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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过一张名片,这才让认出了眼前这个卷发美男:“汉国!”

他拍拍我的肩,“你也来开会?”

“你呢,哪个组的?”我注意到他的金边眼镜和大围巾,还有胸前的出席证以及大会统一发放的黑皮文件包。两个记者模样的人跟在他后面,似乎正急着等待他接受采访,把他当作这次政协大会的新闻热点之一。

我后来才知道,他现在是一个音像公司的老总,还当上了这个理事那个委员,事业如日中天。我们同桌就餐的时候,他一会儿去接北京来的电话,一会儿去接香港来的电话,但这并不妨碍他在见面的十分钟之内,让我知道他的种种好事,比如他刚刚出国回来。他照顾着身边一位身着皮短裙的红唇少女,据说是某局长的千金,抢先给她夹了很多菜,夹得她满碗色彩灿烂,都要堆不下了。他笑出了一串串金属共鸣之声,向皮短裙说了个什么事,我没有听清,只记得他嘴里冒出“佛罗伦萨”一词颇有意大利韵味。

皮短裙没有胃口,无精打采地挑了几筷子,说这里的饭菜就是不好吃,然后拿出小皮包离席。汉国也就放下碗筷跟在她屁股后头离去。

下午是小组讨论,汉国身边还坐着这位身份不明的皮短裙,一会儿给自己补妆,一会儿戴上耳机听音乐磁带,闭着眼摇来晃去的,让几位高龄委员交换着目光,脸色颇有些不快。但这种不快很快一扫而光,因为汉国的发言实在太精彩。他首先说了两条北京最新消息,让大家情绪振奋,又提到几个大人物的名字,使听众对他的身份和背景充满好奇。

“全国各地都在大力纠正冤假错案,为什么我们这里就是阻力重重?那么多罪恶累累的人为什么还不忏悔?那么多冤屈者为什么还得不到昭雪?我们这里不会是台湾吧?党的政策一到这里就打了折扣,下次我碰到耀邦同志的秘书,我该怎么向他说?……”他目光炯炯环视四周,接着说到了当年的“共产主义人民党”,即共人党案件和他的弟弟,一个惨遭杀害的少年英雄,一个抵制“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忠贞烈士,一个勇敢保卫刘少奇、彭德怀及众多革命老干部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并且为此献出了年仅十七岁的生命!十七岁呀同志们!青春岁月呀同志们!花季少年呀同志们!谁家没有儿女?谁家没有父母?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岂能忍心……

在座几位女委员已经不忍心地抽泣,一些老同志也眼眶红红的。

汉国继续说,这个案子在社会各界关注之下虽已名义上获得平反,但纯粹是“高空作业”和“文字杂技”,有关政策并未落到实处。烈士的母亲,当年因悲痛而死,可至今拿到了一分钱的抚恤费吗?烈士的其他亲人,多少年来因冤案而失去了政治前途,不能入党,不能上大学,不能得到提拔重用,可有关方面至今做出了什么补偿吗?……

他哽咽得有些说不下去。

“罗委员,我们愿意联名上书,向中央反映你这个问题!”

“罗委员,你不要太难过,我们都是支持你的!”

“小罗同志,你不是同耀邦同志很熟吗?你向他提提呵。”

……

会场上气氛十分热烈。

汉国又出示两张照片,分别是两位老干部与他的合影。一位是刘少奇的夫人,另一位是某退休老将军。据他说,这些首长都感激他弟弟当年的义举,一直与他保持着密切联系。

他还拿出一首诗,说是某著名诗人被他弟弟的事迹感动得彻夜未眠,连夜写下了这首长诗以表慰问和崇敬:

你比我们都要嫩弱

但你用肩头担当了所有责任

你比我们都要年轻

但你眼睛里收藏了所有历史

你在刑场上回过头来原谅我们的缺席

一声枪响,令多少人今后长夜难尽

……

汉国朗诵诗的时候,泪水奔涌而出,尤其是当他朗诵到“请让我燃烧”的关键处,节奏一路急板冲向了最高潮然后戛然而止,他的嗓音已经沙哑,伸向空中的一只手已经定格。他的头甩出黑发的波浪,然后低下去,长时间不再发出声音。

