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州市）人。

眉州苏姓源自唐朝宰相苏味道，苏味道为人极有味道，文章写得好，但做事没什么原则，号称“模棱宰相”，谄事武则天，中宗复辟后被贬为郿州（即眉州）刺史，在眉州留下一支苏姓，过了三百多年，出了苏轼、苏辙弟兄两个，带着父亲苏洵也出了名，于是眉州苏家扬名天下。

苏轼的父亲苏洵，原本是个厌学青年，“少独不喜学，年已壮，犹不知书”。快到三十岁时，突然觉悟，于是发奋读书。《三字经》说：“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这句话影响很大，启发人正视自己的努力，读书迟点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苏洵二十多岁开始读书，埋头苦学二十多年，直到四十八岁，终究还是没有考取功名，好在两个聪明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

苏轼生于1037年1月8日，其时正是大宋仁宗景祐三年农历丙子十二月十九日。苏轼的众多粉丝应该在这一天多吃几块东坡肉以示庆贺。

据说苏轼出生的时候，四周的花草树木全都枯萎，暗示苏轼吸走了天地精华，累及草木。苏轼十岁左右时，父亲苏洵对功名彻底死心，外出游学四方，顺带寻找出路。苏轼就跟着母亲在家读书，小家伙脑瓜灵光，读什么会什么，“博通经史”只是举手之劳，后来写文章，“日数千言”，一代才子初长成。

弟弟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记下一则故事，说母亲程氏带着苏轼在家“读东汉史至《范滂传》”，读着读着，“慨然太息”。十岁的苏轼就问母亲：如果我做范滂，母亲会同意吗？程氏回答说：如果你能做范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

写到这里，苏辙给哥哥写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评语，说哥哥十岁时就已经“奋厉有当世志”。

这个范滂，是汉朝时的一个著名人物，在党锢之祸中敢跟宦官过不去，后来被宦官抓了起来，关在牢里等着处死。范滂的母亲前来狱中探望，对儿子说：你放心赴死吧，不要有什么遗憾，好名声和富贵长寿哪能兼得呢！

苏轼十岁时就以范滂为榜样，看来早就想做一个视死如归的人。后来他在“乌台诗案”中果然险些被搞死，那时苏轼或许已忘了小时候说过的豪言壮语。真正经历苦难时，才知道英雄不是想做就能做的。

苏辙在《栾城集》中写下很多苏轼的故事，说兄弟俩小时候经常出门玩耍，过着自由而富有野性的生活，“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哥哥苏轼总是能第一个上去。如果遇到山高峰险，兄弟俩就会怅然而归。但苏轼改日一定会“翩然独往”，然后“逍遥泉石之上”，“酌水而饮之”。最后，苏辙非常崇拜地加了一句说：“见者以为仙也。”可见苏轼打小就有飘逸脱俗的气质。

苏轼和章惇自小就是好朋友。有一天章惇“坦腹而卧”，苏轼来找他玩儿，见了章惇的肚子，就“摩其腹”。

章惇问：你认为我肚子里都是什么东西？

苏轼想了想说：大概“都是谋反的家事”。

章惇听罢大笑。

本来章惇和苏轼关系不错，甚至苏轼因为讽刺变法而被朝廷法办，章惇也能够挺身为苏轼辩解。但这样一对好朋友，后来却反目成仇，也足以让后人一叹！

苏轼家境不错，母亲程氏出身名门，颇有生意头脑，虽然爷三个都待在家里死读经书，但日子也还过得去。

苏家有个邻居也是有钱人家，家有小女初长成，经常听到苏轼读书的声音，不免春心骚动，“一夕来奔”，大致是想和苏轼拥抱一下，但苏轼没有同意。那个有钱人家的小姑娘大概长得也挺可爱，所以苏家就“约以登第后聘以为室”，也就是等到考取进士以后再娶人家。

可是苏轼考取进士以后，“别娶仕宦”。——有种说法是，苏轼听说女方家庭名声不佳，“欲逃窜山林”。最后，苏洵不得不写了封辞亲信。过了很久，有一天苏轼突然想起了这个邻家小姑娘，就“访问其所适何人”，才知道小姑娘已经“守前言不嫁而死”，苏轼顿时感到了一丝惭愧。等到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日子不免孤独寂寞，就写了一首词，《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据说“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就是指当年的那个邻家女孩。苏轼在落魄之时想起旧人，只觉“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而且，对那个女孩“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姿态表示出无尽的愧意，现在只觉“寂寞沙洲冷”。

这是宋朝李如篪在《东园丛说》中记下来的一个故事。李如篪说“寂寞沙洲冷”原本为“枫落吴江冷”，正指那个邻家女孩不嫁而亡的伤心往事。而李如篪的资料则来自苏轼的侄女婿亲口所言，苏洵为此还亲自写过一封辞亲信，如此一来，这个故事就比较可信了。

最后一句如果是“枫落吴江冷”的话，还有另一层意思。因为“吴江”指苏州，正是烟花雾柳之地，所以有人以为苏轼其实是在怀念一位苏州的歌伎。才华横溢的人容易四处留情，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1054年，苏轼十九岁，长得很成熟了，便娶眉州青神贡生王方的女儿王弗为妻。其年王弗十六岁，正当青春，可惜只跟苏轼过了十一年，二十七岁时便一病而死。

