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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in the core of each of us is the child we once were. This child constitutes the foundation of what we have become，who we are，and what we will be. [1]
——Dr.R.Joseph
来昭是我的师兄，我跟他年纪差不太多，我住庙的时候来昭在读佛学院，最开始的时候我跟他一点都不熟。
几年前的我不善言辞不懂交际，幼稚青涩又懵懂，在新环境中内向到宛如自闭——我并不认为内向是个贬义词，何况一个人的性格并不是简单的两个字就可以概括的，现在的我已经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并不是害怕交际，只是有些时候会更喜欢独处而已。但当时的自己内心还经常很纠结，致使跟人的每次对话都仿佛是在强撑着完成一般，聊五分钟就会开始觉得心力交瘁。并且当时也实在是太过于内向了，为了不产生不必要的对话，我走在路上时看到人类都会远远地绕开，以至于其时庙子里的执事甚至因为我曾在远处看见他，却没跟他打招呼特意找我训过话，说这样的行为实在不够礼貌谦逊和尊敬。
最开始的时候，我对庙子是全然陌生的，对庙子来说我也完全是个可有可无的新人。虽然我住在寺院，但在完全不熟悉的环境中又无法产生任何的归属感，仿佛自己平时的一举一动都不合时宜，日常里似乎连空气都变得沉重了许多，几乎时时刻刻都能感觉到自己的格格不入。
来昭师兄后来总结道：“你的这个感觉啊，就叫作不自在。”
是的，在本应该很自在的庙子里，我非常地不自在，不自在的感觉像是黏附在皮肤上的黏稠空气一般挥之不去。
庙子坐落在一个小城镇上，周边不算远就有超市，也有一家规模很小的影院，但真的是一个很小很不起眼的城镇，在这个意义上说一句偏远也不为过。
小镇上，大家都说方言，庙子里大家也都说方言，甚至很多人只会说方言。当地的方言不像北方很多地方的一样只是对普通话声调的简单变形，客观地说，对外地人而言，当地的方言听起来根本就是另外一门语言，甚至有次跟好友打电话时，对方听到我这头传出的嘈杂的背景音，还以为我在日本。融入一个群体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共同的语言，先不说聊天的话题，不懂方言的我连跟人打招呼都会出现问题，这样的状况，经常会让我在身处闹市时也觉得自己与世隔绝。语言不通带来的疏离感，对我这样一个连自己家乡方言都不懂并且只会说普通话的外地人来说，实在是很强烈——就像是在赛百味点餐，服务员问你想要什么，面对三千八百种不同的芝士和五万四千个不同的配料，你却一个名字都叫不上来一样。
来昭师兄在北方读佛学院，师父也经常不在庙子里，刚去庙子里时，黄阿姨是整个寺院里唯一一个我称得上熟悉的人。
黄阿姨姓黄，但在当地的方言里，“黄”“王”“方”都是很接近的发音，其时的我根本无法分辨黄阿姨到底是不是王阿姨，抑或者是方阿姨。
所幸有快递单上的名字可以帮我确认，第一眼我瞟到上面写着“黄”，是黄阿姨没错了，我想。然后第二眼我就瞥到了“王”。
最后我还是通过来昭师兄的俗名确定了黄阿姨的姓氏。来昭师兄俗名姓黄，随他妈妈。
黄阿姨的房间里放着一张来昭小时候的照片，照片被放得很大，裱在半人高的木制相框里，靠着墙放在桌子上面，由于年岁很久，显得有些褪色。庙子里的杂事一般都归黄阿姨去忙，包括堆杂物的仓库，所以黄阿姨的桌子上也经常堆满了庙子里常见的杂物，比如烛台、小灯、引磬，还有其他各种用来供奉或者做佛事用的器物。
第一次进去阿姨房间是为了帮她遛狗，一进门，我就看到了供桌上放着的褪色的照片，以及摆放在照片前的蜡烛、香炉，还有点亮着的小灯盏，乍看之下像是一座小小的祭坛，我便非常知趣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闭口不谈任何能扯到照片里的孩子的话题。
照片里的小孩笑得很开心，但忽明忽暗的灯盏加上照片本身的褪色，让那笑容显得宛若来自天堂般疏离和遥远，一定是一段伤心的往事吧，我想。
直到后来黄阿姨告诉我她儿子也出家了，现在正在北京上佛学院，我才放下心来。
……呼，活着呢。
我自己儿时的照片不多，却有很多录像，我有时甚至会分不清自己脑海中关于童年的片段究竟是来自自己的记忆还是摄像机的影像。录像里家长抱着妹妹，话还说不利落的我跑着过去想讨要一些注意力，却被训斥了一通，然后悻悻地走开了，是不是哭了不知道。然后我坐在大我两岁的姐姐旁边，姐姐手里拿着零食，我就呆呆地坐在旁边看着她吃，看着看着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她转头看了我一眼，发现我快哭了，又看了看手里的零食，犹豫了一下，然后狠狠地咬了一口，最后依依不舍地把剩下的零食放到了我手里。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那个不会表达，只能哭着等别人注意到自己的小孩吗？还是的。那个小孩还一直留在我的内心里，被自己营造出来的疏离感隔绝着，哭泣着呐喊着号叫着，说你们看看我啊，我就在这里啊。可儿时的自己的声音被长大后的自己隔绝了起来。
在庙子里几乎所有人打照面后都是用方言开场，甚至跟我聊天时也是试图习惯性地说方言——方言是这里默认的第一语言。真可谓是没有方言，再好的戏也出不来。起初我在客堂做照客，主要任务也就是在客堂打打下手，迎来送往，待人接物，挂单上牌，简单来说，庙子开展对外交流的第一步，往往是通过我——不善言辞、不会交际、抗拒社交的我。
再加上几乎所有人都在说我听不懂的方言，我身为照客的功能基本上是完全废掉了。也就是说，对庙子而言，除了张嘴吃饭，我这个人也基本上是完全废掉了。
