述为三个阶段：

（1）二战初期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实行议会制民主阶段。

（2）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权威主义政治时期，普遍采用一党制、军人专制或个人独裁政治。在权威主义统治时期，通过政治高压实现政治稳定，在不同程度市场化的基础上，谋求和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3）80年代中期以后，和平的民主化阶段：或者自上而下实行民主改革，或者在较短时间推翻旧政权后平稳引入民主选举机制。

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民主化过程提供了一个权威主义政权最终和平转向民主主义政体的成功案例。这些案例表明了如下一些事实：

首先，民主转变需要一定的经济发展作为条件。尽管不能完全证明经济现代化与民主化之间的必然关系，也很难确定经济发展达到什么水平才会开始民主化转变，但是，从长远来说，并不能否认民主化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民主政治依赖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既得到了理论的支持，也得到了事实的支持。20世纪80年代实现民主转变的国家有着大体相同的经历：高速发展的权威主义体制在政治上实行集权高压，但在经济上发展出一个主要操纵在私人手里的市场经济，即所谓的“我关心我的政治，你们只管你们的商务” 。正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现代化将整个社会引向民主转变。

发展研究表明，民主不一定促成经济发展和繁荣，但经济发展和繁荣可能促进民主发展。“只要人民富足起来，民主是他们可能要求的东西之一” 。

（1）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这是民主的基础之一。中产阶级是天生的民主派。他们崇尚自由，反对干涉；主张合作双赢，反对你死我活；倾向中道温和，反对极端和突变等。他们希望改革权威主义政治，而不是革命推翻这种政治。

（2）经济发展促进教育的发展。公民受教育程度提高，自主意识增强，不容易受极端分子的煽动，不盲从政治野心家的蛊惑，这有利于民主政治的成长。

（3）与上述两方面因素相联系，经济发展使人们逐步认识到自身利益并希望表达出来。公民自我意识和个人权力观念的形成，是要求制度保障其权利的开始。

（4）市场经济本身教会公民自立、多元化、宽容以及不要期望过高。这都有助于维持一个民主制度。

其次，民主的和平转变需要有更加苛刻的条件。政治民主化已经成为政治发展的趋势，而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分化，平等观念的深入，教育的普及，以及全球化、市场化的深入发展等，所有这些因素，促成非暴力的和平转变成为民主化发展的趋势。第三次民主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政治发展的现实显示，民主的和平转变需要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经济市场化——在一个温饱不能保障的国家，在一个政府对社会主要资源即经济资源实行高度控制的国家，在一个连经济自由都无从谈起的国家，保障政治自由的民主宪政不可能得到成长。

（2）文化世俗化——在一个宗教观念主导人们思想，人们总在非理性地寻求和证明自己的“正统”，而把其他持有不同信念的人视为“异教狂徒”的地方，民主不能得到成长。

（3）政治文明化——在一个政治没有得到“驯服”的“自然状态”下，在一个动不动拔刀相见、崇尚武力的国度，民主也不能得到成长；在一个没有“给政治家和反对派以出路”的地方，民主转变也不会通过采用和平手段得到实现。

（4）政治领导人和执政党开明化——精英在政治转变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具有现代化和民主意识的政治领导人及执政党的存在，对于民主的和平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 政治稳定研究

□ 稳定与发展的关系

□ 发展中国家不稳定的原因

□ 如何在稳定中求发展

发展中国家大多受到政治不稳定的困扰。由于政局动荡，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国家建设受到不利影响，因此，如何获得政治稳定，成为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主要任务，因而也成为发展政治学一度关注的热点问题。

政治稳定的界定和测定是发展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根据一般理解，政治稳定主要指国家政治生活的秩序性，国家政权的连续性。它表现为政治制度既能维持已有的法治秩序，又能适应政治变化的能力。它意味着政治体系在变革过程中，不存在全局性的政治动荡和政治骚乱、国家能够维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政策具有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