第二年，苏洵开始为两个儿子筹备进士考试。两个儿子虽然聪明，书也读了不少，但是仍然不能掉以轻心。于是苏洵按着当时的习惯，领着他们远游成都，前去拜见四川首长张方平，希望取得他的推荐。张方平对苏家爷三个格外看重，对苏轼“一见待以国士”。自此以后，苏家和张方平结下了不解之缘，苏轼、苏辙“皆得出入于门下”。苏轼更是以父事张方平，就是认张方平做了干爹。由此可见，拼爹传统古已有之，就算苏轼这样超凡脱俗的绝代才子，也不能免俗。

张方平在当时很有声望，打小就聪明，读书过目不忘，为人自然高傲，很少有人能入他的法眼。他刚见苏洵就问：你两个儿子现在看什么书？

苏洵说：正“再看《汉书》”。

张方平不以为然地道：“文字尚看两遍乎？”

张方平的意思是，看书就是要过目不忘，任何书看一遍就可以了，哪用得着看两遍？

苏洵回到家，把这话对苏轼说了。苏轼幽幽地说：“此老特未知世间人尚有看三遍者。”原来苏轼曾经三次手抄一百二十卷的《汉书》，所以有此一说。

在张方平的介绍下，苏轼迅速结交了一大批朋友。而苏家拜见张方平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为了拿到张方平的介绍信。

一贯矜持的苏洵在《上张侍郎第一书》中，先是羞答答地说两人的关系其实很光明正大，“虽暴之天下，皆可以无愧”。但是现在却有一件难以启齿的私事相求于张方平，“将以屑屑之私，坏败其至公之节”。苏洵谨慎地说：自己非常不好意思，“今欲忍而不言而不能，欲言而不果，勃然交于胸中，心不宁而颜忸怩者累月而后决”。

这件让苏洵难以启口的私事到底是什么呢？

当然是为“二子轼、辙”了。

苏洵说这两个儿子没有什么教养，“不知他习”，也不懂什么礼数，“进趋拜跪，仪状甚野”，“而独于文字中有可观者”，但却“年少狂勇”，“以为天子之爵禄可以攫取”，而且听说“京师多贤士大夫”，所以想去结交一下，“因以举进士”。

苏洵非常谦虚，说自己“以懒钝废于世，誓将绝进取之意”，只是想让两个儿子出位。现在我们没有什么本事，但好在“明公居齐桓、晋文之位”，是国家高级干部，想办什么事情都非常容易，“何求而不克”？

苏洵最后高度赞扬张方平，说他：“轻之于鸿毛，重之于泰山，高之于九天，远之于万里，明公一言，天下谁议？”所以，请张方平对两个儿子“引而察之”，最好能让兄弟俩一战成名。

张方平看了苏洵的信，客气了一句：“吾何足以为重。”他向苏洵建议道：要想在考场出头，还是得求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才行。

当年欧阳修追随范仲淹搞庆历新政失败，张方平接任御史中丞，对欧阳修“弹击以前事，二人遂结怨”。两人都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也都有文人相轻的毛病，“素不相能”。不过张方平聪明，知道自己虽然和欧阳修关系不好，但如果亲自写信给欧阳修，欧阳修一定会对他的推荐另眼相看，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欧阳修的君子气度与博大胸襟。于是张方平不假思索，替苏家“作书办装”，给在京的高干韩琦和欧阳修各写了封推荐二苏的信件，“使人送至京师”。

当时考进士，首先要在地方通过州试，然后去京城参加礼部考试，通过诗、赋、策、论、帖经、墨义几场考试的人，可以接受皇帝的面试——殿试，面试成绩第一名就是状元。如果不考虑作弊，进士考试程序可以说是相当规范。首先，很多人都有资格参加考试，对于家穷路远的考生，朝廷甚至提供进京的食宿路费。为了保证考试结果公平，主考官不得与考生有亲戚关系，否则需要回避。考生的试卷需要密封，不让主考官看到姓名和学号，这就是所谓的糊名制度。但有的考生聪明，故意在卷子上留下特殊标记，或者用容易辨认出来的字体，批卷时就有作弊的可能，为此又发明了一套誊录制度，专门弄一批人把所有考生的卷子再抄写一遍，然后由考官批改。锁院制度也在那时形成，就是把考官当贼一样锁在院子里，不让他们出去喝酒唱歌，以免泄露试题。如此层层设障，作弊自然就难了。

苏洵父子三人进京以后，因为张方平的推荐，果然受到了韩琦和欧阳修的特别照顾。欧阳修喜欢喝酒，酒喝得越多，废话也就越多，语言中枢很发达，和苏轼特能谈得来，确实给苏轼帮了大忙。

