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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军来到知青点的时候说了上面这些情况，再一次回味副局长有力的握手，回味他家里那面鲜红的锦旗——是一群警察和几位街道居委会干部敲锣打鼓送来的，上面有“大义爱国高风亮节”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汉军说，等他弟弟出来以后，他就要把弟弟送到我这里来，让我好好教育他。他甚至做好了退职的准备，带着弟弟一起下乡，好好管束他，再不能让小杂种胡来。
我问他，汉民什么时候可以出来？
他说，不知道。
他口气里透出某种乐观，这是因为有副局长的握手和微笑，有家里那一面大锦旗。但他对这种乐观似乎又不大有把握，才抓住休息日跑到我这里来，要同我说一说，也就是说一说而已。没有买到汽车票，他就步行了四十多公里路，走到半夜才摸进了我所在的村子。他说只能在这里停一停，顶多停四五个小时，因为他还得赶回厂里去上班——他眼下已沦为反革命案犯的亲属，不得不格外注意遵守纪律。
我不能留他，也没找到面条和鸡蛋给他做点吃的，只在衣袋里揣上两个生红薯，陪他上路夜行。我们走进寂黑的夜晚，走在隐约可见的沙石路面上，听脚下嚓嚓嚓的脚步声特别响亮，不时惊跑了路边的青蛙，或者招来附近农家一片狗吠。黑森森的山峦在我们身边有时慢慢地升起来，有时又慢慢地落下去，像一片黑色巨浪要把我们吞没在浪谷。
走得冒汗，我们索性脱了上衣，光着膀子赶路。
“都是那个小杂种害的，”汉军发现自己两脚都已经出现水泡，“等他出来，老子有他的好看。”
“他挨了这一烙铁，应该会有教训了。”
“他差点害得我们家破人亡呵。你想想，要是这畜生真被判个七年八年，我老娘一条命不就送到他手上？全家人的反革命家属不就当定了？国鳖也是个王八蛋，守在他面前也是个瞎子。传单就在他隔壁印，他只会梳头发，照镜子，嫖客一样，不闻不问。我老娘也是个猪，把他从小惯到大……”
我想宽宽他的心，说了好几个听来的轻判案件，还说到我自己的哥哥。他原来属于省城最激进的红卫兵派别，下乡时去了一个遥远的山区小县，在那里与同队知青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白天干农活，晚上在油灯下读书和讨论，规划着心目中的世界革命。有一次，一个邻队知青来借粮食，顺手借走了他们的讨论记录本，并且一借就没有归还。后来才知道，记录本作为反革命罪证上交到公社，并且一直惊动了县、地、省各级有关官员。毛泽东南巡时，省委书记在汇报中还提到这事。毛泽东的指示不得其详。后来据一位身处官场的朋友透露，传达下来的只有一句话：“二十年以后再看。”这句话有点费解：二十年以后再看？是要放长线钓大鱼？还是领袖相信革命形势会越来越好于是小逆贼们会不战自降？……反正就是因为有这句话，因为有这一个神秘莫测的“二十年”，那一伙遭到举报的知青竟然有惊无险，没有任何人被捕。腊月寒天，他们试探着去公社里请假探亲，干部们的脸上也没有任何阴谋，想都没想，就开出路条，放他们远走高飞了……
听到这里，汉军果然轻松了一些。“就是么，青年人怎么会反革命呢？不都是想爱国吗？不都在学马克思主义吗？说实话，汉军那小杂种讨厌是讨厌，但他思想比我进步得多，成天就想着国家和世界，都走火入魔了。”
“政府肯定要想到这一点的吧？不会不考虑他们良好动机吧？”
“至少也得给我老爸一点面子。不然以后哪个还敢大义灭亲？”
“当然，当然。”
我们说得高兴了，把话题转到画画，转到汉军最近迷上的油画。我与他约定，等这件事过去了，他带着油画颜料来，与我一起去写生。
我把红薯递给他。
“你吃。”
“你吃。我不饿，一点都不饿。”
我们终于看见了渐渐放明的东方天空。