对我来说，当地的方言实在是太过难以理解，有时我甚至不得不靠写字才能跟香客沟通。可是客堂又经常会迎来上了年纪而且不怎么识字的老奶奶，交流起来对我们彼此都是一场灾难。语言不通的情况小小地拖累了客堂的办事效率。说是小小地拖累，一来是因为除开节日，客堂的事情并不是很多，而能轮到我这个照客去处理的更都是些不重要的鸡毛蒜皮，重要的事情都由知客师去做了；二来是因为主管客堂的知客师本身就是个十分不紧不慢的人，做事慢条斯理，在井井有条的同时也十分拖延，平均一件事情大概需要被提醒五次才能想起——远在佛学院的来昭师兄跟我有限的交流里有八成是在要我帮忙催促知客师。于是，跟客堂本来就不怎么高的办事效率比起来，我的拖累反而没有那么显眼了。
话虽如此，但拖累毕竟还是拖累。你知道，我们当代年轻人一向喜欢高估自己的能力，喜欢看不起别人的同时还会自觉无所不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干活，除却给庙子拖后腿带来的愧疚感和现实的无能带来的挫败感之外，还会有自己被大材小用的憋屈感，这些感觉加上初来乍到的疏离和不自在，更是加剧了我原本就强烈的无所适从感。
因为室内没有暖气，南方的冬天事实上比北方要难挨很多。庙子所处的位置属于南方的北方，不仅没有暖气，在冬天的时候还会下很大的雪，风呼呼地刮着，室内外的温度几乎是一致的。我去庙子时，那里刚刚开始入冬，天气一天凉过一天，然后越来越冷。我住在念佛堂的地下一层，寮房的窗户关得不是很牢，木门也有些漏风，到了晚上气温经常低到我要用屋里的白炽灯来暖手的程度。把暖黄的灯泡包在双手中间，黄色的灯光毛茸茸的，让人莫名觉得温暖起来。
其实我一直很怕黑，虽然不至于像小时候一样灯一关就会哭出来，但漆黑的环境总还是会让人不安。
两三岁的时候我特别爱哭，声音洪亮，又凄厉宛如杀猪，低回婉转，技惊四座。不只我全家，整个大院都为之困扰。经常会有邻居在半夜的时候来敲门，借着询问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委婉地表达希望孩子能安静点的愿望。父母无奈，只得动用强力压制，却没想到越是打骂，我反而哭得越狠。办法用尽，最后他们干脆选择把我扔出门外。那时的大院连路灯都没有，家里大门一关，便隔绝了一切光源，我站在外面，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真切，总觉得暗影涌动，想象力也信马由缰，让我相信随时都会有鬼怪扑上来，便吓得哭也顾不上哭，只是一边打嗝一边低声地抽泣着。可算是安静了下来。但周围原本细小的声音却变得真切起来，有风吹的声音，有动物窜过时草石窸窣的响声，有时隐时现的虫鸣，月亮躲在云层后面不再出现，星光也停止了闪烁，这一切只能在我幼时的脑海中唤起更多关于怪物的想象。
我只得通过从门缝里透出的家里的光勉强冷静下来，细微的光线仿佛是唯一的生路一般，我努力拍打着家里的门，却没有回应。后来被吓得狠了，我不知道从哪里捡起了一块砖，用双手握着开始猛烈地砸门，只为了能冲进家门，为了能看见光。
砸门的声音自然也是猛烈无比，门开了，我被我爸拎了回去。接着又是一通教训。
“还哭不哭了？”他问。
“不……不哭了。”我用手抹着眼泪一边抽泣一边断断续续地回答。
我对自己童年的记忆只余寥寥，但在月黑风高之时拿板砖猛拍自家大门的一幕却每每忘怀不了。
在庙子里，虽然晚上睡觉经常开着灯，但对漏风的房间来说，即使加厚的被褥也还是会显得太过单薄，随着天气越来越冷，睡觉时我经常连鞋子都不脱就直接蒙在被子里缩成一团等待天亮。
其实楼上有很多稍微暖和一些的寮房都是空的，有些甚至还配有可制热的空调，但当时的我性格实在是太过别扭，即使冷到晚上无法入眠，也不愿去向旁人寻求帮助，甚至是连“我很冷”的意思都不愿表达出来——话说回来，我又能去向谁求助呢？只能对着手机用微信跟远在北方佛学院的来昭师兄抱怨抱怨罢了。反正他离我有一千多千米之远，稍微矫情一下应该也无所谓吧。
“太冷了，实在是太冷了。冷到呼吸的时候七窍全部都往外冒着白气，早上起来手机屏幕上都会结上露珠。”我说，“感觉自己好似住进了魔仙堡。”
从来没有看过《巴啦啦小魔仙》，其实我也不知道魔仙堡是不是冷的。
对师兄抱怨完，只过了一会儿，黄阿姨就抱着一摞厚毯子来敲门了。不用说，一定是来昭师兄在了解我的状况后通报给了自己的妈妈——也就是黄阿姨。其时我有一种被人告了密、弱点突然被展现在人前的手足无措感，同时，多多少少地也涌起了一些细微的感动。
虽然感觉有些不好意思的窘迫，但天气实在是太冷了，我还是一边说着谢谢一边接下了那些毯子。
类似的情况后来也一直在发生，来昭师兄是这里的土著，我抱怨食物吃不惯时，他会托本地的朋友做些符合北方人胃口的饭菜装在保鲜盒里给我送来庙子里；我说一直窝在庙子里有点闷，师兄会让本地亲戚带我去遛弯；我打趣说庙子附近真是好荒芜，师兄会给我推荐附近的景点和小吃，顺便还会托人带我去。
庙子里的斋堂，该怎么形容呢，并不是不好吃，只是我真的吃不惯而已。那里人的口味偏辣，很偏，跟着指南针向北一直走到看见企鹅的那种偏。加上斋堂的大众饭菜一向以“凑合着能吃得了”为准则，并不想贬损自家庙子的斋堂，但……主观上我并不会去期待“今天要吃什么”就是了。
庙子里把午斋叫作过堂，但也有行堂和过堂之分，规矩不算复杂，但细说起来也是有一套的。简单来讲，过堂就是坐在桌子后等待别人打来饭菜，行堂就是把饭菜打给坐在桌子后的人。年轻人、小和尚初在寺庙，是一定要发心的，发心的表现之一就是行堂。
我窝在庙子里的时间虽然不长，也说不上很短，却从来没有过过堂。
初时不是很懂规矩，就算是行堂也会笨手笨脚到被教育，说来都是一些笑一笑就可以的无关大碍的小事，比如什么时候去大寮（也就是厨房）拿饭，比如什么时候自己可以开始吃，比如去哪里洗碗。初来乍到，我便经常被庙子里的老居士批评教育，问题是……我根本听不懂他们的方言，只是直觉告诉我，自己一定是又做错了什么，便只能靠察言观色来体会那尴尬却又疏离的氛围，感觉像是灶台油烟气和汗水混在一起黏着在皮肤上，让人发腻。
