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語

劉後濱　榮新江

《唐研究》第14卷爲“《天聖令》及所反映的唐宋制度與社會研究專號”，發表24篇相關研究論文和高明士等撰寫的關於《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附唐令復原研究》的書評。24篇論文分爲兩組，第一組是關於《天聖令》的總體研究，包括《天聖令》所附唐令及所依託唐令的年代推定、《天聖令》與唐代律令格式敕的關係、據《天聖令》復原唐令存在的問題，以及學界關於律令制研究的學術史回顧等內容。第二組是依託《天聖令》提供的新材料，對唐宋時期的制度、法律、禮儀與社會諸問題進行的專題研究。

文章作者分別是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唐令讀書班”、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聖令》課題組、臺灣“唐律研讀會”以及日本東京大學“律令研讀會”的成員。《天聖令》的發現者戴建國教授也將其最新研究成果提交本刊發表。本專號發表的大部分文章，都在2008年6月14日—15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的“《天聖令》研究——唐宋禮法與社會”學術研討會上進行了討論。會議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唐研究》編委會聯合主辦，對於《天聖令》的研究是一次重要的推動。會議取得了重要的學術成果，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一是對《天聖令》校錄本提出若干重要的校讀意見，爲今後《天聖令》進一步整理提供了較好的基礎。二是把《天聖令》的研究從文獻整理推向歷史研究，將文本的研究與文本所反映的社會政治問題的研究結合起來。提交會議的一些論文還將《天聖令》與敦煌、吐魯番出土文獻相結合，涉及的重大問題主要有唐宋禮法與社會、唐宋間制度與社會的具體變遷、唐日律令比較等。

自從1999年戴建國教授發現並公佈《天聖令》的部分內容之後，引起了中、日學者的高度關注。2006年10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課題組整理的《天聖令》校錄本出版，爲唐宋史研究者提供了一個通行的文本。同年年底，《唐研究》第12卷集中發表了課題組成員的一組研究論文。本專號發表的論文，可視作《天聖令》從發現到校錄本出版之後，海內外學者第一次集中的研討。

《天聖令》被發現以後至校錄本出版期間的相關研究，黃正建在2006年底發表的《天一閣藏〈天聖令〉的發現與整理研究》一文中，已做過詳細的概述。從那時到本卷專號出版之間，雖然只有兩年多一點的時間，但有關《天聖令》的研究可以說日新月異，成績斐然。以下就我們掌握的資料略作介紹。

黃正建《天一閣藏〈天聖令〉整理研究暨唐日令文比較斷想》，是在日本的講演稿。他的《〈天聖令〉附〈唐令〉是開元二十五年令嗎？》，對戴建國關於《天聖令》所附唐令爲開元二十五年令的說法提出質疑。但文章只有一頁的篇幅，尚需深論。對於這個問題，盧向前、熊偉最近發表《〈天聖令〉所附〈唐令〉爲建中令辯》，指出《天聖令》所附唐《田令》規定與敦煌戶籍上登錄的土地授受額大多不符，而排除其爲天寶令和至德令以後，作者論斷應當是建中令。

2007年11月在上海師範大學舉辦的“中國唐史學會第十屆年會”上，總共有6篇有關《天聖令》的文章，但只有黃正建的《明抄本宋〈天聖令·雜令〉校錄與復原爲〈唐令〉中的幾個問題》，最後收入了會議論文集。這是他對所負責整理的《雜令》中的一些問題的再認識。提交會議的文章中，有三篇由《文史哲》2008年第4期集中發表：吳麗娛《關於唐〈喪葬令〉復原的再檢討》（91—97頁）修正了其本人校勘復原中的一些錯誤和疏漏，又對其中一些條目如喪事奏聞弔贈、明器、纛、外官殯殮調度、斂服、鹵簿、贈官、諡號等的文字內容、標點斷句問題提出進一步補充；耿元驪《〈天聖令〉復原唐〈田令〉中的“私田”問題——與何東先生商榷》（98—104頁），針對何東《〈天聖令·田令〉所附唐田令荒廢條“私田”的再探討——與楊際平先生商榷》（《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2期）的觀點，認爲唐朝存在土地私有權；牛來穎《詔敕入令與唐令復原——以〈天聖令〉爲切入點》（105—112頁），對比詔敕文字與《天聖令》保存的唐令文字，判定令文形成的時間，並探討有關“著於令”的記載與《天聖令》中現存令文之間的關係，以期說明敕文納入令典的過程及不同時期制度的變化更替，進而從唐後期有關的點滴記載，來看令典編纂的延續和變化情形。此外，孟彥弘提交會議的《唐代過所的“副白”、“錄白”及過所的“改請”——關於唐代過所的一個側面》，則修訂發表在《慶祝寧可先生八十華誕論文集》中。戴建国的《〈天聖令〉所附唐令爲開元二十五年令考》，則在本卷專號中发表。

