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汉斯·摩根索
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1904—1980）是经典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斯坦利·霍夫曼称赞他是“国际关系学科之父”。《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是摩根索的扛鼎之作，也是经典现实主义的巅峰之作。
本文研究的是现代战争的本质特点。摩根索所谓的“全面战争”实际上指的是“总体战”，即敌对双方使用一切人力和物力资源进行的殊死捕杀。因此，战争的规模是庞大的，性质是“全民”的。在摩根索写作本书之时，核武器刚刚出现，天空中还没有出现核战争的阴云，因此，当时的全面战争仍然是指二战这样的机械化战争。20世纪50年代之后，所谓“全面战争”指的是“全面核战争”，其烈度在战争等级中是最高的。在本文的开始，摩根索还比较了中世纪和近代欧洲战争与现代战争的区别。区别在于前者是雇佣军式的战争，而后者是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即全民式的全面战争。全面战争的出现不仅有赖于军事技术的发展，而且有赖于政治制度的变革，即从法国大革命前的王朝国家变成以民族主义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民族国家。
我们已经指出，我们时代的战争之所以是全面地体现在四个不同的方面：（1）在情感上和信念上完全认同于本国所从事的战争的人口比例；（2）参加战争的人口比例；（3）受到战争影响的人口比例；（4）战争所追求的目标。当费奈隆在18世纪初进行著述时，战争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是有限的，在现代国家体系发端以后，战争在这些方面同样是有限的。
我们不妨把14和15世纪的意大利战争作为这类有限战争的极端例子。这些战争主要是由雇佣兵进行的。由于雇佣兵的利益主要在金钱方面，所以他们不愿战死在沙场，或者杀死太多的敌人而招致被杀的风险。而且，雇佣兵队长（交战双方军队的领袖）也不愿意牺牲他们的士兵，因为士兵构成了他们的营运资本。他们向军队投进了本钱，而且他们想让军队成为持续营业的行当。雇佣兵队长们也不愿意杀死太多的敌兵，因为敌兵作为俘虏可以赚得赎金或者受雇于自己的军队，而若把他们杀死，在金钱方面便一无所得了。雇佣兵队长们对决定性的战役和歼灭战没有兴趣，因为没有战争又没有敌人，也就没有了生计。结果，这些意大利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运用熟练的策略和战术性的技巧进行的，这些策略和技巧迫使敌人放弃阵地并退却，沦为俘虏而免于伤亡。
所以，马基雅弗利才能够这样记述15世纪的许多战役，其中包括一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役：在这些战役中，或绝无一人或只有一人被杀，而被杀者非敌人所为，而是坠马身亡。
马基雅弗利的描述也许言过其实，但毋庸置疑的是，那些战争
是一种有限战争的具体表现，这种有限战争除去仅有的宗教战争和拿破仑战争这两个重大例外之外，盛行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的整个近代历史中。18世纪的伟大军事领袖之一萨克斯元帅所宣示的战争原则，恰恰就是14、15世纪的雇佣兵队长们所遵循的原则。他当时说：“我一点也不喜欢战役，特别是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更是如此。我甚至相信一个能干的将军可以终生从事战争而未曾被迫进行一场战役。”在那个世纪快要结束时，丹尼尔·笛福写道：“现在常见的情况是，两边各有五万人组成的军队在彼此可见的视野内对峙，在整个战役期间，双方都在躲避，或者委婉地说，双方都在彼此观察，然后开拔回到冬营地去。”
1757年1月12日，切斯特菲尔德伯爵在写给他儿子的一封信中，用这样的词句描述了他那个时代的战争：
……在这个堕落的时代，甚至战争的进行都是怯懦的。敌人获得宽恕；城镇虽被攻占，人民却得免蹂躏；纵或劫城掠地，女人也难得强奸之惠。
另一方面，在有限战争的时代结束之际，福煦元帅1917年在法国战争学院授课时，对新旧两种类型的战争总结道：
一个新的时代真正开始了，这就是民族战争的时代。民族战争把一国所有的资源均投入斗争。民族战争的目标不是王朝利益，不是对一个省的征服和占有，而是首先捍卫或传播哲学观念，继而捍卫或传播独立和统一原则以及各种非物质利益的原则。民族战争必然要激发起每个士兵的兴趣和才能，必然要利用先前从未被视为实力要素的情绪和热诚。……一方面的情形是：竭力利用被狂热情绪煽动起来的民众，吸纳社会的每一项活动，并且使一个完整系统的物质部分如防御工事、物资供应、土地利用、军备、营宿等，合乎战争的需要。
另一方面，也就是18世纪的情形是：循规蹈矩地利用这些作为各个不同系统基础的物质资源，战争因时而异但目的总是控制对军队的使用，以求保存作为君主财产的军队。军队对于它为之战斗的事业漠不关心，但并不缺乏某些专业素质，特别在涉及尚武精神和传统方面尤其如此。
意味深长的是，费奈隆在18世纪初用来概括宗教战争的警句——“你若不做征服者，便会被征服”——在这里重现在福煦对20世纪新的世界战争的概括中：
如果战败一方只有在它完全丧失掉谈判手段时才会就范，那目的就必定是摧毁它的谈判手段。武力裁决是唯一算数的判断，因为它是造就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唯一因素；唯有武力可以改变敌对双方各自的形势，使一方成为自己行动的主宰，另一方却得一直听命于其对手。
在这个新的战争时代，广大公民完全认同于国家所从事的战争；这一事实可由两个因素，即道德的和经验的因素，来清晰地加以说明。