抛开这些小抱怨，事实上我非常喜欢行堂，行堂不用像过堂诵偈子，不用坐在原地一动不动，也不用等着大家一起吃完结斋，更不用在结斋后回向。跟过堂比起来，行堂是一件相当自由的事情，只在开始的时候抱着饭桶——或者是菜盆——绕着斋堂走上一两圈，就可以抱着自己的碗去一边自己吃自己的了。
就连过得如鱼得水的来昭师兄，这些年在庙子里住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去过过堂。
平时在庙子里，我会盛上半碗米饭，然后再去大寮找到放花生的罐子，一口气倒出半碗——我真的很喜欢吃花生——拌上一拌，就是一顿饭了。有时找不到花生，我就去倒上半碗热水喝，也能扛半天。
后来来昭师兄托人送来的两盒小菜虽说口味依然偏辣，但跟斋堂的饭菜比起来却显得精致又家常，十分可口。放在保鲜盒里，我把它们塞在客堂的柜子里，过完堂我都会端着半碗饭来就着吃，连着吃了很多天，吃得很饱，就充满了幸福感，人也精神，感觉生活水平整个提升了一档。
你知道，长大后，独自在外，要是有人能稍微费心去问一下你吃不吃得惯，那基本上就可以叫一声妈了。
我在庙子里的时候来昭师兄正在北方读佛学院。
多多少少，我心里对他都是带着些感激的，但直到把两个保鲜盒吃空都没有说出来过。
后来我北上去玩，来昭师兄特意翘了课打车带我去了一家菜馆，主打辣椒，他特别喜欢。直到点的菜全部上齐后，他才恍然大悟地想起来我并不喜欢吃辣，急忙又补点了几个看起来不是很辣的菜。
即使不饿，我依然把所有菜都吃了一遍，微微有了些“原来辣椒也可以很好吃”的错愕感。
我们庙子虽称不上是大庙，但佛事很频繁，普佛几乎天天有，其他佛事诸如诵经、三时系念、瑜伽焰口更是家常便饭。再加上每天的早晚殿，一天经常从凌晨四点开始，然后在接近午夜的时候才结束，经常搞得人精疲力竭。
知道我喜爱吃面后，师兄的妈妈，也就是黄阿姨，会经常煮面给我吃。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天结束后我总是会去她那里蹭上几碗挂面。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北方人，我对面条有着很深的执念，主食没有面的话即使吃再多我也很难获得饱腹感，而南方的主食几乎都是米饭——在这里他们直接就把米饭称作“饭”了，虽然米饭我也一样很喜欢吃，但吃多了总不免会想念起面食来。黄阿姨在知道这些后便经常去附近超市特意买些简单的速食挂面回来，在晚上药石时间煮了，喊我去吃。
庙子里的早饭和午饭都有一套固定的仪轨，属于功课的一种。但晚饭就不一样了，有着“过午不食”的传统，虽然有很多僧人会遵照字面意义在中午之后便不再摄取任何食物，但仍然会有不少人很难改掉一日三餐的习惯，比如每天活动量很大一顿不吃就饿得慌的僧人（也就是我），比如身体欠佳的常住师父，再比如庙子里的居士，都是需要晚饭的。因此，为了规避开字面意义上“过午不食”的规则，晚饭便被称为“药石”，取治疗“饥饿”这个“疾病”的“良药”之意。晚饭相应也就没有了早午饭过堂时种种的仪轨，大寮做好饭后就放在斋堂，想吃的人来随意取用就好，形式上很是随意。如此，我便经常把晚殿后药石的地点改成黄阿姨处的小灶。
黄阿姨煮面的材料其实很是随意，炊具是很老式的电热炉，陶制的底座上盘扎着一通电就会烧得通红的金属丝——老式到我连它的学名叫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也许就叫老式电磁炉？不太可能，就算现在看起来再老，很多年前它也一定曾是新颖的时髦物吧。煮面的材料是超市买来的速食挂面，配上从庙子的菜地里现摘的青菜叶子——菜地平时都是老耀易师在看管，我去蹭面的时候路过菜地就会顺手摘两片叶子下来，出锅后再撒上些自制的小咸菜，就齐活了。
真的是很朴素的一碗面，但我也真的很喜欢吃，一得空就会去黄阿姨那里蹭，而她也乐得煮给我吃。黄阿姨的普通话很棒，算是庙子里少数几个可以和我无障碍交流的人，我经常就捧着碗面坐在寮房外面的露台上，一边吃一边跟她聊天，家长里短，天南海北。
黄阿姨曾经是个生意人，也算得上是左右逢源，生活里特别活泼，外表看起来也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很多，根本不像是一个平时会干很多杂活的人。但事实上，因为庙子里的居士不多，其中大多数又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奶奶，所以很多活计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黄阿姨的身上，从收拾客房到看殿，甚至在我出现之前的一些庙子工地上的工作，黄阿姨都有参与。除开干活，煮起面来黄阿姨也是十分熟稔，她自己很少吃，经常就只煮给我一个人。我下殿后出现在她的门口时她就开始做饭，从迅速地搭起简易灶台到一碗面出锅，大概只需要十多分钟——但是真的十分好吃，我每顿都吃得特别香。
我初来乍到，在很多地方都受了黄阿姨的不少照顾，而她的儿子——也就是和我年纪相仿的我的师兄来昭——在一千多千米外的北方上着佛学院，佛学院规矩不算松，他经常要很久很久才能回来一次。
我在露台上一边逗狗一边等黄阿姨的面出锅，晚上的时候夕阳正好斜斜地照在露台上，山间都是葱郁的植被，风一吹就跟着沙沙地响，不时有成群的鸟儿从中飞进飞出，对我来说，这是每天在远离人间烟火的庙子里，生活气息最浓郁的一刻。伴着树叶的声响和厨具的碰撞，我听到黄阿姨说：“要是在那边有人也能照顾照顾我儿子就好了。”
那个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其实黄阿姨的年纪已经很大了。