在礼部考试第二场“论”的考试中，命题作文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欧阳修看了苏轼的文章后，“以为异人，欲冠多士”，但因为没看到考生姓名，又怀疑这是自己门下弟子曾巩所作，所以把苏轼的文章列为这一科的第二名。虽然在“赋”的考试中，苏轼的文章落选，但第四场考《春秋》对义，苏轼得了这科的第一名，这才惊险地通过礼部考试，取得参加殿试的资格。最终，仁宗皇帝取章惇的侄儿章衡为状元，苏轼则“中进士乙科”，取得了第二等的成绩。

值得一提的是，章惇也考中了进士，但因为“耻出于侄下”，所以不接受朝廷任命，卷铺盖回家复习去了，以备下届再战。

先来赏析一下苏轼一战成名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这篇文章被收入《古文观止》，是后世文人津津乐道的传奇性的范本，全文如下：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休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这篇文章是苏轼政论性文章的代表，苏轼常用的几种写作手法在这里都有所体现，就是先立一个论点，然后展开地毯式论证，论证语言通顺但说理牵强，大量引经据典，然后用一系列的排比借喻以强化效果。其文辞整齐，用词有力，句读琅琅，议论纷纷，虽然有缠夹之嫌，但总体上行文优美流畅，无人可出其右。

梁启超在《王荆公》一文中，对苏轼的政论性文章有一个评价：“东坡之文美矣”，但是内容不纯正，基本是“纵横家之言也，词往往胜于理，其说理虽透达，然每乞灵于比喻，已足征其笔力之不足。其气虽盛，然一泄而无余，少含蓄纡郁之态”。所以，梁启超认为，“以东坡文比荆公文，则犹野狐禅之与正法也”。

梁启超此言非虚，欧阳修曾评荆公王安石的文章说：“王介甫之文，更令开阔，勿造语。”再看欧阳修对苏轼文章的评论：“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

仅依欧阳修的个人看法，即可知苏轼行文的汗漫纵横，与荆公之冷峻内敛不同。所以政论性文章其实是苏轼的短板，作为一个拥有不外饰性情的人，他确实很难像其他士大夫那样板起面孔说教，当需要强行说教时，不免略显做作而不合义理。

《刑赏忠厚之至论》因为是应试文章，苏轼写来还是有所收敛的，不过表达了儒家“仁可过，而义不可过”的传统思想，但个人风格已渐露峥嵘。

开篇，苏轼写道：从前，品德好的领导是非常关爱人民的，有人做了好事，不但有赏，还唱歌给他们听。有人做了错事，在处理之后，还会同情他，希望他能悔过自新，洗心革面再做好人。再往后，一代不如一代，王道开始衰落，但总的来说，仍然能坚持慈悲为怀，所以受到了孔子的肯定。

苏轼先用圣人来立论，接着借古书亮出自己的论点：如果搞不清是不是应该给某人奖赏，还是赏了好；当搞不清是不是应该处理某人时，那就不要处理了。因为这两者都可以笼络人心。

再接着，苏轼就开始编故事。说尧帝时代，法官皋陶非常严厉，曾连续三次坚持要杀一个犯人。但尧帝大度，三次要求放人。正因为如此，老百姓都害怕皋陶的坚定，而赞美尧帝是个好领导。

一般来说，苏轼绝不会只举一个例子的，所以接下来又讲了一个尧帝同意试用一个犯过错误的干部的故事，来进一步说明尧帝心肠好。

讲完故事，再引经典，用《尚书》里的一段话来强化自己的论点，那就是：罪行没有搞清楚时，应该从轻处理；功劳弄不明白时，也可以从重奖励。与其错杀无辜，不如执法不严，这就是“忠厚”。

现在，苏轼就可以亮出自己的论点了：“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一句话，“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也就是说，心肠太好，仍然是君子；而执法过严的话，不免就有点残忍了。因此，苏轼的论点就是，宁愿心肠好放过坏人，也不要因执法太严冤枉坏人。

为了让自己的论点更有说服力，苏轼接着说，“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然后又从反面证明这个做法非常正确。只要大家都“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时间一长，自然天下大同，举世皆庆。

本来可以收尾了，但那不是苏轼的风格，他喜欢重复论证，强化论证力度，所以又来了一段经典：《诗经》上讲，君子一高兴，天下就太平，君子一生气，天下也会太平。难道君子会变戏法吗？不是的，他们不过是该高兴的时候高兴，该生气的时候生气而已。但有一个总的原则不能变，那就是要慈悲为怀。

引完《诗经》，再引《春秋》，说立法要严，但处理要宽，要根据《春秋》大义来决定赏罚，也是忠厚到极点了。

这篇文章，短短六百多字，引用经典达四次之多，偏于论说，是苏轼政论文风格的典型之作，也是为后人诟病的地方，远不如他借景抒情的小文章来得真实有趣。

这篇应试文章，基本是儒家所谓“春秋决狱”精神的翻版，提醒朝廷要积德行善而已。其实，宋朝时期立法思想已经相当成熟，“春秋决狱”的做法渐已式微，成文法的形式日趋明确。但苏轼却仍在提倡以“仁义”定赏罚，以乡愿式的好心肠来定案量刑，其实是赏不公、罚不明，观点未免陈旧，不过，却深合儒门弟子的心意，因此千年以来，赏析不断，被捧为经典。