道德因素使正义战争的原则在20世纪复活了；这种原则对交战双方作出区分，一方的参战是合乎伦理和法律的，另一方则被视为没有法律和道德权利进行战争。这种原则曾在中世纪占支配地位，而随着现代国家体系的兴起，它已被冲淡得近乎消失了。正如巴利斯教授在论及这一原则在16世纪的发展时所指出的：“中世纪的学者们关于正义战争的概念——一方罪恶，一方正义——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观念是，主权者可以以原告和法官的双重身份发动战争。”结果，这一新的主张“运用诡辩术，扩大了事实上把任何种类的战争都说成是正义战争的机会”
。
在整个有限战争时期，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之间的区别说到底仍然是含糊不清的，而到19世纪终于被放弃了。在19世纪，战争被视为一个纯粹的事实，尽管战争行为要受制于某些道德的和法律的规则，但所有国家都有法律上和道德上的权利依照自己的选择来利用战争。在这种观念下，战争成了国家尤其是王朝的政策工具，政府视需要把战争和外交交互使用或同时运用。
对一国的人民大众来说，要他们自己完全认同于这种战争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一种认同需要以道德上的问题为前提：战争是为捍卫或实现道德原则而进行的。换言之，要想激发起支持自己一方事业的道义上的热情和对敌人的仇视，战争必须从自己的立场看是正义的，从敌人的立场看是非正义的。也许为金钱而冒险的雇佣兵和职业军人愿意在缺乏正义根据的情况下奉献自己的生命，拿起武器的公民却不愿这样做。拿破仑战争中和19世纪德国、意大利民族统一战争中的民族主义，20世纪两次欧洲大战中的民族主义化的普世主义，都提供了正义原则，随之也培养了热忱和痴狂，使参战的群众甘愿为一种思想观念而赴汤蹈火。
民族主义观念和民族主义化的普世主义观念赖以成功的载体，是征募兵员的普遍兵役制。19世纪前的有限战争时期，军队中的士兵是由雇佣兵、强行招募的地痞流氓和绑架来的良民共同组成的。对于这些人，不能指望他们会为道德和理想动机所鼓舞，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避免打仗和活命，这和他们领袖的愿望不谋而合。他们的领袖试图通过纵横捭阖而不是血战沙场来赢得战争，以便保住投资并降低风险。在腓特烈大帝统治下，普鲁士军队的三分之二是征募来的外国雇佣兵。1792年与法国革命军队交战的普鲁士军队，仍有三分之一由雇佣兵组成。这支军队拙劣的战略战术，主要在于避免战斗，充分体现了其士兵不知为谁而战和对谁作战的精神状态。惠灵顿公爵在论及那个时期的法国和英国军队时说：“法国的征兵制把各阶级的优秀分子聚集在一起；而我们的军队则是由地球上的渣滓——纯粹是地球上的渣滓——组成的。”
在有限战争时期，不仅个别士兵而且整个部队开小差的现象都是司空见惯的。一个雇佣兵或一支雇佣军根据可望得到的好处，春天服役于一个雇主，秋天服役于另一个雇主。要是他的契约期限只有一个作战季节，这种做法就是完全正常的；而假如他不满意在旧主子手下所得的薪水和工作条件，他就会置契约义务于不顾，毫不犹豫地更换主子。
对一支雇佣军来说，特别有效的做法是，在一场战斗就要开始前或一次围攻期间另寻雇主。例如，在1521年围攻帕尔马的战役中，三千名意大利人逃离法军投向另一方。1521年10月，驻守意大利的法军中的一支瑞士分队由于逃跑在几星期内由两万人减至六千人。翌年春天，新招募的一支瑞士军队在比柯卡战役前一天举行罢工，这一行动实际上决定了法国作战计划的命运，结果瑞士军队的进攻被击退了，战役也失败了。在同一战役中，双方阵营中的德国军队，据称曾为发动一次反攻而要求双薪，他们的要求未获满足，因而反攻也未发动。1525年巴维亚战役前几天，六千瑞士人和两千意大利人离开了法国军队，尽管他们已经领到足够多的薪水。他们的逃离使法军丧失了几乎三分之一的实力。
在16和17世纪的宗教战争期间，整个军队朝秦暮楚，屡屡改变立场。在18世纪，因兵员逃跑造成的部队减员超过了战场上的减员数目。由于逃跑的做法极为普遍，因而军队若在能见度较低的地带且不以密集形式扎营或运动，那就是不明智之举。为保持战场上有足够的兵员，腓特烈大帝被迫对逃离后六个月内返回所部的逃兵给予奖赏。
充军服役被广泛地用做犯罪的替代惩罚。例如，反对死刑的赫西伯爵通常总是把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发派到他的军队中去。让无力还债的债户在服刑和从军两者间作一选择，也是一般的做法。这类军队所受到的普遍蔑视与这类军队的士气正好相称。正如一个与腓特烈大帝同时代的人所说的，他们“既没受到爱国主义精神的熏陶也没有受到忠君思想的激励”。他们只是靠着铁的纪律和获得犒赏的欲望才凑到一起的乌合之众；而且鉴于他们的社会出身、社会声望和他们所进行的战争的性质，情况也只能如此。
为拥有一支能够完全认同于战争事业的军队，就必须具有一项能把大多数人团结在一起的事业以及投身于这一事业的齐心协力的军队。当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为他们各自的宗教孰优孰劣之争而交战时，统一的奋斗目标和能在这一目标下团结起来的群众这两项条件便都得到了满足。在有限战争时期，当战争是为王位继承权、为占有一个省或一个城镇、或为君主的荣耀而进行时，这两项先决条件仅对那部分认为为君主服兵役是其世袭特权的贵族来说是存在的，对其他贵族来说并不存在。当法兰西民族为捍卫革命的自由而举国武装反抗外来侵略时，一支成分单纯的军队也就具有了一项它可以效忠、甘愿为之牺牲的事业。1793年的法国法律规定所有十八至二十五岁的健全男子均有服兵役的义务，这在立法上首次确认了战争的新的性质。
尽管哪怕是在普遍兵役制下组建起来的军队也未必完全认同于它为之而战的事业，但是可以有把握地说，就常规而言，唯有这样组建起来的军队才具备充分的能力达到这种认同。所以绝非偶然的是，有限战争时期基本上伴随着人们在道义上对战争的漠不关心，因为战争是由杂牌军队进行的，这些军队的主要凝聚力是强制及对冒险和金钱的嗜好。另一方面，全面战争与全民皆兵则是同一时代的产物，全民皆兵是由在该国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战争这一信念的感染下出现的。
因此，随着拿破仑时期的结束和波旁王朝及其外交政策的复辟，征兵制在法国被废除了，而只是到了第三共和国的时候才予以重建，这也是合乎逻辑的。1793年颁布的法律对法国的意义与1807年及其后数年的法律对普鲁士的意义是一脉相承的。这些法律废止了对雇佣兵的雇佣，禁止招募外国人，最后集大成于1814年的一项宣布每个公民均有保卫自己国家的义务的法律。革命中的法国和解放战争中的普鲁士都运用征兵制作为以民族精神抵抗外来侵略的一个工具，前者抵抗的是旧政权下的普鲁士，后者抵抗的是拿破仑帝国主义下的法兰西。