发展政治学家使用政治稳定概念往往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合法政府或具有“合法性”的政府存在的时间。如果一个国家，其政府经常因非法方式如政变而得到更换，那么，它的稳定性就成问题。二是暴力事件如群众示威、暗杀等发生的频率和规模。如果一个国家大规模的群众示威运动经常发生，暴力事件频繁，那么，它的政治秩序就是不稳定的。

根据学者的研究，政治稳定具有三个评判标准：（1）政治系统具有强大的权威性，社会以其自身的稳定性表示对政治系统的肯定和承认；（2）政治系统功能齐备，运转正常，表现为政治体系的自身调控能够正常运作，对社会的调控功能发挥正常；（3）政治生活的秩序性，表现为政治参与能够在法制的范围内合法地进行。

在界定政治稳定或不稳定的时候，也有学者注意到：有的国家比较开放，政府较少使用暴力手段控制社会，所以暴力性事件较容易发生；在另一些国家，政府以强大的武力和特务机构来控制社会，因此，表面看来，社会上没有反对势力，也没有示威或其他异常政治事件，但这并不表明政局的真正稳定，相反，可能会在某一时间内陷入高度动荡的境地。这样的观察视角，使人们得以进一步区分政治稳定的不同形态：强力控制下的稳定形态和制度约束下的稳定形态。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发展中国家大多政局动荡不安。一般来说，处于经济发展中间水平的国家，最易发生政治混乱和公民暴力行动。 发展政治学研究将过渡时期这些不稳定的因素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1）社群和族群冲突导致政治不稳定（黎巴嫩、缅甸、斯里兰卡、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等国的内战；马来西亚、印度等国的族群不和引发的暴乱）

（2）政治竞争缺乏良好规则导致政治不稳（政党和政治领袖之间激烈的政治竞争，由于缺乏规范制度，竞争者为了胜利而不择手段。执政者选举失败，宣布选举无效；在野者预见落败，就可能发动群众运动，压迫政府重新选举，或者勾结军人发动政变，从而使和平交接政权困难）

（3）严重经济困难或经济危机引发政治不稳（一般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经济困难有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民生物资供应短缺。这些问题在发达国家也不同程度存在，但由于它们经济结构良好，处理这些困难的能力较强，且即使在苦难之下，人民基本不会危机生存，所以不会造成严重不稳；但在发展中国家就不同，我们看到许多的社会不稳定，背后的经济原因都是一样的）

（4）列强势力的渗透导致政治不稳（国外势力的介入，特别是在40—80年代，美国、苏联阵营各自扶持亲美或亲苏势力，导致这些国家政局不稳）

（5）经济发展与社会流动导致政治不稳（灾难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政策）

发展政治学也研究了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城市化、社会动员、教育水平、军人政治角色等因素的关系。从教育的角度看，当时研究的统计数字显示，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政治稳定程度呈现倒U曲线形态。

一般认为，高速度的经济发展有助于政治稳定，反过来，日益恶化的经济局势加剧社会冲突和军事干涉。 但一些研究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说明法国大革命时期，“国家繁荣的步伐不仅突飞猛进，而且史无前例。这种持续稳定的增长繁荣，远没有使人民乐其所守，却到处都滋生着一种不安定的情绪。而正是法国那些发展最快的地区，人民大众的不满情绪最高。有人说，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以及英国、美国、俄国革命之前，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发生动荡不安之前，都曾有过类似的经济进步的状况。墨西哥革命也是在20年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之后发生的” 。如此看法使人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之间关系复杂。正如S．亨廷顿所指出，有些例子表明，经济发展计划能够促进政治稳定，但另一些例子表明，它反而会破坏这种稳定。同样，有些形式政治稳定会促进经济增长，而另一些形式却会阻止经济增长。 这也就是说，政治最不稳定的时期，就是经济有一定发展而又不太发展的时期，也即现代化时期。