只要她在这里帮助了别人，应该就会有人在远方对她的儿子做同样的事情，这就是她简单又朴素的宗教观，只要做了善事就一定会有回报——当然，她所求的回报对象并不是她自己。
黄阿姨之前是个生意人，后来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也从没去问过，只知道来昭师兄出家后，用不多的钱帮她在市区租了间堪住的房子。说是市区，但是在小城镇里，除了主干道，其他地方都可以算是城郊了，算起来，房租其实也很低廉。
话虽如此，但庙子里的单资也实在是称不上高。单资，或者说单金，可以看作是寺院发给僧人的生活补助，经常被我戏称为“发工资”，这里的“单”取“衣单”之意，即僧人的衣服袈裟和度牒。出家人在一处寺院小住被称为“挂单”，专为常住时被称作“进单”，如此，所发放的“工资”也被称为“单金”。除此之外，做佛事也算是一项收入来源，叫作“衬钱”。庙子小，单资微薄，虽然佛事多，但小和尚能拿上的衬钱也寥寥无几。
住在庙子里听起来是一件不用花钱就可以衣食无忧的事情，每天喝喝茶聊聊天看看报坐坐禅，生活好似退休老干部，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但事实上，即使是退休老干部也是需要退休金才能活下去的。刨去庙子本身的维护和开支不谈——毕竟清众如我对这个也不是很懂，细究起来，事实上出家人在生活中需要用到钱的地方比想象中要多上很多。从简单的生活用品比如牙刷和牙膏，到出门乘坐公共交通的票钱，到每月的电话账单，再到生病时的医药费，除却生存必须，试图稍微提高生活质量的行为，比如买一本喜欢的书或是囤积些想吃的零食，甚至买身暖和点的衣服，都是需要用到钱的地方。
小庙子里单金微薄，衬钱也不多，他们告诉我来昭师兄去就读佛学院之前，在庙子里有段时间只要有佛事就会去参加，经常都是每天从早忙到晚，如此，就算衬钱再微薄，积少成多，每月下来也有不少了，颇有些为了钱不顾一切的架势——虽然用钱的并不是他自己。
听说他把这些钱都拿去支援了家里的经济，比如去给黄阿姨租了房子。
后来黄阿姨干脆搬来庙子里做了义工，也住在念佛堂下面，只偶尔才回去一趟，来昭师兄租的房子在大部分时间都成了仓库。再后来来昭师兄去了佛学院，那所佛学院在教内也算享有盛名，好像从那时起来昭师兄自己的生活状况也改善了不少。
那所佛学院并不是特别容易就能考上，佛学院在北方，庙子在南方，在来昭考上佛学院的时候，黄阿姨很高兴，给他买了部新手机。
来昭师兄告诉我，他当初考上大学的时候妈妈也是特别高兴，虽然不是什么名校，但光是儿子有学上了这点，就让黄阿姨高兴坏了。
“可真是把我妈高兴坏了。”来昭师兄忍俊不禁地说道。
这让我有些羡慕了起来。
我父母的学历不算低。不像现在“博士多如狗，硕士遍地走”，他们那个年代，只要是大学生就能称得上是天之骄子了。对我自然也是有些期望的，结果之一就是跟同龄的孩子比起来，我很早就上起了学。初学时懵懵懂懂，觉得一切都很新鲜，老师教给我英文字母，我觉得很好玩，就一直重复地写，写了满满的一本子，觉得自己特别努力，心想这么努力的话，父母一定会称赞我吧。
他们看到被我写满的笔记本，忍不住笑了。
“你写这么多有什么用呢？”他们笑着说。
学校第一次考试时我六岁，我对考试并没有什么概念，也不知道分数到底意味着什么，更不知道该如何规范地作答，只是觉得好玩，即使试卷上有很多老师讲过的原话，我也会忍不住去把自己的答案写上去。考试真好玩，六岁的我这么觉得。
结果就是当我手中挥舞着78分的卷子一蹦一跳地走出校门时，在来接我的妈妈眼里看到了浓重的失望。
那时我才意识到，原来分数是这么重要的东西啊。
虽然经常被教训说我学习是为了我自己，但其实不是的，小时候的自己并不知道学习的意义，也不知道什么是教育，更不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只是隐隐感觉到自己的格格不入。我努力学习，努力在考试的时候拿上一个说得过去的分数，无非是为了不让父母失望而已。
到了小学，父母说如果我能考到班级第一，就给我买一台游戏机。
我很喜欢打游戏，非常喜欢，即使是8位元的游戏我也能沉迷一整天，那个时候的我，要是能有一台自己的游戏机，真是做梦都能笑出来。后来我果然考到了班级第一，父母又说这样是不够的，我必须把三门课都考到满分才行。于是在接下来的考试里我又拼命考到了全部满分。当然还是不够的，他们把我的试卷拿来细细分析，指出应该扣分老师却没扣的地方，最后推导出我的全部满分名不副实的结论，游戏机这种会影响学习的东西自然也就没有了。
那之后的很多年里，我的成绩虽说不上是拔尖，但也从来没有差过，在有排名的时候他们总是能在第一、二名的位置找到我的名字。但这似乎总也换不来自己想要的结果，甚至连一句“这样就可以了”都没有，总是不够，总是差一点。学习是为了什么呢？我不知道，可能是为了空头许诺的游戏机，可能是为了让父母开心起来，可能是产生了只要学习好就会被人喜欢的错觉，也可能只是因为惯性吧。
直到高中的时候，我才靠攒下来的晚饭钱和自己微薄的稿费买了一台PlayStation（PS游戏机），很兴奋，买回家的时候藏在自己的床下面，不敢让父母发现。
对黄阿姨来说，来昭考上那所久负盛名的佛学院，可能是一件比考上大学还要值得高兴的事情，每每说起，她的表情就不可抑制地自豪了起来。
“他去上学的时候我给他换了部新手机！”黄阿姨说。
来昭师兄在去佛学院之前养了一条金毛，然后给它取了一个很土的名字，真的非常土，土到我叫它名字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的声音里黄沙漫天，土到别人一提到它的名字，我脑海中就会出现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时滚滚的泥沙和壶口瀑布里喷涌的泥浆。
