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人艰难地行走在华山脚下的驿道上，黄沙随风而起，在空中与落叶扯成一团，上下乱舞，直扑人脸。行人个个抱肩缩颈，细眯双眼，不时地抹去一脸灰尘，露出惊恐的神色。队伍前面的一名老兵突然发狂，扔掉手中的行李，把身上的衣服撕了个粉碎，赤条条地向前呼喊狂奔。后面几名官差见了，急忙追上去，拿粗绳子将这个发狂的老兵捆绑了起来。老兵仍然双目圆睁，呼喝不已。

一个文吏走上来，上下看了看老兵，对身边的官员说：官人，我看这个人是冲撞山神了，“此岳神之怒也”。

官人就是苏轼，他叹道：既然山神这么不给面子，那我去庙里跟山神谈谈吧。他带人来到山神庙，对庙里的土像说：我上任路过此地，没有给你磕头，现在要从你这里取道进京，你把我的“随行一兵”搞疯，有人说是你生气了，“未知果然否”？

然后苏轼就劝山神：老兵就像是“虮虱”一样，你何必折腾他呢？就算他有什么错误，以你神仙气度，应该“置之度外”。你有“岳镇之重”，手里权力也挺大，不敢去得罪有权有势的贵人，却拿一个老兵开涮，未免太说不过去。我只是一个小官，手下人不多，你把他搞出毛病，我就少一个人干活，“一人病，则一事缺”，不如放了他吧。

说完这话，苏轼转身出庙，正要行走，“马前一旋风突而出，忽作大风，震鼓天地，沙石惊飞”。

苏轼一看，山神还真不给面子，但我还真是不怕你，说着便“冒风即行”。有人被风刮得受不了，请苏轼向山神说几句软话。苏轼严正指出：祸福由天，现在虽然山神作怪，但“吾行不止，其如余何”？

“已而风止，竟无别事。”

苏轼就这样安全赶回了京城。四年过去，京城早已物是人非。

首先，皇帝换了。仁宗于1063年崩于福宁殿，没留下儿子，侄儿便做了皇帝，就是宋英宗。所谓“仁宗”“英宗”，包括后来的“神宗”“哲宗”，都是庙号，是皇帝死后，为了在太庙奉祀方便而起的名号。皇帝还活着的时候，当然不应该叫什么英宗、仁宗，但为了方便理解，本书就直呼庙号，敬请读者体谅。

其次，皇帝的秘书、知制诰王安石此时因母丧而丁忧于江宁。

再次，英宗想尊自己死去的亲爸爸濮王为太上皇，但很多老臣子不干，结果引发了一场“濮议之争”。

在“濮议之争”这场闹剧中，欧阳修等人站在英宗皇帝一边，同意尊英宗的父亲为太上皇；司马光等遗老则忠于先帝仁宗，只同意尊仁宗为太上皇。两派人马个个奋勇，人人争先，引经据典，庄严肃穆却又青筋乱暴，义正词严同时脚下使绊，双方一本正经，吵得一塌糊涂。

结果，欧阳修一派因为有皇帝和宰相韩琦撑腰，最终取得了全面胜利。一众反对人等被赶出了京城。司马光却得以幸免，继续留在京城，开始抽时间写《资治通鉴》。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轼回到了开封，到吏部报到后，等着分配新工作。

苏轼名气大，连上台不久的英宗都“闻轼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诰”。这样提拔有点太快了，宰相韩琦坚决不同意这么做。他劝英宗说：苏轼是“远大之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但要慢慢培养，否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反而会害了他。

英宗一听也有道理，就和韩琦商量：既然不能当知制诰，“且与修起居注”如何？就是跟在皇帝身边记录一言一行。韩琦仍然不同意，对英宗说：这个工作很重要，还是不要轻易给他，我看给他一个直史馆的工作正合适，但需要通过考试。

于是学士院为苏轼特别举行了一次制科考试，结果苏轼两篇文章全部得到了最高分——三等，担任直馆，地位仅次于修撰。

后来欧阳修偷偷把这件事“具以告轼”，苏轼不免觉得有点委屈，但嘴上不好明说，只好自我解嘲：“韩公可谓爱人以德矣。”从此以后，苏轼投在欧阳修和张方平门下，不再跟韩琦套近乎了。