现代性产生稳定，但现代化却会引起不稳定。现代化给恪守传统的人士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新的行乐标准和获得满足的新天地。这些新鲜事物打破了传统文化在认识和观念上的障碍，并提高了新的渴望和需求水准。然而过渡型社会满足这些新渴望的能力的增进比这些渴望本身的增进要缓慢得多。结果便在渴望和指望之间，需要的形成和需要的满足之间，或者说在渴望程度和生活水平之间造成了差距。这一差距就造成了社会挫折感和不满足感。这种差距的程度是测定政治不稳定程度的一个恰当标准。

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的一个主要表现是军人政变和军人干政。发展政治学关注这一现象，并归纳分析了军人干政的主要原因：社群或族群冲突频繁，激起军人干政；军人利益得不到保障，引起军人干政；文人政府或文人政客过错（政府腐败），导致军人干政；外国势力介入，促成军人干政。

政治稳定的策略与途径也是政治发展研究的重要方面。保持社会势力之间的适度平衡；适度控制政治参与程度：降低参与期望值，或减少引起不满的隐患；建立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程序等，这是政治发展研究的一般结论。发展政治学关于政治稳定的研究表明，在控制社会期望和参与热情的同时，积极建立政治参与的制度化途径和程序，积极推进社会政治经济改革，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是明智的策略选择。

● 政治腐败研究

□ 现代化过程中腐败问题的普遍性及特点

□ 腐败的原因分析和对策研究

有证据表明，政治腐败的程度与迅速的社会经济现代化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在广大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腐败成为一种突出的政治现象，因此，它也成为政治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腐化，即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 一般的研究认为，政治腐败有以下特征：（1）腐败行为的主体是政府官员；（2）腐败是对公认规则的违反；（3）腐败行为的目的是损害相对人权益以获取私利。腐败是衡量政体是否缺少有效的政治制度化的一个主要尺度。

政治学家关注于腐败的类型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列举腐败的种种表现形式，如有人将腐败行为归结为如下几种类型 ：

（1）故意放弃责任、不行动或设置障碍（包括视而不见、拒绝进行调查并提出指控或妨碍调查、回避规定程序）；

（2）不适当的提拔：庇护（包括出于任人唯亲、保护和提拔有着共同经历或共同利益的人）；

（3）故意欺骗（虚报：多报或少报，欺骗有求于己者，伪造单据）；

（4）基于利益的交互性腐败（包括收受贿赂、提供贿赂、敲诈、勒索）；

（5）基于利益的非交互的腐败（出于即时或预期利益，不适当地利用公共财产，贪污、投机、走私、叛国等）。

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注意到，腐化总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但在不同的社会中，腐化的程度有高低之分；在同一社会中腐化现象在现代化时期比在其他时期更为常见。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政治腐败更加严重，而且呈现了一些共同特点：腐败涉及数额巨大，动辄几百万乃至几千万美元；腐败带有明显的家族性特点；腐败往往与独裁统治相联系；高级领导人腐化比率高等。

政治发展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严重的政治腐败有其经济、政治和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从经济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贫困落后，与发达国家差距甚大，形成强烈反差；暴发是短时间内实现原始积累的最好途径；政治与经济的一元化，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广泛干预，“寻租”活动兴旺发达。从政治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实施强人政治，其现代化一般采用外源式现代化——政府主导型的现代化——自上而下强人推进模式；发展中国家一般采用集权模式：军政首脑和执政党领袖拥有绝对权力；政治与行政不分：各级领导人在各类公职人员的录用、任命、提拔等方面拥有决定权；发展中国家往往施行家族统治，“国”与“家”不分，“党”与“国”不分。从制度的角度看，非民主的政治体系，独裁体制，军人或一党统治，终身制等，缺乏广泛的政治、社会和舆论监督；不完全性市场经济，政治与经济结构分化程度低，政府对经济事务的高度干预。