人们像醒了过来,报以哗哗哗的鼓掌。

看着他的身体造型,我像看着一尊佛罗伦萨的大理石雕塑,只能从他垂发的剧烈抖动,才发现他还是个活人,才知道他正在设法掩藏着自己的失声痛哭。我忍不住心头一紧,鼻子也跟着发酸,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慰他。他刚才发言时的某种夸张,还有饭桌边的某些小动作,在这一刻都显得微不足道。

我看见皮短裙少女也在眼泪汪汪,看见更多听众走上前去,把汉国扶回座位,给他倒了一杯水,让他控制一下情绪。一位出版界的委员愤怒谴责政府有关部门的行政效率。一位戏剧界的委员当场愿意捐款。还有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干部,上前握住汉国的手,说你一定要节哀,一定要节哀,你的兄弟就是我们大家的兄弟,你的苦水就是我们大家的苦水,你哭吧,大声哭出来,心里会好受些。我就是豁出这把老骨头也一定要把你说的这些过问到底,一定要让九泉之下的英魂……老人说到这里已面色惨白,目光发直,偏偏欲倒。随着一位秘书模样的人大喊救心丸,大喊氧气袋,大家七手八脚把老人扶到沙发里躺下。

我看见汉国发出一声惊叫,扑到沙发前,背脊在老干部脑前一起一伏,直到医生带着担架赶来。

这天晚上,一个大学的学生会请几位社会名人演讲,把汉国也请去了。前来聆听演讲的学生太多,组织者只好把会场从小教室改成大教室,又从大教室改成灯光球场,一晚上折腾了好几次。于是,汉国那一头漂亮的波浪型卷发在白炽聚光灯的照射之下,再次不期而遇撞入我的视野——我是来会一位教师朋友的。面对黑压压的青年学子,他再一次说到了烈士,再一次朗诵著名诗人相赠的长诗,再一次声情并茂抑扬顿挫地赢得了灯光球场上的鸦雀无声。稍稍令我惊讶的是,当朗诵到“请让我燃烧”的关键处,他还是节奏一路急板冲向高潮然后戛然而止,他的嗓音照例沙哑,伸向空中的一只手照例定格。他的头照例甩出黑发波浪,然后低下去,长时间不再发出声音。

我是应该鼻子发酸的,事实上也差不多要酸了,但我发现台上古典雕塑的失声痛哭,来得太精确了、太规范了、太雷同了,完全是设计动作的如期实现,使我的鼻子欲酸又止,反有一丝惊愕。

也许,正是这一个扫兴的夜晚,正是他后来在公众面前一次次雷同的激情失声,使我觉得他的一切所为都有点设计感。连他的一个惊讶、一个微笑、一个耸耸肩的动作,似乎都出自台后的排练。报上发表了罗汉民少年烈士当年的日记,让我读出了汉国却没读出汉民的口气,怎么读也有太多的虚构感。报上又发表汉国回忆英雄弟弟的文章,让我总觉得有些离奇不实,比方他说弟弟曾经为抢救农民的山林,差点被山火烧死——有过这种事吗?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有一次他还打来电话,问到我的哥哥:他是否愿意写一写他们当年的知青学习小组?他说台湾某出版社要出版一套丛书,其中有一本专门介绍“文革”时期的中国地下组织,实在是一个青史留名的好机会。

我想都没想,就说这不可能。

他不知道我的火气如何这样大,“你同太太拌嘴了?”

“没有呵。”

“那是为什么?是不是担心报酬太低?”他说写这些文章确实报酬甚微,只是尽社会责任感而已。他说台湾方面虽然拿一点编辑费,但他要寻找选题、搜集资料、联络协调、加上审稿,加上国内外数以百计和千计的电话,得让他倒贴好多钱呢,但有什么办法呢?社会责任感呵。

“汉国兄,不是什么钱的问题。只是我哥这一段太忙,何况陈谷子烂芝麻的,有什么好说的?说得太多了,是不是有炫耀之嫌?”

他没有听出我的话中有话,电话中不时插进一些礼貌抱歉:“对不起,我要换一个磁带了,请你等我二十五秒钟。”或者是:“对不起,我要给太太递一下袜子,请你等我七秒钟。”或者是:“实在对不起,我要关一下空调了,室温实在太凉了,请你再等我十三秒钟。”诸如此类。他把每一个举动的时间预估精确,而且说到做到。

直到最终放弃说服,他也不失佛罗伦萨式的风度:“周末愉快,bye!”