在20世纪，当战争的性质再度改变，战争的目标由民族解放和统一转变为民族主义化的普世主义时，参加战争的人口数量也相应地增加了。现在，不仅健康的男子被征召入伍，在极权国家里，连妇女和儿童也被征召。在非极权国家，妇女在自愿的基础上被编制成辅助军种——陆军妇女队、海军妇女志愿兵等等。然而，无论在什么样的国家里，国家的全部生产力量均被用于战争目标。在有限战争时期，战争与平民百姓几乎毫不相关，平民百姓主要是因税赋加重而受到战争影响的；相形之下，20世纪的战争则变得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无论在民族主义认同的意义上还是在军事和经济参与的意义上都是如此。
造成这一发展的因素有两个：军队规模的扩大和战争的机械化。军队的规模在20世纪无论就其绝对人数还是就其相对于总人口的比例而言，都极大地扩充了。在16、17和18世纪，军队的人数虽然在稳步增加，但仍不过数以万计而已。拿破仑战争时期，一些军队曾达到数十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军队首次突破了百万大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则目睹了军事组织超过千万人的景象。
在近代史的不同时期，从军服役人员的比例，大体上对应于这些绝对数字。在17和18世纪，动员人口的1%服兵役是几乎无法完成的巨大工程；那个时期，平均动员起来的兵员只是人口1%中的三分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列强征召其人口的14%服兵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主要交战国相应的比例数多少低了一些。这个比例数可能仅就美国、苏联和德国的情况而言超过了10%。比例数字降低的原因在于战争机械化程度的大大提高。
武器、补给、运输、通讯的机械化，加上军队规模的扩大（即使是占人口10%的军队，就已经是先前各世纪所达到的最高兵员的10倍之多了），实际上要求全部劳动人口从事生产活动，只有这样，武装部队才能保持良好的战备状态。据估计，要维持一个人在前线的需要，至少要有12个人从事生产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像德国、苏联和美国这样的军事大国，其武装部队都超过了1000万人。即使人们考虑到，这些部队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实际的战斗人员，大多数是后勤人员，但就为所有这些战斗人员和后勤人员提供武器、运输、通讯、服装和营养服务的平民人数而言，则必然占劳动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现代战争确已成为全民进行的战争。
战争之所以成为全面战争不仅在人人都可能成为参战者的意义是如此，而且在人人都可能成为战争的牺牲者的意义上也是如此。战争伤亡的比较数字，虽然在细节方面不可靠，但却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以法国作为近代史上每每参加大战的国家的典型，我们不妨把法国人口从1630年到1919年在战争中伤亡的比例，以每十年为单位进行计算为例，这样我们就会发现，从1630年到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为止，伤亡比例的最高数字为0.85%，最低数字为0.01%。从1790年到1819年这段时期，大体上也就是拿破仑战争时期，十年为单位的数字分别急剧增加为0.48%、1.19%、1.54%，而这个数字在1820—1829年王朝外交政策复辟时期降低到0.001%。虽然在19世纪余下的年代里，人员伤亡的比例数字与1630—1919年的整个时期所显示的一般数字颇为接近，但20世纪第二个十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数字，却上升到接近15%的空前高度。同样耐人寻味的是，1630—1829年这段时期显示出，只有一个十年，即1720—1729年，根本没有战争损失，而单是19世纪这个殖民扩张的世纪里，就有五个十年没有战争损失。
当我们以世纪为单位考察服役人员死亡的数字时，情况是相似的。英国的数字显示出一条典型的曲线：19世纪下降，20世纪急剧上升。英国人口的死亡率中，17世纪每1000名死亡人口中有15人死于服兵役，18世纪为14人，19世纪为6人，20世纪到1930年为止为48人。法国的相应数字则显示出，18世纪死亡人数的增加要大得多，19世纪也没有暴跌，这是因为有限战争时期被拿破仑战争所打断的缘故。17世纪的数字是11人，18世纪是27人， 19世纪为13人，20世纪到1930年是63人。这些数字所体现的现代战争的破坏性，还由于这样一个事实更显突出：在先前的世纪中，军队中死于疾病的人数远远多于死于战斗的人数。结果，20世纪由于军事行动造成的伤亡，无论就相对数字还是绝对数字而言都大大增加了。
自从宗教战争结束以来，平民因军事行动所蒙受的伤亡在20世纪的战争中也是空前的。几乎没有疑问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军事行动所造成的平民伤亡总数，超过了军人伤亡总数。单是被德国人以蓄意灭绝的手段所杀害的平民人数，据估计就有将近1200万。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创下全部人口的近15%死伤的纪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数字固然离这个纪录尚远，但平民在全部伤亡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却极大地增加了。苏联的情况也是一样，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伤亡的人数肯定接近全部人口的10%。