在对政治腐败的评价问题上，政治学研究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观点：（1）润滑剂说；（2）腐蚀剂说。早期的研究以亨廷顿为代表，提出了润滑剂说的观点。 亨廷顿认为某种情况下的腐败可以促进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因为它一方面满足了各层级官僚的个人利益，减少了利益冲突的可能；另一方面，某种程度的腐败可以起到与改革相似的作用，是一种以和平的方式来减少政府对经济的不必要干预。最近几年的研究结论显示，更多的人认同腐蚀剂的观点。人们反驳润滑剂说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结如下：

（1）政治腐败可以促进一个政治体系瓦解，但它并不必然带来一个新的更好的制度；

（2）腐败使一个国家大量的财富落入官员的私囊，供其个人或家庭挥霍浪费，而不是进入国民生产过程；

（3）腐败增加企业和全社会的交易成本，影响资源的合理配置；

（4）腐败使国家的税收制度松弛瓦解，政府因缺乏财力无法从事公共事业投资；在腐败之风盛行的情况下，经济上的浪费严重：公职人员不会根据经济效益标准来做出投资决策；

（5）腐败行为激发民众的不满情绪，酿成社会动乱，导致政局不稳，甚至诱发暴力。

在如何认识和评价政治腐败的问题上，目前人们可能赞同一种相对折中的观点，认为政治腐败在现代化初始阶段或许具有润滑剂的功能，而在现代化后续阶段则更主要地起了腐蚀剂的作用。

此外，关于腐败问题的经济学分析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认同。该分析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被概括为“寻租理论”。寻租理论的代表和著作包括：安妮·克鲁格的《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戈登·塔洛克的《对寻租活动的经济学分析》，布坎南、托利森和塔洛克编辑的《关于寻租社会的理论》，罗利、托利森和塔洛克主编的《寻租的政治经济学》等。

寻租理论认为，贪污腐败活动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对企业和个人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管制。由于政府的干预和管制起了妨碍市场竞争的作用，因此，它便创造了少数有特权从事不平等竞争的人凭借权力取得超额收入的机会。市场中各行为主体（企业或个人）为获取非生产利润（DUP）而通过政府影响收入和财富分配（寻租活动），以及政府及其官员利用行政手段对经济事务实施管制（设租活动）是政治腐败的经济根源。企业为了寻求“租金”而向官员行贿，政府对经济活动的限制引发人们对“租金”的竞争，这就是政治腐败的经济学解释。

政治发展研究在腐败问题上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为控制腐败提供政策选择依据。目前，民主化、市场化和现代化代表着各种政策倡议的主要方向。 坚持民主化的学者强调民主治理的参与性、透明性、回应性、责任性、效率等原则，提倡民主决策过程与结果的透明性，主张通过建立使民主运转起来的各项基础设施和基本制度来抵制腐败。主张市场化的学者认为，减少因政府过多介入经济活动而产生的各种寻租机会是抑制腐败的根本途径，因此，坚持通过实现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和企业化导向的行政改革来消除腐败产生的根源（寻租理论和“新公共管理运动”可谓这一主张的理论和实践）。提倡政治现代化的学者强调建立现代政党制度、公务员制度、公共财政制度，采用现代高科技的管理技术和管理手段等，以尽量减少产生腐败的机会。

● 政治文化研究

□ 传统社会政治文化的特点和类型

□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 传统文化的改造

作为政治发展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政治文化研究起始于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G. A. Almond）。1956年，阿尔蒙德在美国《政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比较政治体系》，首次提出“政治文化”这一概念。在以后的研究中，阿尔蒙德和维巴（S. Verba）应用行为分析方法，采用民意调查的手段，系统研究和分析了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五国国民的政治态度，并于1963年出版《公民文化》（ The Civic Culture ）。

在阿尔蒙德和维巴之后，许多政治学家转向政治文化研究，他们通过社会调查，采用随机抽样、访谈、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展开更加广泛的比较研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文化研究与现代化理论相结合，从理论和方法两个方面为跨国研究和社会转型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政治文化之所以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是因为在广泛的比较研究中，人们注意到除了政治法律制度的不同之外，各国文化方面的不同也是造成政治生活千差万别的重要原因；传统社会中的国民与现代发达国家的国民在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取向方面有着重大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的不同；在现代化过程中，被移植的西方现代政治制度由于与既有文化和价值观念不相匹配而不能正常运转。

