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1年，苏轼二十六岁，第一任公务是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对于一个少年天才来说，这个起点似乎有点低。

凤翔府在今陕西凤翔境内，宋时不算偏地。大理评事是名誉头衔，签书凤翔府判官才是实职。苏轼是以京官的身份任地方长官的秘书，虽然没有能进入韩琦和富弼等高官门下做幕僚，但相比此前的那个福昌县主簿，从县长秘书升为厅级首长秘书，级别提高了很多，更不要说还挂了一个京官的名头。

苏轼走得并不急，先是弟弟苏辙把他送到郑州，然后过长安，和在长安做官的朋友刘敞喝了几天的酒，才一路诗酒赶往凤翔府。

苏轼的顶头上司、凤翔府知府宋选，比苏轼早来几个月，是个无声无响的好人，对苏轼比较客气。苏轼也想找个机会表现一下，就有心先替宋选找一点政绩出来，那也是秘书的本职工作，而且他真的找到了，原来宋选在上任之初，把当地的凤鸣驿站修缮一新。

宋朝的驿站已经从邮政快递的功能中抽离了出来，其中馆驿专供政府官员来往行住，免费吃喝，走时还送点路费。当时文人士大夫多以能住上驿站为荣，居住时间最长可达一个月，如果居住时间超过三十天，判一年徒刑。但总体来说，驿站是官员特权的重要象征。

宋选刚一上升，就把凤鸣驿站搞了个豪华装修，远非当日破旧情景可比。苏轼觉得可以把这事当成重要政绩宣传一下，于是，《凤鸣驿记》新鲜出炉。

为了形成鲜明的对比，苏轼先说：自己六年前进京考试时，曾经路过凤鸣驿站，想住在驿站里，却发现里面太脏乱，“不可居而出”，在外面的小旅馆待了一夜。现在再看凤鸣驿站，在宋知府的关心下，已经翻修一新，看上去“如官府，如庙观，如数世富人之宅”，那些“四方之至者，如归其家，皆乐而忘去”，当客人不得不出发时，连马都舍不得离开。

然后苏轼就开始委婉地表扬宋选，说他故意问驿站负责人，才知道这是“今太守宋公之所新也”。宋大人上任一个月就在这个地方开工，一直干了近两个月，用民工三万六千人，光秸秆都用了二十多万石！

一个小小的驿站用工如此之巨，竟然“而民未始有知者”。苏轼对这种浪费行为“闻而心善之”，而且“以为有足书者”！对于大修馆驿给公务员休息的宋选，苏轼称为君子，说：“古之君子，不择居而安”，随便住在什么地方都行，而且一住下来就非常开心，一开心就容易做出点成绩来，“安则乐，乐则喜从事”，如果每个人都开开心心，天下就好治理了。

不过，苏轼在大力宣扬“不择居而安”的思想时，却忘了在文章开头说自己因为嫌凤鸣驿“不可居而出”，看来他本人有时还是要“择居”的。

说了一大圈，苏轼终于写到了重点，直接谈到了宋选的为人：宋知府工作经验非常丰富，而且干劲十足，人品也好，没有多少人讲他的坏话。这么一个优秀的领导，虽然现在只做了这么小的一个官职，却能安心地做好本职工作。宋知府担任凤翔府首长期间，不只是修了这一个驿站，还做了其他很多事情。不过宋选具体做了什么好事，苏轼说不出来，只好一带而过，接着谈驿站，说一个小小驿站宋大人都“未尝不尽心也”，由此可知，宋大人做任何事情都会很尽心。

令人费解的是，写到最后，不知是不是被自己绕晕了，苏轼居然认为修驿站这件事实在不值得一写，“夫修传舍，诚无足书者”，但是，苏轼一向明白“见微知著”的道理，看到一粒沙子就可以理解整个宇宙，所以，他认为，我们还是可以从这项工程里看到宋知府“不择居而安”的精神，这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至此任务已经完成，苏轼基本上也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他文采高、名气大，对书桌案头上的写写画画没多大兴趣，只喜欢游山玩水，吟诗唱和，把凤翔名胜游了个遍，一口气写下了八首旅游诗，定名为《凤翔八观》。其中有些景物“好事者有不能遍观焉”，所以他把这些地方记了下来，好让大家都知道。