所以，现代战争的破坏性相对平民而言大大增加的趋势一直在继续着。新的战争破坏方式的发明，无论是先前世界战争中根本未曾使用过的，如细菌战，还是仅仅小规模地使用过的，如毒气和核武器，都肯定会延续并进一步加剧这一趋势，对平民和军事人员来说都是如此。
20世纪的战争无论对战斗人员还是对平民来说，其破坏性都大大增加了，这是战争机械化的结果。在这方面，战争机械化的效果是双重的：通过一件武器的一次操作或多次加速操作消灭空前数量的敌人的能力，以及远距离消灭空前数量的敌人的能力。这两种发展都肇始于14世纪火药的发明及其应用于火炮。但只是到了19世纪后期，这些发展才加速至相当大的规模。而唯有我们的时代才经历了这些趋势的如此巨大地加速发展，终至成为战争技术的一场革命。
武器的机械化
这些发展在其历史的最初六个世纪中极其缓慢而在第七个世纪中异常迅速，这可以通过火炮的历史得到说明。1453年土耳其人用以围攻君士坦丁堡的火炮，能够发射重达800磅的炮弹，射程1英里，发射率每日7发，每夜1发。1650年1门可以发射9磅重炮弹的火炮，平射射程是175码，而两百年后，英造9磅重滑膛炮的平射射程为300码。正如火炮刚刚发明时塞万提斯对它所作的评论：
那免受火炮这种凶器逞暴的快乐的往昔，何其幸福！我相信火炮的发明者正在地狱为他这恶魔般的发明接受奖赏。由于这一发明，他使一个卑怯的懦夫以举手之劳便结束一位豪侠绅士的性命成为易事。当一位英气勃发的绅士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和袭击来自何方之时，一颗流弹倏然飞来，转眼之间就夺走了一条如此宝贵的性命，断送了他的大好前程。而那个发射他那该死的兵器的家伙，也许一见发炮的火光，就吓得抱头鼠窜了。
到18世纪末，除去法国这个明显的例外，火炮在大多数国家里仍被看做是一种次要的、多少有点不体面的武器，正人君子宁可碰都不碰一下。甚至腓特烈大帝也曾轻蔑地问火炮有什么价值，开好火炮又算什么本事。然而仅仅在几十年之后，拿破仑便能够这样说：“是火炮成全了战争。”据估计，在拿破仑此言既出之后的一个世纪里，火炮的效力增加了10倍。
火炮作为最具威力的武器，和滑膛枪一起代表着战争的机械化，可是轻视火炮却一直是普鲁士军队的传统。18世纪，鉴于装弹极端缓慢、目标难以瞄准、炮弹射程有限（最远为2000码），这种轻视或许不无道理。但19世纪却经历了发射速度和火器射程的进步，这一进步预示了20世纪的革命。例如，1850年1000人使用滑膛前装枪，一分钟可以发射500发子弹，射程差不多与16、17和18世纪滑膛枪的射程一样，也就是将近300码。撞针枪的相应数字是1000发，2200码；1866型为2000发，2700码；1886型为6000发，3800码。1913年有装弹夹的连发来复枪为10000发，4400码。从1850年到1913年，发射速度增加了20倍，射程增加了16倍。今天，我们已拥有每分钟可发射1000发子弹、1000人可以射出100万发子弹的机关枪，而1913年1000人只能射出1万发子弹。甚至肩式半自动步枪如伽兰德步枪，每分钟也能瞄准目标发射100发子弹，相当于1913年速度最快的小型火器发射率的10倍。
在这方面，1850—1913年进步之巨大，1913—1938年进步之惊人，与1550—1850年进步之缓慢形成了鲜明对比。在16世纪中期，手装炮的射程大约为100码，两分钟一发恐怕是可能达到的最佳发射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重炮的最大射程也不超过76英里（只有德造18.4英寸的大炮才能达到这一射程），而且它的命中率极低，炮的耗损过快，最多发射30发后就不能再使用了。相比之下，今天的制导导弹——即运用自身动力飞行带有爆炸物的载体——在实际应用中具有无限的射程。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满载炸弹并能在完成轰炸任务后返回基地的轰炸机的航程大约为1500英里，而自那时以来，轰炸机的航程已远远超过6000英里。因此，在19、20世纪之交，一国能够攻击敌国领土内一个目标的最大距离是几英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火炮把最远攻击点推进到76英里，效力低、载弹量轻的战机把最远攻击点推进到几百英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机深入敌境的攻击点已达约1500英里；而现在，一国深入敌境的攻击点已经达致无限。正因为如此，20世纪下半叶的战争便成了全面战争，在这种战争中，实际上地球上的各个角落都有可能轻而易举地被任何拥有现代化技术装备的国家用做军事行动的战场。
战争工具的攻击范围及于全球，这对现代战争的性质以及对当代世界政治所产生的影响是大是小，还要看战争破坏性的增加是否与战争武器攻击范围的扩大并驾齐驱。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战争的破坏性的巨大增加，现代战争已把战争武器全面攻击力的潜在可能性转变成了全面战争的现实。
火炮发明以前，除海战之外，单独一人所采取的一个军事动作原则上最多能消灭一个敌人。舞剑一击、挥矛一戳、举枪一射充其量也只能使一个敌人丧失战斗力。中世纪末朝着武器机械化迈出的第一步，也就是把火药运用于战争，最初并没有使军事动作和杀伤敌人之间的比例一比一地增加。情况恰恰相反，举例来说，早期滑膛枪的装弹和发射，需要多至60个不同的动作，操作的人一般也不止一个，而命中率之低，使射出的子弹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击中目标，消灭一个敌人。至于说火炮，则需要相当多的人把它安置在炮位上并填装炮弹，而命中率之低则使这种集体努力的大部分白白浪费了。而当一枚炮弹击中目标时，造成的伤亡充其量不过20人。
随着19世纪后期改进型机关枪的发明，这种情况才迅速地改变了。使用这种武器，一个人在一次动作中可以发射几百发子弹，其理想效果——在实际战斗条件下永远达不到——是在一次动作中射出多少颗子弹，几乎就消灭多少个敌人。几乎在同一时期开始的火炮的重大改良，以及随后在空战和毒气战领域里武器的发展，使一个人或很少几个人在一次动作中可以消灭的敌人的数目大大增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火炮可以杀伤的敌人仍不过是数以百计，战争中的惊人伤亡主要是使用机关枪对冲锋的士兵进行扫射造成的。实际上，甚至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枚重磅炸弹直接命中目标所造成的伤亡，也很难超过1000人，据估计所投掷的全部炸弹数目，与在空袭中丧生的人员总数近乎相等。