早期的开创性工作是界定政治文化的内涵。根据阿尔蒙德的观点，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感情，它由本民族的历史和当代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进程所促成。 在阿尔蒙德定义的基础上，另一位美国政治学家白鲁恂（Lucian Pye）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系统中存在的政治主观因素，包括一个社会的政治传统、政治意识、民族精神和气质、政治心理、个人价值观、公众舆论等等，其作用在于赋政治系统以价值取向，规范个人政治行为，使政治系统保持一致。 维巴在分析政治文化的构成和作用时进一步指出，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由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信念、符号和价值所构成，它决定了人们行为的条件，为人们提供了参与政治的主观意向。

根据已有研究，政治文化作为政治体系观念形态的东西，包含着广泛的内容。在日常生活中，政治文化一般以一定的政治认知或意识（awareness）、政治价值观念（values）、政治信念（beliefs）、政治情感（feelings）、政治态度（attitudes）等形式表现出来。

稍后的研究集中在跨国、跨地域比较研究和政治社会化研究两个方面。比较研究使人们对政治文化的不同类型、不同国家、地域和民族之间的政治文化特点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政治社会化研究为进一步理解文化差异的产生和变迁提供了理论解释。

除上述内容之外，政治危机研究、政治制度化研究、政治参与研究、政治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之关系的研究，也是政治发展研究的重大课题。

四、发展政治学的学术流派

在政治发展研究的过程中，体制—功能方法（擅长于传统与现代社会的类型研究和比较）、社会过程方法（擅长于对现代化过程的具体描述和解释）和比较历史方法是政治学家通常使用的研究方法 ，而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被认为是政治发展研究乃至整个发展研究中所形成的宏观理论。

● 现代化理论

现代化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早期的发展研究理论，它的理论代表人物分布在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多个领域。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是社会经济、政治体制从传统型向现代型变迁的过程。这个过程从17世纪到19世纪形成于西欧和北美，而后扩展到其他欧洲国家，并在19、20世纪转入南美、亚洲和非洲大陆。 它包含了人类思想和行为领域变化的多个方面，是一个革命的进程、系统的进程、全球的进程、长期的进程、阶段性进程、同质化进程、不可逆进程和进步的进程。

区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不同特性，进而研究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的路径，是现代化理论的重要课题。“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性划分，是现代化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特点。这种纯学术上的划分，尽管受到了批评 ，但对于从宏观角度认识和把握发展程度不同的社会之结构性特点、从而进行社会类型性研究具有较大帮助。现代化理论从不同的视角出发给出了区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基本标准和指标。

1．经济性指标

从经济的角度讲，现代性是指工业和服务业在社会中占有绝对优势并起主导作用的经济社会所具有的一切特性，现代社会除用人均国民收入和国内总产值来衡量外，还可以用其他指标加以衡量，如，

（1）非生命能源是否取代人力和畜力，作为生产、分配、运输和通讯的基础；

（2）经济活动从传统的环境中分离出来；

（3）机械和技术是否取代手工工具而成为主要的生产手段；

（4）第二、三产业在质量和数量的重要性方面是否超过第一产业；

（5）生产、消费和销售等经济活动的单位是否实现专门化；

（6）在经济上有一定的自我持续增长能力——至少足以经常提高产量和增加消费。

2．社会性指标

从社会角度讲，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社会分化和整合的程度的不同。现代化理论运用结构功能主义方法，分析“泛能化的”传统农业社会和“功能专门化的”现代工业社会的不同特征，指出“结构分化”、“功能专门化”、“社会整合”和“行为模式”是衡量现代化水平的社会标准。

