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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史”字的古典训释来自《说文解字》。在那里许慎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清代学者段玉裁引用《玉藻》对此作了一些注解：古代帝王的事迹由左史负责记录，言论则由右史记载，这里用记事泛指记录。对于“正”字，他解释说：“君举必书，良史书法不隐。”对于许君的释义，“又”指手，后人没有疑义，所引起争议的一点乃是“持中”。按许慎的理解，“中”是形容词，“正也”，指客观公正。但是，从辞源上讲，“中”到底为何物，竟可被手持呢？王国维在清代学者吴大瀓、江永等人的考据成果之上，借鉴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了较为系统的新诠释。
他说，所谓“中”就是古代官员置于案头用以盛“算”（筹码之类）的“算器”，引申为“文书”。据《周礼》记载，每当举办“射”的活动的时候，用“中”形器具，装盛所射之算，由太史负责办理。而“中”这种器具也可以用来装“竹简”，竹简多了，编在一起就成为簿书，因此，当时的簿书也被称为“中”。据此，王国维认为，持中就是持书的意思，史就是持书之人。
但是，王国维先生的解释存在一个漏洞，那就是他所描绘的“算器”与出土的东周时期“算器”实物不太一样，对此，他用“周末弥文之制”来加以解释，也就是说，实物并非原初的面貌，而是晚周时期发展了的形式。他说：“周时，‘中’制作兽形，有首、有足、凿背、容八算，亦与‘中’字形不类。余疑‘中’作兽形者，乃周末弥文之制，其初当如中形，而于中之上横凿孔以立算，达于下横，其中央一直，乃所以持之。”对此一辩解，姚名达先生不同意，
他认为，从字形上讲，不当读为“中”，而应该是两种物件：“似乎两种物体是笔和口，史字的上半部是象笔在口前的形态。”
其他学者也多从象形的角度进行阐释。例如，章太炎直接将“中”解释为“册”之省，意为持“简册”者。另外有些学者从民俗学等角度来考察史之缘起，如不愠斋主以为：“中者，箙也，盛矢器。王者出猎，史为随记之职，接近王身，故有时代执矢箙，亦为自然之事。且王猎用矢，取自此箙，尤便记录，史为尽职，亦当执箙，由此知一切官吏，皆由史出。”陈梦家先生认为，从字形来看，史是打猎时捕鸟兽的工具，即一用木棍支撑的网。捕获的动物用于献祭，献祭之后占卜，将占卜结果编订成书。因此，史起初是搏兽之官，后为祭祀之官，最后为文书之官。
尽管这些解释之间相互出入，但是，它们都着眼于“史”是怎样演变为记事者的，是对于许慎所给出的定义进行解释。在他们看来，“史”是记事者，是“人”，是不同政府部门负责记事的官员，相当于今天的秘书。这些“史”并不一定就是历史学家，而是保存各部门相关材料的人。利用这些材料，用叙事的方式写成史书的“史”，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中国古代也有“历史”这一术语，往往指“历代史记”。据二十五史光盘检索结果，历史一词最早见于《三国志·吴书第二·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吴书”。吴国的外交使节赵咨到许昌朝觐魏文帝，魏文帝问他孙权是个怎样的人，赵咨的回答中有一句：“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
在现代英语里面，“历史”是“history”，但是，从辞源来看，“history”的本义也不是指“过去”。“history”源自古希腊语“｀ιστορια”，来自于动词“
｀ιστορεω
”，是指“调查”、“询问”“打听”，“
historia
”就是调查的结果，“调查报告”。享有“西方史学之父”美誉的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
在著作的开篇将自己的作品称为“调查报告”（histories），他说：“这里所发表的，乃是哈利卡尔那苏斯人希罗多德的调查报告，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因时代久远而被遗忘，并将希腊人与异邦人之间冲突的原因找出来。”希罗多德的书稿本来没有名称，一个世纪之后，亚历山大里亚的整理者们根据第一个关键词，称之为《调查报告》。随后“
historia
”逐渐被用做类名，指代所有关于历史的记载，其词义也就变成了“历史书”。在这种背景之下，《调查报告》的作者也就成了“史学之父”。
虽然“ historia ”被用做类名，但是，其调查报告的本义一直保留着，成为一种独特的史书体裁，表示这一记载是作者亲眼目睹的，或者是依据所见之历史纪念物，探寻其背后的历史故事，加以记录。7世纪著名的拉丁教父伊西多尔在《辞源学·历史学》中对历史的这两个义项都有表达，一个是类名，泛指历史撰述，另一个便是一种体裁，特指“作者亲身经历或者亲眼所见”。
正是基于这一现象，西方史学史家在调查西方史学起源的时候，往往是从体裁的角度着眼的，探讨历史写作这一体裁是如何发生的。包括它与“史诗”（Poem）的分离，对“散文叙事”（Logography）的辩证否定，等等。希罗多德的研究者们“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是如何发明历史写作的”。
借鉴西方史家探究历史撰述起源的经验，胡适先生也试图将中国最早的“史”当做一种独特的文体来加以考察。他在《说“史”》中，认为孔子所说“吾犹及史之阙文，其亡也夫？”，可以解释为：“我还看见过那没有文藻涂饰的史文。现在大概没有了吧？”这种“阙文的史”，就是“那干燥无味的太史记录”，而与之相对的则是“文胜质则史”的“史话”，“讲史的评话小说”，“演义式的‘史’”。“这种‘史的故事’，或‘史的评话’，起源很古，古到一切民族的原始时代”。他的结论是“古代流传的‘史’，都是讲故事的瞽史编演出来的故事。东方西方都是这样。希腊文