核战争和潜在的细菌战在这方面引起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相似于但其规模远远超过了机关枪在数十年前所带来的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几个人投下的一颗原子弹，杀伤敌方人员远在10万以上。由于原子弹威力的大幅提高，再加上目前的防御仍处于软弱无力的状态，一颗投向人口密集地区的原子弹可能杀伤的人数，将会数以百万计。几颗威力最大的原子弹的破坏力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投掷的所有炸弹的破坏力。细菌战固有的大规模破坏的潜力，甚至超过了威力最大的核弹的破坏力，因为从战略上使用一个或数个单位的细菌物质，可以轻而易举地造成疫疾流行蔓延，从而影响到无数人的生命。
但是，能够在地球上任何地方一举毁灭千百万人的武器，其作用也就到此为止了；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武器在军事和政治发展规划中仅仅是一个消极因素。它们或许能摧毁敌人的抵抗意志，但仅凭武器并不能征服和保存已被征服了的东西。要想得到全面战争的果实并把这些果实转化成永久的政治收益，就需要运输和通讯的机械化。
运输和通讯的机械化
的确，在过去几十年中，没有一个领域在机械化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像运输和通讯领域就简便和速度而言所取得的进步那样惊人。可以有把握地说， 20世纪前半期在这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比先前全部历史时期的进步都要大。据记载，罗伯特·皮尔爵士1834年为出席内阁会议从罗马赶返伦敦要花的时间是13天，这和17个世纪以前一个罗马官员作同一旅行所需的时间完全一样。差不多一直到19世纪中叶的整个有记载的历史期间，陆地和海上的最快旅行速度为每小时10英里，而陆地旅行很少达到这个速度。20世纪初叶，乘最快的火车进行陆地旅行的速度已提高到每小时65英里，是以前历史上所达到的旅行速度的6倍半。轮船已把海上旅行的速度提高到每小时36英里，是先前海上旅行最高速度的3倍半。今天客运飞机的最高速度已超过每小时600英里，即分别为大约四十年前陆地旅行和海上旅行最高速度的10倍和20倍；而超音速客机的时速更双倍于这个数字。
1790年，在最佳季节从波士顿前往纽约要花4天时间，这段距离略微超过200英里。今天花同样的时间足以环绕地球一周，且不论季节如何。就旅行速度而言，莫斯科今天距纽约之近正如一个半世纪前费城距纽约之近，而整个地球变得比组建美利坚合众国的十三个州的领域还要小得多。这一发展之神速，尤其在过去几年里，甚至远远超过了内行的观察家们的预期。斯特利教授1939年在讨论我们这里所涉及的问题时提出的反诘，生动有力地说明了这种情况：“客运速度在25年内达到每小时300英里是不可能的吗？”
1960年最快客机的航行速度超过斯特雷教授预计到1964年所达到速度的两倍多。通用汽车公司1939年预言，到1960年公路上行驶的汽车将达3800万辆，实际上1960年的汽车数字是这个数字的2倍多。
机械化进步对于客运的意义实际上和它对于货运的意义完全一样，因为这两种情况下的机械化手段实际上是一样的。唯一的不同或许表现为陆上货运的机械化发展由于起点较低因而速度更快。今天的货运和客运的速度可以一样快，只有最重货物的最高时速的运输是例外，而火车发明之前，空间和动力的局限对陆上货运施加了比客运更大的限制。19世纪中叶以前，铁路在德国的采用将货运速度提高了8倍，而相应的客运速度的增加不超过5倍。
然而，在口头和文字通讯领域的相应发展，进展之速无与伦比。这里的机械化进步远远超过了客货运输的机械化进步。在19世纪电报、电话和海底电缆发明之前，口头或文字的传送速度与旅行速度一样。也就是说，传送讯息的唯一途径，除去常见的符号通讯之外，就是靠普通的运输方法。19世纪的发明把这种通讯所需的传送速度，从先前的数日和数星期减至数小时。而无线电和电视则使信息的发生和传送变成同步的了。
这些机械化的发展使征服世界并使世界保持被征服的状态在技术上成为可能。不错，大帝国古已有之，马其顿帝国从亚得里亚海一直延伸到印度河，罗马帝国从英伦三岛一直延伸到高加索，拿破仑的征服从直布罗陀边界一直扩展到莫斯科。但这些大帝国要么未能持久，要么仅仅是因为文明上的巨大差异——无论是技术上的还是其他方面的——有利于统治势力控制臣服民族而得以延续经年。罗马帝国的扩张就说明了这一点。它所采取的许多行动更像是向政治真空地带进行的殖民扩张，而不是对一流竞争者的征服。可是，其他帝国没能持久且远未能征服全部已知的政治世界，则是因为它们缺乏那些为征服和永久控制分布于广袤地区的大量人口所必需的技术资源。
一个稳定的世界性帝国所需要的技术上的先决条件，根本上有三条：（1）通过对帝国臣民的思想实行集中化控制强制实现社会整合；（2）在帝国内部出现解体可能的任何时刻保持优越的有组织的武力；（3）这些控制和强制手段在帝国全境无时不有、无所不在。这三项军事和政治先决条件在过去无一实现，但在我们的时代却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过去，通讯手段是非机械化的，或者在已实现机械化的地方，它们也是严格个体化的，因而是非集中的。新闻信息和思想观念只能利用口头、书信或通过一个人便可在家操作的印刷机来传播。所以，在这个领域里，想要征服世界的人必须和无数对手在几乎同等的基础上相互竞争。要是他能够弄清对手的身份并将他们逮捕的话，他就可以把他们投入监狱或置于死地。但他不可能通过对新闻搜集和传播的垄断或近乎垄断，对广播、报纸和电影的垄断或近乎垄断，窒息对手的声音。19个世纪以前，圣保罗可以走过一个个城市，致信哥林多人和罗马人，向他们传播福音。而罗马帝国官方多神教的代表所能做的也不过如此。在圣保罗被处死后，他身后的数千名信徒在与国家代表们进行的效果更彰、范围更广的竞争中，继续着他的未竟之业。在未来的世界帝国中，如果没有一份报纸或杂志刊载他的信息，没有一个广播网传送他的布道，没有新闻影片和电视向公众展现他的音容笑貌，甚至很可能没有一家邮局传送他的信件，以及肯定没有一张跨越国界的许可证，那么，就是圣保罗又能做些什么呢？