3．政治性指标

政治学家比较多地从政治结构的分化和政治参与的扩大以及政治文化的变化几个方面去解释现代社会和现代化。政治学家对现代政治的标准有不同的表述。一般认为，权威的理性化，结构和功能的分化和专门化，大众参与以及文化的世俗化，是现代政治的基本标志。 一个现代政治体系应当具有以下特征：

（1）具有高度差异性和功能专门化的政府组织体制；

（2）政府结构内部高度一体化；

（3）以科层制为基础的组织管理体制，理性的和世俗的政治决策程序；

（4）政治决策和行政决策数量多、范围广、效率高；

（5）人民对本国的历史、领土和民族性有广泛和有效的认同；

（6）人民怀有广泛的兴趣积极参与政治体制，公民的利益表达得到鼓励；

（7）政治角色的分配依据个人成就而不是归属关系；

（8）司法和制订条例主要是以世俗的和非特指某一人的法律制度为基础。

总之，现代化理论认为，实现工业化、民主化、城市化、制度化、理性化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现代化过程就是经济的市场化和工业化（15、16世纪开始兴起的以财产的私人所有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过程，即资本主义化）、政治的多元化和民主化（允许多种组织、集团和党派的并存，并确定选举组阁和限任制度，来适应扩大的政治参与）和文化的世俗化和理性化。

现代化理论认为，先发展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是一种内源自发型模式，即现代化的动力来自国家内部，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自发的自然演进的过程。而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则属于外源被动模式，即现代化是外部压力和外力推动的结果。因此，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现代化就是引进或输入西方文明机制，克服和改造传统因素的过程。因此，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策略就是：（1）输入西方文化以改造传统文化；（2）积极争取经济援助，引进资金、技术，实行经济资本主义化或市场化，对传统经济结构进行改造；（3）通过移植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促进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早期的现代化理论被认为是一种“西化论”。70年代，现代化理论受到批评。首先，人们对“现代性”和“传统性”两分方法提出质疑。现代性和传统性非此即彼的“二元”模式，将凡是不属于现代性的理想都被简单地贴上传统性的标签，这就掩盖了传统社会的差异性，而社会之间的差别正决定它们各自发展的特殊性质，也决定不同的发展道路。 其次，现代化理论认为传统性和现代性之间是互为消长的关系，现代化就意味着“去传统性”，然而从许多方面看，现代性是对传统性的补充而不是取代，现代性不仅可能和传统性并存，而且它本身可以强化传统性。 另外，现代性概念同样模糊，它没有把现代和西方区别开来，没有指出现代性在多大程度上是西方的，西方社会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现代的。 它使用西方社会的、特别是英美社会的制度和价值观念为中心的观点来评价各民族的进步，首先从西方社会的一般形象获得“现代性”的属性，然后又把这些属性设想为现代化标准。所以，它被认为试图把历史上产生于西方社会的特殊价值观念和制度普遍化，是价值观念上的帝国主义，实际上是种族中心论的产物。

早期现代化理论的议题已经被后人所深化。依附理论站在现代化理论的对立面，审视了它的基本命题；政策分析把现代化理论所提出的宏观理论模式，进一步转化为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研究；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y）则重新考察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的相关性。今天，关于政治稳定与现代化的关系理论，“全球化”的理论，民主化的理论等，都可以看做是对早期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和修正。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一直为人们所关注。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对发达国家发展问题的研究，形成了所谓的“后现代化理论”或“第二次现代化理论”（Post-Modernization Theory）。如果说经典现代化理论描述了一个工业化世界，那么，后现代化理论探索了工业化以后的发展。后现代化理论是关于后工业社会、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化研究的一个思想集合 ，它揭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自动化和电子信息与网络技术为基础的社会发展新趋势。

● 依附理论

依附理论主要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 提出的发展理论。依附理论研究的重点不是如何实现现代化，而是为什么有些国家没有实现现代化，因此，它也被称为“不发达理论”。