在同一本《慶祝寧可先生八十華誕論文集》中，還有黃正建《唐代“庶士”研究》，是他整理研究《雜令》的成果之一。在《天聖令》整理組的成員中，負責《喪葬令》工作的吳麗娛，大概是成果最多的一位，她陸續發表的有關文章有：《唐朝的〈喪葬令〉與唐五代喪葬法式》、《葬禮的炫耀——關於天聖〈喪葬令〉的啟迪》、《說說“舉哀成服”與“舉哀掛服”》，、《唐朝的〈喪葬令〉與喪葬禮》。負責《營繕令》的牛來穎，除上面提到的文章外，還有《〈營繕令〉橋道營修令文與諸司職掌》一文。負責《倉庫令》的李錦繡，則有《唐開元二十五年倉庫令所載給糧標準考——兼論唐代的年齡劃分》。

《天聖令校證》的出版，引起日本學術界的廣泛注意。大津透發表《北宋天聖令的公佈出版及其意義——日唐律令比較研究的新階段》，除介紹《天聖令》的內容外，主要從日唐律令比較研究的角度，來指出若干問題點和研究課題。古瀨奈津子《唐令研究的新史料的出現——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介紹了《校證》一書的內容。

岡野誠一直在關注《天聖令》。早在2000年3月的明治大學“隋代史研究會”上，就根據戴建國的論文，發表《宋天聖令殘卷的發現》；2002年，他又發表《關於明鈔本北宋天聖令殘卷的問世》，報導這一重要發現。2007年2月，他發表了《關於北宋天聖雜令中的水利法規》，檢討了其中有關水利法規的5條宋令和1條唐令，並指出唐宋間的差異所在。文末附有《〈天聖令〉研究文獻目錄（未定稿）》，收錄1999—2006年末中日學者的研究論著，極便學人。岡野氏主編的《法史學研究會會報》也成爲一個日本研究《天聖令》的重要園地，陸續發表了丸山裕美子《律令國家與醫學文本——以本草書爲中心》、石野智大《關於唐令中所見的藥材採取、納入的過程——天聖醫疾令所收唐令的檢討》。2008年，岡野誠又發表《關於北宋天聖令：其發現·刊行·研究狀況》一文，有他對《天聖令》最新研究進展的追蹤。

2007年8月20—22日在淡路島召開的日本唐代史研究會夏季年會，實際就是“《天聖令》研討會”，提交的論文有岡野誠《關於北宋〈天聖令〉的特質》、山崎覺士《天聖令中的田令與均田制》、渡邊信一郎《唐代前期徭役制度的再檢討》、古瀨奈津子《日唐營繕令的比較研究》、辻正博《北宋·天聖〈獄官令〉雜考》。其中，渡邊、山崎兩氏的修訂稿，後來正式發表在《唐代史研究》第11號上。

2007年11月召開的日本史學會第105屆大會中，有大津透主持的，日本古代史、東洋史學者一起參加的“律令制研究的新階段”學術研討會，會上大津透、辻正博、丸山裕美子、武井紀子、大隅清陽發表關於《天聖令》的研究論文，這些論文的提要，載《史學雜誌》第117編第1號（2008年）上。