当时欧阳修看了这篇文章后，大感惊艳。苏轼在老年所作的《太息一篇送秦少章归京》中回忆说：“昔吾举进士，试名于礼部”，“欧阳文忠公见吾文”，立马表扬我说“此我辈人也，吾当避之”。

但这篇文章也惹了点小麻烦。

当时欧阳修把苏轼的这篇文章定为第二名，但另一主考官梅尧臣搞不清文章里皋陶杀人的典故出自哪里，就问欧阳修：“此出何书？”

欧阳修一时也不知道典出何处，就糊弄了一句：“何须出处？”

但欧阳修和梅尧臣都不相信苏轼会信口乱扯，所以还互相安慰说：“此郎必有所据”，只恨我们两个都记不得。

等两人见了苏轼后，欧阳修直接问：此事何典？苏轼不想直说，就骗欧阳修说：这个故事在《三国志·孔融传》的注释里。欧阳修一听，急忙回家翻书，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于是“他日再问坡”。这次苏轼知道瞒不住了，就说：当年曹操抢了袁熙的老婆给儿子曹丕，孔融想劝曹操不要乱来，就说，“昔武王以妲己赐周公”，曹操没听过这事，问孔融典出何处，孔融回“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

然后苏轼招供道：那个皋陶杀人的典故，“某亦意其如此”，只是想当然耳，“何须出处”！

欧阳修和梅尧臣两人听罢，都大为惊骇，这种虚构的事情也敢拿出来作为政论文章的论据，真是惊杀凡人。放到现在，就是天才小说家啊。

虽然当时糊弄了过去，但其他考生知道后，却大为不服，于是“时士以剽裂为文，讪公者成市”，聚众齐骂苏轼和欧阳修，“群嘲而聚骂者，动满千百”，指责欧阳修没有原则，直至闹到仁宗皇帝那里。不过欧阳修早在仁宗那里打过招呼，说要搞文风改革，可能会出点状况。仁宗也不懂文学，就没有继续追究。

苏轼不但在作文中弄假，在考试时还会作弊。

先是在初试的时候，苏轼有个题目搞不明白，只能“对案长叹”，然后偷眼看弟弟苏辙。苏辙对着哥哥“把笔管一掉而以口吹之”。苏轼多聪明，立马明白了：把气吹进笔管里，“盖《管子》注也”。苏轼与苏辙兄弟俩多次作弊，却传为美谈，真是要气杀考官。

到殿试的时候，兄弟二人有点担心，原因很简单，如果两人写的文章观点雷同，恐终有一人会落榜，于是就跟父亲苏洵商量。苏洵对战国文章最熟悉，各种计谋了然于胸，就指点两个儿子说：“我能使汝皆得之，一和题一骂题可也。”兄弟俩依计而行，“果然皆得”，都考中了进士。

兄弟俩考中进士以后，苏洵当然也很开心，对两个儿子感叹道：“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

其时苏轼二十二岁，苏辙只有十九岁，正是大有可为之际，在欧阳修的引荐下，兄弟俩一一拜见宰相富弼和枢密使韩琦。其间献给梅尧臣的《上梅直讲书》和给韩琦的《上韩太尉书》，可以一探苏轼当时的内心所想。

在《上梅直讲书》中，苏轼主要表达了对欧阳修的敬意。国子监直讲（相当于中央大学教师）梅尧臣和欧阳修关系很好，给梅尧臣写信，要比直接对欧阳修说更含蓄一些。

苏轼在信中说自己在七八岁时“始知读书”，就已经“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后来“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意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也”。等到我学了一点东西，意图进京“求斗升之禄”，想拜见欧阳修，但“自度无以进见”，“来京师逾年，未尝窥其门”。幸好通过今年考试，一次认识了你们两个大人物，“向之十余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一朝为知己”，真是幸运！

毕竟当时苏轼年轻，在两位文坛前辈面前，内心充满了谦卑，说“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苟其侥一时之幸，从车骑数十人。使闾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亦何以易此乐也”。可见年轻的苏轼对名声充满向往，希望自己也能成为普通百姓崇拜的偶像。

《上韩太尉书》则又是一种写法。韩琦毕竟是主管军政的高官，不能跟人家空谈友情乱套近乎，所以，苏轼把自己放得很低，文章写得非常谦逊。大致先介绍自己打小就喜欢读书，特别爱看历史，“独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自三代以来，颇能论著”。这话的意思是，让他当个秘书是绰绰有余的。然后转而批评“西汉之衰”是因为“其大臣守寻常，不务大略”，而“东汉之末”又是因为“士大夫多奇节，而不循正道”。苏轼认为，无论激进或保守，都是错误的。

苏轼大谈一番古人政事得失和圣人之言后，终于回到自己身上来，说“轼自幼时，闻富公与太尉，皆号为宽厚长者，然终不可犯以非义”。等我来到京师，“而二公同时在两府”，我一时见不到两位大人，“愚不能知其心”，只能等在路上，“望其容貌，宽然如有容”。你们两人“见恶不怒，见善不喜，岂古所谓大臣者欤？夫循循者固不能有所为，而翘翘者又非圣人之中道”，只有像你们这样的人，才是标准典范！