“依附”的概念最初产生于拉丁美洲，用来表述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中心—边缘”关系下不发达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高度依赖性。就分析方法而言，依附理论反对局部分析和社会间的分析，提倡世界性分析。它的基本假设是：（1）世界已经构成一个整体，不应当单独地分析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而应当从世界系统出发考察一个国家的发展；（2）在许多情况下，往往是外部因素对某个国家的社会发展起了更加主要的作用。

依附理论的理论逻辑深受列宁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观的影响，所以，它的理论基础被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它的逻辑推理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及其前提的分析，而且，依附论的主要倡导者都倾向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对不发达问题建议采取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

从理论观点来看，依附理论认为：（1）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是并存而又依附的关系，或者说是外围与中心的关系；（2）世界资本主义中心的发展，必然造成和加深外围不发达国家的不发展。换句话说，西方国家的发达正是导致第三世界国家不发达的原因；（3）战后许多国家政治上独立，但殖民依赖关系仍然存在，至今南北之间原料与成品的交换的恶性循环仍然存在，跨国公司对落后国家的影响，造成技术、资金方面更大的依赖，民族资本家已经成为跨国公司的代理人；（4）某些国家虽然依附于西方国家而得到发展，但在这种发展中，主要是西方国家受益，第三世界国家受害：即，西方国家成了大都会，而第三世界国家成了卫星国；（5）西方的发展“药方”只会使西方受益，发展中国家受害，除非打破这种国际体系，否则，第三世界国家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发展，就要实行“脱钩”战略，自力更生，中断与西方的贸易，阻止西方技术和跨国公司的侵入，甚至要全面切断与发达国家的直接联系；打破现有体系，改造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一个国家开始争取均衡和合理的发展以及文化的复兴在时间上越晚，越有必要经历一个经济孤立的时期。

依附理论研究了二战以后出现的新的依附形式。依附理论家把历史上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所存在的依附关系分为三种类型：

（1）殖民地型依附：殖民主义早期，通过殖民主义掠夺和殖民主义贸易来实现；

（2）金融/工业型依附：19世纪开始，表现为宗主国对殖民地的资本统治；

（3）科技/工业型依附（新型依附）：二战以后，政治上的殖民地已经不存在，但经济上的殖民地依然存在。这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以跨国公司为纽带，在技术垄断基础上，使不发达国家变成产品加工地。

依附理论特别分析了跨国公司对不发达国家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认为跨国公司技术和设备先进，造成不发达国家技术上的依赖性；跨国公司技术更新快，所在国的民族工业无法与资本雄厚的跨国公司抗衡，只能以两种类型的中小型企业形态存在：（1）只生产一些简单消费品，他们可以不与跨国公司联系，保持相对独立性；（2）围绕跨国公司，为跨国公司进行加工和辅助性生产的小型民族企业。这不仅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而且，由于民族资本家在经济上依赖跨国公司，因此，在政治上也成为跨国公司的代理人；跨国公司多是资本、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工业，这类工业不能为所在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反而使所在国的工人分成两个阶层：跨国公司的员工，工资收入高，成为工人贵族；从事仆人、小贩等工作的边缘就业阶层。

依附理论反映了这样的社会现实：（1）二战以后，许多殖民地国家虽然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经济上的依赖性依然存在。宗主国改变了以往的掠夺方式，主要依靠跨国公司来进行统治。跨国公司一方面进一步造成了落后国家对发达国家技术、资金和人员方面更大的依赖性；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使民族资本也产生了对它的依赖性，成为跨国公司的代理人。（2）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和贸易关系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原料和成品的交换进一步加强了依赖性。

依附理论被认为是一种激进理论，它所受到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

（1）依附论者只注重外部条件的分析，忽视或无视内部条件的分析。它把不发达的原因仅仅归结为外国的经济掠夺，而忽视了不发达国家内部制度、文化、技术、资源等方面的制约，因而，没有提出不发达国家自身的改造任务。