好事多磨，凤翔遇到了一场大旱，苏轼于是代替宋选四处求雨，写了许多诗词文章，跟老天爷好好商量，希望能弄点雨下来。结果老天终于下雨了，为了纪念，苏轼写出了著名的《喜雨亭记》。

文中先是举了很多前世伟人，说喜欢什么东西就要给它起个好名字，不论是大喜还是小喜，这样就不容易忘掉，所以他要写一篇《喜雨亭记》。

正文写道：我到凤翔第二年，开始建官舍，在北面又修了一个亭子，挖了个池子，种了几棵树，打算夏天在这里纳凉。

春天的时候，本来以为会有一个好年成，却“弥月不雨”，大家差点被渴死，老百姓也都很害怕，“民方以为忧”。后来虽然下了点雨，但远远不够。直到有一次“大雨三日乃止”，我们才放心了，“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抃于野”。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苏轼的亭子建好了，于是大请宾朋，“举酒于亭上以属客”，表明自己的亭子和下雨这件事有一定的关联。

苏轼在酒会上问各位来宾：如果五天不下雨行不行？来宾众口一词地回答：“五日不雨则无麦。”苏轼又问：那十天不下雨行不行呢？众宾客又齐声答道：“十日不雨则无禾。”通过这么一问一答，苏轼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总是不下雨，就会“无麦无禾”，我们就会饿肚子，小偷强盗就会出来活动，那我还能和各位在这里饮酒作乐吗？“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其可得耶？”所以感谢老天！

然后苏轼大发感叹，说如果老天下美玉珍珠，既不能吃也不能穿，一点用都没有。现在下了三天雨，这是谁的功劳呢？老百姓说是太守的功劳，太守不敢当。是皇帝的功劳吗？皇帝也不承认。或者是造物主的功劳？但“造物不自以为功”。只好“归之太空”，然则“太空冥冥”，无言以答。既然如此，那就“吾以名吾亭”吧。——苏轼差点就要说是自己的功劳。

可惜，这事刚刚办完，宋选就调走了。接任宋选的人叫陈公弼，和苏轼是老乡，也是眉州人，“为人清劲寡欲”，“目光如冰，平生不假人以色”，但能力很强，在各地任官期间也做过不少实事，深受朝廷信任。

陈公弼到凤翔上任后，见苏轼个性张扬，就有点看不顺眼。苏轼心里当然也不快活，他年纪轻轻就考中了进士，后来又中了朝廷制科考试，名高才大，自然不服，于是经常和上司吵架。在后来所写的《陈公弼传》中，苏轼承认自己当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

一个手下跟顶头上司这样搞，当然没有好果子吃，陈公弼毫不客气地给了苏轼几个下马威。苏轼参加制科考试时，考的是“方正贤良能直言极谏”科，有个下属想拍苏轼马屁，称苏轼为“苏贤良”，正好被陈公弼听到，当即大怒，对那人喝道：“府判官何贤良也！”他不过是一个小判官而已，能称得上什么贤良？于是不问青红皂白，把那人裤子扒掉打了一顿。板子虽然打在别人屁股上，却比直接打苏轼的脸还要难受。

又有一年，七月十五过中元节，苏轼可能喝多了，没能及时到知府厅上班，结果又被陈公弼抓住把柄，“罚铜八斤”。

更有甚者，作为副手，苏轼有时想和陈公弼谈一次话都难，申请书递交几次都不予接见。苏轼起草的文件，陈公弼却拿笔一改再改，反复让苏轼重写，几乎没把苏轼气死。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苏轼没有什么好办法，有一阵子不敢轻狂，说自己是“虽无性命忧，且复忍斯须”。但总是忍气吞声也不是个事，正好来了一个机会，苏轼不敢当面威胁陈公弼，却可以趁机敲打他一下，好让上司知道，他苏轼并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于是《凌虚台记》出炉。

这个凌虚台，不过是陈公弼想在山上弄个落脚点，爬山的时候好在上面看得远一点而已，文人有才，就起了这么一个文雅的名字。陈公弼一时兴起，命令苏轼给凌虚台写一篇小记。

按照苏轼的一贯作风，他本应借机找个理由表扬陈公弼，就像借《凤鸣驿记》表扬宋选一样，但这次苏轼不开心，故意要给陈公弼一点脸色看看，于是改变了手法，因此，与《喜雨亭记》相比，《凌虚台记》的风格也为之一变。此文算是一个起点，开始展示苏轼性格的另一面。