以大津透爲代表的“日唐律令比較研究的新階段”課題組，共由十人組成，從2005開始研究，至2008年8月完成研究報告，形成大津透編《日唐律令比較研究的新階段》一書。這部原本說在年末出版的著作，在11月初就已經出版。其內容分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天聖令的歷史地位”，包括5篇文章：辻正博《〈天聖·獄官令〉與宋初司法制度》、坂上康俊《天聖令藍本唐令的年代推定》、黃正建《天聖令中的律令格式敕》（附大津透《日本令中的式·別式·敕》）、稻田奈津子《慶元條法事類與天聖令——唐令復原的新的可能性》、妹尾達彥《都城與律令制》；第二部分是“唐令復原與日本律令制研究”，包括5篇文章：武井紀子《日唐律令制中的倉·藏·庫》、丸山裕美子《律令國家與假寧制度——關於令與禮的繼承問題》、古瀨奈津子《營繕令所見的宋令·唐令·日本令》、榎本淳一《天聖令所見的唐日奴婢買賣的諸問題》、吉永匡史《律令國家與追捕制度》；第三部分是“日本律令制的形成”，包括3篇文章：大隅清陽《大寶律令的歷史地位》、鈴木靖民《日本律令的成立與新羅》、三上喜孝《從唐令到延喜式——唐令繼承的諸方面》。由於篇幅的原因，武井紀子在日本史學會第105屆大會的論文《律令倉庫制度的特質》，沒有收入本書。這部書可以說是從多種視角來考察《天聖令》的內容，特別在唐令和日本律令的關係問題上，有不少新的看法。在2008年6月份於人民大学举行的“《天聖令》研究——唐宋禮法與社會”會議上，我們和大津透先生商議，在他們編撰的同時，將其中4篇文章譯成漢語，放在本卷《唐研究》中發表。

除此之外，從日本古代史的角度來探討《天聖令》的福部一隆，先後發表《天聖令的發現與大寶令》、《日本古代田制的特質——利用天聖令加以再檢討》。

《天聖令》中唐令的材料，已經開始對唐史研究和敦煌吐魯番文書的整理研究提供幫助，而我們近年來對新獲吐魯番出土文書的整理工作，也反過來有助於《天聖令》中唐令的復原和整理。在這方面，可以參看“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整理小組”的部分研究成果：孟憲實《吐魯番新發現的〈唐龍朔二年西州高昌縣思恩寺僧籍〉》、又《唐代府兵“番上”新解》、文欣《唐代差科簿製作過程——從阿斯塔那61號墓所出役制文書談起》、陳昊《吐魯番臺藏塔新出唐代曆日研究》。

學術研究的重要進展，往往因新資料的發現而取得。就唐史研究而言，20世紀（尤其是最後十幾年）的學術創新，很大程度上是由敦煌、吐魯番文獻的出土和整理刊佈而推動的。在人民大學的會議上，有學者表示，21世紀初的唐史研究，將是《天聖令》的時代。與會學者呼籲，應該進一步加強對《天聖令》的研究，持之以恆，分工合作，深入發掘出《天聖令》的史料價值，並以此推動唐宋史研究的進一步深化與轉型。如一度受到冷落的唐宋經濟史研究，日漸受到關注的唐宋政務運行機制研究，唐宋禮法制度與社會結構的變遷等問題，都有望藉《天聖令》歷史內涵的進一步挖掘而取得新的進展。例如，對於唐代政務運行機制的研究來說，《天聖令》實際上在傳世的編撰史料和敦煌、吐魯番出土的檔案文獻之間，架起了會通相關史料的津樑。如果僅僅依據“以令式分入六司”編撰而成的《唐六典》來串連零散的出土檔案文獻，國家政務尤其是對於地方和基層政務來說，運行中的一些具體環節和程式，是無法復原的。而在《天聖令》相關規定的基礎上，對於一些以往較少關注或泛泛而論的問題，探討的深度和細節性將有很大的改觀。又如，有關唐宋變革的研究，隨著政治制度史和社會史研究的深入和轉型，各項具體制度、禮儀和各方面社會管理規定在唐宋間的演變，成爲了研究者關注的重點。由於《天聖令》同時包含唐、宋兩種《令》，透過宋代“不行”的令文，分析其不行用的制度和社會背景，以及透過宋代行用的令文中如何“以新制參定”而改動唐令中的關鍵字詞，分析這個改動背後的原因，如此深入下去，則唐宋之間許多具體而細微的變化就能夠立體地呈現出來。

本專號發表的這組論文，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唐宋史研究在這些方面的進展。應該說，關於《天聖令》的研究還處於開始階段，而且由於受到日本學界關於唐令復原和日唐律令比較研究學術傳統的影響，相關研究主要還集中在文獻學和法制史的領域。而隨著對《天聖令》的特性及其史料價值認識的不斷深入，圍繞《天聖令》而展開的研究，將從文獻整理和唐令復原的傳統話題，進一步向唐宋制度的實際運行及制度與社會的變遷拓展。

綜括言之，圍繞《天聖令》的相關研究，將是唐宋史學界關注的重點話題。本刊將密切關注這方面研究的進展，並爲優秀的研究成果提供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