（2）依附论者没有把摆脱对西方的依赖和从西方吸收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区别开来，值得肯定的是，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不独立自主，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但是，需要补充的是，不改革开放，不利用国际资本、技术和市场机会，也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3）依附论者否认国际资本、技术和市场力量对不发达国家的积极作用，带有激进的民族主义“革命”色彩。批评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国际因素，建立自身发展基础，实现“依附型发展”是完全可能的。各国在保存传统因素的同时，致力于改革与调整，通过吸收新工艺、技术和组织制度，把新技术和传统结构融为一体，这是可行的现代化道路。东亚模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在世界体系正在扩展和资本主义全面经济增长的时候进入世界市场。美国市场对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制造品的经济需要，以及美国在该地区实施冷战的政治要求，给东亚国家和地区在依附的范围内提供了某些纵横捭阖的余地。

五、对政治发展研究的总体评价

劳伦斯·迈耶等人所撰写的《比较政治学：变化世界中的国家和理论》对“依附理论”所遭遇的批评作了很好的分析和概括。实际上，作者概括这些批评观点的角度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它不仅适用于对一般理论的评价和分析，也适用于我们对政治发展研究及其理论的评价。作者提供了如下三个角度 ：

（1）理论逻辑及内部的貌似合理性；

（2）理论逻辑要素与现实世界的匹配性；

（3）对同一现象存在着可替代并在某种程度上更可取的解释。

这也就是说，评价一个理论应该从三个方面进行：首先，需要检视构成该理论的概念和命题的内在逻辑性；其次，需要检验支持该理论的事实根据的可靠性；最后，考察该理论的可替代性，即考察是否存在可以替代该理论所作解释的其他更加合理的解释的可能性。

如前文所述，政治发展是一个复合概念，政治发展研究是一种综合性研究，政治发展理论是包含了众多内容的理论集合体。因此，我们还不能简单套用上述理论评价标准来对它做出分析。也许，这套标准只适用于它的“子”理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学家们对传统性和现代性的关注在视角和方法上开始了重要的转变，从注重比较分析和静态分析的角度，转而开始关注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问题。这种转变开辟了一种独特的政治学发展方向，即对政治发展的研究。这种研究方向为解释当今现实的政治问题提供了一系列新的视角、方法，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但在了解政治发展理论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到，政治发展理论不断深化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对自身不断反省的过程。

政治发展研究长期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批评是对其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的诟病。二战以后，亚非拉一系列新兴民族国家的诞生，使得研究这些国家政治发展的背景和前景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有效性产生重要的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的理论在美国诞生。以美国学者为首的西方学者将西方现行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定义为现代化的标准，将其视为人类发展的先进阶段的成果，相信西方的民主政治具有普世性的价值，从而坚持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路径必然是赶超型的，必须采取西方政治的发展模式。

随着政治发展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更多的学者认识到，现代化的结果并不必然就是西方模式，政治发展的目标、阶段、方式也完全会因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而有所不同。

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是政治发展研究的一种理论假设。这种两分的方法在理论上的积极意义在于，帮助人们确定发展方向，明确发展目标，形成衡量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但它也存在着“理论逻辑与现实世界的不相匹配性”。阿尔蒙德对那些对政治体制坚持先进和落后两极划分的学者做了恰当的批评。他坚持一切政治体制在文化上都是混合的，将传统和现代的成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一切政治体制——西方发达的体制和非西方不太发达的体制——都是过渡的体制。 阿尔蒙德的批评也算是政治发展研究的自我批评和自我觉醒。值得欣慰的是，政治发展研究的后继者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以往的偏见。

总的来说，政治发展理论依然处在不断完善和深化过程中。它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政治科学本身发展和学科间交流不断扩大的结果。其理论对现实政治实践，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有一定的解释力。政治发展研究具有广泛的学术价值和强大的生命力，它所形成的理论值得我们深入了解和探究；政治发展研究也在不断深化，它期待更多人的学术投入。 qNv5A7VHNK3lgv2a0coYvuLwu8CRmOBs/MVW9OESVqHqnPisLgLd9BSJwAuGDZ7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