暴力手段，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在过去的时代里基本上也是非机械化的，且一直是个体化和分散化的。在这方面，企图建立世界帝国的人与他未来的臣民也是大致旗鼓相当的，只不过组织和训练较占优势而已。每一方实际上都拥有同样的用来砍、刺、射的武器。征服者为了维持他的帝国，必须在每个地方都建立有组织武力的实际优势，以对付所有可能的反对者，而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所以马德里居民能够在1808年5月3日揭竿而起，用与法国征服者所使用的同样的武器反对法国征服者，并把征服者赶出马德里。今天，一个世界帝国的政府，一旦通过无线电获悉相似的情况之后，将在数小时内把一个轰炸机中队和20架满载伞兵、火炮和坦克的运输机——政府垄断或近乎垄断的武器——派往事发城市并轻而易举地平息叛乱。以这种常备不懈、招之即来的优势武力进行干涉的威胁本身，就足以打消任何叛乱的念头。
最后，运输机械化已把想要建立世界帝国的人从对有利气候和地理位置的依赖中解脱出来了，正是气候和地理位置的因素造成了拿破仑的毁灭，并使那些活力和欲望稍逊的领袖们甚至连想都不敢想征服世界。在这方面，征服世界的一大障碍，是在晚秋、冬季和早春这些时节必须把战斗停下来，因为在这些季节里，要保护野战军抵御恶劣的天气并向其提供生活必需品和战争补给品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所以，假如敌人在一次战役中未被打得失去了卷土重来的希望，他们就会获得为在下一个作战季节进行新的战役而备战的喘息之机。于是，战争好像拳击比赛一样，每一回合之后的休息时间实际上足以保证较弱的一方恢复体力，只要他未被击倒在地昏迷不醒就行。在这种情况下，指望征服世界真是愚不可及，因为在一个作战季节所进行的大部分征服努力必须在下一个作战季节中重做一遍。由于胜利与其说是征服和歼灭的结果，不如说是被征服者消耗较大的结果，所以即使是胜利者也远不具备必要的资源在每个春季与新的敌人交手，一直到他完成对世界的征服。
退一步说，即使他肆无忌惮地走上了征服世界之路，他也走不了多远。由于无力在全部被征服领土上保持占有实际优势的武力，他就不得不经常面对有人预谋和策动叛乱的可能性，而他又不能及时对付这些叛乱。通讯的缓慢和运输上的技术困难，使想要征服世界的人无法巩固住他本来或许能够取得的无论多么永久性的征服。他将其帝国疆界拓展得越远，他垮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当拿破仑帝国在1812年达到其权力的顶峰时，它也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解体了。因为当拿破仑在他的疆域边缘作战，并把边缘推向更加远离他在法国的权力泉源时，他的征服的牺牲者便能在其背后为解放而做准备了。当他们在英俄以其基本上尚未使用和尚未被劫掠的资源的援助下进行反击时，拿破仑部队的主力远在他乡，被迫冒着冬日严寒、不顾损兵折将回师叛乱地点，在不是由征服者而是由被征服者选定的地点被动挨打。
今天，世界的可能征服者拥有随意支配的技术手段巩固所取得的收益并使之免于得而复失，因为在被征服地区内，不管季节和距离如何，他都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支配我们上面提及的那种有组织的优势武力。发生在他的空军集结地1000英里以外的一起初期叛乱，若与拿破仑时代的运输技术相比，如同发生在大约5英里的距离之内；与拿破仑时代的通讯技术相比，就如同发生在房舍周围。换言之，征服者能够立即动用全部现代大众宣传工具，劝诫不忠分子放弃他们的企图。在数小时之内，他就能以有组织的优势武力镇压革命者。
由此看来，一次征服一旦完成，从技术可能性的观点来看，便一劳永逸地完成了；当然，这要排除政府的严重错误、外来干涉，或者帝国内部的政治和军事意外事件。尽管有这些限定条件，一国人民一旦被征服，便将一直处于被征服状态，因为他们不再拥有反抗的手段，征服者还可能凭借其对通讯手段的垄断性控制，连同被征服人民的反抗意志一起剥夺掉。因为正如埃德蒙·伯克所说：“我们只要听任任何一个人从早到晚讲他的一面之词，那么不出十二个月，他就会变成我们的主子。”
今天，如果居于支配地位的国家能够保持它在技术控制手段方面的优势，那它在通往世界性帝国的道路上就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障碍了。一个垄断了核武器及主要运输和通讯手段的国家，只要能够保持这一垄断和控制，它就可以征服世界并保持这种征服。首先，世界帝国将能够塑造帝国公民的思想，使他们成为千人一面的顺服臣民，不久前和当前的极权主义社会已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充足实例。假使有一个相当有效的政府，那么反抗意志充其量也是只鳞片爪，而且无论如何都不具有政治和军事意义。其次，任何反抗企图都将遇到优势力量的迅速回击，因而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最后，现代技术还带来这样一种可能性：无论地理和季节因素如何，对思想和行动的控制都可以扩大到地球的各个角落。
对现代战争机械化及其军事和政治含义的分析，如果不考虑西方文化的全面机械化，就将是不完全的。因为战争机械化不过是西方文化全面机械化的一个特殊表现而已。倘若没有全面机械化，现代国家就将永远不能把大批军队投入战场，并向他们提供给养和武器。全面战争以全面机械化为先决条件，战争只是在从事战争的国家其机械化程度达到全面的程度之后才能成为全面战争。
有史以来直到美国内战和1870年的普法战争为止，一切军事运动都是靠肌肉力量进行的。人要负载自身并要以他自己的肌肉或动物的肌肉之力负载战争工具。所有军事运动，以及武器和军队的规模和素质，都受到可供利用的人和畜的肌肉力量的天然数量和质量的制约。1870年，德国军队首次系统地利用铁路作为运输手段，而在此之前，铁路只是在美国内战期间间或地被利用过。德国人因此取得了比法国人大得多的战略和战术优势。