来昭出发去北方后，狗就被留在了庙子里，于是这只名义上属于来昭的金毛，实际上都是黄阿姨在养着了。庙子里条件并不奢华，它也吃不到什么上好的狗粮，黄阿姨平时都喂它吃斋堂的剩饭，有时我在斋堂吃完饭后也会顺手给它带去一些。斋堂里这么素还经常很没有味道的食物，狗自然是不会喜欢的。不喜欢的食物，为了活下去我多少都会吃到不饿，但是狗不行，不喜欢的话它最多也就闻一闻，然后把食物完全晾在一边。于是我给狗带的饭它每次都会剩下很多，时间长了，不知道是不是营养不良，连它的毛色也变得很灰暗。
来昭师兄很关心那条金毛，可是佛学院假期不多，他能为自己的狗做的就只是买些宠物用的营养粉寄回来，嘱咐黄阿姨掺在狗的食盆里和饭一起喂下去。于是黄阿姨每顿都会拌得很认真，也嘱咐我喂狗的时候记得拌，生怕照顾不好狗的话，来昭回来后看到会生气。
黄阿姨不在庙子里住的时候，那条名字很土的金毛就会交由我来照顾，晚上它就睡在我的寮房，有时趴在另一张空床上，有时睡在我床边。突然换了房间，狗也会变得有些不安起来，经常会起来四处走走或是挠挠门，都是些轻微的响动，即使我睡眠很浅，这些窸窣声也并不是特别烦人。
狗在夜里放声大吠的情况只发生过一次。睡觉时我留着屋里的小白炽灯没关，暖黄的灯光下我和狗都睡得很熟，充满了安然的气氛——直到我被身旁的狂吠惊醒。狗的叫声非常大，一声声在空旷的屋子里回响着，也在入夜后寂静的庙子里回响着。我蒙眬地睁开眼睛，看到它正在床边不安地来回踱步，一边左右腾挪，一边对着窗帘的方向狂吠。你知道，对凌晨就要开始早殿的出家人来说，午夜的睡觉实在是非常重要，生怕狗子的叫声吵醒庙子里的其他人，也怕会惹来抱怨，我一边轻声叫着它的名字，一边拍它的背试图安抚它，但是并没有什么效果，它还是朝着窗帘的方向一直狂吠。窗帘拉得很严实，睡前我也确实关好了窗户。然后伴着土狗的狂吠，我看到窗帘动了一下。以为是眼花看错，为了确认，我开始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帘的方向，窗帘静止的时候，一旁的土狗也安静了下来。然后，在凌晨的寺院里，伴随着再起的狗吠，窗帘又开始无风自动地摇摆了起来。
这下我彻底精神了。
心脏在胸腔里突突地跳着，仿佛也受到了惊吓。每次窗帘一有动静，身旁的土狗就会不安地嚎叫，此时屋内无风，窗外无声。正是凌晨，对面前无风自动的窗帘的恐惧渐渐压过了我对狗吠会吵醒庙子里其他人的担忧。我不知道除了一动不动地盯着窗帘看之外，自己还能做什么，窗帘每动一下我的心口就感觉更紧一点，凌晨被吵醒的副作用除了朦胧的睡意之外，还有不受束缚的想象力，被窗帘遮住的地方对我来说就好似一个充满未知的黑暗森林。
然后随着窗帘一阵窸窸窣窣的抖动，一只老鼠从里面爬了出来，然后迅速地顺着管道跑走消失了，土狗也彻底安静了下来，卧下来迅速地进入了睡眠。
只剩下徒然经历过一场心悸感觉有些茫然的我，觉得自己为了这样的事情紧张地树起了恐惧和敌意实在是有些好笑，还好除了那只土狗之外并没有其他的见证者存在，念及此，我便讪讪地躺回床上蒙着头继续睡了。
当时只觉被老鼠吓到的自己非常可笑，却没有意识到，在庙子里，无处不在的格格不入也让整个庙子在我眼里变得有些吓人了起来，我也在不知不觉中树起了自己都察觉不到的敌意。对着谁呢？不知道。
庙子经常会变得很繁忙，尤其是节假日，游人和香客的数量都会激增，活计多的时候黄阿姨自然也会跟着特别忙，由于我跟黄阿姨的繁忙时间经常是错开的，在她实在忙不开的时候，我便会去顺手帮帮忙，真的是很顺便的事情，不用动脑，也不需要付出什么体力，甚至连“麻烦”都算不上。
黄阿姨通常都在客堂对面的另一边的地藏殿——或者是别的什么殿看殿，时间过去这么久，我实在记不太清了，顺便在殿前摆个小摊位卖些自制的小饼干和饮料来补贴生活，摊位又小又简易，无非是在殿堂的大门前放一张桌子，桌子上再放些商品，这样，就算是一个庙子里的小卖部了。我偶尔会过去帮她看看殿或者照顾下摊位，所做的工作就是找个地方坐下，然后一动不动，真的是很简单。可能是庙小人手不足，可以帮忙的人很少，再加上儿子又不在身边的缘故，即使是看殿顾摊这样微不足道的举手之劳，黄阿姨也会对我表示出过分的感激，硬是要我白喝了很多可乐果汁，也白吃了许多饼干，淳朴的热情经常让我都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像黄阿姨一样，庙子里的很多人其实也都很热情友善，现在回想起来，也还是能从不长的回忆里提取出很多善意的，只是碍于当时全然陌生的环境给我带来的疏离感和我自己莫名其妙树立起来的敌意，再加上多多少少的语言不通，这些善意并没有很快地传达到。
有人会在我睡不醒时来敲门叫我去上早殿；有人会试图教我去敲法器，我最先学会的是引磬；有人会在殿堂里教我各种仪轨，在上殿时纠正我的动作。
有人试图教我放蒙山，被我断然拒绝了，身为庙子里不论年龄还是辈分都最小的人，若是学会了施食，每天晚殿的蒙山自然就轮不到别人了。
有人——也可能没人，很多时候就是我自己一个人——会带我去周边寻觅很多奇怪的当地零食，街转角处的毛豆每每都能辣哭我，但是真的很好吃。
我很喜欢看电影，长这么大，我的人生中坚持下来的跟学习无关的爱好就只有游戏和电影了，庙子里规矩还算是比较严格，我们经常连使用Wi-Fi都要偷偷摸摸的，看电影根本就是罪不容诛了。奈何我又实在是很喜欢去影院，游戏没有条件打，看电影这种我人生仅剩的业余爱好，是无论如何也放不下的。庙子不远处的商场内有一家小电影院，上映准时，价格公道，在有想看的电影上映，庙子里又没有佛事的时候，我便经常会在中午过堂后到下午晚殿前，或是在下午晚殿后到晚上山门关闭前的这段时间争分夺秒地溜出庙子、溜进电影院，心满意足地看上一场。我甚至都完全感受不到一个人看电影的孤独，只要有电影看就够了。有时电影结束得很晚，经常回来时山门已经关掉了，墙太高，翻是翻不过去的，便只好隔空呼喊看门的大爷来开，语言不通，我便只好希望自己喊话的语调可以包含足够的信息量。
大爷会披上外套一脸不情愿地出来开门，经常也会数落我两句——我听不懂，只能从他说话的语气里感觉到那绝不是夸赞，只能唯唯诺诺地点着头，表示下次绝对不会这么晚了。月光冷冷清清的，感觉更加疏离了起来。