国于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于终南，而都邑之丽山者，莫近于扶风。以至近求最高，其势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此凌虚之所为筑也。

方其未筑也，太守陈公杖屦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曰：“是必有异。”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台，高出于屋之檐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虚。”以告其从事苏轼，而求文以为记。

轼复于公曰：“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既以言于公，退而为之记。

文章先是把凌虚台的地理位置交代了一下：所处之地在“南山之下”，“起居饮食与山接也”，往前走一点就可以登顶，往下退一点就可以吃饭喝酒，占尽了地利。然后就暗中展开了批评，说：凤翔离高山很近，但陈公弼却不知自己身旁有高山，所以，现在要建这个凌虚台，以图站高望远，“此凌虚之所为筑也”。——苏轼其实是在指责陈公弼没有认识自己这座高山！

接着说凌虚台还没动工的时候，陈公弼就拄着拐杖到这里看过，“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非常显眼，以为这个地方风水独特，就派人来挖了一个水塘，用挖出来的泥筑成了一个土台。我们站到高台之上四处一看，不知到底有多高，于是就叫凌虚台，陈公弼让我写篇文章把这事记录一下。

苏轼接着进入正题：“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你看这个地方，以前全是“荒草野田”，狐狸乱窜，那个时候，谁能想到还会有这么一个凌虚台呢？“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以后这个凌虚台也许会再次变成荒草野地，沧海桑田，更替无穷。不信你看，凌虚台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曾经是秦汉隋唐各朝皇帝驻守之地，想当初“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现在呢，连个人影也看不见，“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都已经“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帝王宫殿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小小凌虚台了。

写到这里，苏轼就开始把矛头指向陈公弼：如果凌虚台都“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呢？言外之意是：你不要看我现在是你的手下，但谁能保证以后我不会踩在你的头上呢？

这篇《凌虚台记》没有白写，陈公弼看了以后，果然有点心虚，知道苏轼不好欺负，如果有一天真的得势，自己不免难挨，于是决定给苏轼一个台阶，拿着《凌虚台记》对身边的幕僚笑着说：我一向把苏洵当儿子看，当然就把苏轼当孙子待，“某犹孙子也”，有时批评几句，防止他年纪轻轻暴得大名就不知天高地厚，想不到这孙子还真对我不高兴了。

接着陈公弼让人把苏轼的这篇文章一字不改地刻在石碑上，以此向苏轼示好。这一场较量，苏轼大获全胜。

后来陈公弼因为贪污罪被朝廷撤职，抑郁而死。有人说是因为苏轼匿名举报，而苏轼是受到了欧阳修的指使，以报陈公弼“相遇之薄”之仇，连后来的宰相王珪都怀疑这件事，“疑公弼废死自东坡”。不过此事都是古人猜测，并没有确切证据，而且陈公弼既然已经改变态度，苏轼也就没有理由继续和他过不去。对于一个顽童来说，阴谋并不是首选策略，否则也没有必要通过《凌虚台记》直接叫板。

陈公弼有个儿子叫陈季常，为人仗义，“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自谓一世豪士”。苏轼和陈季常很能玩到一起去。正因为这层关系，苏轼在陈公弼死后为其写了篇传记，把昔日领导写成一位品德高尚的公仆。

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苏轼不但为陈公弼作传，还给陈季常写了篇传记，名叫《方山子传》。方山子正是陈季常的绰号。自诩从不给人写传记的苏轼，这次真的是出血大甩卖。

搞定陈公弼以后，苏轼的日子开始好过起来。正好在这个时候，儿时好友章惇来访，两人多年不见，一见相欢，“同游南山诸寺”。听说寺里闹鬼，谁都不敢在此住宿，苏轼也有点害怕，章惇却毫不畏惧，独住山寺，一点事也没有。

第二天早起，两人继续爬山，“抵仙游潭”，“潭下临绝壁万仞”，只有“横木其上”。章惇知道苏轼书法好，就请苏轼到对面绝壁上写几个字。但苏轼面对深渊，小腿吓得乱抖，“惧不敢书”。章惇只好独自“平步过之，垂索挽树，摄衣而下，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写上了“苏轼章惇来”五个大字，然后原路返回，“神彩不动”。