迟至1899年，在布尔战争期间，还要使用多至32头牛来拉运一门五英寸口径的火炮。运动的缓慢、非人力所能克服的天然的数量限度以及采购和运送饲料的需求使这样进行的战争缓慢而又笨拙。正是以蒸汽机、涡轮、电动机和内燃机的形式由煤、水和汽油而不是由肌肉所提供的能量，使人们的生产力在平时和战时都提高了许多倍。詹姆斯·费尔格里夫教授主要以英国为例，生动地描述了煤对这一发展的贡献：
在这个只有若干港口和官设城市的农业、畜牧业和小集市的世界上，一百多年前，工业革命发端了。在此之前，煤在各地只是用于家庭生活，而这时煤却逐渐用于驱动机器。机器所做的工作远远胜于个人或单个牲畜，甚或一群人或牲畜所能做的工作。人利用他自身以外的力量做他先前必须用自己双手去做的事情。一个巨大的能量源泉出现了，这种动力根本不是食物能量，借助于这种能量就能做先前力不从心的事情。人已经能够在远为宏大的规模上利用能量了。……对一个人来说，缝制好的成衣唾手可得，因而很少再需家庭劳作；在相当程度上加工好了的食物随时可上餐桌，乃至家中做饭之劳大大减少；在大城市中，餐饮业已是如此发达，故而无分昼夜几乎在任何时间都能得到适合他钱袋或口味的食物。……
据计算，不包括所有其他方面的使用，单是我们用于工厂中的煤，就提供了相当于17500万勤奋工人所提供的能量，而使用能量的那种形式则是人力根本不能提供的。希腊凭借其权势在人类进步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其权势大部分首先是建立在奴隶阶级所进行的劳动基础上的。平均来说，每个希腊自由人、每个希腊家庭都有5个奴隶，这些人是我们在谈到希腊人时绝不会想到的，然而正是这些人为希腊提供了大部分能量。在英国，我们可以这样说，每个家庭有20多个奴隶提供能量，他们既不需要食物也不会感到奴隶生活的辛劳、困顿和绝望。英国的人口有4500万男人、女人和孩子，而英国的工厂却靠1.75亿之多的人力来劳动。与纯粹靠机械手段运转制造产品的机器所提供的能量相比，逾两千万男女所提供的体能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已变成了一个工程师的国度，一个只需按电钮和拉操纵杆、加油和包装以使庞大的社会机器尽可能顺利轻快地运转的国度。没有生命力的奴隶替我们磨面粉，做衣服，从天涯海角运来食物，送我们到各地工作和娱乐，为我们印刷传播知识的报纸和书籍，并向我们提供希腊人从未梦想过的无数服务。……在美国，无论男女老幼每个人都有50个无生命的奴隶像火炉那样[为他们服务]。……
依靠机械化所节省的劳力是巨大的。再借用费尔格里夫教授的话说：“1855—1894年间，平均生产一蒲式耳印度玉米所需要的人力劳动时间，从4.5小时减至45分钟以下。1830—1896年间，生产一蒲式耳小麦所需要的人力劳动时间，从3小时减至10分钟。”
1952年美国农业产量是历史上最高的，而同年受雇于农业的人数却是八十多年中最低的。在技术落后的国家里，高达90%的人口从事农业，而美国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则从1870年的50%降到了1940年的20%以下。1910—1914年间，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口从事农业生产，产品占国民收入的12.4%；而1941年的相应数字是，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22.7%，农产品收入占国民收入的7.8%;1952年分别为15.9和6.4%;1964年分别为6.8%和2.5%;1981年分别为3.1%和2.8%。
霍内尔·哈特教授用以下的事例说明了工业中的同样趋势：
举例来说，直到1730年，纺织完全靠手工进行，纺织工缓慢而又费力地一次抽出一股纱。在过去两百年中，机器已使纺织程序完全革命化了，因而一个操作者可以照管125个纺锭，每个纺锭每分钟旋转1万周。在菲律宾，工业仍然停留在古老的人力阶段，装满一船椰肉干需要200到300名苦力；而在旧金山，经济已进入机器时代，16个人用在菲律宾装载的四分之一时间便可把椰肉干卸下。使用动力机器工作的这些人的效率是那些人力装卸工效率的50倍。一把机械铲可以做200个非熟练工的工作；一台吹玻璃机可以代替600名熟练工人；一架自动电灯机器可以生产先前多达2300名工人所能生产的灯泡。
19世纪中叶，美国22%的体力工作由人来做，51%由牲畜来做，27%由机械来做。1900年的相应数字是15%、33%和48%。1948年，人只做4%的体力工作，牲畜做2%,94%的体力工作由机器来完成。作为机器革命的结果，每人每小时工作的产量在这一期间增加了5倍多。1966年，一个工时的农业劳动，可生产相当于1920年食物的5倍多，一个农业工人可以养活32个人，而1945年只能养活12个人。
许多工业程序实际上已完全取消了人体劳动，机械化在这些领域已经实现了自动化。水力发电的产生尤其如此，水力发电可在无人在场的情况下由自动电子信号操纵。纸的生产从纸浆输入机器到卷筒纸制成是完全自动化的。报纸的印刷从白报纸送入机器到折叠整齐的报纸印制完成，也是如此。人造丝和蚕丝的制造，钢铁和汽车的制造，食品的生产和罐装，尤其是面粉的加工处理，都已实现了机械化，并产生了提高生产力和取代肌肉劳动的类似效果。由于在许多生产程序中机械化程度尚小，因而机械化的全部效果远没有这些最惊人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在某些最重要的生产领域中，机械化趋势是如此普遍和如此剧烈，无异于人类生产过程的一场革命——这是有记载历史上的最伟大的革命。
正是现代生产程序的这场革命使全面战争和世界性统治成为可能。在这场革命出现之前，战争在其技术层面必然是有限的，一国的生产力不足以既长时间地满足其国民的衣食住的需要，同时又保持对庞大军队的战争物资供应；更具体地说，国民经济在仅够维持生存水平的一个非常狭窄的边缘上运行，以致不可能把武装部队在国民产品中的份额增加到任何适当的程度而又不危及国家的根本生存。17和18世纪，政府花费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预算用于军事目的其实是很平常的。这个时期有几次军事开支占政府总支出的90%以上，因为军费理所当然地优先于任何其他支出，而国民产品是很少的，不可能为其他目的而扩大税收。这样看来，19世纪以前所有建立普遍兵役制的企图都以失败告终就绝不是偶然的了，因为，为了维持国民生产活动的进行，人口中的生产阶层就必须免除兵役。只有征召不能从事生产活动的莠民和不愿从事生产活动的贵族入伍，才能不危及生产。