最后，苏轼提出了一个愿望：写这封信，主要目的“是以愿见太尉”，聆听太尉教导，“得闻一言足矣”。因为太尉“尝辱问其姓名，此尤不可以不见”。

就在这年的四月，苏轼的母亲程氏在四川去世，苏氏父子立即启程回家治丧。苏轼的仕途，由此缓了三年。

苏轼在家守孝期间，常与一帮朋友外出野游，爬山玩水，席地饮酒，发生了许多趣事。但总这样也不是个办法，那都是无效社交，所以苏轼决定出一趟远门，到成都去拜见时任四川首长的王素。

王素是前宰相王旦的儿子，名门之后，不像张方平那样把苏轼当棵葱。但苏轼不死心，他写了一封《上知府王龙图书》，陈述自己对四川的认识，希望能得到王素的赏识。

苏轼开篇就说：王素上任以来，还不到一个月，“蜀之士大夫，举欣欣然相庆，以为近之所无有”，甚至“下至闾巷小民，虽不足以识知君子之用心，亦能欢欣踊跃，转相告语，喧哗纷纭”，说王素守四川，“视区区之一方，不啻户庭之小”。

接着苏轼又提醒王素，要想在四川搞好工作，“有所甚易，而亦有所至难”。

首先，苏轼认为王素能力极强，水平极高，来四川工作完全可以“不劳而自成也”。但是，近来四川人生活也不容易，大家都“惴惴焉恐死之无所”，并且“不知天下复有仁人君子也”。苏轼请王素“释其重荷，而出之于陷阱之中”，老百姓将“莫不欢欣鼓舞之至”。至于如何才能“释其重荷”，把老百姓救“出之于陷阱之中”，苏轼当然不知道，他并没有这方面的实际工作经验。

那么，治理四川难在什么地方呢？

苏轼认为不在于如何发展农业和商业，而在于如何处理好“赋民”与“养兵”之间的关系。既不要从老百姓头上抽太多的税，又要把兵养好。他也明知这件事很难，“非当世大贤，孰能使之两存而皆济”？

苏轼认为四川人穷而且胆小，都盼着王素能带他们过上好日子，“愿闻盛德日新而不替”。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但他相信，“伏惟明公以高世之才，何施而不可？”只要“稍加意焉”，就可以让“天下被其泽”，何况是四川这么个小地方呢？

最后苏轼说，我大着胆子给您写这封信，是想把“旧所为文十五篇”拿给您看看，“政事之余，凭几一笑，亦或有可观耳”。

苏轼这里所说的“旧所为文十五篇”，后来到处送人，给宰相富弼、曾公亮都送了一遍，而且还想法子交给了仁宗皇帝。不过这些文章都是书生议政的典型范文，年轻气盛，雄辩滔滔，除了没有可行性，基本没什么其他缺点，结果自然是也没人理。苏轼后来自己都觉得可笑，自嘲“譬之候虫时鸟，自鸣自已，何足为损益”。

在王素那里没有收到什么效果，苏轼回家继续写文章。到了嘉祐四年（1059年）四月，服丧期满，苏轼一家收拾行李直奔京城，一路坐船顺长江而下，沿途游山玩水，参观名胜古迹，自不待言。爷三个在路上写了很多诗文，后来汇集成册，定名为《南行集》。苏轼专门写了篇序，谓《南行前集叙》，对自己写文章的心得做了一次总结。

苏轼瞧不起为写文章而写文章的人，嘲笑那些人“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他认为，“山川之有云，草木之有华实”，写文章要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父子三人“舟中无事，博弈饮酒”，看到“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于是就“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这些都不是“勉强所为之文也”，而实在“得于谈笑间”，如“山川之有云，草木之有华实”一样，是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才思。

《南行集》中收入诗文一百篇，多是状物写景抒怀，其中不乏佳作，这里介绍两篇，看看苏轼的情怀。

途中经过湖北秭归时，苏轼特地爬上岸去，跑到四大美人之一王昭君的老家宝坪村（又叫昭君村）里逛了一圈，顺手写了一首《昭君村》：

昭君本楚人，艳色照江水。

楚人不敢娶，谓是汉妃子。

谁知去乡国，万里为胡鬼。

人言生女作门楣，

昭君当时忧色衰。

古来人事尽如此，

反覆纵横安可知。

苏轼写文章喜欢另辟蹊径，这首诗也不例外。“昭君本楚人，艳色照江水”，是说昭君艳色迷人。“楚人不敢娶，谓是汉妃子”，因为太漂亮了，当地人都不敢娶她，认定了她是“汉妃子”，注定要当皇妃。“谁知去乡国，万里为胡鬼”，这句急转直下，显示了命运的无常。“人言生女作门楣，昭君当时忧色衰”，是说当时的风气，生女孩，都是为了给家里撑门面的，所以“昭君当时忧色衰”。最后苏轼感慨：人生莫测，起伏不定，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呢？这个意思后来在他的几篇有名的议论文章中也反复表达过，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一回事，都有对人生与世界的怀疑和无奈，表达了顽童对于人生与未来的迷惘。