苏轼拍了拍章惇的后背说：你以后“必能杀人”。章惇问：“何也？”苏轼道：“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章惇听罢大笑。

当时两人玩兴正浓，突然听说前面有虎，于是“勒马同往观之”。离虎十步远时，马不敢前，苏轼心里也打鼓，对章惇说：马都不敢上前了，我们不如逃命吧，“乃转去”。章惇却不怕，“独鞭马向前去”，并提着一面铜沙锣在石头上乱打，把老虎吓得惊窜而去。所以章惇才对苏轼说：你的定力与勇气皆不如我。

事实正是如此，日后当苏轼对变法左右摇摆反复不定的时候，章惇却坚决追随王安石，屡经挫折沉浮却毫不气馁，不发牢骚，不自怨自艾。再次上台后，曾外摄军政，内主变法，对西夏和辽采取强硬的军事态度，以雷霆手段全力打击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是一位锐意进取的官员，为大宋文弱的表象下涂写了一道惊艳的色彩。

苏轼在凤翔留下的逸事不多，倒是苏辙为了表扬哥哥的高风亮节，在自己的笔记《龙川别志》中，记下了这么一个小故事：苏轼在凤翔工作期间，因为打小就喜欢作画，听人说“开元寺多古画”，所以“往往匹马入寺”看画，一看就是一天。有一天，有两个老和尚请苏轼到他们那里坐坐。谁曾想，这两个老和尚已经研究出了“以朱砂化淡金为精金”的技术，想把这个秘籍传给后人，但“患无可传者”，没有办法，只有传给苏轼。

苏轼听了两位老和尚的话，却断然拒绝了这个发财的机会，他说：“吾不好此术，虽得之，将不能为。”两个老和尚却说：就是因为你不好此术，所以才传给你。

苏辙接着说：太守陈公弼“平生溺于黄白，尝于此僧求方”，但两个老和尚就是不给他。所以哥哥觉得很奇怪，太守求你你不给，我却“不求而得”，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两个老和尚很平静地说：这个秘方太重要了，因为有人会拿去炼金，以前就有人这样做过，结果“有为之即死”，所以“不敢轻以授人”。

写到这里，苏辙的意图已是相当明显了：他哥哥的品行好，连两个深居破庙的老和尚都知道，而且很放心地把这个重要的炼金方子传给哥哥。两个老和尚还拿了一套教材给哥哥，指出，“此中皆名方，其一则化金方也。公必不肯轻作，但勿轻以授人”。苏轼拿着方子回家以后，只是研究了一番，果然没有下手炼金子，但又忍不住要对陈公弼吹嘘一番，结果陈公弼硬是把方子讨了去，“试之良验”。

然后苏辙说，陈公弼因为贪心用了这个方子，后来果然被撤职查办，“以赃败去”。

这是一个看似简单的小故事，内中的含义却不言自明。只是搞不懂他陈公弼，都学会这么强悍的炼金术了，还贪什么赃呢！

后世文人把这件事拿过来反复讨论，说这个方子后来传到了苏辙手上，苏辙竟然当着别人的面把方子给烧了，并且大义凛然地说：“贫可忍也，此宁可为乎！”

苏轼在凤翔自我评价说：“自到任已来，日夜厉精”，工作非常勤奋。凤翔多树，当地老百姓需要砍伐终南山的大树运进京城作为建筑用料。那时运送木材主要通过水道，把大木头推下渭河流经黄河，一路淌到开封就行了。因为只是结木成筏，顺河而下，遇有险滩砺石，就会把木材撞断撞散，流失无踪，损失非常大。河水暴涨时，情况更为严重。

在王安石变法以前，木材采伐和运送任务都是由官府强行分派给老百姓完成，被拉去干活的人就叫“衙前役”，对所看管和运送的货物要负全责，如有丢失，必须照价赔偿。老百姓往往被搞得焦头烂额，甚至倾家荡产。

苏轼在当地清楚地看到，老百姓最怕的“莫若衙前之役”。在《凤翔到任谢执政启》中，他承认自己对此无能为力，“救之无术，坐以自惭”，只能尽量找解决办法。

《宋史》记载，苏轼让老百姓“自择水工，以时进止”，允许百姓雇佣那些熟练的放筏工来放筏，并且尽量在黄河水小的时候运输木材。问题是当时朝廷用木料，都要得很急，如果不急，没有谁会在河水上涨的时候放木筏。仁宗皇帝死了以后要建陵墓，朝廷从陕西征用大量木材，期限很短，谁敢拖延？就靠苏轼“以时进止”，能起到多大作用？