正在苏轼任新职不久，妻子王弗在五月份一病而逝。王弗十六岁和苏轼结婚，二十七岁去世，跟着苏轼过了十一年，为苏轼生了一个儿子苏迈。

苏轼在《亡妻王氏墓志铭》中，简单记录了当时的情况。他先交代了一下王弗去世的时间和地点，“治平二年五月”，“苏轼之妻王氏卒于京师”。第二年六月，才随父亲棺木一道运回四川老家安葬。

接着大致回顾了一下王弗和自己的婚后生活：王弗非常孝敬父母，“皆以谨肃闻”。我一开始以为她不识字，虽然她经常听我读书，可是我却不知道她到底能不能听懂，“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为于外，君未尝不问知其详”。苏轼虽然不愿明说他在外面做了些什么，但揣测一下这两句话背后的意思，实际是说他经常在外面流连不归，回家后王弗总是要盘问一大堆，而且还天天拿父亲的话来压他，“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轼者相语也”。

王弗还经常听苏轼和朋友谈天，对于一些看不上眼的人，总是反复叮嘱苏轼不要跟这种人结交。然后苏轼惋惜地说王弗“将死之岁，其言多可听，类有识者”，好像很有见识。

苏轼叹息，王弗陪着母亲长眠于九泉，而我却不能，“呜呼哀哉！余永无所依怙”，我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人了。王弗虽然死了，“其有与为妇何伤乎”？我有这样一个女人做妻子，还有什么好悲伤的呢？“呜呼哀哉”。

十余年后，熙宁八年（1075年），苏轼迁任密州。官场的失意令苏轼心生无边郁闷，就算是“老夫聊发少年狂”也无法排遣心中的烦恼，在一个夜晚梦见王弗以后，突然惊醒，写下了传诵千古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首词悲凉刺心，令人哀恸绝倒，是苏轼一觉醒来后于深沉暗夜中天性真情的自然流露，特别是最后一句，“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写得婉约幽怨，令人断肠。

正当苏轼把王弗停棺京城，想搞定工作再另作打算时，父亲苏洵却也因病去世。

算苏洵命不好，当时朝廷正要赠苏洵“光禄寺丞”的头衔，文件刚起草好，但“未报而洵卒”。英宗“赐其家银绢各百两匹”以治丧。苏轼“辞所赐，求赠官”，请朝廷给他父亲封一个官位，这样面子上要好看得多。英宗“既从之，又特敕有司具舟载其丧归蜀”，特派官船装着苏洵的棺材回四川安葬。兄弟俩护丧经淮河后溯长江入蜀，一路风波，终于在一年后，也就是治平四年（1067年）八月葬苏洵于眉州彭山安镇乡可龙里老翁井侧。

下葬的时候还遇到了点麻烦——墓砖不够。

苏轼后来曾对人说过这样一件事：当时为了给父亲下葬，可惜事起急促，一时凑不齐如许墓砖，只好到处求人，有人告诉苏轼，应该去求当地的一个豪侠，但这个大侠经常在外打猎，不容易找到，能不能办成，只能看运气。

于是苏轼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找这个大侠，“凡两日始得至其居”，一直站在路边等到晚上，才看到一位少年侠客带着一众人马野猎而归。侠客对苏轼很客气，“易服出迎于门外，执礼无违”。苏轼就把求墓砖的事情讲了，大侠说小事一桩，先吃饭再睡觉，明天你回去就行了，一切包在我身上，保证把墓砖按时送到。

于是苏轼放心，吃好喝好睡好后，第二天回家，谁知待在家里一等几天，音信全无，第四天就要开工挖土了，可还是没有一块砖送来。他就有点急了，抱怨推荐人，但抱怨也没有用，只好等吧。想不到第五天早晨起床一看，却见五万块砖“斩斩然罗列矣”，“众皆惊叹”。