在另一首诗《夜泊牛口》中，还没有正式踏上仕途的苏轼已经开始表达归隐田园的想法了，自此以后，这一直成为他作品中难以挥去的情结。在出仕和遁世的矛盾纠缠中，他最终选择做个精神上的隐士。

且看《夜泊牛口》全诗：

日落红雾生，系舟宿牛口。

居民偶相聚，三四依古柳。

负薪出深谷，见客喜且售。

煮蔬为夜飨，安识肉与酒。

朔风吹茅屋，破壁见星斗。

儿女自咿嚘，亦足乐且久。

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

富贵耀吾前，贫贱独难守。

谁知深山子，甘与麋鹿友。

置身落蛮荒，生意不自陋。

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

在诗中，苏轼羡慕山民的那种淳朴安闲的心境，虽然生活很贫苦，但“亦足乐且久”。然后开始反省，说“人生本无事”，但我仍然“苦为世味诱”，面对“富贵耀吾前”的诱惑，很少有人真正做到安贫乐道，因为“贫贱独难守”。对此，苏轼不得不叹息自己“汲汲强奔走”的无奈与可悲。

根据当时惯例，考中进士要先到地方当一届小官再谈提拔，所以，苏轼被任命为河南福昌县主簿，苏辙被任命为河南渑池县主簿。

主簿是帮助县长写文件的秘书，官阶九品，芝麻般大小，让“奋厉有当世志”苏轼相当不满。兄弟二人与老苏商量以后，均辞不赴任，在京城里继续等待，因为朝廷正要举行“制科”考试，这是一个重要的机会。

如果把进士考试看作一般国家公务员考试，那么制科考试就是中央机关的公务员考试。这种考试想起来就举办一次，谁碰上并考取，谁就有着更为光明的前途，对积极准备当官的文人相当有吸引力，是“汲汲强奔走”的最佳时机。苏家兄弟当然不想错过这次机会。但是，按正常程序，苏轼应干完一任地方官才能参加制科考试，除非不走正常途径，直白点说就是走后门。这个时候，就可以用上欧阳修了。

欧阳修爱惜苏轼才华，只好放弃原则，给朝廷写了篇《举苏轼应制科状》，大力表扬苏轼“学问通博，资识明敏，文采烂然，议论蜂出”，应该让他破格参加制科考试。

在欧阳修的推荐下，苏轼得以报名参加“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试。这个专业还是很对苏轼胃口的，为了造势，他摇动如椽巨笔，一连写了二十五篇《进策》，二十五篇《进论》，大谈国事。当时苏轼不过二十多岁，正是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年纪，虽然没有任何实践经验，但架不住读过的书多，文字朗朗上口，所以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这几篇文章立马传遍京城。苏轼大名一时间“霆轰风飞，震伏天下”，不管认字不认字的，都抢着看他的文章。千年以后，在《苏轼全集》中，仍然靠这几篇策论撑政论文的门面，虽然没太多实际建议，但文采灿烂，态度认真。

苏轼得到了参加制科考试的机会，知制诰（起草诏令的官职，相当于皇帝的秘书）王安石任详定官。考生成绩先由初考官打分，然后密封交给复考官打分，再交给详定官做最后复核裁定。这一安排为苏王两家的矛盾埋下了祸根。

苏轼在考试时写成的《御试制科策》足有六千多字，在毛笔写作的年代，可不是个小数目，可贵的是，不但篇幅饱满，而且“文义桀然”。不妨看看他表达了什么。

文章开头，苏轼就大胆批评仁宗皇帝“上下相安，以苟岁月”，又反对王安石在《万言书》中提出的变法主张，并埋怨仁宗不懂得“御臣之术”，让手下的官员太轻松了。

当时主考官除王安石以外，还有司马光、欧阳修、蔡襄等名流，大家对苏轼的文章都没有什么意见，承认他写得好，将其定为三等。因为一、二等基本是不取人的，三等已经算是很高的成绩了，百年间只出过一个三等，苏轼是取得三等的第二人。不过以前制科考试不许打草稿，从苏轼这一届开始才可以先打草稿，然后定稿。尽管如此，苏轼的成绩仍然非常突出。

专门记录苏轼和他的门下弟子故事的《师友杂谈》曾记下这样一则旧闻：苏轼亲自说过，他跟弟弟参加制科考试时，前来参加考试的文人很多。宰相韩琦接见客人时说了一句话：“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试何也？”吓得大家都不敢考了，“于是不试而去者，十盖八九矣”。可见苏轼当时的名气实在太高，导致人人敬畏，不战而胜。

苏轼还说过一个故事，说制科考试的时间一般在八月中旬，不巧的是，他跟弟弟准备参加考试时，苏辙突然病了。正在无可奈何之际，宰相韩琦听说了这件事，于是上奏说：今年参加制科考试的考生中，以苏轼和苏辙“最有声望”，现在苏辙病了，不如把考试时间向后推一推，等他病好了再考。结果皇帝听从了韩琦的建议，把天下考生都晾在那里，硬是把考试时间向后推迟了二十天。