那之后我便几乎再没有去看过电影，自娱自乐的方式愈发少了，周遭的空气似乎也一天比一天更加黏稠。
晚归这件事只有知客师是例外，师兄告诉我，知客师是庙子里的中老年之友，居士们都喜欢见他。跟给因私事晚归的我开门时的不情愿不同，晚上回来的若是知客师，那可是激动人心的大事情，连开门都洋溢着一股喜气，师父回来了！
“挺好玩的。”师兄说。
来昭师兄自己其实也很厉害。所上的佛学院是名义上的汉传佛教最高学府，光是听名号就让人觉得真是洋气神秘又高端，除此之外那里还有着佛学院中骇人听闻的低于百分之五十的录取率。年纪不大就北上去佛学院深造的来昭法师是庙子里大家交口称赞的年轻有为的法师。
庙子里还提前安排好了来昭师兄的假期时间，设立好了会场，等他回来讲经。定制了一块很大的告示板，早早地摆在庙子外面，上面列出了来昭的生平简介，某某年考上某大学，某某年出家，某某年受戒，某某年又考上了汉传佛教最高学府，兹定于某月某日向大众宣讲某经，看起来真是高端又高端，具体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但站在比我还要高的公告板前面的时候，有一种我这个素未谋面的师兄可能才刚刚“下凡”不到五分钟的震撼。
我在庙子里的时候来昭师兄已经去北方上佛学院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没有见过面，我只是通过黄阿姨自豪中掺杂着寂寥的描述，庙子里其他人带着钦羡的偶尔提及，和巨大的告示板上的简介了解了他。
他住在庙子里的时候一定很自在吧，真的是个很厉害的人啊，我想。
后来去北方，闲聊之余向来昭师兄询问了他最近的学习情况。
“挂了三科。”师兄说，“那几门我根本就没去考。”
“破罐子破摔了。”他又补充道。
来昭是我的师兄，跟照片上看起来不一样，他瘦瘦高高的；他跟黄阿姨口中描述的那个正经的儿子不一样，经常会很脱线；跟庙子里其他人对我提及的年轻有为的法师不一样，他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他跟告示板上那个刚“下凡”五分钟的仙也不一样，他“下凡”很久了。
他可能跟我眼中的来昭师兄也不一样。
那时的北方是冬天，我穿着春天的单衣，背包里也没有像样的冬装——冬天的衣服太厚太大，而我的书包只是小小的一个。这些年我不论去哪里都只是背一个书包，里面装着所有的行李，住的时间稍微长一些也不会想着要添置什么，总有不安在心里跳动着，让我觉得迟早有一天自己会再次踏上旅途，添置的东西迟早都会变成累赘。
我的行李最多的地方是墨尔本，虽然是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租住的房子，但心想反正学习需要很多时间，也一定会住很久，便添置了很多东西。用七十刀（dollar）买了个简易沙发，用五十刀买了台三手洗衣机，去宜家买了个大餐桌和很多水杯，乱七八糟林林总总，拼起来居然也有了家的样子，平时看到有趣的小玩意儿也会买回来放在家里，像是好看的画册或是样式奇怪的挂钟，加上朋友送的袋鼠布偶，装点起来其实也很温馨。
就这样，去北方找来昭师兄玩的时候我也依然是轻装简行，结果第二天就大风降温，紧接着我就罹患了感冒，嗓音沙哑、嘴唇惨白、咳嗽不停、鼻涕不断，情形相当惨烈。
柳暗花明，碰头时来昭师兄拿着感冒药出现在了马路对面。
“哎呀，我本来打算拿个甘露丸出来吓唬你的，就神神道道地说是某某上师给我的秘药什么的。”他用遗憾满满的口气说，“结果出门的时候给忘了！”
……感冒药很有效，只两滴就呛通了我的鼻腔。
在庙子里的时候怕感冒只能穿着衣服窝在被子里默默地扛，希望自己不要因为生病干不了活而被别人嫌弃。在墨尔本的时候感冒了，我会把房间空调开到最大，然后蒙在被子里希望一晚上就可以好起来——论文的死线一个接着一个，错过任何一个都会有灾难性的后果，我不能让身体状况影响自己的作业质量。
所以当来昭师兄递给我感冒药的时候，我甚至产生了一种新奇的感觉，大概是太久没有感受过这样质朴的关心了。原来有师兄是这样的啊，我想，虽然孤身在外，却突然有了种可以放下心来的安全感。
照顾我的病情，又想带我游览一下这个城市，师兄最后选择了拉着我一起去坐公交，是一个游览路线，公交车也是双层的，我们坐在第二层的第一排，面前巨大的玻璃就是我们的观景口。师兄告诉我，他自己经常这样坐，到了终点站再原路坐回来，然后打发掉一天。虽然方法简陋，但事实上我自己也很喜欢这样漫无目的地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看着不相关的人上车下车，看着陌生的风景从眼前掠过，惬意的同时也给了我莫名的安全感，何况自己坐着不用动这件事实在是轻松又省力。
你知道，学习并不等于考试，来昭师兄实际上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人，闲聊时抛出的佛经偈子梗很多我都接不上，平时的引用也是高端又高端，像是“功勋富贵原余事，济世利他重实行”，又或是“独棹小舟归去，任烟波飘兀”，讲经之类的大概也是能顺手拈来的，虽然经常看不懂，但就是让我觉得很厉害。而我自己平时的感慨大概就是“Oh my God.LOL”或者“It is a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ruth that university sucks”的水平，最高端也不过引用一句“Fairy tales do not tell children that dragons exist. Children already know that dragons exist. Fairy tales tell children that dragons can be killed”之类的话，若是演讲的话，超过十五分钟我的嗓子就会哑了，真是低端又低端。