他后来果真去了美国和欧洲,可能圆了他的佛罗伦萨之梦。他的照片出现在一本朋友寄来的英文杂志,是一张背靠沧桑老墙的满脸沉思之照,眼里透出无穷苦难和非凡忍受,完全是一个受难的东方耶稣,只是新近拉出的一道双眼皮让我陌生,让我看了好一阵才确认是他。这张明星照旁边有一篇文章《地火在中国》,是一名记者对他的采访。应该说,他的自我吹嘘不会使我惊讶,只是他内外有别的说话技巧让我刮目相看。就是说,他知道到什么山上该唱什么歌,在什么分寸上要悄悄带住,在什么情况下又可以大大越位,不经意之中把每句话往某些人心窝子里说,往某些人最想听的方面说。比方他现在是面对西方记者,弟弟的故事便在他的嘴里有了微妙改写:弟弟是一个叫“人民党”的地下组织的领袖(“共产主义”的限定语已经隐去);这个组织是为了反对中国的专制,是为了争取民主和自由(“保护老干部”、“忠于党的事业”等一类国内版标签已及时摘除);有millions(数百万)中国人因这一案件受到迫害(估计中国人大多不懂英文而且读不到这个杂志,不妨在数字后面随便加几个零);这个组织是中国一九四九年以后第一个遭到镇压的异己人士团体(完全是欺侮一般西方人不懂中国当代历史)……最后,他还自称该组织领导人之一,当年虎口脱险,曾在中国南部大山的原始丛林里过了好些年逃亡生活,这一次不过是来欧洲募集国际社会的捐款,为众多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援助。

接下来的一些辛酸故事,是那些可以让三流记者摩拳擦掌然后可以让很多家庭妇女大动悲情的情节。比如他说到《圣经》——他举起手中一本《圣经》,放在嘴边吻了一下,称那是弟弟的唯一遗物,因此他现在不论到哪里都枕着它,以表对弟弟的怀念。

他在哪个货摊上买来这个小道具?——我读到这里时真想笑。

记者的采访还在继续:关于肖寿青,关于肖的妻子和孩子,还有汉民当年在银行门前打劫的事。

“完全是圈套,相当于希特勒当年制造的国会纵火案。后来有铁的事实证明,那家银行在警察指令下设计了这一事件,然后嫁祸于我弟弟!”

记者很满意:“我们估计的也正是这样。”

这种说法我是第一次听到,不免有些吃惊。我也痛恨当年的警察,但警察竟然狡猾到这种程度,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我想找到汉国,查证一下他说话的依据。不过眼下他是大红人和大忙人,找他实在太难了。电话打到他的公司,对方说他已经调往出版局。电话再打到出版局,还是一次次扑空。第一次,女秘书说他已经去参加优秀共产党员表彰大会。第二次,女秘书说他陪北京来的某首长去看望老战友。第三次,女秘书反复查问我的姓名和事由,见我不说出什么事由,就说罗副局长今天不接电话,她只能代为转达。

他还算念旧情,听女秘书汇报以后,把电话打了回来,问我有何贵干。

“我看了英国记者对你的采访……”我听到他的沉默,“关于银行门前打劫那件事闻所未闻,让我觉得很有意思……”

“什么银行?”

“就是你说的呵。”

他又有一段沉默,接着在电话里发出大笑:“老弟呵老弟,西方媒体的话你也相信?他们能拿出我谈话的录音吗?跟你这样说吧,我最近还要找律师,起诉《纽约时报》和台湾的《新新闻报》,他们也造了我很多谣,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怎么能这样搞呢?太不像话了么。只是我最近工作太忙,没顾得上这件事。”

他把电话挂了。

我无话可说。他做什么都滴水不漏无懈可击,让我最终说不出什么,也让其他任何人都说不出什么。也许,他眼下正冲着镜子做鬼脸,吻一下自己的英俊形象,憋不住自己的得意微笑吧? aLUxAewhyS+6HOPaHyOFvNzzvERbxohULA4jFewnlH1OT13W9HUdklFFK2Ih6T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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