虽然苏轼顺利通过考试，但苏辙的文章让各位考官分歧很大，并成为苏家痛恨王安石的导火索。

原来，苏辙在考试文章中不但猛烈批评仁宗皇帝，指责仁宗工作不力，二十多年来基本上没有取得过什么像样的成绩，而且把中书、三司、兵部、吏部等部门的主要领导全批了一遍，等于把中央工作全盘否定。

苏辙与苏轼不同，性格相对内向，做事中规中矩，在考试中却如洪水泄闸突然爆发，以大言狠语博取眼球，希图以此一鸣惊人。就算整不出什么名堂来，但以太祖不杀士人的家规，谅必也没有性命之忧，这是一场有惊无险的赌博。

这篇文章不出意外地引发了巨大争论。是否录取苏辙，主考官分为两派，其中一派认为苏辙借抨击领导攻击时政而抬高自己，明显是沽名钓誉。作为主考官之一的王安石，和韩琦、曾公亮等人态度一致，反对录取苏辙。但司马光却力挺苏辙，表扬他敢于直言，且内容切中要害，“独有爱君忧国之心”，这样的人才不能不录取。

两派争执不休，谁也不服谁，没有办法，只好拿去请皇帝做最终裁决。

仁宗皇帝非常注意社会舆论，也很在意后人对自己的评价，针对这个事件，他写了道批语：“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其谓我何！”还是把苏辙给录取了。

据无名者传言，皇帝下班后对后宫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这句话被有意无意地传播开来，一时间苏家兄弟的名声如日中天。谁料这句半真半假的传言，却压了苏家兄弟几十年，最后几乎没把苏轼害死。

制科考试结束后，苏轼继续到处写信，相当于投简历，和军政各方势力联络感情。除了给翰林院的名人，苏轼还连写《上富丞相书》和《上曾丞相书》两信，试图得到富弼、曾公亮两位宰相的青睐。

苏轼的文字功夫在这两封信里得到了极好的表现，火候拿捏得正好，没有谄媚之语，然而细细读来，就像等待大人赏赐糖果的小孩，虽然为了自尊而竭力隐藏自己的意图，但在别人看来，心机却简单而直白。

苏轼说富弼：“明公之为宰，四夷不作，兵革不试，是明公无贪于得，而无惧于失也。”西夏、辽和中国发生摩擦的时候，“中国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词”，为什么呢？因为“明公之勇，冠于天下也”。苏轼认为富弼不仅勇敢，而且富于仁义，“明公之仁，及于百世也”，像我这种读书人，遇到富丞相这样的上级，“生于世如此亦足矣”。苏轼继续称赞富弼淡泊名利，“无复有所羡慕于天下之功名也”；而且博通古今，“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书，莫不尽读”；更兼智慧超人，“礼乐刑政之大小，兵农财赋之盛衰，四海之内，地理之远近，山川之险易，物土之所宜，莫不尽知”；此外就是为政清明、料事如神，“当世之贤人君子，与夫奸伪险诈之徒，莫不尽究”。总而言之，苏轼对富弼的定性是“名为天下之贤人，而贵为天子之宰，无贪于得，而无惧于失，无羡于功名，而无畏于博学”，几乎是完人。

然后苏轼就提出了对政府用人的看法，他告诉富弼，现在“天下之未大治，兵之未振，财之未丰”，需要英雄人物出场，领导大家奔向光明，可是富弼却因为手下无人而难出成绩。所以，苏轼请富弼向范仲淹学习，“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弦外之音就是，应该把我苏轼收入相府门下，“以收功于无穷”。

苏轼在最后写得相当坦白，说自己是“西南之匹夫，求斗升之禄而至于京师”，现在受到“翰林欧阳公”的推荐，虽然时常“发其猖狂之论”，但仍然希望“进说于左右，以为明公必能容之”。于是把自己写的几十篇文章呈交富弼，以期有所收获。

富弼浸淫官场多年，早已把苏轼的意图看得清清楚楚，这样的年轻人他见过太多，并没有加以回应。

但苏轼不急，他又给另一位宰相曾公亮写了一封信。在《上曾丞相书》中，苏轼含沙射影地抨击与曾公亮关系很好的王安石，指其一言一行“莫不为异众之行”，“莫不为怪诡之词”，这种人一旦主持工作，一定会“比物引类，以摇撼当世”。

苏轼把他所认为的“小人”狠狠地讽刺了一遍，然后就谈到了自己。他拐弯抹角地把自己说得很高尚：“自为学至今，十有五年”，只是“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所以我极度自信，也因此不讨人喜欢，我的文章也没有机会“至于公相之门”，现在希望通过这次考试找个好工作，同时请您指导一下我写的十几篇文章。

让苏轼失望的是，曾公亮也没有回应。后来曾公亮还是大力推荐王安石成为宰相，苏轼并没有如愿以偿。

不过苏轼仍然有官做，因为制科考试通过以后，朝廷需要为他们统一安排工作。中书研究了一下，“以轼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签判”，“辙为商州军事推官”，都是正八品。