来昭师兄还是个黑带——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黑带，不管是柔道、跆拳道或者是什么别的武术，单是黑带这两个字听起来就已经很能打了。除此之外，他写字也十分好看，软笔硬笔都惊为天人，师兄本人可能已经“下凡”很多年了，但他的字看起来就绝对不会是“下凡”超过五分钟的类型。我自己的话……小时候没少因为写字难看这事挨打就是了。
“我爸就想要你这样的儿子。”我说。
“我没有爸。”师兄立刻就接了话。
见气氛有些尴尬，顿了顿，他自己接了自己的话：“我是不是又把天聊死了？”
那天天气很好，车窗外能看到巨大的月球，月亮好圆像个饼。
“月亮真好啊。”师兄说。
“是啊。”我回道。
临别时师兄一边感慨说早几天就该这么干了，一边强行给我塞了一身厚衣服，还有很多零散的小物件，甚至把他自己穿起来的宝贝无患子佛珠也套在了我手上，书包里实在是装不下了，我甚至得把衣服挂在背带上才行。
师兄的衣服很暖和，大小也合适，原来在冬天真的是需要穿厚衣服才行的。
庙子在南方，多雨。在客堂当值时，下雨的时候我经常走出来站在客堂门口，看着雨水哗啦哗啦地打在殿堂的屋顶上，从屋檐上落下来、从树叶上掉下来、从台阶上流下来。下雨时很少会有人来，就算是不停歇的雨声也阻绝不住客堂里的安静和冷清，哗啦哗啦，哗啦哗啦，雨似乎要一直这样下下去，雨要是能一直这样下下去就好了。
冷暖都是人情啊。
在小庙里，日子会在不知不觉间就悄悄地过去很久。上殿下殿，行堂过堂，偶尔偷偷懒，小心翼翼地翘着殿，期盼着会在晚上随机出现的面条加餐，顺便逗逗狗，有人路过时会笑着打招呼，有人不会普通话，听不懂方言的我经常就靠肢体语言来沟通。偶尔庙子里的大家凑在一起喝茶聊天，我几乎什么都听不懂，也插不上话，能做的就只是其他人笑的时候为了显得合群我也跟着一起傻笑。即使如此，也经常觉得气氛很是祥和了，但如影随形的疏离感却总也挥之不散，让我想要逃开。
后来黄阿姨也离开了寺院，走之前叫我一起帮她给来昭师兄布置一下房间，好让他回来也住得舒服。话虽如此，我所能做的无非也就是帮忙搬搬东西而已，寮房早已经被黄阿姨布置得井井有条了。有新做的床，有崭新的书架，墙上挂好了字画，衣柜里也塞满了过冬的厚衣物，阳光照进来，一切看起来都暖洋洋的——来昭师兄后来甚至还给自己的房间装上了Wi-Fi。其时连给自己略显昏暗的寮房找张桌子都无从下手，又怕自己去搬会被人指点，最后只得作罢的我羡慕得都快要哭出来了，真好啊，我想，这样的话师兄就可以把庙子当作家一样来住了，一定会很自在，也不会像我这般疏离吧，真好啊。
黄阿姨走的时候也带走了来昭师兄的那条名字很土的金毛。其实在庙子里，跟我说话最多的应该就是那条金毛了，虽然主要都是我在说，它也就偶尔叫唤一声而已。
我（伸出手臂在空中画了一个巨大的圆）：“你的名字，大概有这——么——土。”
狗：“汪！”
黄阿姨和金毛都离开了寺院，我便失去了平日里所有的聊天对象，能跟谁说话呢？雨滴吗？它们也不常来的。
日子也还是慢慢地过着，但也并没有过去很久。又一次入冬前，执事中午去客堂没有看到人——平日里客堂做事基本都在下午和晚上，我中午的时候也就经常偷个懒不去了——我偷懒被逮了个正着。
“你为什么不去客堂上班呢？”
执事当时训了很多话，我现在能回想起来的也就只有这一句了。上班？我心想这个词还真是别扭，上班的话起码还要发工资的吧？当然，这句话我也没有说出口，只是一边走神一边接受着教育，唯唯诺诺的同时也在翻涌着少年意气。
后来我也离开了庙子，只背了一个书包。要去哪儿呢？不知道。
去了很多地方。
我自觉也算是一个很疏离的人，一个人来到墨尔本的时间里，从没想过家，也没有怀念过其他地方，更没有过度思念过任何人——就像我觉得也不会有人会过度思念我一样。一个人一边上学一边生活，觉得自己真是独立又洒脱，甚至还有些帅气。有时刷帖子看到有人因为在异国留学打不到出租车就心头酸涩上网号哭，便自满地觉得这些人都是温室里的矫情“弱鸡”，要知道，为了省钱，“打出租车”这个念头甚至从来就没有在我的脑海中浮现过。
直到在晚上一个人窝在出租屋的书房里赶论文的时候，手机上突然蹦出了来昭师兄的视频邀请。
在墨尔本的时候我跟师兄的联系并不是很频繁，几乎都只是三言两语便作罢，比如我听他讲佛学院换了新领导，新官上任三把火，改革后夏天结夏冬天禅七从此没有了寒暑假。比如他听我吐槽留学生的待遇，有些奖学金居然只对本国人开放，作为外国人真的是要活不下去了。以及师兄偶尔会说些要我有空回庙子去看看，毕竟也算是个根了之类的话。又或是他最近参加了佛学院之间的辩论赛，我会用绵薄的知识来帮他稍微出出主意——当然，我的作用主要也就是创造点笑话，再抛些段子、抖些包袱——后来他们拿到了冠军，也不知道我的段子有没有出些力，很可能没有，毕竟辩论赛应该还是要严肃些的。
接下视频请求，手机屏幕上就出现了熟悉的画面，庙子里的大家正坐在一起喝茶聊天，来昭师兄在，黄阿姨也在，大家都对着摄像头跟我热情地打招呼，就像是我也坐在那里一样。听到熟悉的声音，又看着熟悉的画面，我突然发现自己有点想哭，仿佛来到墨尔本这么久，直到此刻我才终于感觉到了那横亘在我跟他们间的距离。
真的是隔了很远啊，不在同一个半球，不在同一个时区，连地转偏向力的方向都不一样。
但是对性格别扭的我而言，直接说出“想念你们”这种话实在是太肉麻了，于是我把摄像头切到了后置，对准了自己论文的草稿，然后又晃到了一旁的电暖气上，我没敢让他们看到我的表情。
用摄像头指着一旁的电暖气，我说这里入冬后每天都在刮妖风，窗外都在呼呼地响，最近墨尔本真是好冷，我都是在靠二手电暖气给自己续命了。
师兄笑了笑，说苦着苦着就习惯了。
其他人也你一言我一语地来交谈，但是当地的方言对我来说依然是一门全然陌生的外语，时隔这么久，就连当时好不容易才学会的寥寥几个发音也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不知道该用什么话来答复的我，只好装作网络延迟没有听清来避免尴尬，像过去一样，我只是随着大家一起哈哈地笑着，也许他们在讲我听不懂的笑话，也许是因为大家好久没聚在一起特别开心，也许就是单纯地在笑。