｀ιστορια
，拉丁文
historia，
也是故事，也是历史。古法文的estoire，英文的story与history，都是出于一个来源的”。
胡适先生试图总结出一个普世的现象。但是，由于上古完整留存下来的史书数量非常少，那些残篇又过于残缺不全，以致根据这些史料，很难弄清楚历史书写的最初起源。因此，史的起源还在不断地激发史家去做学术探险。
历史一辞有三个义项。一是指过去；二是指对过去的反映，是历史写作的简称；三是历史学的简称。在英文中，也是如此，“history”的翻译，需要根据上下文灵活处理。例如希罗多德被称为“Father of History”，这里应该译为“历史学之父”，而不是“历史之父”，又如“Department of History”，应该译成“历史学系”（简称“历史系”）。这三个义项，是在使用“历史”的过程中，逐渐产生，并区别开来的。
与中国古代相似，西方古代的“史”不是指今天意义上的“历史过去”，而是“史书”，古代人对“历史”与“历史书”是不进行严格区分的。现代历史学家则强调历史书写只是对历史过去的反映，它们并不就是历史本身。通过对以历史记录为主的史料，进行考证分析，历史学家可以不断地接近于历史的真相，甚至恢复历史的原貌。在这种意义上，作为过去的历史，与作为史书的历史，基本上被分离开来。
中文的“历史”作为过去的代名词，是从日本引进的。幕府末期，日本人用“历史”来翻译西文中的“history”，清末民初传入中国，“历史”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过去”这个义项。
一般来说，李大钊较早对作为过去的“历史”与指代历代史书的“历史”做出了有意识的区分。
李大钊认为历史并不等同于历代史书，这是一种误解：“吾人自束发受书，一听见‘历史’这个名词，便联想到二十四史、二十一史、十七史、《史记》、《紫阳纲目》、《资治通鉴》乃至Herodotus, Grote诸人作的希腊史等等。以为这些便是中国人的历史，希腊人的历史，我们欲研究中国史，希腊史，便要在这些东西上去研究；这些东西以外，更没有中国史希腊史了。”在他看来，历史是过去的社会，是活的东西，并没有仅仅凝固在史书中，我们的研究就是要直面历史本身，要重写历史，而不仅仅是接受已有史书中提供的东西。他说：“吾人所托以生存的社会，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横观则收之于现在，纵观则放之于往古。此之历史，即是社会的时间的性象。一切史的知识，都依他为事实，一切史学的研究对象，都以他为对象，一切史的记录，都为他所占领。”也就是说，历史是过去的社会，任何历史书籍只是对历史的反映和认识。
大多数历史学家们假定历史是过去，业已消逝，无法改变。这种过去是否被历史学家所了解，需要借助于史料。由于史料的不完善性，史料不可能反映过去的一切，因此，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赞同，历史并不是所有的过去，而只能是被以各种方式记录下来的过去，即可以借助于各种史料被认识到的过去。那些没有被记录下来的，很难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海登·怀特说：“仅仅因为它们是过去，或实际上被当做过去，这些实体才能得到历史的研究，但使它们成为历史的并不是它们的过去性。它们之所以是历史的，仅仅因为它们被再现为特定历史书写的主题。”
因此从历史叙事理论的角度，历史与历史书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加以审视，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重新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
不仅如此，历史学家还必须意识到，他严格地依据历史记录所做出的研究结论，也有可能是偏颇的。因为那些没有说话的对象、没有留下记录的对象，被不同程度地忽视了，我们是在他们缺席的情形之下进行了历史“审判”。因此，它提醒历史学家，要更多地留意自己结论的偏颇性，并有意识地加以校正，以趋向于公正。努力从历史书籍所说的内容中推导出没有被说出的内容，从历史文献中榨取更多的隐含信息，越来越成为历史学家工作的自觉追求。
注意到那些发生了而没有被记录下来的历史，还涉及历史学家的基本职业道德和操守，那就是：尊重历史。通过记录而遗留下来的历史现象必定是非常有限的，是发生过的历史全部的非常小的一部分，大部分历史发生过，但是并没有被记录下来。然而，历史发生必须被尊重，虽然没有被记录下来，但确实存在过。通过对记录的精心研究而发掘出记录者没有想到要告诉我们的那些东西，揭发被记录者所忽视、忽略的那些历史现象，从而增加后来者对于历史的了解，这一渴望为历史学家不断改进其研究方法，提供着强有力的刺激和压力。历史学家的努力，就是不断保存史料，发现新史料，从而通过残缺不全的历史记录，更大程度地复原历史的整体面貌。
在史书之外，还有更为丰富的历史资源可供历史学家支配，用以研究历史，这就是现实。现实作为历史的遗留，不是史料，但是却可以起到史料的作用，反映历史，帮助人们认识历史。我们自身便是过去的遗留物！与历史血脉相连！因此，历史并不仅仅是历史记录里面所反映的那些部分，还应该包括在现实之中。现实就是历史的延续，作为历史的遗留而存在。我们可以在现实社会中发现历史的遗留，听到历史的回响；也可以将现实作为起点，回溯历史。有今可以知古。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朗的名言是：“我是个历史学家，因此我热爱生活。”对此，马克·布洛赫评论说：“这种渴望理解生活的欲望，确确实实反映出历史学家最主要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