工业革命，尤其是20世纪农业和工业程序的机械化，对战争和国际政治的性质产生了三重影响。首先，它们大大提高了工业大国的总体生产力；再者，它们急剧减少了人体劳动在生产过程中所占的相对比例；最后，它们和医疗卫生领域的新技能一起，造成了各国人口的空前增长。由机械化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远远超过了由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者的增多所引起的对国民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剩余的生产力现在可以用于新的目的，可以被导入全面战争的轨道了。机器所创造的新能量，以及一个半世纪以前尚需专注于维持生计的大部分人体能量，现在可以通过直接服兵役或间接从事工业生产而用于军事目的了。
现在可用于战争的人体能量不仅仅是肌肉能量。机器时代已大大减轻了人们为维持自身及其眷属的衣食需求以及免受自然力和疾病的侵害而承受的精神和道义负担，而一个半世纪以前，这些负担还消耗着大多数人的大部分生命力。此外，机器时代还为大多数人提供了先前只有极少数人才享有的闲暇时间。然而非常矛盾的是，机器时代通过这些成就固然解放了巨大的精神和道义活力，使之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但解放了的精神和道义活力也被用于准备和从事全面战争。机器时代所解放和创造的人力和物力的这种结合，使战争具有了全面战争的性质。
这一结合也赋予全面战争一种令人惊骇的横扫世界的原动力，这种原动力除去统治世界外似乎别无满足。由于现代人的精神和道义活力主要不再为现世所牵念，此外又不能转向对来世的关心，因而他便寻求征服——征服自然、征服他人。机器时代本来产生于人的自给自足心理，现在却带给现代人这样一种信心：他无需帮助，仅凭自己此时此地的努力就能拯救自己。所以，那些否定这种信心而仰赖神的干预的传统宗教就变成了没有血肉的幻影。现代人的智慧和道德血液注入了政治性宗教之中，这种政治性宗教承诺通过科学、革命或民族主义圣战来拯救人类。机器时代产生了它自己的辉煌成就，在技术进步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就要求再前进两步。机器时代还产生了它自己的军事和政治胜利，因为随着它创造出征服世界并使世界保持被征服状态的能力，它便创造了征服世界的意志。
然而，机器时代也可能招致自己的毁灭。举国人口在当代权力均衡条件下为事关全局的利害得失而进行的全面战争，或以统治世界而告终，或以毁灭世界而告终，或兼以二者而告终。因为两个以统治世界为目标的竞争者，或者其中一个实现了征服而自身蒙受相对较小的损失；或者两败俱伤，任何一方都无力实现征服；或者较少受到削弱的一方虽能实现征服，但却主持着一个已成一片废墟的世界。这就是笼罩着20世纪下半叶世界政治的前景。
这样，我们就绕完了整个圈子。我们认识到民族主义化的普世主义这一新的道德力量，已成为当代世界政治的基本动力。我们看出，一种在两个缺乏弹性的集团间运作的简单化的权力均衡，已成为大善或大灾的预兆。我们发现，在全面战争的潜在可能性中隐藏着灾祸的威胁。然而，那种使全面战争成为可能的因素——现代生活的机械化——也使旨在借助全面战争实现全面统治的道德力量的出现成为可能。我们时代的三大革命——道德革命、政治革命和技术革命——在一点上是共同的：它们互相支持和加强，并朝着全球性战争的同一方向运动。它们在时间上的同一性和它们的平行发展，加剧了它们各自包含的对西方文明生存的威胁。
这些革命的连锁发生产生了三个重要结果：欧洲作为政治世界中心的永久衰落，两个超级大国跃居无与匹敌的优势地位，以及亚洲作为独立的政治和道德因素的出现。正如亚洲从欧洲的统治下获得政治解放与它担负起反对西方的道义责任同时发生一样，华盛顿和莫斯科作为世界政治中心的崛起也与它们转变成普世性政治宗教的根据地同时发生。欧洲作为世界政治、道德和技术中心的衰落只是下列现象的副产品：世界性扩张使现代国家体系的精巧社会机制归于毁灭；现代技术从欧洲传播到地球的各个角落；欧洲道德观念在亚洲取得了胜利。欧洲将其政治、技术和道德成就奉献给世界，而世界则利用这些成就结束了欧洲原有的优越地位。
针对当代世界政治及其前景的这幅黯淡图景，我们必须研究一下我们时代的最重大问题：和平问题。
（选自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郝望、李保平译，王缉思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扩展阅读
1．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2—13章。
2．埃里希·鲁登道夫：《总体战》，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1章。
3.Jack S.Levy, “Theories of General War, ” World Politics, Vol.37, No. 3, April 1985, pp.344—374.
4.Klaus Knorr, “Controlling Nuclear War,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9, No.4, Spring,1985, pp.79—98.
5.Michael E.Howard, “On Fighting a Nuclear War,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5, No.4, Spring,1981, pp.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