王安石当时担任知制诰，分配工作的诏书由他起草。王安石在录用苏轼的制词中说：“敕某：尔方尚少，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才能之异，志力之强，亦足以观矣。”王安石对苏轼的评价相当不错，也相对客观。但同时认为苏辙的文章根本不合格，不配外放为官，所以坚决不发任命书，连宰相韩琦出面劝解也没有用，苏辙因此无法外任。

此一举动，彻底激恼了苏家三个文豪。苏轼写下三首《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对苏辙无法外任为官打抱不平。他说“策曾忤世人嫌汝”，但又劝弟弟，不出来做官更好，留在京城里正好可以“万事悠悠付杯酒”，京城是隐居的好地方，可以“万人如海一身藏”。

也是合该生事，欧阳修有一个好朋友，名叫裴煜，被任命到吴江任知州，欧阳修置酒送行，请苏洵、王安石、王安国等八个人作陪。苏洵因为苏辙的事情，在酒桌上怎么看王安石怎么不顺眼，便故意生事，不和王安石喝酒。

王安石本来对喝酒兴趣不大，并不在意。弟弟王安国视兄如父，见苏洵对王安石如此不敬，心下当然不爽，便在言语中对苏洵暗下讥讽，当时一桌在座的也都是聪明人，大家便无心喝酒，不欢而散。

后来王安石母亲去世，朝中很多名人都接到了王安石的请柬前去参加丧礼，只有苏洵拒绝前往，并把一肚子怨气撒了出来，趁此机会，写了一篇震动朝野的《辨奸论》，直接对王安石发起人身攻击。

这事其实还有争议，《辨奸论》的作者到底是谁，一直存在种种猜测，包括司马光、富弼、邵雍、邵伯温等人都曾作为嫌疑人被提起来过，但《古文观止》收录《辨奸论》时，白纸黑字，作者栏写的就是苏洵。

并不是说《古文观止》认定作者是谁就得是谁，而是说，《古文观止》把这么一篇文章收录进去，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毕竟《辨奸论》的文字确实有冲击力，绝非俗手所作。如此强悍的文字，应该不是苏洵能写出来的，表面看来，他的性格属于敦厚型，硬是让他写出这么一篇文章来，只怕不容易。

可是《辨奸论》总得有人来写，不是苏洵又能是谁呢？

有人指出《辨奸论》其实就是苏轼写的，然后以苏洵的名义发表。

《辨奸论》的措辞排句紧凑有力，一步一顿，文辞凌厉，但义理上却牵强附会，经不起推敲，那正是典型的苏轼行文风格。而且苏洵生前审订自己文集时，并没有收录《辨奸论》，可见苏洵并没有或是不敢把《辨奸论》纳入自己的名下。不过苏家对此文的态度很奇怪，后来张方平在《文安先生墓表》中明说是苏洵写的《辨奸论》，以张方平和苏家的关系，应该不会出现严重错误，而且，墓表一般都要经过家人的同意，当然不可能臆测。更重要的是，苏轼在《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中，也承认这篇文章是苏洵所写。苏轼还在父亲死后，再次修订苏洵文集时，直接把《辨奸论》塞了进去。这个时间差很能说明问题，有可能是苏洵生前没有认可这篇文章，死后却被苏轼把文章安在了他的头上。

此外，在《辨奸论》中还有一处硬伤，即把山涛讲的话当成羊祜的话加以引用，此类错误实在是苏轼的一贯作风，他平生最怕死记硬背，也不想查找文献一一核对，在苏轼文集里，确实存在一些史实讹误。

所有情况整合在一起，可以认为，《辨奸论》出自苏家，是苏家集体智慧的结晶，但爷几个对文章到底署谁的大名没有取得统一意见。毕竟这篇文章的文风恶劣，某种程度上会有损作者形象，连苏洵自己都觉得《辨奸论》太过分。真正和王安石有直接利害冲突的，是苏轼，而不是苏洵，苏洵已经老了，不可能成为王安石的竞争对手，而有宰相之志的苏轼，也必须顾及点社会影响。

《辨奸论》全文如下：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全文直接以王安石为目标，指责王安石是一个“阴贼险狠，与人异趣”的人，是一个“不近人情”“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的人，是一个将要被“举而用之”而“为天下患”的人。总之一句话，“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

自打《辨奸论》发表以来，就不停有人对文章中的观点进行反驳。苏轼在看到《辨奸论》成稿以后，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说：“嘻，其甚矣！”

清代的王安石研究专家蔡上翔批评《辨奸论》“支离无据”，“乱杂无章”，“不成文理”。清代理学家李绂也说，王安石“其术即未善，而心则可原，曾何奸之有”？

总而言之，苏家和王安石的梁子算是结定了。不过苏轼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到凤翔上任。正是以凤翔为起点，苏轼踏上了多灾多难的为官之路。天高皇帝远，他的顽童天性得到了任意挥洒的机会，文学才华也在远离朝廷的地方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OznPch7Ep3F8btwAruU9ZenffeasKPxqRdMQZBYVprnBo8rD5xsC6MWJIAaVs38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