这个是以前跟我同在客堂的一位法师，写字特别好看，打印机坏掉时所有的牌位都会交由他来书写，但是他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
那个是教我法器的法师，这么久过去，本就不太精通的敲打唱念我也已经忘记得差不多了。
照顾菜地的耀易师也在，以前每次准备煮面都会顺路从他的地里顺一两片菜叶子，也不知道他发现了没有——师兄后来告诉我耀易师刚刚做了心脏手术，现在已经不能下地了。
当初那条名字很土的金毛，现在也准备当狗妈妈了。
这么久过去，有些事情我还记得，剩下的全部都想不起来了。
小时候的我很喜欢数字，经常自己琢磨数学，每天睡前都会在脑子里想一些奇奇怪怪的数字算法，以至于在开始学习公式前我就掌握了很多自己总结出来的规律——虽然不一定都是对的。到了初一，在第一节数学课的时候，充满兴奋地大声喊出了老师写在黑板上的题目的答案，遂被老师点名叫起来解释答题思路，我便按照自己的想法说了起来，两句话后老师才惊觉我的思路居然和书上写的不太一样，遂毫不犹豫地打断了我，紧接着便把我罚站出了教室，那节课刚刚开始，剩下的四十分钟我都是在教室外面的走廊里度过的，路过的班主任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也没说什么就走开了。
错在哪里了呢？答案是对的，方法应该也没问题，但既然被罚站了，那一定是有错的，也许是错在跟别人不一样吧。但是这样就算是错了吗？我很愤懑。
赌气的我三年都没有认真听过那人的数学课，老师也很配合地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完全忽略了坐在教室里的我——有时候也会直接把我赶出去。虽然靠着自学我的数学成绩也一直还说得过去，加上中考前又恶补了一个月，最后还是考去了重点高中，但对数学的兴趣大概从那时起也就消失殆尽了。
我记得那天放学后我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已经很晚了，即使是干道上也只有自己一个人在走。我突然就很想对着空旷的城市大喊些什么，但终究是什么都没能喊出来，那喊声留在了身体里，融进了血液，成为我的一部分，成为我。
在墨尔本，我经常会一个人出门走上三千米跳上火车，然后一路坐到终点站。车站对面不远就是海边，没什么人，很空旷很寂寥，我就一个人戴着耳机，偶尔构思一下论文，有时也会在脑子里想一些不切实际、不着边际的学术问题，更多的时候就只是发呆，一直待到日落再起身坐上末班车回去。在海边的时候我离家很远，离庙子很远，离师兄很远，离朋友很远，离下雨时的客堂很远，离那个哭泣的小孩很远，北半球落叶的时候我这边是盛夏，我离那片落下的枫叶也很远。
佛法大概是可以让人沉下心的吧，所谓不悲过去，不贪未来，心系当下，如此安详。我经常会很羡慕师兄，仿佛他的每一步都可以走得很坚定。
我笑说师兄当时你要是也在庙子里的话，说不定我也不会走了。
师兄回说这也算因祸得福嘛，天南海北走走，在国外读读书，也挺好的。
我所在的教育系取消了考试，成绩都靠杂七杂八的小任务来界定，当然，最主要还是要靠论文，而每个人的分数也都是自己的隐私。我开始试着不那么关心分数，而是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去学习自己想要了解的领域。
去探索自己，然后再去了解这个世界。
来昭师兄说他经常会被别人眼中的自己束缚住，而我大概也一直在被自己束缚着吧。
并没有意识到过去对自己的影响，只是被它们簇拥着一路踉跄向前，回望时才惊觉曲曲折折，但好歹是一直在向前吧。
我已经不再是两岁时哭着砸门的那个孩童了，也不是那个只会茫然地学习和考试的小学生，不是那个无法呐喊的中学生，也不再是庙子里那个羡慕着别人，自己却又无限疏离的小和尚。
我不再是他们了，但他们一直都是我。
墨尔本的冬天要比庙子里的冬天暖和上许多，尽管如此，冬天也毕竟是冬天，还是很冷，风吹得窗外的月亮也若隐若现。
以前住在庙子里时，因为几乎只有晚上才能享受些没有佛事和杂活的自主时间，我便经常会熬到很晚才睡，即使什么也不做就是盯着灯发呆。后来听别人说，那个时候，师父经常会从方丈室走出来，在广场上默默盯着我寮房的方向看，要等到确定我也关灯睡着后才回去。
这当然不可能是真的。
一来，在丈室的方向是看不到我的寮房的，何况在当时的庙子里有人会如此关心我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很离奇了；二来，我那时候睡觉根本就不关灯。
但是，倘若它是真的，不知道师父看着我寮房的灯光时是怀着怎样的心情。
即便是回忆里虚假的灯盏，暖黄的光亮起来的时候，还是会让我莫名地心安。
我的师兄
非常关心我
在我起不来床的时候
还会哐哐哐地猛烈敲门
来叫我去上殿
这种关心
我并不想要
[1] Within the core of each of us is the child we once were. This child constitutes the foundation of what we have become，who we are，and what we will be.
——Dr.R.Joseph
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是曾经的那个孩子。这个孩子造就了我们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
——郎恩·乔瑟夫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