苏轼很感动，把父亲葬好以后，再次前去拜谢这位大侠，但人家却拒不相见，连砖钱也不收。

苏轼把父亲的葬礼办得很隆重，一切东西都很齐全，行状、神道碑、墓志铭、墓表和传记等等，一律请名人代笔。张方平义不容辞，为其撰写《文安先生墓表》。苏轼又四处请人写哀词。在《与曾子固书》中，苏轼“叩头泣血”，说父亲死前“欲求人为撰墓碣”，虽然苏洵没有明言请谁写，但苏轼估计，大概是“欲得子固之文也”，所以附上相关材料，请曾巩一定要给他的先人写一个行状。

苏洵死前曾向欧阳修表态说：“知我者唯吾父与欧阳公也。”欧阳修觉得很不好意思，便承担了写墓志铭的任务，在《苏明允墓志铭》中，着实把苏家历代祖先全部表扬了一遍。

借这个机会，苏轼又请司马光给母亲写了一个墓志铭。虽然司马光承认“夫人之德，非异人所能知也”，不过还是接下了这个工作。这样，苏轼的父母都有名人撰写的墓志铭了，算是极大的孝道。

苏轼居丧期间，去了很多地方，并应宝月和尚的邀请，写了一篇《中和胜相院记》。文章中说：“佛之道难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为什么呢？因为太苦，“其始学之，皆入山林，践荆棘蛇虺，袒裸雪霜”。而且成功来得太慢，“茹苦含辛，更百千万亿年而后成”。即使是做个普通的沙门比丘，也是要“弃绝骨肉，衣麻布，食草木之实，昼日力作”，“虽名为不耕而食，然其劳苦卑辱，则过于农工远矣”，简直比农民还要辛苦。

苏轼承认，“吾之于僧，慢侮不信”。之所以要写这么一篇文章，也是推不过人情，“故强为记之”而已。

苏轼害怕那些佛教戒条，指责那是“为愚夫未达者”而制订的，不应该用来管制苏轼这种聪明人。苏轼信佛是有选择的，政治层面上辟佛，精神层面上融佛，同时从来没让自己吃过一点佛家戒律的苦处。

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苏轼服丧期满，续娶王介幼女王闰之为妻，正是前妻王弗的堂妹。之后，兄弟俩收拾行李回京再奔仕途。

正因官场奔忙，此次离家之后，苏轼兄弟再也没有回过四川。但这并不妨碍苏轼在文章中表达思乡之情，他曾在《送张嘉州》中说：

少年不愿万户侯，

亦不愿识韩荆州。

颇愿身为汉嘉守，

载酒时作凌云游。

苏轼这个既不愿做万户侯，也不愿结识京城名流以搏上位的清高的文人，只想做一个四川嘉州太守，可以优哉游哉地“载酒时作凌云游”。

话是这么说，这次回京，苏轼未必不存“封万户侯”的心思。没有料到的是，此时的京城风云变幻，朝廷局势再次发生了巨大变化，三十多岁的英宗皇帝因病驾崩，儿子赵顼继位，是为神宗。

神宗皇帝年且二十，“英睿仁厚”，“气质早茂”，精力充沛，行事明敏，即位后改元熙宁，面对冗员、冗军、冗费，政府陷入财政赤字，国库“百年之积，惟存空簿”的局面，欲以大有作为，遍寻天下英才，从头收拾旧山河。上台不到一个月，他便诏令退居江宁讲学的王安石出知江宁府，时间不长，再命王安石为翰林学士，但王安石因健康原因而没有及时回京。

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神宗不顾各方反对，再下手诏，召王安石越次入对。于是王安石于四月进京，在短时间内从翰林学士被提为参知政事，接着再任宰相。北宋就此拉开了名震中外、声传古今的变法序幕。

苏轼没有赶上变法开场，但并不妨碍他对变法有自己的看法。现在他终于回到了京城，却跟王安石相向而行，最终成为保守派代表。

苏轼终于要以另一张面孔出现在世人面前了。看起来很稳健，很成熟，内心深处却仍然是一副顽童般的天真本性，洒脱恣肆，不拘一格，因此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但他也因祸得福，就此完成了高不可攀的文学成就。 M0PxkrvTZzqPOLaeKE1UBmBYKAfm6Y1iFjuJMNG8xul0F491mOlaE/wd7OoBeuI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