不过后来王安石在全国由点到面推行免役法，以政府雇工制代替强行摊派制时，苏轼却加以反对。待司马光上台尽废王安石新法，把免役法也废掉时，苏轼再次出头反对司马光。这一矛盾的做法让人不解，以至于新旧两党都将他当作公敌，认为他没有清晰的政治觉悟。但仔细观察苏轼对待免役法前后矛盾的观点，可以看出，他之所以前期反对免役法，是因为新法出现了盘剥百姓的弊端，也有他推崇先圣的理想化立场使然。后期反对司马光废弃免役法，是从现实的层面考虑：免役法已经实施了二十年，比摊派制毕竟要好很多，从役法的连续性和惠民角度出发，他认为，与其不分黑白地废弃，不如完善免役法。可见，苏轼的主张超越了派别的偏见。尽管他“因实施宜，无害于民”的主张很理想，但没有看清政治的斗争本质，不免过于天真，结果碰得头破血流。

苏轼虽然身在地方，却也没有忘记治国平天下的志向。他到凤翔工作一段时间后，就给宰相韩琦写了一封《上韩魏公论场务书》，谈论治国之策。

凤翔府属秦凤路，虽然与西夏隔了好几个州，可苏轼仍有在边关的意识。他认为，“当今制置西事”，一定要有大手笔，“非痛整齐之”不足以长治久安。不过“其事宏阔浩瀚，非可以仓促轻言者”，但他还是忍不住要讲几句，“特欲救一时之急，解朝夕之患耳”。

苏轼讲了什么呢？

他说：从前，国家藏富于民，本地老百姓拥有大量土地，皆“不愿为公侯”。自从被西夏主元昊骚扰，此地“冰消火燎”，老百姓也就穷了下来。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多方优裕其民，使其气力浑厚”，一旦再次和西夏开战，就能抵御一段时间。

如何才能“优裕其民”？苏轼提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建议：请朝廷把政府专卖的盐酒等商品交由老百姓自由买卖。

这种好心肠的建议是书生治国的典型言论。国家专卖是当时支撑财政的重要手段，放到现在，也没有哪个国家能把专卖制度彻底取消。但提出这个建议，却能让老百姓鼓掌叫好，深得民心，只是除了一片喝彩以外，再无实用之处。

王安石评苏轼的这类文章“全类战国文字”，也就是成功心切，甚至有耍小聪明的嫌疑，总想用计谋取得意想不到的奇迹。

除此之外，苏轼还写了一篇《思治论》，劈面就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方今天下何病哉！”

这个问题提得好，是当时很多知识分子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苏轼的答案是“罪在于不立也”，缺乏敢于作为的决心，“苟立而成矣”。

此时苏轼清楚“天下常患无财”的现状，很多官员“游谈聚议”，想方设法要增加国库收入，国家也经常“变政易令以求丰财”，但都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而财终不可丰”；军事建设也没取得什么成绩，“而兵终不可强”；官员考核选举制度也不健全，“而吏终不可择”。这些事情叠加在一起，实在很让人头疼。

苏轼的解决方案是：先制订计划，“而后从事”。如果计划制订得不完善，就“如炊之无不熟，种之无不生也”。如果计划得好，就“用力省而成功速”。然后就用大量典故，加上反问、比喻、寓言等修辞手法，用以论证计划的重要性。

苏轼又说：“天下之事，不可以力胜”，既然“力不可胜”，那如何办才好呢？苏轼的方案是“莫若从众”，就是听大家的，特别是听不同意见，即“真从众也”。

苏轼最后总结说，只要“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明白这三个基本原则，不但是国事容易，“虽北取契丹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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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凤翔工作了四年，结束了第一任地方官生涯后，三十岁的苏轼要升官了。1064年，大宋治平元年，宋朝进入了无所作为的英宗时代。 GzTWYih21PccxTioGR5eom46B9pmtqb5jRHOpkjbHyvAytLm64TM4Lr4zZ2mqrg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